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尊高手]深蓝之父许峰雄和张亚勤[至尊高手]

来源:互联网 发布:ac控制器软件 编辑:程序博客网 时间:2024/03/29 07:03
“猎头”张亚勤

计算机世界报 熊伟

    

    张亚勤急需一个顶尖高手,而一个这样的高手,是执行“七月计划”的必要条件。张亚勤必须首先“猎”到这位高手。 

    2003年刚到,张亚勤的“七月计划”逐渐在脑海里成形了。他非常清楚,为此还有半年的准备时间——2003年7月1日,是微软新财年启动的时刻,如果能说服比尔·盖茨,张亚勤的计划也将在这个时刻开始执行。 

    “目标”在硅谷 

    工作上至少有两个角色需要张亚勤扮演,一个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院长,一个是这家研究院的首席科学家。这就意味着他在做自己的研究项目的同时,要花大量的时间管理这个机构。现在,他不得不将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压缩到每天3个小时,在这3个小时里不开会,不接电话,用来“读些资料,写点文章”。与此同时,张亚勤对现代管理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开始思考IT企业如何有效管理之类的问题,并打算也就此写点什么。 

    在张亚勤看来,IT企业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人才和知识产权,他把这写成一个公式:IT=IQ+IP。IP是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ies”的缩写;IQ本意是智商,张亚勤用它来代表人才。在张看来,IT企业的竞争优势更多地体现在智慧资源而不是物质资源上。对于一家企业研究院,人才几乎就是一切了。 

    招贤纳士,正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关键任务。 

    为了他的“七月计划”,张亚勤急需一个顶尖高手。这个人,必须在体系结构和硬件方面功力深湛。 

    经过4年多的经营,微软设在北京的研究院已经罗致了大批好手,知识地图覆盖了图形学、通信、多媒体、数字娱乐诸多方面,但体系结构和硬件的顶尖高手仍告阙如,而一个这样的高手,是执行“七月计划”的必要条件。微软亚洲研究院需要这样的人来主持、领导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幸好,在张亚勤和研究院几位副院长的视野里,有这么一个人。 

    1997年5月11日,计算机科学界和许多从来不关心计算机前沿技术的人都被一场比赛的结果震撼了,IBM公司的超级计算机 “深蓝”战胜了代表人类国际象棋最高水平的特级大师卡斯帕罗夫,总比分3.5比2.5。作为“机器挑战人类智慧”的象征性事件,“深蓝”-卡斯帕罗夫之战被写进了计算机科学的教科书。在“深蓝”的背后,站立着一个被称为“深蓝之父”的人——“深蓝”的硬件、软件系统的主要设计者许峰雄博士。 

    张亚勤“瞄上”许峰雄的时候,许正在美国西海岸的硅谷,他已经从IBM公司跑到HP公司任首席科学家了。 

    决断时刻 

    对请来许峰雄,张亚勤并没有必胜的把握,不仅没有把握,而且不敢抱太大的希望。 

    微软设在美国总部的研究院曾经打过许峰雄的主意,也曾劝说许峰雄加盟,但被他拒绝了,理由是“喜欢住在加州,特别喜欢硅谷”,不愿意迁徙到西雅图去。 

    既然这样,请许峰雄到北京来的可能性又有多大?然而微软亚洲研究院太需要许峰雄了,无论如何,张亚勤打算试一试。 

    如果招不到这个人,张亚勤环顾全球IT产业界和学术界,可以替代他的人选少之又少。既有这样的水平和经验,又是华人,比较容易融入微软亚洲研究院,与这里的文化协调起来的人堪称绝无仅有。 

    一旦招募许峰雄失败,张亚勤和他的副院长们就需要反思“七月计划”本身——这是一个需要决断的时刻。 

    微软中国研究院从1998年末建立,到2001年末升级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再到今天,它至少经历了两次需要决断的时刻。 

    当初研究院的主要方向只有两个:用户界面和多媒体。2000年,关于用户界面和多媒体的成果已经不少,在权威期刊和会议上发表的论文也很多。这个年轻的研究机构因此得到了世界性的认可。研究院的决策者此时面临的选择,是继续集中力量和资源在用户界面和多媒体方向上,还是开拓无线通信和数字娱乐两个新的方向?这是2000年8月张亚勤接替李开复出任研究院院长之后的第一件大事,他很快做出了决定:开拓新方向。张亚勤相信,不会因为开拓新方向而削弱在原方向上的研究力量,也不会因此“稀释”从微软总部和外界得到的资金和资源。他的判断是正确的。现在,在用户界面、多媒体、无线通信、数字娱乐四个大方向上,张亚勤认为“后来证明我们又做深了,又做广了”。 

    微软对亚洲研究院的投资因此大幅增加了。在研究院建立之初,比照微软剑桥研究院的发展速度,计划6年共投资8000万美元,全职研究人员达到100人。现在才4年半的光景,全职研究人员已经超过150人了,投资也超出了原计划的两倍。 

    另一次发生在2001年,关于研究院要不要从“中国”升格到“亚洲”、是不是在2001年做这件事,研究院内部出现了一场争论。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要扩大合作的范围,和全亚洲的学术界合作,培养未来研究人员的“微软学者”计划要针对中国之外的亚洲高校;一是要保持“微软中国研究院”这个已经建立的品牌,在时机更成熟的时候再扩展到亚洲范围去。当时的争论中,持这两种意见的人各占50%。最终的决定是在2001年11月做出的。“这对中国有好处,对微软有好处,对我们自己也有好处——事实证明也是对的:研究的范围、合作的资源、吸引人才的机会都大了许多,”张亚勤说,“这对研究院而言是一次‘量子跃迁’。” 

    那么现在,“七月计划”能不能成为第三次正确的决断呢?在张亚勤看来,做出正确的决定是一个领导者最大的价值。企业为领导人错误的决定付出代价的例子太多了,太惨痛了。DEC在有超群的个人计算机技术的历史关头,选择了小型机,如今这家曾经是IT企业“旗帜”的公司已不复存在;王安公司曾经距离最终的成功只有一步之遥,如果它选择了通用技术和开放标准,而不是专有技术,PC的历史会重新书写。比尔·盖茨有一次说起王安:“如果他们看到了通用技术和开放标准,微软就不存在了。” 

    如果请不到许峰雄,找谁来代替呢?没有合适人选的情况下,“七月计划”是否需要推迟? 

    正当张亚勤反复思量,事情突然有了转机。传来关于许峰雄太太的可靠的“小道消息”:她是一位投资商,希望到北京来做生意。这就是说,劝服许峰雄离开他“特别喜欢”的硅谷的可行性一下子提高了。 

    挖人Ver2.0 

    发现可行性提高之后,张亚勤决定开始“挖”人。这是非常技术性的工作,需要编制一个巧妙的“程序”。 

    张亚勤想起他的前任,微软中国研究院首任院长李开复招募他自己的过程。 

    1998年7月,微软新财年开始,比尔·盖茨已经决定在中国建立一家研究院,他把这个研究院的筹建工作交给李开复一力承担,“光杆司令”的李开复开始找人。9月,受李开复的委托,一家猎头公司找到张亚勤,问是否愿意和微软的李开复聊一聊,是否考虑换一个工作。 

    在此以前,张亚勤并不认识李开复,张是做通信的,而李从事计算机科学。但因为领域的临近和彼此都是各自领域的杰出学者,他们相互知道。张亚勤时任美国Sarnoff公司多媒体实验室总监,他在这个实验室已经5年了,把实验室的团队从几个人发展到了50多人。在数字电视等方面获得的成就让实验室成为美国四大研究中心之一,被誉为“世界电子技术的摇篮”。张亚勤想,如果要离开,这也许正是一个合适的时机,于是同意和李开复“聊一聊”。 

    李开复给张亚勤打电话,主题是他的微软中国研究院计划,希望张亚勤能对此产生兴趣。张说,那次“谈得很好”。过了几天,李开复再次给张亚勤打电话,力邀张回国,并谈了一些回国工作的细节。1998年11月,张亚勤飞到北京,李开复请他造访自己位于某花园小区的家,告诉张亚勤可以安排他也住在这个“花园”。李开复还带张亚勤去购物,看看20世纪末的中国城市环境。然后张亚勤决定来北京——和李开复以及另两位被李开复邀回的“拓荒者”一同开始搭建研究院。 

    4年多之后,张亚勤打算在许峰雄身上重新执行一遍李开复“猎”他的“程序”。 

    首先张亚勤决定做点外围“公关”。有两个人一定会在这件事上帮他:一个是他的前任、现在的微软副总裁李开复,一个是他的副院长沈向洋。李开复、沈向洋和许峰雄有一个共同的经历——毕业于卡内基·梅隆大学,李是许的师兄,沈是许的师弟。于是,李开复和沈向洋分别和许峰雄联络,嘘寒问暖、旁敲侧击。不久张亚勤得到反馈:许峰雄“可能有一点兴趣”。 

    时机成熟,是张亚勤自己直接连线许峰雄的时候了。许在第一次和张通电话时说:“你们研究院名气很大,我的同学、朋友都知道你们,你们did a good job(干得不错)。”但初次通话,张亚勤并没有表露出来意,只是和许峰雄闲聊,告诉他微软亚洲研究院正在做怎样的工作。 

    张亚勤向许峰雄介绍说,他的研究院除了做技术研究,还充当微软公司战略发展的智囊团。张亚勤与许峰雄分享了他对企业研究机构职能的理解:应该做一流的研究、主流的研究、有用的研究、相关的研究。分别来说,就是集中资源在能做出一流成果的方面,不做很偏很怪的东西;就算现在做的研究没有投入实际应用,三年、五年、十年之后也一定要有用;最后一点,张亚勤认为是他的研究院和很多企业研究机构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做的东西和自己的企业密切相关。 

    讨论“研究与企业的相关性”这个话题的时候 ,张亚勤每次都会想起一个前车之鉴。“施乐Park”曾经做了很多了不起的研究,Internet技术、激光打印机技术都是从“Park”出来的,它们是一流的、主流的、有用的,但最终没有被自己的公司所用。施乐公司没有从中赚到任何钱;“Park”已经不存在了。张亚勤认为,成功的研究院,应该在思维方式上是公司的领导者。微软的研究院,就要为微软的产品、技术发展作指导,要影响几个关键的人,如比尔·盖茨、如史蒂夫·鲍尔默,让他们采纳研究院的意见。 

    张亚勤和许峰雄谈起这些,许就猜到了张的真实目的。 

    准备“跃迁” 

    张亚勤和许峰雄原来也不认识,也是互相知道,和李开复找张亚勤时的情形一模一样。第一次通电话“认识”之后,几天之内张亚勤又和许峰雄往来了几封电子邮件。紧接着,张亚勤第二次连线许峰雄,请他来研究院访问,许峰雄“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第三次打电话,张亚勤决定表露他的本意,“亮出铁锹”,许峰雄表示了感谢,说自己心动了,张亚勤就请他先到北京来一趟。 

    许峰雄受到的接待是按张亚勤原先制定的程序走的——到北京,许峰雄和研究院的几个小组的人都谈了谈,见到了几个原来的同事;然后,去张亚勤住的花园小区,再到北京城里四处转转。据张亚勤自己说,以后许峰雄就“很乐意了”。 

    “七月计划”开了一个好头。但在整个计划中,只有许峰雄一个顶尖高手是不够的,还需要一队专职研究人员和一大批学生。研究人员可以用研究院和许峰雄本人的影响力去招募,而学生,正是北京这家研究院拥有的巨大优势。张亚勤在美国和英国的兄弟研究院同事都非常羡慕他,因为中国有大批高质量的学生愿意从事研究工作。吸引学生来做临时研究项目,在美国或英国是一个大问题,但在中国,不成问题。 

    张亚勤总结许峰雄同意加入研究院的原因,至少有四个:一是微软,一是研究院的氛围,一是中国,一是这里的学生。 

    经过一个象征性的、销售式的面谈(张亚勤和他的助手们又把研究院适合许峰雄的理由重复了一遍),许峰雄正式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一员。 

    4月22日,像往常一样,张亚勤起床后就打开计算机开始做文件同步,这样他在上班的路上就可以处理晚间来的电子邮件。电子邮件是微软公司的主要沟通方式。也是张亚勤的主要沟通方式。张亚勤不喜欢手机,他说手机“坏的方面”要大于“好的方面”,因为它强迫使用者时刻准备“同步”处理事情;而Internet的伟大之处,就是让人能把同步的信息异步处理。张亚勤有一个能运行Windows的手机,但几乎不用。有一次,张亚勤和一个应聘者面谈,对方接手机、打手机共6次;因为这一点,张亚勤没有给他职位。 

    这一天照例有很多邮件,张亚勤坐在车的后座上一一处理。车已经开上了知春路,张看到他秘书发来的一个提醒的邮件:下午,他要向中国的媒体宣布许峰雄加盟的消息。这时候,张亚勤思考了一下研究院的现状,就像他下围棋时做形势判断一样。因为几个项目进展顺利,成果连续不断地出来,微软亚洲研究院在公司内部受认可,在学术界也很有声望——有实力、有外势,正是“全局可下”的棋,进入一个新境界的时刻已经到了。 

    比尔·盖茨对“七月计划”的反馈很好。张亚勤告诉许峰雄,微软亚洲研究院应该增添一项“角色扮演”:新技术、新产品的孵化器。直到现在,研究院还只是为微软现有的产品做锦上添花的工作,而“七月计划”的目标,是“在5年之后,创造出像Windows、Office这样的产品系列来”。 

    尽管现在还不能和盘托出自己的计划,不能透露“特别大的动作”的具体内容,但张亚勤打算向外界宣布,今年年底,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全职研究人员将从现在的150多人增加到200人,做临时研究项目的学生要增加到300人。在7月后的新财年,为下一次“量子跃迁”做准备的机制必须就绪。 

    车开上写字楼门廊,张亚勤微笑着合起他的电脑。 

    张亚勤,山西太原人。1978年入读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时年12岁。1983年,获中科大电气工程学士及硕士学位。1986年,赴美攻读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3年业成。后履GTE电话通讯公司、桑纳福公司科研之任。1997年授IEEE院士,以31岁获此殊荣,IEEE百年无其右者。1999年归国,入微软中国研究院,次年8月,出任院长。 

    采访手记:张亚勤的高频词  

    讲台上和电视里的张亚勤总是很严肃,给人留下不苟言笑的印象,其实不是的,他笑声很大——呵呵哈哈! 

    “一流”是张亚勤很常用的词:做一流的研究、做一流的研究院、做出一流的技术和产品、做一流的管理者、做一流的IT企业……有一本书的名字很合张亚勤的心意,叫《Good To Great(从优秀到卓越)》。张亚勤追求一流的境界,但并不是说,他总是在强调自己如何地与众不同,风头十足,像个一呼百应的古代英雄。他赞同《Good To Great》作者的意见,一流的管理者像山像水,而不像火;他们的策略有很好的连续性,看重他们所在机构的长期发展;他们用潜移默化的方式灌注自己的意志,而不做强势的姿态。 

    “直感”是张亚勤的另一个高频词,作为一个围棋下得还不错的业余棋手,张亚勤一定很向往“九段的感觉”。在他看来,一流的科学家和一般的研究者的区别在于,除了和后者一样有很强的理论基础,还拥有特别的直感。针对一个问题,他们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数学公式。“很好的研究者都能在脑子里形象地思考,脑袋里像一幅图画,不停地动,超越了逻辑的思维方式,超越了公式。”费米通过观察原子弹爆炸5分钟之内的现象,马上估算出爆炸的能量,结果和很多人用计算机算了两个多星期的差不多。张亚勤说:“直感不仅区分了一流的科学家和一般的研究者,而且也区分了一流的管理者和众多商学院出来的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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