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杂志变局背后的社会涵义·上(for《21世纪经济报》

今年9月，《朝日新闻》旗下的著名月刊《论座》杂志在推出终刊号（10月号）之后，宣布休刊；一个月后，日本最大的综合出版社讲谈社旗下的杂志《月刊现代》，也宣布于年底休刊。谁都知道，所谓“休刊”，是日人在其特有的暧昧文化语境下的委婉表达，其真实含义其实就是寿终正寝。除此之外，《读卖新闻》旗下的周刊《读卖Weekly》、《花花公子》旗下的《Playboy日本版》、集英社旗下的电影杂志《Road
Show》、世界文化社所属的面向中年女性读者群的时尚杂志《Grace》及Magazine
House所属的年轻女性定位的杂志《BOAO》等刊物，也纷纷宣布停刊，关门大吉。这个冬天有点冷，在美国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经济震荡日益坐大成持续性萧条的严峻情况下，无负压 智能交通 日本出版界的杂志停刊风潮只是冰山一角。据日出版业内人士称，连锁反应尚未结束，且不无进一步升级的态势。

像《论座》、《现代》这类杂志，在日本被称为综合杂志，32开本，350页左右，内容从政治、经济、国际、社会到文化、文学、漫画、八卦，应有尽有，无所不包，用旅日作家李长声的话说，“就好像日本便当，各种吃食摆满一盒子。”作为日本特有的文化现象，综合杂志思想倾向各异，构成复杂，其中不乏百年老店，如《读卖新闻》系的《中央公论》已有120年历史，文豪菊池宽创立的《文艺春秋》也有85年历史；其面向主流社会，纵论时政、领军思潮的姿态，也被称为“论坛志”。如今，“论坛志”接踵停刊，兹事体大。

缘何停刊？媒体社会杂志的功罪

就某个具体刊物而言，停刊的原因可能有多种多样。但网络、手机等新兴电子媒体的发展、电视媒体的杂志化转型，从根本上颠覆了内容产业的市场格局，使以书刊为代表的“活字”文化的消费群大大缩小无疑是一个大背景；而在这个大背景之下，社会贫困化的蔓延，使贫困人口激增，而这些贫困人口中的大多数本来是杂志定制发行之初锁定的假想读者群。社会分化的结果，这群人远离了杂志，好像一场预先策划的集体哗变。尤其是后者，有深刻的社会背景。贫困化的坐大，导致读者压缩生活开支，减少文化消费预算；持续性萧条，使企业削减宣传、广告投入。据日本最大的广告公司电通公司统计，全国杂志广告费1998年为4258亿日元，2006年缩小至3887亿日元；而同一年，北京汽车租赁 奇石  网络广告为4826亿日元，首次超过杂志，2007年更大幅增至6003亿日元。

广告盈利减少，就要扩大发行，但不景气却直接打击了承担发行中盘角色的书店业。1998年4月，日本书店商业组合联合会的加盟店有10277家，到今年4月减至5869家。笔者几年前因工作关系，经常会去日本东北地区的一个港口城市出差。原先车站前的商业街上有好几家小书店，但每次去都会发现新近关张的店家。

从价格来说，日报相当于一听饮料，周刊杂志相当于一杯咖啡，而综合月刊则相当于一碗拉面。一般来说，综合杂志的盈亏线是5-6万册（实销册数）。据日本杂志协会的统计数据，在近年来被称为杂志盛期的1998年，《论座》、《月刊现代》的销售业绩分别为8万册和14万册，而今年（4-6月平均水平）则锐减至1.7万册和8.3万册，最惨淡时实销仅1万册和4万册。

《论座》创刊于1995，虽然历史不长，却是左翼大报《朝日新闻》的舆论重镇，与岩波书店的《世界》杂志同为自由主义的理论看板。其选题多围绕重大的政治、社会和国际问题，太湖石 假山 保守批判、贫困化问题和年轻论客发掘是维系刊物存续的三大支柱，也是诸多综合杂志中把“论坛志”的特质发挥到极致的存在，其超大篇幅的学术辩论曾吸引了主流知识社会众多的眼球。2005年，围绕关于慰安妇的电视纪录片遭安倍晋三等保守派政治家杯葛，制作方NHK方面被迫修改内容的事件，与NHK就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辩论，坚决捍卫新闻独立的普世价值，抵制任何形式的“政治介入”；2006年，以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靖国参拜为导火索，社会舆论再次分裂为左右两个阵营，主张坚守民主主义社会政教分离原则、反对参拜的朝日系与代表保守派过激言论、支持参拜的产经系对峙。朝日系主要论客、《朝日新闻》主笔若宫启文和《读卖新闻》老总渡边恒雄以超长篇对话，批判靖国参拜。全文刊载对话内容的那期刊物（《论座》2006年2月号），上市没几天即告售罄；《论座》一向注重发掘年轻写手，培养新锐作家。灵璧石 园林石 去年，年仅31岁、名不见经传的自由撰稿人赤木智弘以《叩问丸山真男——31岁飞特族，希望是：战争》的刺激性标题，在刊物上撰文抨击贫困社会的“格差论”（2007年1月号），一石激浪，一跃成为新锐评论家。所以，《论座》虽然历史未久，实销有限，却颇集合了一群铁杆作、读者，在主流社会的影响力诚不可小觑。

《月刊现代》是日本最具实力的大众读物出版社、百年老店讲谈社的看板“论坛志”。1966年创刊，3年后便创造了实销36万册的骄人业绩。其强项是非虚构性（Nonfiction）长篇硬派作品的连载，现任主编也是日本顶尖的历史学者、纪实作家佐野真一。翻翻战后出版史，先在刊物上连载，后由讲谈社付梓的非虚构类畅销书，多到不胜枚举。由讲谈社设立的讲谈社非虚构奖到今年已颁发30届，与大宅壮一非虚构奖一起，共同构成了该类作品的两大权威文学奖项。所以，已有作家在担心，讲谈社会不会因《月刊现代》的倒掉而丧失其特有的文化身份？

信息社会，如果对各种有效信息加以分类的话，大体可分为官方信息和民间信息。前者凭借其权力资源，在精选的基础上，可迅速形成新闻报道（主要是报纸）；而后者则因内容过于驳杂，相对于前者报道主体的报纸，往往由杂志来承担其细化、传播的工作。杂志的衰退，会伤害信息的多元化、多样性。因为，无论如何，官方信息自然照发不误，通过网志（Weblog）等形式，个人信息、小道消息也会照传，但在国家与个体之间，作为“社会”的信息便流失于无形。所以，杂志及其承载的杂志文化，不仅是一个社会文化品位的标识（不仅仅是对各种时尚、趣味性同人刊物而言），而且是那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市民化程度、成熟与否的指标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日本的杂志文化，不仅与报纸、广播、强直性脊椎炎 电视一道，真正把传统工业社会变成了现代传媒社会、信息社会，而且对酿造日本的民族性格、提炼东洋文化的精粹、传布民主主义的政治理念，使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观在日本社会扎根可谓功莫大焉。难以想象，如果没有从1950年代到“安保运动”，以“《文艺春秋》VS《世界》”为构图的“保革对决”；如果没有“右手《少年MAGAZINE》（1959年创刊的少年漫画杂志），左手《朝日Journal》（《朝日新闻》旗下的青年周刊，风行于19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全共斗”世代大逆不道的叛逆，现代日本的思想光谱真不知会发生怎样的基因突变，今天风靡全球的所谓“酷日本”（Cool
Japan）东洋亚文化会不会发生，如果发生的话，会不会变形，真的很难说。

也因此，日本作为被杂志文化熏陶得市民文化早已烂熟，连大众的行为模式都明显带有媒体策划痕迹的根深蒂固的传媒社会，很难适应、也无法想象杂志的长期缺席。而且，客观上，其高度发达的出版业、内容产业及其庞大的受众群，理论上也为新刊的孵化提供了足够的资源和商机；更主要的是，坐骨神经炎那些老牌出版机构的老板们，决不会放任编辑、记者等内容产业工作者长期的资源闲置、浪费（日本媒体工作者社会地位高、待遇好是出了名的），他们一定会借壳生蛋，哪怕干脆重造新壳，也要夺回被别人抢走了的内容市场。事实上，包括讲谈社在内，已经在考虑新的刊物孵育计划。

但是，状况依然相当严峻。并不是说一家刊物倒了，其受众便会自然被吸到他刊，而是杂志市场整体的地基下沉——蛋糕缩水了：1998年，《中央公论》发行9万册，现在是4.1万册；一枝独秀的《文艺春秋》，也从10年前的一百余万册，半减到目前的50万册。

硬派新刊纷纷登场，重新洗牌？

在老牌杂志纷纷“撒悠娜拉”，挥手作别书店和读者之际，另一股潮流逆向而生，正悄悄坐大。“本来有些自嘲地想，搁在店家一星期，不退货才怪呢。不成想，1万册居然就卖掉了。”今年6月创刊的超左翼刊物《失去的一代》（Lost
Generation）主编，青年评论家、劳动问题谈判专家浅尾大辅如是说。

所谓“失去的一代”，是指称1970年代后出生，刚刚走入社会就遭遇就业冰河期，成了泡沫经济崩溃后，雇佣环境恶化的牺牲的年轻世代的代名词。这些挣扎于“下流社会”边缘的年轻人，痛感劳动方式的非人和生存的艰难，内心敏感。他们严重不满于那些对他们自身的问题反应迟钝的传统既有媒体，他们需要发言——这是诞生新的言论空间的土壤。与此同时，PC编辑、网络出版、无店铺发行等信息时代低成本运作手段的成熟，使他们的诉求成为可能。于是，一批不依赖作为母体的既有媒体，以劳动、贫困、青年问题为主题，以同代人和长辈中有关怀和问题意识者为主要读者群的独立系“硬派”杂志粉墨登场。除《失去的一代》（Kamokawa出版）外，还有《飞特族1的自由》（Freeter’s
Free）（人文书院）、《思想地图》（NHK出版）、《POSSE》（NPO法人POSSE）、《K8》（Kodama屋）、《贫困研究》（明石书店）等，几乎都是今年下半年创刊的新刊，且不无继续增加的态势。这些新锐出版物大多放弃了传统的杂志形式，而是以书代刊，一来可免于像杂志那样受制于完全基于景气好坏的广告收益的起伏，二来可以在书店摆放较长时间，而不会像期刊那样被过期下架。

表面看，这似乎是一场出版业界的重新洗牌。但被洗掉的，从综合杂志，到新闻类周刊，直到时尚、女性刊物，光谱颇宽泛；而洗出来的呢，暂时以独立系硬派刊物为主，新桃换旧符，全无时尚感。如果把视线稍稍移开，多少关注下畅销书排行榜的话，难免更会吃惊：在2008年畅销书榜上，名列第一的是日本现代著名普罗作家小林多喜二79年前的著作《蟹工船》，仅上半年就加印了40万册；其次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光文社新译本行销80万册；甚至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祥传社版）也榜上有名。这种现象是耐人寻味的，问题的答案显然已溢出了传媒、出版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