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厦门

　　

四个月对于一座城市的变迁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对于一个有着丰富人生经历的人来说也是短暂的。但是历史人物之所以伟大，正在于他永远存在于时间的深度里。因此，尽管时隔七十五年，当我们再次回忆起鲁迅在厦门的片断时，依然会被他鲜明的个性，执着的精神深深打动。

　　“要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

　　鲁迅到厦门有多种原因，而刚刚成立的厦大国学院对他的吸引自是其中之一。虽然他一生中曾在绍兴，北京，广州等地任教，但恐怕再没有比在厦门的这段日子更纯粹地是以“教授”“学者”的身份出现的了。

　　鲁迅在校开设了两门课程：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文学史需要新编讲义，由于涉及的范围太大，厦门图书资料又很缺乏，编起来很费事。若利用厦大旧存的讲义去讲，自然是毫不费力，可鲁迅绝不肯这样做，他要“自己好好的来编一编，功罪在所不计。”在具体编写中，确实有很多不便，但他从不草率，本着要“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的宗旨来进行。在这本后来正式发表的《汉文学史纲要》中，既有对文学起源的系统梳理，又有对屈原，李斯等人文学史地位的重新认识，既显示出勇于向传统挑战的勇气，又暗示着学者应具备的“标新立异”的品质。至于小说史，他用的是北京的讲稿，贯穿了一种要借助对小说这种在历史上难登“大雅之堂”的文学形式的研究来发现其所含的与正统价值相背离的民间价值的思路。这一切鲁迅都是以学术姿态来“说”和“做”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没有忘记对人的关怀和对中国人的历史责任感。

　　“好事之徒”与“傻子”

　　鲁迅不拘于埋头做些研究，但是他绝不会放弃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厦门的演讲之风，在他来了以后日渐兴盛。

　　1926年10月14日鲁迅在厦大群贤楼礼堂作了来厦后的第一次演讲，题目是：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针对当时时局，他把少读中国书同“救中国”联系起来，提出青年学生当日要救国，并不在读中国书，而是要勇于做改革社会的“好事之徒”。他说，世人于好事之徒往往不满，其实不然，“今日之中国，这种‘好事之徒’却不妨多”，因为社会一切事物，就是要有好事的人，然后才可以推陈出新，日渐发达。他深知做好事之徒不容易，所以最后说，万一不能做到，则人们对于“好事之徒”，应该不可随俗加以笑骂，尤其对于失败的“好事之徒”，更不要讥笑轻蔑。一个月后，在集美中学的演讲中鲁迅又把这个话题深入下去，提出世上聪明人很多，却往往不能办事，因为他们想来想去，过于计较个人的得失了，即使肯做有利于社会别人的事情，也常常不真诚，不彻底。于是“世界是傻子的世界”，他们是社会的改造者和创造者，未来是属于他们的。做“好事之徒”和“傻子”，是鲁迅对国人的呼唤，而他自己，正是这么去实践的。

　　埋葬和保存都因为期待

　　厦门这座海滨小城自有其独特韵味，鲁迅初到时也不禁称赞“此地背山面海，风景佳绝”，在这一片难得的清静中，他收拾心情，接连完成了《旧事重提》中的五篇文章，那平和的思绪，娓娓道来的话语，实是以往罕见。但鲁迅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他思想中那种深深的忏悔精神，那种极为敏锐的自我批判精神。他不止一次在“寂静如到浓酒”的厦门的黑夜中审视自己的人生：“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过去的毕竟已经过去，埋葬和保存都因为期待，虽然前路如何自己并不知道，也必须走下去。

　　鲁迅于1927年1月离开了厦门，他在本质上是不属于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因为他更关心的是现实而不是历史，是人生而不是书本，是人的情感意志而不是学理。临走前他特地到南普陀的一座荒坟前留影，周围有平日他最喜欢的龙舌兰，高大，强壮，在铅灰色的丛冢和枯黄的坡地上，剑形叶竖起一簇簇绿色的苗焰。在鲁迅看来，如果说坟代表死，龙舌兰便代表生。亦死亦生，方死方生，生命跨过死亡前行，结束和起始同时进行，正是他一生遵循的生命准则。

　　我们当然还可以继续追寻鲁迅在厦门的足迹，例如他对青年的热心，对底层民众的一视同仁，对“权”“钱”崇拜的藐视。。。。。。这都会让人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存在。历史已进入了新世纪，昔日鲁迅笔下的“荒岛”“死海”已面貌一新，然而，一座城市是要有精神的，在耳边还不时回荡着关于“厦门人太安逸”“厦门人要走出去”“厦门要更有活力”的讨论之际，我们何妨借一个巨人在厦门的背影来鞭策一下自己呢？

1926年11月17日摄于厦门大学　第四排右起第一人为鲁迅

1927年1月“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于厦门南普陀

1927年1月在厦门“厦大学生会欢送鲁迅先生大会摄影”

1927年7月向厦门大学辞职后与“泱泱社”青年合影于厦门南普陀

鲁迅手稿

1927年10月4日抵上海时与许广平、周建人等合影

1930年1月在上海与许广平“海婴生一百日”所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