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长雷人事

北大校长雷人事

be

       说明：1.全文由网上多篇类似文章拼凑合成；2.所有照片图像已经我加工、模糊不清的已换掉（但仍有几张不理想待替换或修改），照片尽可能选与上任时年龄匹配的，图像大小已一律划为200*280像素(原文照片都大小参差不齐）。3. 这里收集一共27位校长，大都为解放前的，包括日伪时期的2位校长（注：许多文章不把此时期的2位校长算在北大校长内），且都已故，解放后仅列最初4位，接着为文革，文革10年中北大无校长，只有校革委主任聂元梓,我未收集，周培源为文革后首任校长，我已作为最后一位收在文内，并将其头像列出，但未加入雷人事；4.“雷人”事的内容与说明已初步校对一遍完成，内容有所增补，错别字也有所纠正，但什么是雷人事，整个观点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5.为了清晰，我在文前加了一个目录，区分五个时期列出本文所介绍的北大校长的姓名，以便使读者从中得到整体印象。

********************  目    录  *********************

 

        1. 满清京师大学堂时期（第1-9任校长，共9名）：

              孙家鼐, 许景澄  张百熙  张亨嘉, 李家驹, 朱益藩, 刘廷琛, 柯劭忞, 劳乃宣

        2.中华民国京师大学堂及改名北京大学时期（第10-19任，共10名）：

               严复, 章士钊, 何燮侯, 胡仁源, 蔡培源, 刘哲, 李煜嬴, 陈大齐, 蔡培源, 蒋梦麟

         3. 日伪控制北京大学时期（第20-21任，2名）：

              汤尔和，钱稻孙

         4.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恢复管治时期（第22-23任，2名）：

              傅斯年，胡适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第24-27任，4名）：

              汤用彤，马寅初，陆    平，周培源

***********************************************************************

        1. 清朝京师大学堂时期历任校长（共九任）

  第一任校长——孙家鼐（任期1898年7月——1900年春）

 

      孙家鼐(1827―1909)，字燮臣，安徽寿州（今寿县）人，咸丰期间状元，与翁同龢同为光绪帝师，累迁内阁学士，擢工部侍郎，署工部、刑部、户部尚书。1898年为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被聘为总教习。
雷人事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孙家鼐强烈反对为朝鲜的宗主权与日本开战，和李鸿章中国不可能打败日本的见解不谋而合，从而与主战派、光绪的另一位师傅翁同龢对立。这两位皇帝的师傅对德宗皇帝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翁同龢凭借口才与其拥有众多门生、故旧占了上风。  

第二任校长——许景澄（任期1900年春——1900年8月)

 
许景澄（1845—1900）字竹筼（yún），一作竹筠。浙江嘉兴人，晚清政治家、外交家。同治七年进士。历任驻法、德、意、菏、奥、比六国公使。同治二十四年（1885年）九月，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兼礼部左恃郎，改吏部，又充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管学大臣。
雷人事
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当时清政府利用义和团力量，并派出官兵同时攻打外国使馆，对外宣战。许景澄极力反对。他上书慈禧太后说：“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慈禧太后大为震怒，许景澄被慈禧定为“任意妄奏，语多离间”的罪名，于同年（1900年）7月28日在北京被处死，时年55岁。相传许景澄被判时，还惦记着京师大学堂的经费，把存在俄国银行的四十万两办学经费银子的存折取出，交给当局，嘱咐防止外国人赖账。

第三任校长——张百熙(任期1902年1月——1904年1月)

 20379903_3.jpg
张百熙 (1847—1907)字埜秋，一作冶秋，号潜斋。湖南长沙人。清末大臣，著名教育家。同治十三年（1874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1898年，任内阁学士，主管京师大学堂事务。1902年1月10日，张百熙被任命为管学大臣，负责制定大学堂章程。1902年1月——1904年1月担任过北京大学的校长。张百熙最为突出的是对近代教育的卓越贡献，是名符其实的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者。
雷人事

张百熙于1898年戊戌变法前就以经济特科荐康有为，认为康有为有非凡卓越的政治才干，必须予以重用。戊戌变法失败后，张百熙因为曾举荐康有为而获罪，被革职留任。

第四任校长——张亨嘉(任期1904年1 月——1906年2月)

 
张亨嘉 (1847—1911)，字燮钧，号铁君，侯官 今福州市人。光绪九年癸未科2甲62名进士。光绪二十七年，出督浙江学政。旋回京，仍在南书房行走，并充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补授光禄寺卿，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升授兵部右侍郎，调补礼部左侍郎，充玉牒馆副总裁、经筵讲官。1898年筹设的京师大学堂，为当时全国新型最高学府，八国联军侵华后停办。1902年正式恢复，清廷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1904年1月，朝廷批准《奏定大学堂章程》，改管学大臣为总理学务大臣，以统辖全国学务。2月6日，孙家鼐受任首任学务大臣；另设大学堂总监督一职，专管京师大学堂事务，张亨嘉由大理寺少卿、原浙江学政被任命为总监督。
雷人事
第一雷——张享嘉任京师大学堂校长那天，发表了堪称史上最短的就职演说，只有14个字——“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
第二雷——1905年5月28日至29日，京师大学堂举办北大历史上的第一次全校运动会，竞赛项目有20个之多，张亨嘉作《大学堂召开第一次运动会敬告来宾》文，提出：“盖学堂教育之宗旨，必以造就人才为指归，而造就人才之方，必兼德育、体育而后为完备。”“乃知非重体育不足以挽积弱而图自存。”“今日特开运动大会，亦不外公表此宗旨以树中国学界风声而化。”他亲手开创了京师大学堂的优良学风，为该学堂以后成为闻名于世的“北京大学”，贡献良多。

第五任校长——李家驹(任期1906年3月——1907年8月)

李家驹（1871-1938），字柳溪，号昂若，广州驻防汉军正黄旗人，光绪二十年（1894）与三水梁士诒、新会陈昭常同榜进士。光绪二十四年（1898）任新开办的京师大学堂提调，与李盛铎等一起赴日本考察学务。二十九年年任湖北学政，三十年调东三省学政，三十二年（1906）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

雷人事
在京师大学堂任上，李家驹干了一件前无古人、恐怕也后无来者的事，为北京大学校史添上光彩的一笔。在他上任以前，张享嘉曾在外籍教师倡议下搞过第一届运动会，但无论参加人数、观众人数还是影响力都乏善可陈。李家驹上任，担任第二届运动会的“会长”，亲力亲为，让中国人担任裁判，首次组织女生参加比赛，轰动一时，观众人数超过万人。比赛的前两天，李校长穿戴官袍，招待来宾。到了最后一天教职员工比赛，只见他急急忙忙来到操场，脱下袍褂，穿着短衣短裤，站到300码起跑线上。发令枪响，李校长健步如飞，在全场一万多人的助威声中，第三个冲过终点。比赛结束，他得意地对旁边的人说：“老夫聊发少年狂吧！”李家驹这一“反传统”的举动，得到当时开明报章的大力揄扬，也带动了中国学校体育运动的发展。李家驹自称“老夫”，其实并不老，这一年只不过30多岁。

第六任校长——朱益藩(任期1907年8月 ----- 1908年1月)

朱益藩（1861年7月1日—1937年3月10日）字艾卿，号定园，江西省莲花县花塘村人，朱熹后裔。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南书房行走；1907年12月25日调宗人府府丞；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派充廷试赴日、赴欧游学毕业生监考官及阅卷大臣；1909年（宣统元年）钦命为廷试游学生阅卷大臣；1911年（宣统三年）授副都御史，后授毓庆宫授读，毓庆宫行走、少保、太保、赏紫禁城骑马、乘坐二人暖轿、诰授光禄大夫、赐谥“文诚”。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的师傅”即末代帝师。还是江西历史上出任全国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总监督的第一人。

雷人事
第一雷——虽为清朝遗老却抵制张勋复辟。1917年张勋在北京宴请朱益藩，图谋一同举事。朱益藩劝张勋，形式非比昔日，大小军阀虎视眈眈，正要准备互相残杀，把溥仪抬出未必收拾得了局面，靠那三五万辫子兵，根本坐不住。张勋复辟后，给“皇上”请安谢恩的人堆儿里也没有两代宗师朱益藩的影子。朱老先生此举不是表明他对清室不忠，也不是说他是个封建制度的背叛者，只能说明他能权衡利弊，顺应民心，是他的民本思想起了作用。

第二雷——一九二四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由朱益藩为其管理“清室北京办事处”，仍负有为溥仪谋划之责。“九一八事变”后，朱益藩“但主拒，不主迎”，态度鲜明；溥仪出关，他不但不随行，而且至死没去过长春。

第七任校长——刘廷琛(任期1908年1月-----1911年12月)

刘廷琛(1867——1932)，江西德化人(今九江市)，字幼云，号潜楼。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1906年任陕西提学使，后任学部右参议，京师大学总监督(北大校长)，学部副大臣等职，曾于宣统元年向溥仪进讲。辛亥革命后，热衷于参与策划复辟清王朝的活动，张勋复辟时，刘廷琛被任命为内阁议政大臣，张失败后，刘廷琛隐居青岛，以书画自娱。为当时岛上三翰林之一。1932年7月5日，刘廷琛病逝于青岛。

雷人事

刘廷琛以书法漂亮而闻名，但写过之后，他从来不收钱，只要求在歌女的陪伴下，好好吃一顿。甚至到眼睛快瞎了的时候，他还在条幅上书写了自己的长篇诗词。有不少人冒用他的名字，为自己拙劣的作品寻找市场，可当听说这样的事情时，他从来不生气，只是付之一笑说，“那些知道我的人不会受骗，其他的人不值一提。”日本人提出了掠夺中国最后自由的“二十一条”，刘廷琛泪流满面，像孩子一样哭泣着：“事情变成这样，全是我们的错。没有人让我们去保卫自己的王朝，现在我真不想活了。生命已经一文不值了。”天黑之后，他比以往更甚地狂饮。房间里回荡着他的狂笑声，直到最后一支蜡烛熄灭，醉醺醺的客人们蹒跚着走上回家的路。

第八任校长——柯劭忞（mǐn）(任期1910年12月——1911年12月)

柯劭忞（1848年－1933年），字凤孙，山东胶县人。清光绪进士。民国初年国学家、史学家。曾任辅仁大学（北京）董事会董事。1910年9月至1911年11月署理京师大学堂总监督。

雷人事

柯劭忞自幼丧父，由母亲李长霞教抚养长大。柯劭忞博览群书且过目不忘为第一雷；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柯劭忞感念前朝恩泽，以逊清遗老自居为第二雷；柯劭忞独力撰著《新元史》并由徐世昌明下令列入正史——为第二十五史，此为第三雷。

第九任校长——劳乃宣(任期1911年12月——1912年2月)

劳乃宣（1843年－1921年），字季瑄，号玉初，别署矩斋，晚号韧叟，原籍浙江桐乡，生于直隶广平（今河北永年）。清末官员，学者。同治十年（1871年）进士。对义和团甚为反感，主张加以镇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劳乃宣升四品京堂，任宪政编查馆参议。宣统三年（1911年）11月，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监督，兼署学部副大臣及代理大臣。他还曾任资政院议员。劳乃宣是著名的等韵学家，曾出版的《等韵一得》一书。他也曾参与清末的切音字运动（即拼音文字运动），依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增订成“合声简字”，除了《京音谱》（北京话）外，还有《宁音谱》（南京话）、《吴音谱》（苏州话）和《闽广音谱》（广州话）等方言切音字。

雷人事

第一雷——劳乃宣坚持以封建三纲五常为修订法律的根本原则。他认为，中国是“农桑之国”，产生家族宗法伦理，“人人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太平，由此产生家族主义的“家法”。他向宪政编查馆上《修正刑律草案说帖》，提出要把千名犯义、犯罪存留养亲、亲属相奸、亲属相盗、亲属相殴等“旧律有关伦常诸条逐条一修入新刑律正文”。
第二雷——张勋复辟讨逆军即将攻入京城，张勋任命的伪官个个四处逃散，唯独法部尚书劳乃宣誓死不去：“如今之计，唯有抱定一个主义，生是法部的官，死是法部的鬼。我现在就在大堂之上，悬挂一条巨大索，若是叛军入城，我就在这里悬梁自尽，效忠皇上。”但张勋复辟于1917年，劳乃宣终老却在1921年，可能是要自尽时被人救了吧。
第三雷——民国初年，顽固的劳乃宣发誓不做民国的官，对现代法律一无所知。为防止别人讥笑他不知法律为何物，劳乃宣从琉璃厂买了一部《大清律例》，从早到晚，每日捧读：“大清帝国当然该用大清律例，什么新法律，我不要看！”劳乃宣的顽固与滑稽可见一斑。

第十任校长——严复(任期1912年2月——1912年10月)

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严复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里。1866年，严复考入了家乡的马尾船政后学堂，主要学习驾驶专业，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回国后，严复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他的译著既区别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严复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1912年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

雷人事
第一雷——与孙中山政见不同。1905年初，孙中山自纽约抵达伦敦，拜访严复。严复认为：“当今之计，惟急从教育着手，庶几逐渐更新。”孙中山则认为：“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最后不欢而散。

第二雷——吸毒成瘾。严复中年以后，为减轻病痛而吸食鸦片成瘾，晚年多种疾病缠身，受气喘、腹泻、失眠等症长期困忧。1921年10月27日，肺病加剧，离世。

第十一任校长——章士钊(任期1912年10月——1912年12月)

章士钊，字行严，笔名黄中黄、烂柯山人、孤桐、青桐、秋桐等，汉族，湖南长沙人，（1881年3月20日——1973年7月1日）。高级民主人士、学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第二任馆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1911年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1912年10月，北大第十任校长严复辞职后，袁世凯任命章士钊为北大校长（1912.10-1912.12）。两个月的任期，是北大最短命的也是没有实际到任的校长。北大曾发生挽留严复与反章的学生风潮。章士钊推辞，“迟不赴任”，袁世凯又任命马良（马相伯）为代理校长。马良因向比国银行贷款，以学校地产为抵押被学生指责为“盗卖校产”而辞职。著名外交家、中国前外长乔冠华第二任妻子章含之便是章士钊的养女。

雷人事
第一雷——抛出著名的“毁党造学说”。1912年7月，章在《民主报》上发表了《政党组织案》，主张将当时国内新有政党（包括同盟会）一律解散，在一段时间内各抒已见，然后根据不同政见分为两党，出而竞选，得多数拥护者，管理国家。这就是著名的“毁党造学说”。此论遭各方攻击，同盟会内部大哗，章士钊乃脱离《民主报》。
第二雷——巨款相赠毛泽东。章士钊与毛泽东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在1920年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毛泽东、蔡和森手持杨昌济（杨开慧之父）先生的手书求见当时在上海的章士钊，希望他在资金上予以资助。章士钊当即在上海积极募捐，将募集的2万银元巨款赠与毛泽东。从1963年开始（此年份取章含之回忆录，很多媒体均说是1961年），毛泽东每年都会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2000元，以“还钱”的名义解决章士钊生活上的困难，连续支付了10年。
第三雷——鲁迅笔下的落水狗。1925年4月，章士钊作为教育总长，宣称要整顿学风，宣布大学统一考试，合并北京八所大学，引来各校学生聚会请愿罢免章士钊。7月底，章不顾人们的反对撤换了一批反对他的大学校长。8月1日他又派出武装警察护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到校就职，后又下令解散“女师大”，镇压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章利用《甲寅》周刊强调反对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反对“欧化”，虽招来骂声一片，但章依旧我行我素。对于新文化运动，章士钊由最初的支持到后来的极力反对，使得鲁迅对其极端痛恨，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鲁迅将祺瑞和章士钊列为“落水狗”之类，使得章士钊恶名远播。
第四雷——力挺陈独秀。1932年10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他自动站出来为陈辩护，请求法庭宣布陈无罪。其“辩论状”着力阐述政府应当容忍不同政党之理论，文气逼人，震动法庭，中外报纸竞相登载。

第五雷——“胆大妄为”和稀泥。1966年底，中共一二号人物毛泽东、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基本公开化，情急之下，章士钊分别给毛刘二人写信调和，目前能见到的是章士钊给刘少奇的去信和毛给章士钊的回信。通过阅读发现，章在给刘的信中，对文革发起等多有指责，这在当时中国没有第二人；而毛给章的回信，虽表现出对刘的不妥协，但对章的态度却不乏尊重，这等待遇，在当时中国也没有第二人。

第十二任校长——何燮侯(任期1912年12月——1913年11月)

何燮侯(1878—1961)原名何燏时，字燮侯，后把字当名用。教育家，诸暨枫桥赵家人，生于光绪四年戊寅（1878年）。父何蒙孙，晚清秀才，擅书法，热心乡里公益。燮侯幼年读四书、学古文，16岁跟赵缵侯习数学。1898年20岁时被公派去日本公费留学，1905年7月，他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获工科学士学位，为中国留日正规大学毕业第一人。1912年12月，接首任校长严复辞职后任北京大学校长，是年37岁。1913年11月因与当局意见不合，辞职南归。1949年9月，何燮侯应邀参加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出席开国大典。历任政协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ZF监察委员，浙江省人民ZF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54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浙江省委员会成立，当选为主任委员。1961年，他因感冒风寒，引发心脏病、肺炎，于4月21日在杭州去世，享年83岁。

雷人事
第一雷——真正北大第一任。1912年11月，国民ZF推行重教兴国政策，将原京师大学堂改称国立北京大学，何燮侯被任命为校长。可以说，何燮侯先生是真正到任的首任北大校长。
第二雷——开春秋招生之先，伏民主校风之笔。燮侯先生就任北大校长虽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然而在短短的校长任期内，却为北大注入了新风。何先生整顿校治，并创大学春、秋两季招生之先河，且力揽国内一流人才到北大任教。沈尹默以及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皆由何燮侯先生力邀而入北大，为后来北大广开民主校风埋下了伏笔。
第三雷——爱国亲共，泾渭分明。抗战初期，伪满ZF曾汇巨款电邀何燮侯赴任伪教育部长，被何断然拒绝。解放战争时期，何燮侯因追随共产党两度遭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何燮侯慷慨陈言：“释放不释放听便，不谈共产主义做不到。”后经陈季侃、邵力子等多方营救保释出狱，但不准越钱塘江南，由此，何燮侯一度长居余杭。

第四雷——年逾古稀，热衷政治。何燮侯在1949年8月撰写的自传中说：“自问年老力衰，于国家于民众不能有所贡献，深自惭疚，唯一希望，只求苟延残喘数年，得见我中华伟大之民族，日益发展，成为保护全世界人类和平之一大柱石，不让苏联占美于前，是的所愿也。

第五雷——性格刚毅，为人耿直，知无不言，心口如一。在60年代初全民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时敢于力挺马寅初“节制生育”之主张。早在57年，他对反右的严重扩大化感到痛惜，认为许多有真才实学的人被摧残了，将会造成言路闭塞，奸邪误国的严重后果。他说：“少数人提提意见，何必这样大惊小怪，毛主席说过，反革命不多了，提提意见，哪会造反。”对于中共对前浙江省长沙文汉、副省长杨思一的错误处理，表示了不赞成的态度，他说：“杨思一在四明山根据地是金萧支队政委，说杨思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我死也不相信”。表达了他对反右扩大化的直觉和不安。何燮侯因对反右运动有看法，和他一起的干部都不敢和他接近，有的还想将他也打成“右派”，后来还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出面反对，才过了关，但背后大家还叫他“老右”。对于违反经济规律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他也坚持自己的不同看法，并义正词严地对劝他谨慎说话、明哲保身的亲、友说：“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是新事物，其中难免会发生错误，对错误的东西不能随声附和，这是马列主义的原则。”体现了他遵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敢于讲真话，又与中国共产党在总的方向上保持一致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精神。

第十三任校长——胡仁源 (任期1913年11月——1916年12月)

胡仁源（1883—1942），浙江吴兴人。1899—1901年在南洋公学师范班学习。1902年科举及第，进京师大学堂学习，后留学日、德、英等国，毕业于英国推尔蒙大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预科及工科学长，1914至191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1—1925年任交通大学机械科教授、铁路管理科科长。1913年11月，胡仁源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14年1月4日 北大校长何燏时辞职，由胡仁源继任。翻译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萧伯纳的《圣女贞德》。

雷人事：
第一雷——当面质问鲁迅。20世纪初，鲁迅在日本留学创办文艺杂志《新生》时，他的同乡、同期留学日本的胡仁源当面质问鲁迅：“你弄文学做甚，这有什么用处？”鲁迅轻描淡写地说：“学文科的人知道学理工也有用，这便是好处。”耐人寻味的是，在发表文学（文化）无用论之后仅仅7年，即1914年，学工出身、崇尚实业救国的胡仁源却当上了北大校长，再过12年，即1926年，胡仁源又登上了教育界的权力最高峰——教育总长的宝座（任期仅两个月），实实在在做起了文化有用的事情，用实际行动推翻了自己当初对鲁迅的质问，甚至还和鲁迅成了同一战壕的战友。
第二雷——扩大招生,建沙滩红楼。胡仁源是除蔡元培以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间最长的一位。胡先生任职期间，对北大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规划：1：扩大招生。2：增聘教员。3：改进教学方法。4：编写教材和教授要目。5：添购教学设备。6：整理图书。7：加强对预科的管理。8：培养专门学者。随着胡仁源校长采取的一系列整改措施的逐步推行，北京大学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沙滩的红楼就是由胡校长计划建造起来的。到1916年秋季胡仁源离开北大前期，全校学生人数已增至1503人，为其后人蔡元培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奠基作用。

第三雷——不给袁世凯面子。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策动军阀官僚和御用文人们拼凑各种各样的请愿团体，上书国会要求改变国体，拥戴他当皇帝。也曾竭力拉拢和收买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和教授。他先封胡仁源校长为“中大夫”，又授给北大一些教授四等、五等“嘉禾章”。接着他的儿子袁克定“就使人说仁源率大学诸教授劝进”，但遭到胡仁源校长和北大教授们的严词拒绝。“仁源本诸教授之意持不可，谢使者。大学遂独未从贼。”

第十四任校长——蔡元培 (任期1916年12月——1927年7月)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中国绍兴山阴人，原籍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1892年，光绪十八年蔡元培25岁时，经殿试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 殿试策论成绩为二甲三十四名（非常优秀的成绩等于全国统考第三十七名），内容是“西藏的地理位置”。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人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他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提出了“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和“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其72年的人生历程，先后经历了清政府时代、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和国民政府时代，一路经历风雨，始终信守爱国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我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我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
雷人事
蔡先生对中国影响颇深，雷人之事颇多，以下，仅选两例：
第一雷——直接参与策划、指挥四一二清党。1927年3月，蔡元培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会议任会议主席，具体讨论与共产党分裂方法，建议“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 4月2日, 国民党监察会议在主席蔡元培主持下再次召开，会议审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和各省党员应进行处置的共产党人的名单，共计179人。蔡元培在清党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积极态度，让一向十分尊重蔡元培的学生柳亚子极为震动，他在“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说：“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但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却动了一些火气，参加了清党运动。一张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表的通缉名单，真是洋洋大观，连我也大受其影响。”蔡元培在密谋清党之时，将柳亚子也列入了黑名单。
1927年清党前后，蔡元培是蒋介石最忠实的盟友, 在夏天, 蒋介石被迫下野和其后复出的过程中, 蔡元培都是蒋介石身边最坚定的支持者，甚至和蒋介石一起下野, 在同年12月1日，蔡元培在蒋介石婚礼上担任了证婚人。
第二雷——“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造就北大一代辉煌。蔡元培决心以这八个字来塑造北大，是他在欧洲留学期间就已埋下的心愿：“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袁伟时这样评价蔡元培：他曾经做官做到国民党的中常委，但他不是政治家，在政治上他曾被人利用；在学术上，他曾有过伦理学等方面的论述，但远远比不上他在教育事业上的成就——他将北大办成了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
 

第十五任校长——刘哲 (任期1927年8月——1928年6月)

刘哲（1880-1954），字敬舆，吉林永吉（今吉林省九台）人。世代农耕之家。
1900年，刘哲考入北京大学师范科、后转入北京大学文科学习，26岁时毕业。北京大学毕业后，他曾去日本作过短时期的留学生，不久便归国了。曾任吉林政法专门学校校长、吉林省参议院议长。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空大元帅职，8月，与张作霖过往从密的刘哲出任当时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兼京师大学堂校长、京大美专部学长。1928年3月1日，又被任命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此后任职颇多。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哲随蒋介石去台湾，1954年以监察院副院长之位客死台湾，终年74岁。
1927－1929年间，北大处于动荡之中，并遭到严重摧残。奉系军阀攫取北京政权后，于1927年悍然宣布取消北大，与北平其他八所国立大学合并为京师大学校。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先将其改为中华大学，复改为北平大学，复改为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刘哲就是在这段动荡时期任职“北大”校长的。1929年北大宣布自行复校，国民政府于8月6日将北大学院改为国立北京大学。
雷人事
第一雷——追随张作霖，险些被炸死。1928年6月3日晚6时，张作霖离开北京大元帅府，乘坐由奉天迫击炮厂厂长沙顿驾驶的在英国制的黄色大型钢板防弹汽车，奔往火车站。随行的有靳云鹏、潘复、何丰林、刘哲、莫惠德、于国翰、阎泽溥、张作霖的六姨太太和三儿子张学曾、日籍顾问町野和仪我等人。张作霖的专车22节，是清朝慈禧太后用过的“花车”，装饰非常华丽，他乘坐的80号包车在中间，包车厢后是餐车，前边是两节蓝钢车，里头坐着潘复、刘哲、莫德惠、于国翰等人。专车前面还有一列压道车作前卫。晚上8时，专车从北京车站开出。 4日清晨5时23分，当张作霖乘坐的专车钻进京奉(北京至沈阳)铁路和南满(吉林至大连)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日本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按下电钮，一声巨响，三洞桥中间一座花岗岩的桥墩被炸开，桥上的钢轨、桥梁炸得弯弯曲曲，抛上天空，张作霖的专用车厢炸得只剩一个底盘。吴俊升炸得血肉模糊，头顶穿入一个大铁钉，脑浆外溢，当即死亡；张作霖被炸出三丈多远，咽喉破裂；日籍顾问仪我满面是血，抱头大叫；校尉处长温守善被埋在碎木下面；周大文炸破了手，六姨太太炸掉了脚趾头；莫德惠、刘哲等人也受了重伤，后经过长时间救治方告痊愈。　
第二雷——为改门对惹纷争。刘哲也是造诣很深的诗人和书法家。1926年哈尔滨兴建的“霁虹桥”的桥名，就是出于他的手笔。成多禄出版的行书字帖，就是刘哲作的序，此篇序文在吉林文坛中被誉为杰作。1928年由其侄子刘毅之居住的宝山屯刘哲的故居，重修门楼时，永吉县政府赠送匾额，刘毅之请阎魁书写门对，送吉林制作时，正好刘哲回吉林，认为联语中有一字不当，刘哲改动后便自己另写。待到挂匾宴请宾客时，刘毅之接阎魁赴宴，见门对被刘哲改写，便怒不入门，经亲友劝解，后来刘哲又修书道歉，才算了事。两位书法家纷争的故事，在街头巷尾曾传议一时。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立北京大学时期（共四任）

第十六任校长——李煜嬴 (任期1928年6——1929年1月)

李煜瀛（1881年5月29日－1973年9月30日），字石曾，笔名真民，石僧，晚年自号扩武，河北高阳人。李鸿藻第三子。中国教育家，故宫博物院创建人之一。曾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早年曾发起和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李煜瀛出生于晚清的一个显宦之家。其父李鸿藻在清同治年间曾任军机大臣，在以保守著称的清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李煜瀛是李鸿藻的第三子，6岁即熟读诗书，15岁从京城名儒齐禊亭习汉学，积累了深厚的国学根底。1927年6月，北伐成功，北京改名为北平。国民政府任命李煜瀛为国立北平大学校长（次年出任）、师范大学校长、及国立北平研究院院长等职务。 1973年李于台北病逝。
雷人事
第一雷——“豆腐博士”李煜瀛。1902年，李煜瀛随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琦出使法国。李煜瀛在法国学习农业3年，随后进入巴斯德学院及巴黎大学理学院研究生物进化哲学等学科。并且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大豆的功用，以法文发表《大豆》专书，他是中国人最早在法国发表学术论文者。1909年，当时法国牛奶供应短缺，李煜瀛便设法将豆腐介绍到西方，并邀同窗乡友齐竺山等在巴黎创设了一家“豆腐公司”，因而获得豆腐博士的雅号。李煜瀛还在巴黎破天荒地开办法国第一家中国餐馆，名为“中华饭店”，成为留法学生海外创业第一人。有趣的是，“豆腐公司”及中国餐馆的创建为后来漂泊欧洲的国人提供了做工创业的机会，而且更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第二雷——“文正孽子”李煜瀛。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1月5日取消清帝溥仪帝号并将其逐出紫禁城。李煜瀛当即建议设立清室古物保管委员会，及清宫善后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均由李煜瀛任委员长。李煜瀛的行为让晚清重臣、已隐居天津的华世奎的极为不满，见人就骂李是“文正孽子”。顶着“文正孽子”等诸多骂名，l925年9月，李煜瀛和他的“清宫善后委员会”制定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及“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组织章程”，并于l925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国立故宫博物院，从而使故宫的珍贵文物保留至今。
第三雷——“沉默巨人”李煜瀛。以中国教育为终身职志，影响当代中国思潮、学术而至实际政治的教育巨擘，只有两人：蔡元培、李石曾。蔡、李同时代人，若论留法，李比蔡早上五年，还是第一个留法学生。他们不但同在北京大学；蔡为校长，李为教授。李尚接下蔡担任中法大学校长。又先后担任过北平大学校长、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及院长、北平研究院院长等职。若论家世显赫；实际资助教育和青年、创办中法大学和接引中国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为国家造就无数人才，实质影响到中国政治。李或有过之。有资料显示，因为理念观念等诸多分歧，蔡元培和李煜瀛向来不睦。中国的人文历史向来喜好捧一个贬一个，所以一直以来，在大陆的教化中，蔡元培名声显赫，李煜瀛却被湮没在各种聒噪中。在二人之外，胡适当然也影响思潮和学术，但他并不是终身以教育为职业和志向的人。
 

第十七任校长——陈大齐 (任期1929年1月——1929年8月)

陈大齐（1886年8月22日——1983年1月8日），专长普通心理学，中国现代心理学家，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先驱。字百年，浙江海盐人。1886年8月22日出生。少时在海盐尚书厅徐氏家塾就读，后至上海广方言馆习英文。1901年，陈大齐进入浙大前身浙江求是大学堂学习。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留学日本，入仙台第二高等学校，后入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哲学门，专攻心理学，获文学士学位，于1912年毕业。回国后，1912年(民国元年)任浙江高等学校校长，兼浙江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授。1913年春任北京政法专门学校预科教授。1914年起任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陈大齐于1917年在北京大学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对我国早期心理学工作具有开创性的影响曾任浙江高等学校校长，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代理校长。去台后，任台湾大学校长。1983年1月8日卒于台湾。
雷人事
第一雷——旧文化是臭大粪。1918年，陈大齐与钱玄同在《新青年》上相互通信，就“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的话题，讨论中国的教育问题。陈大齐在信中形象地将旧文化譬之为臭粪，而“我们中国人苦于没有辨别力，不知道哪种是粪，哪种不是粪”，呼吁钱玄同用些心力，“编一部《粪谱》，……使我们同胞见了，也可以知道粪的所在”。陈大齐还讲了这样一个笑话：一个患有眼病的人，去看外科医生。那位外科医生说他的眼睛不干净，便拿出来洗一洗，然后放在院子里晒，没成想让从天而降的老鸦衔走了。这位医生很聪明，便给这个人换了狗眼，于是，从此以后，这个人香臭不分，把粪当做香喷喷的食物来吃。陈大齐说，“这个外科医生很是可恶”，恨不得人人都换上一只狗眼。所以，保护眼珠和换回人眼，“这真是中国社会上顶大的问题呢”。选钱玄同对此深有同感，指出，那些张口纲常名教、闭口祖宗之法的人，就是要“用这种亡国灭种的圈套来陷害青年”。

第二雷——害怕报复不就任。国民政府接收台湾的行政长官陈仪在重庆已谈妥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简任专门委员许寿裳任台北帝国大学接收后的校长，并多次向中央提报。许寿裳身为鲁迅密友而被国府当局猜忌，掌控教育体系的陈立夫和朱家骅另派了抗战时考试院考选委员会许的领导陈大齐。派陈的用意在压制许和拥许势力，陈大齐和许寿裳都是北大同人、蔡元培同乡（浙江人）小友和部属（许曾任蔡的秘书长和秘书处主任），都留日，陈大齐学历、政治资历较高（东京帝大毕业、曾代理北大校长，抗战时原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长，专门委员是辅助委员长的高级幕僚）。陈大齐害怕陈仪报复，没有就任，朱家骅派罗宗洛代理，罗被陈仪多方刁难，受不了而辞职。

 

第十八任校长——蔡元培(任期1929年9月——1930年12月)

蔡元培第二次出任北大校长。

第一次任期雷人事补记——前所未有的七次辞职。
蔡元培第一次出任北大校长是他51岁，到61岁卸任，但实际上在校时间不足5年，期间他曾七辞北大校长而不准。 
       蔡元培第一次辞北大校长职 1917年7月3日； 
       蔡元培第二次辞北大校长职 1918年5月21日； 
       蔡元培第三次辞北大校长职 1919年5月8日； 
       蔡元培第四次辞北大校长职 1919年12月31日； 
       蔡元培第五次辞北大校长职 1922年10月19日； 
       蔡元培第六次辞北大校长职 1923年1月17日； 
       蔡元培第七次辞北大校长职 1926年7月8日。
七次辞职，各有原因。第一次辞职是因为张勋拥宣统废帝复辟，他离京到了天津，提出辞去北大校长一职。不过复辟闹剧只玩了12天就完蛋了。他于当月23日回北大。
第二次辞职是因为北大学生要到北洋政府请愿，反对中日一个军事协定，他劝说不成，当天请求辞职。
第三次辞职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北洋政府抓了许多北大学生。他奔走要求释放，等5月7日学生一放出来，他就公开通电，引咎辞职，实际上他也是以辞职表示和北洋政府的不合作。结果因为政府一再挽留，包括总统徐世昌在内，他辞职不成。
第四次辞职是在1919年12月31日，北京教职员因为不信任教育部，全体停止职务，他作为校长当然要辞职。
第五次辞职原因有点例外，因为北大学生发生讲义风潮，对讲义收费不满而闹事。他愤怒了，甚至对学生说：“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炼出来的，你们如有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蒋梦麟记得他还说“我和你们决斗”。这次风潮由胡适调停解决。
第六次辞职是因为曾经在北大任教、当时担任财政总长的罗文干被冤枉逮捕，本来司法机关查无证据将罗放了。不料教育总长彭允彝竟然在国务院会议上提案将罗再抓起来。他了解罗的人格和清白，为了抗议行政干预司法，不与违背法治、腐败无耻的北洋政府同流合污，他向总统和教育部提出辞职，并公开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辞职声明。还写了一篇《关于不合作宣言》的文章，发表在上海《申报》。直到这年6月23日，在杭州西湖边“平湖秋月”的大杨树下，他还要和胡适商定三个稿子，分别是给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北大教职员和北大学生会的公开信，继续他和军阀政府的不合作。他的这次辞职社会反响很大，舆论强烈，彭允彝也因此下台。总统黎元洪出面挽留，他辞职不成，但不再到校，由蒋梦麟代理。奇怪的是北洋政府始终没有免他的职。
1926年6月28日，也就是三年半以后，他从欧洲回国，第七次提出辞职，仍没有获准，但他没有再回到北大。加上北大师生和北京九个学校的恳切挽留，又没有辞成。一直到了1927年7月军阀张作霖取消北大改为京师大学校，他的校长名义才取消。 

 

第十九任校长——蒋梦麟 (任期1930年12月——1945年10月)

蒋梦麟（1886年－1964年）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幼年在私塾读书，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后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学。次年2月入加州大学，先习农学，后转学教育，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1917岁3月，蒋梦麟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即回国。1919年初，蒋梦麟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自1919年至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20余年。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等职。1930年12月，蒋梦麟在辞去教育部长职务后，正式出任北大校长，此后直到抗战胜利，15年间，他始终是北大的行政负责人，是北大历史上掌校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1964年病逝于台北。
雷人事
第一雷——宁愿政府杀我头。1959年，蒋梦麟因在台湾地区提出节育人口的主张，遭“立法委员”及舆论的围剿，甚至有“杀蒋梦麟以谢国人”之口号。这位前北大校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此番言论很默契地与海峡对岸的马寅初形成了呼应——同年，海峡对岸，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在一片批判声浪中发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呼吁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此文有一篇“附带声明”，其言铿锵：“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
第二雷——成就毛泽东“闪电时光”。1918年11月到1919年春天，年轻的毛泽东在北大度过了4个月虽短暂却影响了他一生的重要时光，史学界称之为毛泽东的“闪电时光”。那么，是谁安排了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书记工作？一般都说是李大钊。事实上，在李大钊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蒋梦麟。蒋梦麟在晚年所写的《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中这样回忆道：“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李大钊）跑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了产。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关于这件事，蒋梦麟还说过，有一次，英国一位议员来华，他听到了这个我不甚愿意讲的故事，就说：“那时候你给他十七元、十八元或十九元，总之只是十几元，如果你那时候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我说那也难说，好多有钱的人不是也变成了共产党了吗？
第三雷——勇娶亡友妻。蒋梦麟原配为乡下女子。后来，他要娶亡友高仁山之妻陶曾谷时，颇遭非议，尤其是胡适的夫人，坚决阻拦胡适做证婚人，后来胡适还是从后头爬窗出去给蒋梦麟证婚。 
高仁山先后执教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并在北京大学创立教育系。蒋梦麟和高仁山志同道合，成为莫逆之交。1927年9月28日，高仁山遭张作霖逮捕。次年，高仁山被奉系军阀杀害于天桥刑场。高仁山死后，有妇之夫的蒋梦麟对好友亡妻陶曾谷照顾备至，时间久了，两人互生爱意，蒋梦麟决心抛却原配与陶曾谷共结连理。 
1936年，蒋梦麟在婚礼上答谢宾客时表示：“我一生最敬爱高仁山兄，所以我愿意继续他的志愿去从事教育。因为爱高兄以我更爱他爱过的人，且更加倍地爱她，这样才对得起亡友。” 蒋梦麟是发自肺腑之言，理解他、赏识他的朋友传之为佳话。

第四雷——八旬老人闹离婚。1958年夫人陶曾谷因病去世，蒋梦麟非常寂寞。1960年，七十五岁的蒋梦麟经人介绍，认识了徐贤乐，并一见钟情。徐贤乐虽已年过半百，但风韵犹存。蒋梦麟自知再婚反对者众，甚至连蒋夫人宋美龄都反对。于是，1961年7月18日，在众人的反对声中蒋梦麟与徐贤乐秘密举行了婚礼。仅仅过了一年多，他们便闹起满城风雨的婚变，接着又打了近一年的离婚官司，最后协议离婚。近八十岁的老人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四个多月后，蒋梦麟病逝于台北。一代人物，如此结局，令人唏嘘不已。

日伪政府控制北平时期（共二任）

第二十任校长——汤尔和（任期1939年1月—1940年3月） 

汤尔和（1878－1940），原名汤鼐，字调鼐，1878年生于浙江杭州。1900 年，就读于杭州养正书塾，师从陈黻宸，与马叙伦同窗。1902年随老师陈黻宸在上海创办《新世界报》。晚年号六松老人，政界人物。留学日本，毕业于金泽医专，其间被推为拒俄义勇队临时议长，加入同盟会。又游德，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华民国教育部次长、总长，内务部总长、财政部总长等职。 1929年得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37年12月14日，大日本帝国在北平成立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汤尔和为议政委员长。1939年1月—1940年3月，任北京大学校长。1940年3月，汪精卫政权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汤尔和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同年11月8日，汤尔和因肺癌在北京病逝。周作人在其悼念会上致辞，表示深切哀悼。 

1912年中华民国建国后，在北京建立起中国第一所国立医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医科大学的前身）。曾于1912年10月至1915年12月、1916年8月至1922年4月两次出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1915年，他创立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任会长。1917年，在中华医学会第二次大会上被选为副会长。是首任校长。 汤尔和创立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后，于1912年11月24日即向教育部呈文请求公布由他起草的《解剖条例》。由于封建势力的禁锢，解剖在当时尚无先例，经一年多的反复请求，中华民国政府终于1913年11月以内务部51号令的形式公布了《解剖条例》，从此中国有了第一部解剖法令。1916年受教育部的委托，他联合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博医会、江苏教育会共同审定医学名词，为统一中国医学名词做出了贡献。他在授课的同时，撰写和翻译了大量学术著作，有《组织学》、《局部解剖学》、《胎生学》、《诊断学》、《自然与人类学概论》、《生物学精义》等30余部。 

汤尔和重视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在他任职期间，每年派出优秀毕业生赴德国留学，学习医学基础学科的知识，壮大了师资队伍，培养了大批知名专家，也为学校几十年重视基础医学教学和研究的传统奠定了基础。

雷人事

第一雷——雷倒陈独秀，催生共产党。汤尔和与陈独秀留日期间相识，于性情于志向，二人交往甚密、情谊深笃。直至1917年1月15日陈独秀赴任北大文科学长，二人友情升至峰顶，在此前向蔡元培举荐陈独秀的一干人众，汤尔和功劳是最大的。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方面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私德方面确有失检的地方，特别是1919年北京朝野盛传的陈独秀逛八大胡同嫖妓一事，不但让陈独秀腹背受敌，也让汤尔和陷入尴尬的境地，是否辞退陈独秀甚至都摆在徐世昌的重要议事议程上。迫于种种压力，蔡元培召集北大教授开会，商讨辞退陈独秀事宜。诸多的文史资料表明，在那次会议上，主要发言人是汤尔和，其内容催化了蔡元培作出辞退陈独秀的决定。但汤尔和的回忆却与文史资料玩起了太极，“发何议论，全不省记。唯当时所以反对某君（博主注：指陈独秀，下同）之理由，以其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将妓下体挖伤泄愤，一时争传其事，以为此种行为如何作大学师表，至如何说法，则完全忘却矣”。这次会议之后，汤陈二人已是水火不容， 即使路上偶遇，也“脸色铁青，怒目而视”。原本私交甚笃，依着汤尔和的人品怎么就会在陈独秀腹背受敌时落井下石呢？ 学界对此研究颇多，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1918年5月，汤尔和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明明西欧科学已证明是常识的东西，他在信中却胡说了一通，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四卷五号上给汤尔和回了一封不太客气的信，汤尔和大为生气，对此耿耿于怀，后悔不该推荐陈独秀当北大文科学长，这次他便借“嫖妓事件”，来了个“落井下石”。不过，这也仅仅是一家之言，两位当事人均已作古，个中悬疑，后人只能猜测了。无论是出于私愤还是正义，汤尔和的举动彻底雷倒陈独秀，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陈独秀被辞离开北大后，言行更加激进左倾，最终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历史，有可能是非政治因素来决定其性质的。

第二雷——孙文病危引发医学之争，忤逆汤犯上汪精卫。1925年1月20日以后，孙中山肝癌晚期，病危，只好转到协和医院开刀手术。至29日，医生报告孙中山体温正常，脉搏和缓，这证明开刀后效果良好，不过癌病本身仍难医治。术后，围绕孙的治疗问题有两种不同声音。以张静江为首的一方，见放疗起色不大，极力主张请中医治疗。孙科和汪精卫则犹豫不定，宋庆龄等人都请孙中山改用中医。但汤尔和等西医师坚决反对请中医治疗，在当时的西医院中是容不得中医中药的，协和医院的态度十分明朗，要服用中药就必须搬出医院，即便显贵如孙中山也不能例外，尽管协和医院院长是自称为孙中山好友的刘瑞恒，但也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随着病情的加重，孙中山从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中医界人士仍坚持中医疗法，甚至找来孙中山信赖的胡适劝解。中医界各方高人纷纷亮出得意处方，按方服药后，孙中山病情曾有好。此间，在医院之外已引起了一场中西医论争，最著名的是汤尔和与汪精卫之间的争论。汤尔和是西医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晨报》上发表《关于孙中山病状的疑问》，矛头直指汪精卫，公开对试用中医治疗的主张加以指责。不过反对者并没有沉默，汪精卫随即作《答汤尔和先生》，对汤尔和贬斥中医的态度予以回击：“这是名为科学家，实则顽固派。” 汤汪之间的西中医之争，在当时很具关注度，史料也多有记载。以汪精卫当时在国民党方面的威望，汤尔和居然敢于“忤逆犯上”，的确是需要一些胆气的。然而，这次西中医之争，并未埋下不祥伏笔，日后汪精卫成立政权，汤尔和仍被重用。 这也说明一个问题，汤汪二人都不是因观点分歧而小肚鸡肠之人。

第二十一任校长——钱稻孙（任期1940年3月—1945年10月）

钱稻孙（1887年－1966年），中国浙江吴兴人，翻译家、作家、教育工作者，译有《万叶集选》、近松门左卫门的净琉璃剧本、井原西鹤的小说、日本民族音乐学家林谦三的《东亚乐器考》、导演黑泽明的电影剧本《罗生门》等书。1900年随外交官父亲到日本，完成中学学业后，随家到比利时，在当地接受法语教育，后到意大利，在罗马的意大利国立大学完成本科学业。1910年回中国，1912年中华民国建国后，到教育部工作，1915年升视学(督学)，与当时同在教育部工作的鲁迅、许寿裳交往密切， 1921年，他发表译作《神曲一脔》，用文言楚辞体裁，从意大利语原文译出《神曲》地狱篇的前5章。 1927年起在北京清华大学教日本语等课程，1931年起专任该校正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后与汪精卫政权合并）成立后，他历任北京大学秘书长（1938年起，辅助职称“总监督”的首长汤尔和）、校长（1940年起，1942年到任、1943年兼农学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家里翻译日本古典文学作品，译出《源氏物语》的前几回，在刊物发表后，影响很好，应人民文学出版社委约，翻译全部《源氏物语》（未完成），社方改请丰子恺译出全部后，请他和周作人在责任编辑文洁若协助下校订译稿。

雷人事

第一雷——原著汉译第一人。钱稻孙是中国史上汉译但丁《神曲》的第一人，同时是从意大利原文汉译的第一人；钱稻孙还是从原文汉译《万叶集》和《源氏物语》的史上第一人（尽管没有译完）。

第二雷——大师之母亦大师。钱稻孙的母亲单士厘是我国最早迈出闺门、走向世界的知识妇女之一，著有《癸卯旅行记》、《归潜记》、《清闺秀艺文略》等著作，是我国第一个撰写出国游记的女性,是我国第一个使用公历的人，也是把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位女作家，最早把欧洲神话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当得起中国妇女的光荣和骄傲这个名号。

第三雷——大师的大师。现在提起钱稻孙几乎无人知道，但是提起他的叔父钱玄同、堂弟钱三强、堂弟钱仲联和学生乔冠华、茅盾、曹禺、杨联升来，大家就会明白钱稻孙的学术成就、翻译成果是多么巨大了。他和鲁迅原来是密友，中华民国的国徽就是他和鲁迅、许寿裳三人合作设计的，图案就是他画的。后来他却逐渐与鲁迅疏远，和周作人走到了一起，成了文化汉奸。所不同的是，周作人在日军面前还稍微矜持一下，钱稻孙却是直接投进日军怀抱。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恢复管治时期（共二任）

第二十二任校长（代理）——傅斯年（任期1945年10月—1946年8月）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 ，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著名历史学家。 六岁入私塾，十岁入东昌府立小学堂，十一岁读完《十三经》。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1918年与同学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编辑《新潮》月刊。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为学生领袖之一。1919年底赴欧洲留学，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1929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45年10月—1946年8月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20日因脑溢血病逝。  

雷人事

到了傅斯年这里，已经无法不带有个人喜好——差不多被他彻底雷倒！

傅斯年人生太过短暂，仅55年，应该是被天妒了。了解傅斯年，向大家推荐《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年9月出版 全套408元）。知道这本书，得感谢中山大学已经退休的袁伟时教授，如若不是他提及，我可能会在有生之年落下最大的一个笑柄。此前，1980年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曾经出版过一套《傅斯年全集》，但大陆读者很难看到。

该怎么说傅斯年呢？我就无章法地，想哪说哪吧，说说我们不熟悉的、却是一下子就会产生“找到组织了”那种感觉的傅斯年吧！

傅斯年，1919年5月4日，北京，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最前头高举大旗的那个人。在我的记忆中，这个历史性的一幕，是被大陆的教科书湮没了的。

傅斯年，很雷，雷到什么程度？他可以不依不饶地凭一己之力，把蒋介石连襟孔祥熙雷下政治舞台，接着，把国民党元老宋子文雷倒，这在中国文人圈中，应该无人出其右，“傅大炮”的大号也从此叫开。

傅斯年的治学考证观最为纯粹，坚决反对以伦理道德或政治等理由歪曲历史。他说：“对青年是不应该欺骗的，治史学是绝不当说谎的。”“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可惜，中国只有一个傅斯年！痛惜，中国没有再造傅斯年！

“叛将”傅斯年对“正统观”的恪守却几乎到了极致。他本是黄侃（章太炎的大弟子）的学生，因听了几堂胡适的课产生共鸣，最终改换门面做了胡适的弟子，二人共同演绎出中国文史界含金量极高的“教学相长”佳话。据胡适说，北大时期的傅斯年与自己的学识已不相上下，因为有了这样一个高端学生，只能不断读书不断提高，否则，便是露怯了。就是这样的傅斯年，却致死抱定一个念头：只有国民政府才是保护和弘扬中华文化的屏障。所以，从北大时期到随黄炎培访问延安，傅斯年对毛泽东都是远离和蔑视的，这也导致了1949年到1990年代大陆对傅斯年的研究成为禁区。傅斯年的理念是反贪官不反皇上，所以，蒋介石对傅斯年始终网开一面，哪怕傅斯年当着众人翘起二郎腿跟自己蜚短流长。

大陆在傅斯年研究上的解冻始于1990年代，但直到今天依然处于犹抱琵琶羞羞答答的状态，最开明的学术观点也无非是褒扬其成就之后，穿凿附会一些对傅先生性格等方面的指摘——这样的事情，还要持续多久？

 与傅斯年同期就读柏林大学的学子，走出国门大都与国内的原配闹起离婚游戏，独傅斯年与陈寅恪是把主要精力用在刻苦求学上的，这使得四年后，两个人很快脱颖而出——陈寅恪在清华成为闻名天下的“四大导师”之一；傅斯年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开南国一代学术新风。北伐成功后，被誉为“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 的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而“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陈寅恪出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傅、陈二人这一历史性的聚合，开创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学术流派。——关于二人的历史性佳话，特推荐大家阅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作者：岳南，定价44.8元）。但我个人认为，以岳南的学养和纪实畅销书的写作风格，解析各领风骚的两位大师多少还是费些力气，但在国内学界相关出版物极其匮乏的当下，实在是没有太多的选择。

至于傅斯年接手北大不留一名汪伪时期教职员工得罪周作人、罗家伦（蔡元培学生、著名学者，“五四运动”这个词组就是他提出来的）送他“北大‘功狗’”外号的来由，网上有相关的零散信息，可以自己查找了解。

有三个信息必须提起：1、安阳废墟挖掘工作是在傅斯年倡导领导下进行的。2、傅斯年的祖先傅以渐是清朝建立后的第一个状元。3、台湾学着李敖对傅斯年推崇备至。

虽是任职不到一年的代理校长，但傅斯年对于北大乃至中国，影响都是巨大而深远的。在中国的文化之路上，被大陆学者冠以“学霸”恶名的傅斯年就横在那里，无论往前还是往后，没人可以绕行。

在北大历任（含代理）近40名校长中，从个人喜好（请注意，是个人喜好），我首推傅斯年。在傅斯年身上，或看到了自己的悲剧或看到了自己的希望，更重要的是，傅斯年，可以加深每个中国人对中国的认知程度——彻底了解傅斯年，雷倒国人一大片。

第二十三任校长——胡适 (任期1945年10月——1948年12月)

胡适（1891.12.17—1962.2.24），汉族，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

父亲胡传，汉族，字铁花，官至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后因乙未战争离台（我在另一博客《仅存150天的台湾民主国》里，对其父有所提及）；母亲冯顺弟，安徽省绩溪县人。

雷人事

在北大历任校长中，对中国教育文化影响最大的是蔡元培，而对中国诸多领域均产生深远影响的则非胡适莫属。胡适太有名了，雷人事自然就太多，以下，仅选几个大家不太熟悉的：

第一雷——昔日女友成师母。大家胡适一生，因为太过优秀，私密生活自然耀眼夺目，左拥右抱女子不计其数，比较有名的，有这样几位：母亲一手包办的发妻江冬秀、长达数十年的异国恋人韦莲司、为其堕胎的伴娘曹诚英、小自己21岁的学生徐芳（徐芳后来成了左联五烈士之一殷夫的哥哥徐培根之妻，定居台湾）——而最雷的当属后来成了胡适师母的犹太女子洛维茨！胡适在抗战后出任民国驻美国大使，有机会经常看望恩师杜威，结识了杜威的秘书萝德芘·洛维茨(Robby Lowitz)，两人一见倾心。1938年，胡适因心脏病住院，更是得到洛维茨无微不至的照顾。在此期间，虽然洛维茨多次试探胡适的想法，却始终未得到胡适的回应，她只好于1939年9月，与那位非洲男友Roy Grant结婚了。不料，婚后一年Grant先生就撒手人寰。洛维茨重新陷于孤寂之中，但她与杜威相处十年，也有些日久生情，终于在1946年12月42岁时，与87岁的杜威结了婚，成为杜威的第二任夫人。此后胡适与她虽有通信联系，但昔日密友，已经是学生与师母的关系了。

第二雷——留学日记堪比“80后”：7月4日，新开这本日记，也为了督促自己下个学期多下些苦功。先要读完手边的莎士比亚的《亨利八世》…… 7月13日，打牌。7月14日，打牌。7月15日，打牌。7月16日，胡适之啊胡适之！你怎么能如此堕落！先前订下的学习计划你都忘了吗？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不能再这样下去了！7月17日，打牌。7月18日，打牌。

第三雷——主张丈夫要“三从四德”。1961年2月25日，胡适突发心脏病住进台湾大学医院，经急救，病情好转。4月13日，躺在病床上的胡适心情很好，与来探望自己的人看侃侃而谈谈“惧内”问题。他说在美国的中国人有个“惧内俱乐部”，提倡男人对太太要奉行“三从”、“四得(德)”的原则。所谓“三从”，是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错了要盲从。所谓“四德”，是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可见即便是在病中，他依然风趣幽默。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提倡怕老婆不仅仅是一种幽默。大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他就说过，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没有怕老婆的故事。这三个国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俄国。因此他得出如下结论：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有自由民主的因素，反之则容易建立极权统治。

第四雷——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胡适到美国留学后，抽烟很凶，虽一次次在日记里告诫自己要戒烟，不过，胡适的烟瘾并未从此根绝，甚至越来越大。胡适喜欢喝酒，在国外求学时虽不沾酒，但回国后应酬一多，胡适也就破戒了。然而戒酒也和戒烟一样难，胡适屡屡破戒。胡适在上海那段时间因交友不慎，赌博、酗酒、逛窑子，样样都学会了。赴美留学后，受美国观念的影响，他方醒悟：嫖乃人间大恶。虽然发誓禁嫖，但胡适偶尔也和朋友一道逛逛窑子，当然，只是纯粹观光性质。1925年的一天晚上，他和郁达夫、杨金甫等友人看汉口的窑子生活，回寓所后，胡适还和郁达夫等人大谈观后感：“娼妓中人阅历较深刻，从痛苦忧患中出来，往往善于谈情说爱，过于那些生长于安乐之中的女子。”1926年2月初，胡适的外国友人加纳特在上海巧遇胡适。有朋自外国来，胡适不亦乐乎，一天晚上，胡适竟带这位外国友人连逛两家妓院，好好地开了次“华荤”。

第五雷——活得自由死得猝然。

1962年2月24日上午，“中研院”在台北南港召开第五次院士会，应邀来宾到了一百多人。胡适主持会议，完成了全部议程，新增选七位院士。中午，招待院士午餐。下午五时举行酒会。据说，胡适事前吩咐过秘书王志维：“人文组请副院长李济做代表发言，如果婉辞不必坚持。”　　

酒会上，胡适首先致辞，他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大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接着，李济讲话，语调略为低沉：“我感到科学思想在中国社会生根不成，是最大的问题。经过五十年提倡，今天我们的成绩如何？一切科学设备是从外面买来的，学生最后必须出洋去，我们有什么样的科学大著作？还比不上日本。我真不敢乐观，科学不能在这里生根，就觉得它是舶来品。”后来吴大猷和胡适的发言均认为李济的想法太过悲观，不免让人气馁。

接着，胡适因心脏病猝发而倒地身亡。

在场的近代史学者吕实强，在《忆胡适最后的一次讲话》中这样写道，下午五时酒会开始，胡适“高高兴兴地走到麦克风前致辞”。接着，胡先生邀请讲话的“第一位是凌鸿勋先生”，“接着起来讲话的为李济先生”。他说，“……去年十一月间，胡先生接受外国人的邀请，发表了一篇‘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演讲，其中的内容，虽然有些小的地方和我的看法并不全然相同，但大致我都是赞成的。谁知却引起很大的讨论。”李济讲完，胡先生说，在台的院士就只请两位（指凌、李），国外的院士，一位是从三位物理学家中推定的吴健雄，另外一位则请刘大中。“吴健雄表示，在中午时他们已推定吴大猷，于是胡先生便请吴大猷先生”讲话。吴大猷讲完，继之，胡先生再请刘大中讲话，刘客气，只谢谢“中研院”送他的书刊。“于是胡先生再起来讲话。这一次，他的心情相当的激动，这主要应该是因为李济先生对于国内的科学发展，感到悲观，并且提到他发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演讲后，遭受许多人的批评和攻击。本来他的心情便相当低沉，只是因为开院士会议，尤其是吴大猷、袁家骝、吴健雄、刘大中等院士的到来，使他的心情为之一振。所以在酒会开始时致辞，能够平和愉快。但李济的讲话不免使他再陷入低沉”。“先生讲到这里，声调有点激动。”现在想来，倘若胡适就此打住，不再讲下去，不让自己继续激动，或许后来的事也就不会发生。“先生正在大声疾呼的时候，突然把话煞住，也许感到不适了”，胡适急忙接着说：“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这时正是六点半，客人开始回去了。先生还站在刚刚讲话的地方，和一些告辞的人握手，正要转向和谁说话，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到磨石子的地上。站在他附近的凌鸿勋、钱思亮等，连忙伸出手来扶他，已来不及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革开始（共三任）    

 

       第二十四任校长——汤用彤（任期1949年5月—1951年9月）

              汤用彤（1893年—1964年5月1日），字锡予，祖籍湖北省黄梅县，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历月21日）（阴历）生于甘肃通渭。中国著名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著名学者。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马寅初任校长时期），北京大学校委会主席(相当于校长，当时无校长)（194905——195109），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其父汤霖，字雨三，晚年号颐园老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

       汤用彤毕业于清华学堂。留学美国，入汉姆林大学、哈佛大学深造，获哲学硕士学位，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1949年5月至1951年9月，曾任北大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汤用彤通晓梵语、巴利语等多种外国语文，熟悉中国哲学、印度哲学、西方哲学，毕生致力于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和印度哲学的研究。已出版的著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汤用彤学术论文集》（包括《魏晋玄学论稿》、《往日杂稿》、《康复札记》等）、《印度哲学史略》等，这些经典之作在当今，仍是该领域难以超越的高峰。

有观点认为，对于汤用彤，用“学贯中西”来形容是狭隘和不全面的。因为他是我国十分罕见的学贯中、西、印的大师，他在中、西、印文化与哲学思想研究上，都有独到的造诣和重大的贡献，在这三大文化领域内都立下了一座座丰碑。

季羡林说，现代中国的几位国学大师，凡是既能熔铸古今，又能会通中西的，有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烙、陈垣、胡适等，“我认为汤用彤（锡予）先生就属于这一些国学大师之列，这实际上是国内外学者之公言，决非我一人之私言”。

在北大诸多大师级校长中，汤用彤是应该是个异类，他比较平和的，雷言雷行少见，这大概跟他致力于研究佛教有关。

尽管如此，还是可以从追忆先生的一些散记中寻到蛛丝马迹。

雷人事

第一雷——迂得举世无双。汤用彤花费心血撰写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得最高奖，他却满脸不高兴，负气嚷嚷：“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的书要谁来评奖！”其“迂”至此，举世无双。

汤用彤四十年代在北大教书时，傅斯年曾请他兼一个办事处的主任，每月送一份薪金。可当发薪时，他却如数将薪金退回，说：“我已在北大拿钱，不能再另拿一份。”

第二雷——迂到极致才是雷。汤用彤本是有机会去台湾的，却留在了大陆。汤用彤儿媳乐黛云（汤一介之妻）《我心中的汤用彤先生》有这样一段表述，“他和胡适的确有一段非同寻常的友谊。当年，他从南京中央大学去北大教书是胡适推荐的。胡适很看重他，临解放前夕，胡适飞台湾，把学校的事务就委托给担任文学院院长的他和秘书长郑天挺。”这段话可以传递三个信息：汤用彤守信重义感恩，这跟他的出身、家道、渊源都吻合；第二个，责任士气，这是儒家的风范，也对得上；第三，靠得住、定得住。这也对，汤先生是研究佛教的，佛家的业力定力他还是有的。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就不好理解了——乐黛云说，“1954年，在《人民日报》组织批判胡适的那个会上，领导要他发言。他这个人是很讲道德的，不会按照领导意图、跟着别人讲胡适什么，但可能他内心很矛盾，也很不安。……对他的打击很大，心理压力也很大。当晚，回到家里，他就表情木然，嘴角也有些歪了。……没想到第二天他竟昏睡不醒，医生说这是大面积脑溢血！……他就这样昏睡了一个多月。这以后，他手不能写，腿也不能走路，只能坐在轮椅上。”（省略号是我在引用原文时删节无关信息所加）批胡适，把汤先生批出了脑出血，但问题似乎没那么简单，我在思考另外个问题——宗教，在政治、软硬暴力面前究竟有多大的防御能力和抵抗能力？人是血肉之躯，不知晚年的汤先生在不能自如行走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汤用彤之子汤一介曾这样分析父亲不去台湾的原因：“现在分析起来，父亲留下来的原因大概有三个：一是国民党腐败；二是父亲的很多学生是地下党，比如说汪子嵩，当时已经是助教了，他们给父亲做工作，要父亲安心留下来；三是因为胡适先生有信来，要父亲照顾北大。胡适走了之后，北大一时没有校长，北大的教授就自己成立了校委会，并推选父亲做校委会主席。父亲在北京大学待了那么长的时间，对北大有很深的感情。同时他也觉得，大家都走了，北大谁来管？”这段分析虽有冠冕堂皇之瑕疵，但至少也传递了一个信息：汤用彤是很容易被忽悠的。

穷尽一生孜孜以求精于佛学研究，这是因。果呢？形式上赢得了国学大师的美名，而具象是什么呢？拖着偏瘫老迈的身躯告别人世。这究竟是政治之恶还是宗教之恶？

汤先生属于中国知识分子中最典型的“迂腐型”。迂腐不雷人，迂到极致就雷人了。

浸润中华文化，雷人的汤用彤是注定的——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话是北大的悖论，更是中华文化的悖论，当然，也是批判——对不起了，汤先生。（汤先生在中国大陆是不被封禁的，各位可以自己查询更多关于他的信息）

 

 

第二十五任校长——马寅初（任期1951年6月—1960年3月）

马寅初（1882—1982），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1882年6月24日生于浙江嵊县。1901 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选学矿冶专业。1906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先后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当职员、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1919年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927年到浙江财务学校任教并任浙江省省府委员。1928年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1929年后，出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南京中央大学、陆军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1938年初，任重庆商学院院长兼教授。1940年12月6日被蒋介石逮捕。1946年9月，到上海私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1949年8月，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并先后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60年1月4日，因发表《新人口论》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1979年9月，平反后担任北大名誉校长，并重新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1981年2月27日，当选为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1981年3 月29日，当选为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顾问。1982年5月10日因病逝世。

雷人事

第一雷——人口多怪罪没有电。马寅初曾斩钉截铁地跟毛泽东讲：“中国人口太多是因为农村晚上没有电！！！”。言外之意，因为没电，天一黑就得早早躺下，夫妻之间房事频繁，生出的孩子自然就多。毛泽东反驳说：“你马寅初生了七个子女，是不是你家晚上也没有电啊？” 马寅初顿时满面通红，无言以对。马寅初这番言论即使在今天，也会让那些信口雌黄的砖家叫兽汗颜。

第二雷——一两女侍一男，和谐床第欢。资料显示，“1917年，马寅初与嵊县一位叫王仲贞的姑娘结婚。王仲贞生于1904年，比马寅初小22岁，年少漂亮，有小学文化程度。此后，马寅初将王仲贞、张团妹先后接到北平。从此，马寅初的家里就有两个妻子。马寅初对两位妻子都很好，他外出度假总是让两位妻子同往，一床三人，在家闲暇时，也常是让两位妻妾陪他在庭院小路花丛中散步，左拥右抱。张团妹和王仲贞之间也相处得非常融洽，彼此互相关心、体贴照顾，这在当时类似家庭中，实属少见。”这段文字，让我们见识了活脱脱的、马寅初式的、一男御二女的3p民俗风光——一床三人！（如果不知道3P啥意思，可以网络搜索或者问苍井空）很显然，这段文字的作者对马寅初的3P生活，不但肯定甚至艳羡，俨然马寅初给我们确立了道德与风尚的范本。有两个妻子不算啥事，偶尔3P也不算啥事，但是，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三人同床嘿咻嘿咻，就是西门庆在世也望尘莫及！马寅初和他的两位妻子共有五个女儿、两个儿子，是拥有七个孩子的多子家庭。这等家庭结构，对于毕生都在主张“新人口论”的马寅初来说，已经幽默得出离幽默了。

马寅初是个分水岭，以此为标志，此后的北京大学渐渐在变化、变味、变质，甚至有时会变态。

（受制于博文不能太长，关于马寅初，我将在近日撰写《关于马寅初的诸多疑问》。恭请各位不吝赐教。）

 

 

第二十六任校长——陆平（任期1960年3月—1966年6月）

陆平(1914－2002)，男，原名刘志贤，又名卢荻，吉林长春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至1937年在北京大学教育系学习。1957年10月至1960年3月，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同年11月起任北京大学党委第一书记。1960年3月至1966年6月，兼任校长。历任青年团中央常委兼青工部部长，铁道部副部长，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中国罗马尼亚友好协会会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是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雷人事 

第一雷——文革中第一个被打到的“当权派”。“文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发动的标志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毛泽东批准的“五一六通知”，另一个就是由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署名贴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有一个很长的标题《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什么》，点名批判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彭佩云。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于当天向全国广播。6月2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大字报全文。从那时起，陆平作为第一个在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当权派”而载入史册，并且一倒就是十年。

 第二雷——北大校长的子女无一人上过大学。1966年文革开始，陆平四子女陆微 陆征 陆莹 陆昀，一个高三毕业，该考大学却不能考，一个读高一，一个初中一年级，一个刚刚小学一年级。在接下来的10年，或下乡或辍学。1968年，大女儿陆微徒步去了山西降县插队；儿子陆征到陕西延川插队；1969年，二女儿陆莹去了西双版纳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也是在那一年，保姆老阿姨被指控是“地富反坏”，遣返回乡，而年仅10岁的小陆昀，成了举目无亲的“流浪儿”，精神受到刺激，患了脑血管痉挛。于是，四个孩子没有一个成为陆平期望的通过正规大学教育而成才的人。这是陆平作为北大校长死不瞑目的痛和遗憾！北大校长子女没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这在历任北大校长乃至全中国大学校长中，陆平都可能是唯一的。

第三雷——亲兄弟的同命运。陆平与亲弟弟刘居英（1955年少将衔）一起于l933年参加革命，在“一二·九”运动中成为北大学生领袖。抗日战争中，陆平从延安奔赴晋察冀边区，刘居英战斗在齐鲁大地，后转战东北，兄弟俩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12年后兄弟重逢，才发现两人都在铁道部肩负重任。抗美援朝中，刘居英出任中朝前方铁道运输司令员，陆平任铁道部政治部主任、哈尔滨铁路局局长，兄弟俩再度携手保前线运输。尔后，刘居英执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陆平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兄弟俩同时掌管中国两所顶级大学。北大一张大字报点燃全国“文革”之火，陆平与刘居英双双被打倒，文革结束又相继复出。

文革中，从1966-1976年，北大没有校长，大学由校革委领导，领导人是聂元梓（1968-1969），后为（1970-1975）。。。。。。

第二十七任校长——周培源（任期1978年3月—198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