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不安的候鸟

不安的候鸟

 

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苏琦 2008-11-24

 

 面对因沿海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企业倒闭而提前返乡的民工群，一向以农民保护神自居的左派和一向以提高效率为己任的右派，在这一时刻结成了非自愿的同盟：前者自矜于自己的先见之明，幸亏千方百计顶住土地确权继而流转的压力，给农民兄弟们提前留下了保命田；后者窃喜于产业升级换代的绊脚石自动消失，此外，这些在沿海打拼了十数年的“低素质人群”的离去，一方面给“高端人群”的引进腾出了空间，另一方面还可保证改革开放的成果不被瓜分殆尽——否则，根据户籍改革演进的态势，这些“低端人群”完全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化为在地民，仅社保、医保等相关配套开支就足以令地方政府心痛不已。
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工成了失语者，离去的无奈与前途未卜的忐忑都被压抑在木讷的表情下，没有人关注这些提前返乡的候鸟内心在想些什么。家乡的政府已经如临大敌般在考虑如何安置他们，在县城打工的叔伯兄弟们则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看着这些潜在的就业对手。“农民工”这三个字，足以道尽他们的尴尬。他们既不是农业工人，也不是产业工人，他们就是农民，在国家需要廉价劳动力的时候厕身为工，如今却要不老而还乡，返身为农。

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令他们失去了腾挪的空间，刚性的户籍制度令他们即使拥有固定居所和固定工作十五年之上也无法被城市接纳，返乡成为唯一的出路。然而就连“三农”学者们也不得不承认，人多地少格局下人均那三五分地最主要的功能是承担农民的社保——这里且不论为何同为一国公民单只农民要靠土里刨食来保障自己——无法形成规模效益。事实上，全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的收入来源中，非农收入的比例近年来一直大大超过农业收入，换言之，正是农民务工的收入维系中国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运行于不坠，而非那些抱残守缺的“三农”专家们奔走呼号之功。

如此，所谓“三农”问题，似乎只剩下“二农”议题，就是如何把农民留在农村，让“农民”这个亚族群的身份认同世代流转。

那些对农民拥有天然父爱情结、对农村怀有浪漫情怀的学者们，力图证明只有那“村容整洁、村风淳朴”的乡村才是农民的归宿，一旦跻身城市，这些无助的乡民们只能被可怕的贫民窟吞噬。这种虚幻出来的农民是天然的弱者的形象，与人们常常津津乐道的自发承包土地、开启三十年改革开放之旅的农民角色实在是大相径庭。彼时大胆进取之改革者，不知不觉中被定义为因心灵被蒙蔽而羡慕城市浮华的迷途羔羊，为了那蝇头小利而甘心被国内外资本家所榨取，然后又在那恶俗的消费文化的影响下，会转手把自己的血汗钱给花光。

最能表现这种对农民的道德与理性不信任的说辞，来自于那些竭力反对农民真正拥有土地产权的学者们。在他们看来，一旦农地确权，一个巨大的梦魇就会变成现实：鼠目寸光的农民们肯定会把到手的土地给卖了，然后会迅速把卖地所得的几十万坐吃山空，进而沦为无地农民，进而……

因此，为这些乡民计，与其让他们在城市这罪恶的渊薮中沉沦，不如安心待在乡村重觅那男耕女织的纯真年代，土地虽少，但在国家和集体的荫庇下，其使用权是很有保证的，虽然这种保证时不时会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为 “大局”而被牺牲掉。

没有人比那些只愿用其工而不愿去其农的官与商们更满怀欣喜地去践行这些主张的了。至此，一场不经意的合谋似乎可以圆满落幕了。

只剩下一个悬念——西方政治学者在描述贫民窟二代对城市化进程的促进作用时曾指出，相对于父辈们满足于地理环境的水平迁移，他们更追求社会地位的垂直上升。如今咱们的农民工二代似乎连对地理环境的水平迁移的向往也要被打回原形，对此，他们到底会怎么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