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的危害

文明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各个民族对自己生存境遇的一种认知和解释。在人类文明的初期，每个民族面对的环境其差异是最巨大的。所以，当我们打开《易经》和《圣经》时，就让我们感受到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希伯来人面对的灾难，主要来自外族和环境的变迁，而现实中没有任何人和任何东西，可以长久地决定他们的命运，因此，他们创造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给他们带来希望的上帝，所以他们的《圣经》里总涌动着对新世界的希望。在中国，由于一种平原而封闭的农业生产，我们很早就为自己打造了一个静态的专制社会。这种专制社会的非人性与非理性结构，给帝王和百姓最深的感觉，就是命运总是握在对方的手中(帝王需要顺民－－好管理，百姓需要清官－－好生存）因此建立一种高于一切的道德，就成了帝王和百姓最强烈的渴望。中国人对世界的观察和理解，因此无不带有道德的情趣，《易经》作为中国智慧最早的集成者，已带有这种显著的特征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易经》第一卦《乾卦》的第一句卦辞。对“天”不作任何进一步的解释，可见观察自然，只是始于道德情趣（不会象西方那样真的去探究天为何物－－从而发展出天体力学直至当代的科学的宇宙观。）这是因为，道德，才是专制社会的运行所必须遵守的规则。封建社会环境下的人们，包括统治者，要避开灾祸平稳的生存，就必须懂得《易经》所强调的道理，这种道理虽然不是世界的全面或全部的逻辑，　反映的却是中国专制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现实，或者说是一种畸形的现实。所以，《易经》面对世界的视角，也是一种偏颇的角度。只是我们在这个畸形的社会中，自古都无法看出《易经》智慧的畸形而已。相反，它却像一把探路的拐杖，能让我们在黑暗的生存中不至于跌倒。所以，我们就误以为它是世间最辉煌的智慧。实际上，到了一个更加明亮的世界，它完全是一种可以丢掉的东西，除非我们完全闭上眼睛，来证明它的价值。

避祸，是中国智慧的核心。所以在有关愉快《豫卦》之中，对愉快的记录，很快就进入了对“乐极生悲”的的叙述。中国人像害怕欲望一样地害怕快乐。中国人有不少偷鸡摸狗的淫乐，却鲜有放纵的快乐－－大胆张扬个性的快乐。我们的心灵里和现实中，有过多沉重的让人放不开的东西。让我们的民族，在现实之路上行走的双腿，总是那么无力。下跪，几乎是成为我们面对现实的一种最频繁的表达方式，也是最安全的方式。《易经》对“愉快”的警告，在中国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有现实意义。

中国思想何以以一种卜卦的方式集大成，就说明中国社会的凶险，也决定了中国智慧的情趣趋向，自保总大于开拓和进取。对和谐和中庸，采取的是一种保守和尊古的取向。而与此相近的“度”的思想，在西方却成了对世界秩序不停探索的动力。所以，像“适度”这种相同的智慧，也可以有不同的方向。中国人，在人类文明的初期，对世界的感悟和理解绝不亚于西方，当我们智慧的情趣方向，却由于一个社会的专制，不能不指向一个保守和封闭的地方。即使今天，我们对西方思想的理解，其难度也常常不是逻辑上的问题，而是情趣方向上的问题，比如面对“自由”，首先进入我们思维的就是它的“相对性”，因为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潜意识，已经将“自由”和“混乱”联为一体了。实际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存在，有哪一个不具“相对性”，可我们却偏偏强调自由的相对性。中国的历史经验，已让我们在心灵的深处藐视又惧怕自由。我们不懂得的是，“自由”只有在中国封建的社会结构中，才会是一种永远的灾难（提倡自由往往无法无法造就顺民－－也就是难以管理）。对自由的容纳程度，最能反映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高度。因此，《易经》赋予我们的情趣和价值取向，比它给与我们的智慧，对我们有更深远的影响，它可以让任何世界文明的成果，变得可怕而不实，比如“自由”。

在《观卦》中，治理的言论异乎寻常地多，几乎达到了谨小慎微的程度。再次反映出，专制社会，是一种本质上趋向极端化的社会，矛盾极其尖锐，不管是君、臣还是民，面临的都是一种不可预测的命运，危险，是这个社会随处可见的东西。所以，从上到下，中国人的智慧都消耗在排除危险上了。

《坎卦》强调韧，也是由于中国现实的艰难，这是中国人唯一生存的支柱了，也是让中国安于承担痛苦的保证。中国人的勇敢，就是用于接受灾难，而不是敢于开拓世界。潇洒飘逸的庄子，实际上也是这种“勇敢”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中国文化中的各派，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封建文化体系，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去碰撞封建的现实。因为我们文化的不管哪一家学派，总是不知道，现实是可以改进的是可以进化的。

《易经》所描述的东西，如此等等，不便一一列举。

初读《易经》，决不会有陌生的感觉。中国的历史，好像没有时间的跨度。就连《易经》最常用的逻辑句式，“只要……就会……”，依然是今天中国人推论的基本思维逻辑，可见中国人的逻辑思维，是何等微弱。所以中国人，都可以“轻松自然”地去容忍无逻辑的言论，而且能热情的信奉在逻辑上极为混乱的东西。思维中的逻辑力度，是我们最难以感受到的力量（提倡＂仁＂的孔子却从不给出＂仁＂的准确定义；提出＂道＂的老子却从未给出＂道＂的准确概念，弄得大家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还众说纷纭）。在我们的思维中，有一种优先于逻辑的东西，那就是“坚定不移地深信”。看看我们的言论，用的最多的词汇是什么，不外是“我们要相信”、“我们要坚持”之类的东西（可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为什么要坚持－－人们也懒得思考）；看看我们反对一种思想时用的最多的句式是什么，也不外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种思想是偏颇的、极端的”诸如此类的空洞语言。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总确信用这种方式就已阐述了自己的“真理”，驳倒了对方。能让我们对此思维方式感到自信的原因，可能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古老与悠久，《易经》就是这样讨论世界的，《论语》更是如此，（不见有证据不见有推理，用《论语》的话说就是只讲其然不必讲＂其所以然＂）。这是一种经验判断性的思维，在面对一个静态的农业社会时，是有效而省力的。但这种思维面对更深层的自然和一个发展中的社会时，就变得无力了，因为自然的深层和社会的未来，已包含有超越经验的东西，这里缺少不了逻辑性的推理和归纳。当今社会，对人类实践与认知的要求，以达到了何种高度，再用这种东方性的思维能应对的了吗？《易经》表达的阴阳之说，同样是一种离经验不远的感性思维，没有抽象为真正的逻辑，因为“抽象”实际上就是完成一个超越了经验时空的概念，并让这一概念，成了一个有特定意义的可以进行逻辑运算的独立单元，而中国那种权威性静态的社会，无法激发人的思维离开当下的时空（中国人面对的社会和自然，其时空总是长久不变的，所以对这种时空的超越也就显得没有必要），因而我们的思维难以产生逻辑性的概念。

《易经》的思维所依据的，就是效法自然（请注意，《易经》里的自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自然）。这就是中国的“天人合一”，可实际上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只停留于一种按社会的需要“效法自然”的层面之上，而并不重视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更重要的是，自然对我们来说是外在的，没有真正独立性的。所以，中国历史呈现出的总是“权”可以任意解释“天”的社会。我们的“天人合一”，无论对人还是对自然，表现得都是一种残缺的形式。所以，我们的历史，在自然方面没有进展，在人性方面也没有进展。所以，《易经》就像本文开始说的，本质上是对“天”与自然没有真正兴趣的。

农业文化的社会结构，由过多的“人为”因素，所以需要“人为”的维护，一种虚假的道德文化，就成了它的黏合剂，《易经》的智慧所规避的也大都是人为的灾难，而这些灾难，都源于极端的专权和森严的等级制度。这种制度，是对人类天然关系的一种最大的背叛。在一个公正而客观的社会中，人们实际上不需要《易经》所强调的那些避祸的智慧，人们会更开放的面对自己的心智，去创造性地感受和享受生存。反之，如果《易经》的智慧在一个社会中，看起来还那么有用，恰说明这还是一个畸形和灰暗的社会。比如我们如果依然赞赏“（咸卦）虽凶居吉，顺不害也。”以为只要安居静处不作为才会更安全，那么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社会环境？

 

由此可见，一个民族的文化，产生于他特殊的生存境遇。在人类趋向于“地球村”的今天，再加上时过境迁的文化演变，如果还那么热衷于一种文化的特色，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只会严重的阻碍我们国家的发展！！！我看到吧里（看flash学易经）这个帖子里的网站(www.abookofchanges.com)还大肆宣扬说要通过flash、游戏、程序等一系列作品来做易经的大众普及教育，拜托发帖的小屁孩儿能多少有点历史责任感、使命感，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