中国改革政策的困局(1)

该文章来自联合早报 http://www.zaobao.com/yl/yl100803_001.shtml

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发展和稳定一直是中国三个互相关联的政策领域。通过改革而得到发展，通过发展而达致稳定，而稳定本身又反过来有助于再改革和再发展。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但近年来中国总体局势的发展，在很多方面表明这三者之间似乎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即改革停滞不前，发展速度加快，社会则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而社会的不稳定则反过来制约着改革和发展。

　　从改革而言，方方面面似乎已经遇到了瓶颈或者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经济改革开始得最早，无论是1980年代还是1990年代，方向很明确，那就是市场经济。当时的改革力度也不小，尤其在1990年代，政府出台了“抓大放小” 的改革战略，成效显著。国有企业得以重组成为大型的企业集团，意在加强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而以民营化为主题的“放小”政策，则大大强化了中国非国有部门的力量。此外，中国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接轨。内部的改革和外部开放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莫大的动力。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两位数的增长，就是前面所进行的改革开放的“红利”。

　　不过，近年来，经济改革方面已经举步维艰。1990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公司化、公司治理和规制等方面的改革得不到深化。国企越做越大，越来越多企业从规模讲已经排到世界前列。但无论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还是从技术创新来说，中国的国企都无法和先进国家的相比。原来所设想的通过重组国企来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标显然没有达到。相反，随着国企的扩张，越来越没有边界，挤占非国有部门的发展空间。

垄断型国有企业阻碍改革动力

　　近年来，随着央企和地方国企大肆挺进房地产等领域，国企很快改变着原来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保持相对平衡的格局，对中国国民经济的结构产生着负面的影响。实际上，国企是通过垄断和行政权力来聚集财富的。很大程度上，国有已经演变成一种有效的财富转移机制，把财富从非国有部门转移到国有部门，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大多人转移到少数人。如果通过垄断和行政权力就能获利，国有企业就没有从提高生产力和技术方面求进步了。也很显然，垄断型国有企业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的阻力。

　　相比之下，非国有部门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尽管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在宪法和法律上，非国有部门已经合法化，但这个部门仍然遇到无穷的实际政策的歧视，意识形态和法律上的平等性只是一纸空文而已。缺少资本的民间企业，得不到国家控制的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支持，而已经聚集了相当金融实力的民间资本，则缺少投资的空间。也令人遗憾的是，国家对民间融资要不不容许，要不加以过多的控制。如果容许民间融资，中国的非国有部门的投资是可持续的，因为资本过剩部门会流向资本短缺部门。在民间融资得不到发展，而国家银行又不给有效支持的情况下，需要资金的非国有部门得不到发展，资本过剩的部门又没有投资空间，从而到处盲流，大肆炒作一切可以炒作的物品，包括房地产。

　　社会改革方面的情况更不容乐观。本世纪初，随着社会问题的凸显，政府开始把社会改革和社会政策提高到改革的议事日程上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方面都是政府要改革的。社会改革方面的政策话语早已经在台面上，包括全面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那么，事实上怎样呢？不能说政府不作为，在所有这些方面，政府已经尽力。但是从社会的满意度来说，到目前为止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既得利益要不阻碍改革、要不改变改革的方向，要不挟持改革以图私利。因此，改革所取得的成效，远远弥补不了经济发展对这些社会领域的破坏程度。

“权力资本”驱动经济发展

　　但是，令人费解的是，既然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没有实质性的改革，那么中国这些年的发展为什么反而是在加速呢？无论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还是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相反，中国似乎从危机中找到了发展的动力。的确，为了应付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很多非常有效的政策举措。但应当说明的说，这些政策举措并不是改革。或者说，近年来，中国的高度经济发展，并非通过实质性的经济改革而达成。概括地说，高速的经济发展是GDP主义指导下，以国家经济和金融部门来发动的“开放式的经济动员”而取得的。这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利益驱动的发展，依靠的是官员和企业家的逐利本能（basic instinct）。单纯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发展策略，使得权力与资本结成实际联盟，形成一种不可抗拒的“权力资本”。不分领域，不管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哪里能够盈利且没有强大的抵抗，权力资本就流向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