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职场十年----作者:谢耘 (转贴---博客中国)

 

我的职场十年----作者：谢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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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9月15日清晨不到7点，我带着朦胧的睡意，从北京上地赶往首都国际机场。机场空前的拥挤，和几个月前SARS肆虐时期的几乎空无一人的冷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坐在美国联航的“波音777”班机内，工作中层出不穷的麻烦，暂时留在了国内。飞机离开北京飞往东京成田机场，这也是我十年前第一次去美国时走的航线，往事不禁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如丝如缕。

 

　　离开学校进入社会，转眼十年。十年中发生的一切，大大出乎我少年时期对自己未来的种种设想。十年的漂泊，十年的磨练，许多事情历历在目，也有许多变得模糊，掩埋在了逝去的岁月之中。也许应该抽点儿时间认真整理一下了，不为自恋和消遣，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或许未来的十年，又是一个出乎预料的十年。

　　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利用闲暇时段，陆续地把过去经历中自认为有意义的事情，以及引发的相应思考，写成了文字，现在也还没有全部完成。这十年，我经历了一个从学生到职业人，从员工到管理者的转变，感受到了一个人的成长——那些让我获得成功和认可的事，以及那些让我至今想起来依然遗憾和尴尬的过去，都给了我最大的馈赠——性情的修炼；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无论是国外公司，还是初创企业，抑或是大型民企，都给了我宝贵的机会，让我在实践中对管理的理解得以不断深入；十年中，我的领导，我的同事，以及许多朋友，给了我数不清的帮助，指点和教诲，乃至有救命之恩，这一切使我永远心存感激。

 

　　本来这些文字并没有公开的打算。几个好朋友看过后，劝我不要束之高阁，应该与更多的朋友分享。一个朋友在看完了部分文字后，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写道：“让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虽然我们可能是一些注定会被历史忘掉的人，不过每个人因为职业选择和非职业的选择形成的人生波澜，其实和那些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一花一世界，古代故事中的生死其实在今天的商业环境中不过换了另一幅面貌，即使是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纠葛也有人生大义存焉。人总是在不断反省的思维习惯下才会记录下那些对自己最触动最深刻的事件和人，从书稿中看出你不愿意浪费任何一个生命细节，也诚恳地记录下自己的获得，只有诚恳的前提才谈得上分享。我相信你的读者都会感受到分享的巨大快慰。”

 

　　我不知道自己的这些经历和感悟，对于那些和曾经的我一样年轻的职场初入者，对那些和我差不多经历的管理者会不会有点滴的帮助。不过我想，成长中我们可能遇到了同类的问题，也许有了相似或不同的感动和领悟。我喜爱一些关于品质的说法。与新老朋友分享和交流过去的得失，就我自己而言，正是一种于提高生活品质的努力，或许可以给我们平淡无奇的日子增添一些新的有价值的成分。

　我的职场十年 (一)

终生受益的半年

　　初到美国

　　1993年的12月１７日，北京已经是寒风凛冽。我作为国内一家当时在中关村比较有名的IT民营企业的对外合作项目的第二负责人，作为一位令我非常敬重的典型的六十年代毕业的知识分子，我们企业的总工程师的助手，与另外三名我当时的同事，其中两名是我大学的同学李平和刘慧明，一名是我在大学读研究生时做兼职政治辅导员时的学生吴志聪，登上了两年前我在悉尼永远错过了的前往美国的航班。如果当时成行，我可能便有机会去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做科学研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混迹”于商业之中。尽管曾经在悉尼留学两年，但是去美国对我依然是一个新奇的经历——这是我第一次去这个冷战后的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

　　飞机经停日本，NARITA机场之大，使我们好像进了迷宫一样。最后在美国加州的中午时分，航班沿着太平洋海岸，飞临洛杉矶。当飞机开始下降高度时，我透过舷窗，好奇地俯瞰着这片我从未踏足，却在我无法抗拒的情况下改变了我生活走向的土地，我的心情没有丝毫的波澜。准确地讲，没有兴奋，没有激动，没有向往，也没有期待，心中只有一丝隐隐的却非常顽固的对未来的忧虑。

　　飞机下的洛杉矶，看起来很像我所熟悉的印刷线路板，规则而平淡，完全没有我想像的国际大城市的样子。正是这片土地，这个城市，在我和它有了密切接触之后，再一次改变了我的生活走向，我未来十年的工作，始终是在这段经历的影响下展开的。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第一次在洛杉矶出关的经历，让我至今都对美国海关有一种不安和反感。我们五个人竟然被当作嫌疑犯一样，被美国海关人员整整查了一个多小时。这可苦了在外面等候我们的TRW的工程师Pete。相比之下，中国人总是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态度对待来访者，我们的海关对老美们是否太nice了？什么时候我们也可以好好折磨一下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的美国人？

　　我们五个人，当时是肩负了公司重任的。公司经过半年多的谈判，与美国著名的国防企业ＴＲＷ公司太空电子集团达成协议，共同开发面向中国市场的民用产品。当时美国的国防企业，在苏联解体的影响下，结束了冷战带来的黄金时代，也被迫开始了“军转民”的努力。出发前，双方达成一致的是先开发用于家庭的卫星平板天线和高频头。对方建议的电视加密收费系统，由于市场和技术的问题，我们公司一直没有拿定主意，准备随后双方再议。

　　我是在去美国之前才在李平的游说下，离开了我工作不到一年的一家国内的小型国防企业，也是我的第一个工作单位，离开了我所熟悉的信号处理专业，加入到了这个公司。我在三天内就做了换工作的决定，这也是我一贯的风格。所以我对于双方的合作，包括公司的情况，都了解不多。未来，在我基本上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展开于我的面前。我没有时间审慎思考，便必须面对从来未曾经历过的一切而开始行动。在行动中思考，在思考中行动，成了我未来工作的特点之一。

　　体验完海关的百般刁难，在北京分别几个月后再次见到Pete，双方都倍感亲切。这也是Pete他们第一次和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合作，这在冷战时期是无法想像的，他们的心中充满了鲜和好奇。

　　接下去的几天，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采购生活必需品。ＴＲＷ帮助我们在HAWTHORNE租了一个小的空荡荡的house。我们必须马上购买几乎一切生活用品，包括洗衣机、微波炉、餐桌等。为了节省开支，我们原本没有计划买烘干机，但是Pete告诉我们，在洛杉矶，如果你把衣服晾在室外，会有人告你影响市容。这是我第一次感受“第一世界”的奢侈。

　　生活安顿下来，便开始建立工作环境。ＴＲＷ是美国的著名国防太空电子公司，三个字母分别代表了三个创始人——据说都是钱学森当年的大学同学。当时美国大部分的军用卫星，都出自该公司。所以我们不能进入他们的办公区，只能另外租用工作场地。Pete他们很快就在他们办公区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一处办公地点。我们租了三个办公室，一个实验室和一个会议室。办公室周围的环境非常好，清洁，安静，绿树成荫。旁边是一个健身俱乐部。我们每天上班的时候，都会看到许多身材苗条的女士，有的还带着孩子，来俱乐部健身。TRW的朋友开玩笑说：“她们来健身，可不是为了自己的丈夫。”

　　洛杉矶的REDENDO海滩，就在离我们办公区西边两公里的地方。工作之余，我们常常去那里散心。1998年，我陪同时任联想电脑事业部总经理的杨元庆，去微软公司访问。在洛杉矶转机时，利用转机空闲，由杨元庆开车，我做向导，大家来到REDENDO海滩。看到绵延平缓的海滩，走在细细的黄沙上，面对一望无际的太平洋，还有蓝蓝的天空，以及海滩边错落有致的各种风格的建筑，一个第一次来到美国的一个同事感叹道：“没想到美国有这么好！”

　　一切准备妥当，已经到了西方最重要的节日——圣诞节。这给了我们一个适应美国环境的喘息时间。圣诞节期间，我横跨美国大陆，乘坐“红眼”航班，到纽约看望了在那里工作的哥哥和嫂子。刚一下飞机，哥哥就给我打预防针：“纽约可是全世界上最脏的城市。”当时纽约的中国城，确实给人印象不好，与悉尼的中国城有挺大的反差。进入纽约的地铁站后，只感到黑乎乎的一片，有点进了老鼠洞的错觉。

　　随后他带我去曼哈顿，参观了他当时在世贸大厦106层的办公室——幸好在1999年他转到了休斯敦。走进世界贸易大厦，迎面看到的是因圣诞节而在大厅中央放置的一棵很大的圣诞树，各色的彩灯交相辉映。我当时穿着一身的休闲服装，羽绒夹克还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买的。在世贸大厦里，我发现周围所有的人几乎全部是西装革履。我哥嘲笑我道：“瞧你像个要饭的似的。”我没管那么多，高兴地在其中照了一些照片，不想竟成为永久的纪念。2003年“非典”发生之前，我陪中国银行的人再次到纽约，在世贸大厦曾经存在的地方，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深坑。世贸大厦的倒塌，与美国人比较普遍的轻狂不是没有一点关系。

　　朋友的故事

　　911发生不久，在北京外国人喜欢的聚会区三里屯，我和一个50多岁，温文尔雅，长期在美国IT行业工作的美国老朋友吃饭聊天。我们已经很熟了，又是只有两个人的聚会，几杯啤酒下肚，便自然谈到了刚刚发生的911及相关的政治话题。谈到他们的政府时，我告诉他在中国，大家对他们的新总统没有什么好感。他显然另有看法：“At least he delivers what he promises. That is pretty good for us. We miss the strong leader like him for many years.”我听了他的解释，略感意外。毕竟他是黄毛美国人，所以我没好意思把心中挖苦他的话说出来：“你们自己的总统在全世界搞‘文革’，你们大加赞赏。毫不认为其行为违背了你们的‘民主’原则。可是世界上有许多其他国家的‘strong leader’们，只在自己的国家里做自己的事情，却都被你们这些美国人贴上了独裁的标签，欲置他们于死地而后快。”我看到美国的双重标准，挺深入美国普通人的人心。颇有点儿像我们在文革中说的：“马列主义尖儿朝外。”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国家的民众恐怕为此还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乱仗中认识美国同行

　　开始的轻松，随着新年的到来很快就结束了。TRW合作负责人周博士，一个来自台湾的华人，非常看好电视加密收费系统（ＤＴＳ／ＤＴＤ）在中国的市场前景。在他一再坚持下，我们立刻改变了工作重点，将其它的项目后延，双方全力投入了这个项目的开发。为此，我们马上从国内又调了一个我们的同学谭自强来美参加这个项目。谭自强是我的研究生同学，精通电视技术，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他是国内电视方面的一流高手。他也是被李平游说来的，不过当时他还没有从清华的一个公司辞职。

　　我们在出国前还是为这个项目做了一些准备的：带来了相关的产品、关键器件及开发工具。当李平把他们在国内开发并投入市场的卫星电视接收机从包装箱中拿出来时，看着那漂亮的，非常具有消费品特点造型的产品，我真的有点吃惊。尽管我在读硕士期间，参与了一部海军用的新型雷达的设计和生产，但是对于家电产品却一无所知，感到是一件非常复杂难做的事情。且不说内部的电路设计，就其外形设计和制造，我就完全没有概念。我没有想到，他们比我先工作了不过四、五年的时间，竟然能设计生产出我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做的产品。

　　当时我的心理落差相当之大。因为我毕竟是当时我们班，甚至是全清华最优秀的学生。看着他们设计的产品，同窗了七、八年的同学，在我的眼里竟有了一种神秘而陌生的感觉。真有一种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感慨。这对我的自信心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

　　TRW在十年前为军事用途，曾经设计了一个视频图像加密解密系统，加密和解密系统分别有两个大手提箱那么大。周博士就是带着那两个“古董”，在1993年11月到中国广电部做的演示。当时他信誓旦旦地告诉客户，在1994年2月初，一定把它们变成家用的小盒子再来北京。其实军用系统和家用产品之间除了原理相同以外，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当时我们大家对这个项目都没有什么信心。不过周博士过人的胆量和推动能力，还是让我们很快就全力以赴开始了工作。

　　项目开始，首先要做的自然是系统设计。这个过程让我和我的同伴们大吃了一惊。整个系统的设计，是以会议的形式完成的。大家各抒己见，Pete负责在白板上记录整理，定不下来的部分，就先画一个云彩样的轮廓，以后再说。他半开玩笑地说：“We are digital guys，analog stuff is too complicated to us. We just leave them there for the moment(我们是搞数字电路的，模拟电路的东西太复杂，先放在这以后再说。)。”产品系统设计居然就在这个基础上启动了！这和我所受的教育，特别是我对于国际一流公司应有的做事方式的想像，反差太大了。如此紧张的时间，如此复杂的系统，如此艰巨的任务，就用这种方式工作？我们几个人，在心中留下一个大大的问号。随后的工作也基本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进行，完全不像我们期望的那样条理清晰、计划周全和井井有条。我们很快产生了对他们的不屑，甚至嗤之以鼻。而且他们的个人能力也相当平常。毕竟我们都是清华的毕业生，一对一的看，他们好像真的还不如我们。

　　“系统设计”完成，便开始了电路设计。双方出现了合作以来的第一次争执：彼此都说这是对方应该承担的任务。因为我不清楚双方谈判的情况，便去问李平。李平告诉我，按合同规定应该是他们来做。由于李平和Pete谈不通，我便直接去找周博士。周博士在看了合同之后道：“这种问题在美国是最好解决的了。把Pete给我叫过来！”。Pete 一进会议室，周博士便把双方的合同放在了他面前，“Please read this paragraph.” 周博士没有一点客气便直入主题。Pete看清合同的相关内容后，竟然没有任何的废话，说：“OK, I’ll do it .”。这个局面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找周博士之前，我心里一直在打鼓。因为双方已经僵持了两天时间。我自己猜测，Pete至少要辩解甚至是胡搅蛮缠，而且可能对我们下面的合作产生副作用——我们的做法太不给他面子了。随后的一切证明我完全错了。Pete他们不仅很快完成了工作，而且依然非常友好地对待我们。

　　尽管我在悉尼有过两年的留学生活，但是学校毕竟是学校，在哪里学校都有点儿世外桃源的味道。随后紧张的工作，使我没有时间回味Pete在这件事上的表现。但是这件事情在不知不觉中，留在了我的心底，悄悄地引发了我的转变。我开始认真地观察美国人，思考他们的特点和长处。心中的偏见开始一点点消融。我开始逐步了解美国人的文化和行为特征，开始向他们学习用新的理性的方式来处理事情，与人相处。几年以后，我写了一篇短文“Pete的启示”，讲述了这件事对我的影响。

　　Pete的启示

　　1993年圣诞节前,作为一个合作项目的副主管，我与领导和同伴来到四季如春的天使之城——洛杉矶，开始了与美国一家著名的国防电子公司的合作。刚刚安定下来，中美双方公司的人员便迅速组成了项目组，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设计方案确定之后，双方的工程师却出现了争执——都认为应该是对方负责电路的设计。异常紧张的项目突然陷入了停顿。事实上按合同规定，这项工作应该是美方的责任。我不得已找到了美方的华裔项目经理。他看过合同后说：“嗨，这种事在美国是再简单不过的了”。随后他将美方的主管工程师Pete找来，将合同请他看一下。Pete看过合同之后，二话没说赶紧去工作了。此事也没对我们下面的合作造成任何影响。双方人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这件事当时并没有让我特别留意。相反，第一次与美国人共事的我们，尽管与对方相处的十分友好，但是我们在背后却常常表现出了对美国工程师的轻视。普通的美国人确实有些像大孩子，头脑比较简单，好像不如我们的工程师聪明。

 

　　半年之后，完成了样机的试验我们回到了国内，开始产品设计和生产的准备。同时我也成为了部门的负责人。又过了半年，我对管理工作的困难有了许多的切身体会。在一次从北京返回深圳的途中，飞机上放映了一个史泰龙主演的电影。影片充分地表现了美国人性格简单直爽的一面。它使我猛然回忆起了Pete的事情。我不禁问自己：如果Pete是一个中国人，他会那么痛快地服从合同的规定而又不影响下面的合作吗？他是否会认为自己的自尊心或者面子受到了伤害？甚至认为是我们故意和他过不去？我意识到，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心理结构上的差别，实在不应该成为我们对美国人的做事方式不以为然的根据。我们中国人的聪明举世公认，可是她却在不知不觉中被自己的基本素养上的缺陷，大大地打了折扣。这使得我们与那些我们认为并不聪明的民族之间的竞争，更像是龟兔之间的赛跑。

 

　　美国人的普遍的单纯，自然有幼稚甚至愚蠢的地方。但是，它却使得人与人之间，少了许多我们中国人常见的彼此的无端猜疑，少了许多有害无益的内耗；在工作中，大家能够就事论事，而较少发生意气用事和情绪化的冲突；在个人行为上，少了那些不必要的“个性”，更容易服从规范的管理的约束，在整体上保证了大规模协作和管理的可能性；它也使得管理者的精力，更多地注意在事情上，而不是人员之间的矛盾，是非和情绪上。而这正是现代工业迅速发展的重要的文化社会基础之一。

 

　　相比之下，在中国可能由于历史的悠久，人们的心理结构普遍比较复杂，具有相当强的非理性的情绪化倾向——敏感，多疑，内向和多变。在相互交流时，特别是在关键问题上，旁敲侧击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方式多，就事论事，直截了当的情况少；在工作中，横向攀比的多，按客观标准行事的少；在做事的过程中，喜欢不分场合的标新立异，不容易保持持久的专注和服从管理规范；工作的业绩表现，常常受到自己心理和情绪波动的影响，而不是自己的能力的正常发挥。这些问题，在聪明，能力强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员身上表现的有时更为突出。

 

　　几年来，在管理中这些问题常常困扰着我的团队。随着经验的积累，我逐步通过从小事和容易处理的事情开始让大家养成好的工作作风，建立公开，透明和平等的内部沟通，工作和评价管理规范。这使得我后来带的团队成员，逐步适应了抛开个人喜好去就事论事，将问题摆在桌面上一起讨论，而不是背对背的议论和猜测的共事原则；面对工作中出的问题，团队内部员工能够比较坦然地接受他人的批评；部门的内耗明显降低，彼此的配合多了许多默契；员工对自己和对他人的评价趋于客观，心理的稳定性得到改善。为了更有效的建立和实行平等，开放和透明的工作方式，我和普通员工一样，在开放的办公室的普通工位里工作。有人认为我这是故作姿态。事实上，管理者的以身作则，对下属永远有着不可轻视的影响力。那些无法适应或拒绝接受这种“简单”和公开的工作方式的员工，则陆续离开了团队。

 

　　应该讲，人的心理结构的改变，是相当困难的，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见到效果。在一次部门会议上,当我明确要求员工今后不要将自己的情绪和喜好带到工作中来时，一个业务能力很强的员工当时就跳了起来，认为这个要求太高，至少短期内他自己做不到，尽管他自己也承认这个要求是正确的。理念的认同和现实的行为，常常有着我们自己意识不到的差距。但是，我们这些IT企业，直接面对国际竞争。在经验，资金和技术积累等各个方面我们都没有优势，如果在人员基本素质上再不如他人的话，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参与竞争？许多基本素质的提高，是必须在实际工作中完成的。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管理人员无法回避的，因为我们不能指望别人为我们培养出一代适应未来竞争环境的新人。

 

　　现代工业发源于欧洲，繁荣于美国。美国还奇迹般地造就了影响全球的信息产业。百年以来，它固然有其得天独厚的外部条件。而且与我们相比——美国很多人自己也承认，它确实没有“文化”，没有“历史”。但是如果不承认其社会基础包括文化和价值观对其百年的繁荣强盛所起的核心支撑作用，那几乎便近于自欺欺人。现代经济是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基础而存在的。评价文化的优劣，实在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但是，当我们必须面对现代经济带来的国际化竞争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考虑我们是否具有了现代经济成长所必需的那一部分文化和价值观。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没有选择，也不能以任何其他的理由来回避——那样做唯一的作用便是浪费我们自己发展的时间。

　　现代工业发源于欧洲，繁荣于美国。美国还奇迹般地造就了影响全球的信息产业。百年以来，它固然有其得天独厚的外部条件。而且与我们相比——美国很多人自己也承认，它确实没有“文化”，没有“历史”。但是如果不承认其社会基础包括文化和价值观对其百年的繁荣强盛所起的核心支撑作用，那几乎便近于自欺欺人。现代经济是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基础而存在的。评价文化的优劣，实在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但是，当我们必须面对现代经济带来的国际化竞争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考虑我们是否具有了现代经济成长所必需的那一部分文化和价值观。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没有选择，也不能以任何其他的理由来回避——那样做唯一的作用便是浪费我们自己发展的时间。

我的职场十年（二）

第一次惊吓和乱中取胜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项目总体上在按预期向前推进。因为没有一个十分周全的项目计划，为了保证大家工作的有效配合，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开碰头会，检查进度，布置任务，协调工作。然后大家分头做自己的事情。由于我们身在异国他乡，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便每天工作到晚上十点。在大学我是学雷达的，对电视可以讲是一窍不通。因此我便承担了微控制器编程的任务。这对我来说倒是轻车熟路。

　　尽管没有大问题出现，但是由于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紧张的任务，而且系统的核心芯片的设计，是TRW的人员在其公司内部进行的，我们无法随时看到进展。其实即使我们能了解，由于我们任何人都没有设计芯片的经验，也是不知深浅。所以我们依然忧心忡忡，看不出来我们能按时完成任务的依据在哪里。

　　1月底，中间的一系列测试都显示样机的功能没有问题，周博士便预订了2月4日去北京的机票，准备兑现其对客户的承诺。当时我们的项目计划在时间安排上没有一点余地。

　　在他和Pete将要启程的前四天早上，最后的图像处理芯片才完成，我们高兴地把价格昂贵的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装在了机器上。接通信号后，大家全都呆住了。图像加密后看上去没有问题，但是解密后的图像，尽管上下部分质量不错，但是在中间却莫名其妙的有一道粗粗的黑影，应该出现的图像却不见了。“天啊，怎么会是这样？”Mitch叫道，他是芯片设计的负责人。瘦小的项目技术总负责人Greg站在一旁，右手支撑着下巴，一如既往的一脸深沉，双眼凝视屏幕，一言不发。尽管大家忙了个满头大汗，可是直到下午，那道黑影依然固执地覆盖在屏幕上。

　　这时谭自强把我叫到另外一个房间。“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黑影是怎么来的。我想我应该没有猜错。”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我对电视技术多少有了一些认识，发现我们习以为常的电视信号，要远比看似神秘的雷达信号复杂。有了这点可怜的基础，我费了一些时间，听明白了谭自强对问题原因的解释。我感觉他的判断是对的。

　　晚饭后，周博士到了工作现场，召集所有的相关人员开会讨论。空气凝重而压抑。因为我的英语要好一些，所以我替谭自强详细解释了黑影产生的机理。大家各抒己见，场面倒是相当的民主，只是周博士一直一言不发。最后，除了一位TRW年轻的工程师外，所有的人都接受了谭自强的解释。时间已到凌晨三点，大家疲惫不堪，睡眼朦胧。周博士准备收场。“我也听不太懂你们每个人说的道理，搞不清楚谁对谁错（这句话我怀疑是他自己谦虚）。不过既然现在只有一个人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就按谭自强的建议，明天一早马上修改设计。如果确实还不行，我一个人去北京，给客户下跪，告诉他们我们没有能够实现承诺，请他们原谅，再宽限我们几天。我来承担这个责任，但是希望大家竭尽全力。”

　　这便是典型的周博士的性格，关键时刻敢于拍板，也敢于承担后果。他第一次进大陆之前，是在香港出差。当时他面临一个影响他一生的选择：如果踏上大陆的土地，他将被美国政府终身取消在美国从事国防机密研究的资格；如果不进大陆，自己开创一番新事业的梦想将无从开始。在香港犹豫了两天的时间，他登上了去北京的航班。开始了他自己一生中一个最重要的转折。

　　2月2日下午，新的芯片编程完毕，送到了我们的实验室。大家这次可真的紧张了，万一不成，绝不是谁承担责任的事情，而是关系到这个项目命运的问题。当信号接通后，解密后的图像清晰稳定地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顿时，实验室里一片欢腾。马上有人出去买酒，其他人立即开始了系统的全面测试。测试表明系统实现了所有预计的功能，我们终于取得了双方合作的第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完成了我们自己都无法相信能够完成的任务。大家在实验室举杯相庆。

　　当周博士和Pete把样机展示给北京的客户的时候，客户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说，1993年11月听周博士讲，他会在1994年2月初完成样机研制的时候，他们认为周博士是在和他们开玩笑，甚至有人认为周博士是一个国际骗子。

　　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本来不可能的一件事情，经过周博士的推动，在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混乱”状态下，竟然像变魔术一样完成了！这一切给了我从来没有过的体验。而这种体验，是难以用语言来准确地描述的。世界上的事情，竟然可以这样做，我大开了眼界，也对周博士产生了由衷的敬意。这个项目立项时，他便多方游说，统一了双方的意见；在项目的进行中，他坚定的信念，使得我们尽管心存疑虑，却依然在无形的压力下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周博士就好像是一个功率强大的推土机，只要他认准的事情，只要是他决定做的事情，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都会一往无前，冲破一切困难和障碍。在此之前，我的信念是，越复杂的事情，事先越要周密的策划，只有近乎滴水不漏以后，我才会开始行动——事实上常常是没有行动。而这段经历，使我猛然发现，做成一件事情其过程竟然和我的想像相去甚远。

　　当我们认为我们无法完成一项任务的时候，原因会有很多。其中有的时候是因为你看到了太多的，你不知道如何克服的困难；也有的时候是因为你对将要发生的一切无法预计，而心生畏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战胜这些困难，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预料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毫无办法。未来的不确定性，应该成为我们发挥自己潜力的舞台，而不是成为我们行动的障碍。

　　当我们面临挑战的时候，计划的周密性永远是相对的。我们更要做好准备在实践中去学习，在困难中去寻找克服困难的办法。在周博士的领导下，我初步找到了一种感觉，一种如何适度地把握计划的周密性的感觉；生出了一种勇气，一种面对从未遇到过的困难，面对众多不可预知的险境，不回避，不空谈，而是去果敢行动的勇气；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是成就事业的基本规律；催生了一个新的价值观：能把一个平凡的想法变成现实，远比仅仅产生一些了不起的思想更加值得敬重。

台湾来的天才博士

　　周博士当时年近不惑，中等身材，粗壮微胖，一副近视镜后面是一对小眯眯眼。可能由于大脑过于发达，头发已经稀少，确实给人一种充满智慧的感觉。他精力过人，当时经常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对周博士的敬意，使我自然产生了了解他的兴趣。经多方打探，知道了大概。他生于台湾，家境并不富裕。为逃避台湾的兵役制度，后去新加坡读了一段中学。中学毕业到美国读大学。为了给家中节省费用，保证妹妹不致中断学业，他只用了两年的时间便读完了大学本科。这是一个我至今还从未听到过其他人能够达到的纪录。博士毕业后，他便进入TRW工作。中间曾和朋友创业，公司成功，但他却又回到TRW。不过创业的梦想在他的心中一直挥之不去。我曾经和他经过那家他参与创建公司的办公大楼，看得出，他在望着那栋大楼的时候心中颇不平静。

　　在TRW，他是位置比较高的华人。我好奇地问Pete,作为一个华人，周博士何以在TRW这样一家大型国防企业中脱颖而出。“Well，I cannot give you the details ’cause we are a defense company(我不能解释具体的细节,因为我们是国防企业)。”Pete告诉我，“But I can tell that he once did something that nobody believed it’s possible(不过可以告诉你，他曾经做成了一件别人都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Pete讲的周博士的这段经历，尽管略去了所有的细节，但是对我的价值观影响非常大。他让我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事实：如果你认为自己优秀，就应该去做他人做不到的事情。这一信念直接导致了我后来面对各种别人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时候，从来没有退缩过。而且完成这些不可能的任务，成了我工作的主要内容。

　　1996年的时候，在向一个朋友请教问题时，他对我讲：“弄斧一定要去班门。”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在还没有被自己的经验固化的时候，能够与一流的高手共事过招，我认为意义极为重大。回首往事，我非常庆幸自己刚刚走上社会不久，便在周博士这样杰出的人物的领导下工作。通过亲身的经历，学到了作为一个旁观者，可能永远也无法体验到的做事的真谛。毕竟隔岸观火与身临其境相比，在切身的体验以及引发的感悟上是有天壤之别的。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接受周博士的风格。我回国以后，显然是受周博士影响很大，有一次李平向我抱怨：“你怎么像周博士似的？”

　　周博士无意中帮助我比较快地从一个学生的角色和心态，转变到了一个社会人的角色和心态。使我不再自我陶醉地满足于坐而论道或品头论足，而是更看重我自己能否做出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事情；学会了作为一个主人，去倾尽全力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在遇到问题时满腹抱怨，似乎出错都是别人的，损失也与自己无关。从注重理论和逻辑推演，到注重实践，在实践中总结学习；从以一个旁观者的态度来看问题，到用主人的心态，去克服一切困难，这可能是从学生到社会人的转变中最为核心的内容。

我的职场十年 (三)

秉性转变——平等与尊重

　　初战告捷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我们必须面临设计真正的产品的挑战了。原理样机和产品还是有根本性的差别的。

　　最后的产品，图像处理需要设计一个专用芯片，而不能再用价格昂贵的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这首先涉及的是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由于离开国内之前，这个项目并没有定下来，所以有一些合同条款需要补充谈判。总工程师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不善于应对直接对抗性的谈判，我便硬着头皮冲到了前面。

　　其实，在此之前，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谈判经历，更别说与国外企业的谈判了。对方有公司的法律专业人士作支撑，而我们总共只有六个人，还全是搞技术的，并且主要在做产品的开发工作。英文的法律语言，常常一句话长得可以有十几行，准确地理解其含义已经让我有些头痛，我们提出的修改建议还必须使用同样的语言风格。人在压力之下或许会有超常的发挥。在谈判的过程中，对方有一次看到我提出的修改文字后，有些好奇地问我是否学过法律。好在合同大的方面已经没有问题，谈判没有拖太长的时间。不过这段谈判，我却首次体验到了律师做事的风格：提出的建议一定把自己保护得天衣无缝，不管对方是否能够接受。这一点我至今也做不到，不知道是否是因为我还太过书生气，可是律师也应该算是知识分子吧。

　　产品的开发开始以后，我便把微控制器编程的任务交给了吴志聪。我主要做一些管理工作。中间也帮助解决一些我搞得懂的技术问题。由于是产品样机，需要实现的功能远远超过了1月份开发的原理样机，软件控制功能也复杂很多。吴志聪的经验不足，工作进展有些拖延，我对他也逐步表现出了不满的情绪。大家工作的氛围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而我自己却全然不知。

　　有一天，李平找到我，“谢耘，大家感到和你一起工作比较有压力，这种状况好像不太对吧？”他客气地提醒我。话很短，语气也不激烈，可是却让我愣住了。是呀，我们这个担负着整个公司希望的队伍，只有六个人。公司远在国内，很多事情一时都帮不上忙。我们把吃奶的劲使出来，还未必能够完成任务，我有什么理由用一种消极负面的态度去对待别人的工作？没有谭自强的经验，我们怎么能在2月初完成原理样机？没有李平他们前期产品开发的基础，我们不知要花多少时间去解决产品外观等问题；即使吴志聪缺少经验，但是他任劳任怨，谁给了我权利可以蔑视他的辛勤劳动？我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自己把所有的事情都包下来，更何况至少当时在经验上，我在许多方面还不如别人。

　　作为一个管理者，我的职责是完成公司的任务，而要完成任务，我必须想方设法让大家把自己的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要做到这一点，我应该给大家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和氛围。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可以依靠的只有眼前这几个人。我应该做的不是去指责和抱怨，而是要建设性地帮助大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和做学生有着本质的区别。作为学生，你只要自己努力，就能够学好；但是在工作中，没有大家的配合，你通常只能一事无成。

　　其实，当你向别人宣泄自己负面的情绪的时候，尽管当时你可能得到一种轻松甚至是满足。可是，你的负面的情绪一定会在别人那里引起一定的反应，而且通常会是同样的负面的反应。如果你是一个组织的一员，这种负面的反应将会在你所处的组织中扩散，最终通常还会以某种形式反馈给你自己。更为糟糕的是，反馈回来的，可能比你当初释放的，要强烈许多倍。这种循环，对于工作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如何用一种积极的正面的态度去对待你周围发生的事情，确实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不只是心理的成熟，更需要自己对这个包括你自己在内的世界，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和认识。

　　李平的提醒加上当时在国外特定的环境，引发了我最重要的一次秉性的变化。以至于后来回国后我的一个同事跟我开玩笑说，“我女朋友的性格要像你这样该多好。”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秉性的改变确实非常困难，但是如果你真的意识到其必要性，也并非不可能。当然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特别是对于成年人。

　　十年过去了，至今我也不敢说自己的狂妄和傲气已经烟消云散，但是至少我在不停地提醒和反省自己，希望自己能够真正平等地与人相处，能够给别人带来的是尊重、支持和帮助而不是阴霾、抱怨或指责。只有播洒阳光，才能收获果实。

　　李平的批评，也成了我比较自觉地从别人的批评中不断成熟的开始。

秉性转变——学习倾听

　　我们这代人的经历，使得我们对政治有着天生的兴趣。大家混熟了之后，有时也会和Pete他们胡侃一阵政治。有一次Pete带着大家外出看完一个有陈冲参演的，以爱斯基摩人为背景的环保类电影，到一个酒吧喝酒聊天。聊到政治的话题的时候，李平感叹道：“谢耘，你真的应该去搞政治才对。”我在清华大学作了三年半兼职政治辅导员。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后来从政的，大部分是这批人。

　　李平出此感叹，我没有在意。不想在一边的Pete附和道：“I agree that  you can be a good politician(我也认为你能成为一个好的政治家)。” 这倒是让我吃了一惊。

　　“Why do you think so(你为什么这么想)？”我问道。“I find that you are a good listener(我发现你是一个不错的听众)。”“Why is it so important for a politician to listen（倾听为什么对政治家那么重要）？” 我们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长大的，我们理解的政治家形象，好像最重要的是指点江山，而非倾听他人的呼声。我一时无法理解Pete的观点。“Because a politician has to face peopl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 with different opinions(因为政治家必须面对来自不同背景有不同观点的人)。”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美国人谈论政治家应该具备的素质，也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认为我是一个不错的听众。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我表现欲，尤其是自认为比较出色的人。这种倾向常常会妨碍一个人去认真倾听别人的意见和看法。我确实不认为自己以前是一个善于倾听的人。但是当时的环境，逼迫我不得不去认真倾听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因为我是外行，却要领导内行去完成任务——谭自强是当之无愧的电视技术专家，李平有着足够的产品经验，更不用说TRW的人了。从项目管理、产品开发到电视技术，我几乎都一无所知。我之所以成为他们的“领导”，唯一的原因是我读的书---大部分其实也没有什么用，比他们多，并且有一段留学经历和一段做学生工作的经历。

　　Pete的无意点拨，使我从自发进入到了自觉地学习倾听的阶段。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如何理解不同人的不同意见，而不是只喜欢宣传自己的观点，或倾听和自己相同的看法。

　　当然，懂了道理，并不意味着我总能按道理做到。七年以后，依然有人说我太固执己见。值得庆幸的是，也有的同事告诉我，我的一个优点是能听不同人的意见，是一个“听劝”的人。

　　秉性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磨砺的，决非是一朝之功。在禅宗的故事里，讲过不少已经“顿悟”了的修行人，后来再度误入歧途的案例，其缘由是否也在于缺少世事的磨练？

学习放权

　　改变性格的同时，我也在探索有效的管理方式。由于和谭自强及李平相比，我对于这个产品的开发不论在能力上还是在经验上，都不如他们，基本是一个外行。如何管理内行便成了突出的问题，因为时间也不允许我先成为内行再开始工作。

　　当时的状况逼着我从一开始便不得不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并且对很多我不懂的事情要尊重他们的意见，放手让他们去做，而我常常成了配角。做到这一点还是挺不容易的。我必须克服自己事必躬亲，自己不明白便放不下心来的习惯，去学习信任他人，甚至要把自己的脑袋交给别人去耍。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也逼迫我的性格多了一些宽容和大度的成分。在这半年中，有意思的是尽管我是他们的“领导”，但是很多事情都是他们教会我做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是谭自强教会了我项目管理和电视技术，李平教会了我产品管理。

　　我当时没有想到的是，我作为外行去管理内行，阴差阳错地竟然成了我后来工作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在日后的这些工作中，我不仅不断地学习新的业务，更主要的是我迫不得已地去总结了一些更抽象、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管理规律。

　　这其中我感受最深的是，当你面对一个不可能完成，并且你自己也并不是很熟悉的任务的时候，其实你最根本的出路，只能是想办法让你的团队每一个成员能把自己的潜力充分地发挥出来。而要做到这一点，你就必须学会放权和信任别人，而不是自以为是地去“指导”或“管理”别人。

我的职场十年（四）

老鼠战猫

　　进入产品开发阶段之后，专用芯片的逻辑设计依然由TRW的工程师负责。而我们做整机和管理系统的设计。当芯片生产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之后，一个重大的挑战悄悄地向我走来。

　　这挑战，竟然是来自周博士。

　　芯片的生产，我们原来一厢情愿地希望由韩国的三星半导体来承担。因为当时我们公司和三星半导体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可是周博士提出，应该多找几家做一些比较，这样更有利于我们的利益。道理听起来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也一致同意。整个事情是在周博士一手操控下，由TRW人员进行的。他们向几家候选企业发了邀请，提出了我们的边界条件。反馈的结果，却有些出乎我们的预料——一家在硅谷的小公司给出的条件最好，不论是价格还是流片时间。这家小公司是专门从事芯片设计的，其生产外包给韩国的LG半导体。

　　由于三星半导体在美国的总部也在硅谷，我们决定对这两家公司作实地考察。我们同Pete和Mitch, 乘飞机来到了IT产业的发源地硅谷。飞机落地，硅谷掩映在一片绿色当中，就像一个大花园，极少见到高一点的建筑。当时泡沫经济还未形成，硅谷远不如现在拥挤和繁华。我看到三星的办公楼，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而那家小公司，只是有十几个人，租了一个小地方办公。接待我们的是公司的老板，一个颇年轻的越南华裔。尽管他不会说汉语，我们还是感到了一份亲切。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他便聊起了过去的经历。原来他也曾在TRW工作，并且与周博士是朋友。听到他这段经历，中国人特有的敏感告诉我，事情好像不像我们原来想得那样单纯。

　　回到洛杉矶，我们内部马上开会商议，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必须坚持用三星半导体。周博士显然胸有成竹地来听我们的意见。我们的反映让他有些意外。他提出了非常站得住脚的理由认为我们应该用那家小公司。对此我们只能以公司太小，缺少抗风险能力等为由，坚持我们的观点。“可是，”周博士道：“三星承诺的时间根本无法满足我们的要求，而且价格也高.”“这样吧，”我们的总工程师建议：“我们和三星总部再谈一下，请他们考虑我们双方的长远合作，重新考虑一下时间和价格问题。”总工是轻易不表态的，周博士只好同意。周博士建议让三家公司进行新一轮的报价。

　　一个星期过后，三家公司的报价都出来了，那家小公司给出了更为优惠的条件。事情有点麻烦。

　　看到这一情况，我们几个人分别与TRW的相关人员谈话，试图劝他们同意与三星半导体合作。但是Pete和Mitch等人态度坚决，希望用那家小公司。整个局面僵持住了。

　　我便找到周博士在这个项目上的行政助手英先生。他也是台湾人，正值不惑之年。在这个项目中，他没有介入技术工作，主要帮助周博士处理管理协调等问题。他对事情的过程还是比较清楚的，而且同为中国人，不像美国人那样看问题简单。所以他应该也查觉到了事情的蹊跷。“谢耘，我知道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是我现在帮不上忙。周博士态度非常坚决，我不敢介入此事。他在TRW内部和很多相关的高层管理人员已经在讲：‘谢耘是个年轻人，没有经验，说话没准。’我真的希望你们能成功。就看你们的本事了！”英先生的话让我有点吃惊。在美国，工作上的事情是极少涉及“personal”的因素的，否则会被认为职业道德有缺陷。

　　周博士看到我们也很强硬，便又提出一个建议：为了降低风险，我们同时选两家来做。我们再次商议，大家建议我直接去找周博士的大老板，TRW太空电子的副总裁Paul Sasaki先生---一个日裔美国人。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了。我打电话给Paul的秘书，希望能和他有一个小时的谈话时间。

　　当天下午，Paul来到了我们的办公室。我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阐述了我们的意见。主要是谈,像这样一个重要的项目，用一家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公司风险太大，而两家同时做并不现实。因为我们没有人力同时支持两个合作伙伴。我只字未提那个小公司的老板曾在TRW工作，并且是周博士的朋友这两件事情。更没有把我们内心的猜测告诉他，我已经习惯了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在谈问题的时候，你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不能根据猜测做判断。否则大家会认为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Paul只是问了一些情况，说回去会在他们内部开一个会。

　　第二天，英先生告诉我，在他们内部的会议上，所有的人都表示，让三星，那家小公司，或者同时选这两家，都可以。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周博士也是这个态度。根据他的性格，我认为他是不会退让的。Paul约我们公司总裁通电话，以便做最后的决定。我们赶紧和老板通报情况，“如果TRW认为几种方案均可以，那我就建议选三星不就完了吗？”总裁告诉我们。

　　就这样，一场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冲突，以我们的建议被采纳而结束。这是我上大学以后第二次和别人发生如此大的冲突。

　　双方达成一致后，我病了一个星期。

　　就我的个性来讲，我是非常不愿意和别人发生冲突的。这次我也实在是被逼无奈，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只能面对冲突倾力一战。

　　我不知道周博士是如何看待这次冲突的。对我而言，尽管这是发生在我和周博士之间的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但是我心中依然对周博士充满了敬意和感谢。

　　我们按计划完成了产品工程样机的开发和测试，在美国的半年工作，很快就结束了。在美期间，我们的总工程师通过其过去的朋友，与加州TVB华语电视台签订了意向性合作协议。只要我们的产品能够按时生产出来，对方就会下订单。六月中旬，我们准备启程回国，作最后的生产样机设计和生产的准备，TRW则准备专用芯片的投产。

　　回国前，我们当时在加州大学一个分校学习的一个大学同学来看我们。闲谈期间，他和李平都劝我留在美国。原因是“你已经不适合中国国情了”，这是李平的原话。他们的话，在我后来进入联想工作的时候被验证了。

学习在企业工作

　　从美国回来后的两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开始积累在企业中工作的经验。集团公司在这个项目上投入的上千万的资金，成了我学习如何管理产品开发，产品生产和产品开拓市场的学费。在一个中型企业中，我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产品全过程管理的扫盲，并有机会小试锋芒；同时，公司充满亲情的管理方式，也从反面给了我深刻的教育，让我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理性地看待一个企业。

　　6月中的一天，我们带着对洛杉矶的留恋，也带着回到自己所熟悉的环境的轻松，来到洛杉矶国际机场。没想到，离开美国的手续竟然如此的简单。航班上播放了影片“HAPPY JOY CLUB”。飞机经停东京晚上到达北京国际机场。公司的总裁张云峰亲自到机场接我们。他是清华大学文革时期的工农兵大学生，父亲是个军人。

　　踏上自己所熟悉的土地，我才发现，半年以来，尽管洛杉矶气候宜人，环境优美，我们也没有生活的压力，但是我内心其实一直处于一种紧张忧虑的状态。这也正反映了自己心理还远不够成熟。不过，这半年的经历，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

　　1981年离开长春到北京上大学，我学习脱离家庭开始独立的生活；在美国这半年的经历，是我离开学校的象牙塔，面对社会的开始。行前，我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学生；半年异国他乡的独立作战，我已经从本质上完成了向一个独立的、负责任的社会人的转变。初步具备了面对挑战和风险的时候，不退缩，不推诿，敢于直面危机，愿意承担风险的勇气和作风。

　　随后的岁月，发生了很多新的丰富多彩的事情。自己也在磨练中不断成熟。但是，再也没有像这半年那样，命运把那么多刻骨铭心的经历，浓缩在了如此短的时间内，让我来品尝，而毫不顾及我可能会消化不良。

启用新人

　　我们回国后，在北京马上开始了最终产品的设计和生产准备。我们的总工程师回到了位于广东惠州的集团公司总部，继续抓全局工作，我成了项目的第一负责人。同时在美国，TRW的工程师则在准备专用芯片的投片工作。谭自强也正式加入了我们公司。

　　我们的系统在美国的时候，只有一个用于测试的客户授权管理系统。但是作为产品， 我们需要有一个完善的产品化的授权管理系统。开始的时候，李平利用大学的假期，从我们系的研究生中找了一个学生，来帮我们开发。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随后，公司的领导为我们调来了在其它产品开发项目中工作的杨海平。他刚刚毕业于南京解放军计算机技术学院，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李平显然对他没有信心，几次找我希望能够再找一个清华的毕业生，把杨海平换掉。但是远水不解近渴，我便找到杨海平了解情况。

　　由于我也没有做过类似的系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直来直去地问杨海平是否有信心完成这个任务。他明确地说：“我认为没有问题，我能做好。”可能是我的天性比较愿意信任别人，况且他又是学计算机的，我就立即告诉他，这件事情就交给他了。为此，李平在相当一段时间，对我的这个决定有些看法。

　　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杨海平尽管不是毕业于名校，但是天资聪颖。在接受任务后，他迅速地进入了角色。他的工作，从来没有拖过整个项目的后腿。我对他如果说有什么帮助的话，只是支持和放权。两年以后，由于在合作中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广州新太公司的总裁亲自和他谈话，邀请他加入新太公司。

　　这件事情，是我逐步养成培养和启用新人的习惯的开始，甚至后来有点乐此不疲。当然，我后来一系列启用新人的努力，远不像第一次这样简单和轻松，也不是都这样成功。不过这些是后话。

我的职场十年（五）

不得已的越权

　　1994年11月份，我们的专用芯片第一次试流片。Mitch带着芯片样品，立即赶到了惠州。我们紧张地开始了芯片的测试。

　　所以紧张，一方面因为这是我们产品的核心所在，更因为我们按照一次流片成功的预计，已经和美国TVB签订了供货合同。第一批产品预计将要在1995年2月份到达美国，届时TVB将在完成系统测试后，正式开通卫星电视付费频道。三天的测试很快就结束了。谭自强报告芯片一次投片成功。眼看产品经过近一年的研发，就要投放市场了，公司上下空前欢喜。Mitch立即返回美国，准备正式生产投片。

　　没过两天，谭自强悄悄地找到我，“谢耘，有个不好的消息。我们刚刚发现芯片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我大吃一惊。“是什么问题，为什么开始没有发现？”原来，当时测试时，技术人员只是注重了功能的正确性测试，没有去测试片上存贮付费授权信息的存贮器的电流消耗量。这部分存贮器中的数据是不能丢失的，要能够用纽扣电池维持十年的时间。所以其消耗的电流要在纳安培水平上才行。Mitch走了以后，他们才想起测这个指标。一测吓了一跳，电流高达毫安培量级。这意味着使用纽扣电池，数据只能保持几天，而不是原来设计的十年。“所有的频道你们都测了吗？”我焦急地问道。“一百个频道分为四组，每组我们都测过了。”“一定要封锁消息，不能再让更多的人知道，也不要报告给公司领导。我们赶紧商量一下。”我第一次用命令的口气和谭自强说话。

　　这个消息对我来讲如晴天霹雳。

　　我在心中紧张地盘算着如果芯片不能使用，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确定芯片的问题，重新修改设计再去投产，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而在客户那边，由于我们是新产品，所以没有系统可靠性方面的优势。一旦芯片的问题曝光，客户寻求新系统几乎成为必然。同时我们潜在的客户也将对我们系统的可靠性产生疑问，哪怕我们改掉缺陷之后。而且，当时公司经营情况不好，从上到下对这个项目寄予厚望。如果丢掉第一个合同，对公司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一番盘算下来，我更加从头凉到了脚——因为我根本看不到任何能够补救这个缺陷的办法，而其导致的结果又如此的严重。

　　几个人坐在一起，费尽心思，除了重新投片以外，也没有想到其它任何出路。我突然想到，除了那一百个正常的付费频道外，我们在芯片上还设计了四个“每次观看付费频道”（Pay Per View Channel,简称PPV）。“四个PPV频道你也测过吗？”“一百都不好用，那四个怎么可能没问题？”谭自强显然没有信心。“我们还是测一下看看。”我坚持道。

　　我在旁边紧张地看谭自强的测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奇迹竟然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出现了——这四个频道的电流消耗与我们设计的完全一样！大家简直无法相信这个结果。反复的测试表明，这不是白日做梦。可是，最初的激动很快就演变成新的无助——TVB准备上四个频道。但是通过分析，由于PPV工作方式与普通频道不同，四个PPV频道只能当作两个普通付费频道使用。真好像刚爬出泥潭，又跌入深渊。

　　显然，我们产品就是这个样子了。出路只能从客户那边来想了。我强迫自己静下心来，排除将要发生的灾难性后果对我的心理的影响，又开始了冥思苦想：从客户的商业计划分析，他们由于是第一次开通付费频道，所以尽管客户计划开通四个频道，但是开始只会先上一个。半年后再上第二个。看来我们只能在这其中找机会了。我把谭自强等找到一起，讲了我的设想：先用两个PPV频道作为一个普通付费频道用，让TVB按时开通第一套付费电视节目。随后的半年时间，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芯片的修改。然后再用新的机器，换回前期交付给客户的带有带缺陷芯片的产品，当然到时候要找一个恰当的理由。这样， 我们的损失最大也只有前期的供货，而得到的是第一个合同的顺利执行，以及市场形象的维护。

　　这个主意有点出乎大家的预料。大家还探讨了肖萌提出的，用授权管理系统，通过四个PPV频道，来实现多个普通付费频道的可能。肖萌也是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毕业生，比我低四级。原来在公司负责卫星电视接收机的产品开发。他在电视加密收费产品准备生产的时候，加入了这个项目。

　　经过权衡，我们一致认为我的建议尽管风险很大，但是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装有带缺陷芯片的产品，在客户和公司其他人员，包括总工程师和其他高层领导都不知情的情况下，抵达了美国，开始向客户销售。三个月后，卫星转发器涨价，TVB决定暂时只开设一个付费频道。自然我们也就不用更换新的机器了，尽管当时修改后的芯片已经投产。

　　一场灭顶之灾，以我们没有任何损失的结果，消解得无影无踪。是命运？还是天助？只是这个过程，让肖萌提心吊胆了几个月的时间——他同第一批产品一起，被派到美国做现场技术支持。

　　这是我第一次作为风险的直接承担人面对巨大的危机，而且主动采取了以前我自己不可能采取的方式来应对。它让我相信自己确实从周博士那里学到了一些做事的真谛；大大增强了我面对挑战时的信心；也开始习惯在工作中，应对各种出乎预料的险情。

　　几个月后， 我大学的同学甄宏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在得知这件事情的经过后，他不太赞成地说：“谢耘，你的胆子也太大了。”确实，从公司的管理规则来看，我是没有权力在高层不知情的情况下处理这件事情的。可是当时的具体环境，使我至今确信，我的做法是唯一能够保护公司利益的选择——如果报给高层领导，由于对新技术和新产品理解的局限，他们很可能否定我们的建议；而且，我设计的应对方案，也没有对客户不负责任。

　　当然，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做过这种越权的事情。不过，我的胆量确实是被这次经历给练出来了。恢复了一些我少年时代的“敢说敢干”的性格——这是我小学老师当时给我的评价。

再入困境

　　可以共患难，不能同欢乐的事情，不幸地落到了我们这团队头上。产品出口，初战告捷，谭自强似乎产生了新的想法。他与大家的配合开始出现问题。

　　1994年年中， 我们参加了在北京的电视设备展览会。谭自强等携带相关设备参展。展会结束后，谭自强和设备均滞留在北京。可是，此时总工程师要带设备去上海给客户演示，几次催促谭自强将电视台端使用的图像加密设备送回惠州。开始谭自强坚持让总工程师调用生产线上的设备。后来在我们再三催促下，北京送回了一台图像加密设备。

　　设备一到，按惯例先要检测。结果发现设备不能正常工作。这个设备由于是电视台在发射端使用的，使用量少，不需要大规模生产。设备的制作一直是谭自强亲自操作，其他人对其知之甚少。看到设备无法使用，总工程师非常着急。我只能亲自处理。

　　事情比我们想像的顺利。我调用了一台生产用设备，仔细对比内部线路板的差别，很快找到了问题所在——加密芯片的一条地线断掉了。

　　这件事情对我的冲击不小。谭自强是我上研究生时最好的朋友之一。在我92年留学回国之后，他送给我一条印有清华校徽的领带。这条领带我至今还在使用。94年初，看到我喜欢条绒衬衣，他特地让他爱人给我买了一件紫红色的。

　　我天性不喜欢和别人发生冲突，所以不愿意因为不必要的冲突破坏我们之间的友谊。因此等他回来后，我对他讲，如果他希望自己来全面主管这个项目，我可以把我的职位（研发部主任）让给他，然后我离开公司。我是真心实意地说这段话的，谭自强对此未置可否。

　　随后，生产线又出现重大问题。当时，北京有线电视台（后与北京电视台合并）向我们订购了一套系统，准备进行开通付费频道的实验。系统包括两千台接收机。这批接收机分为两个型号。机器生产完毕后，才发现产品输出图像质量不能达到要求，接收机的模拟和数字电路之间存在干扰。

　　谭自强经过一段努力，得出的结论非常不乐观。他认为印刷电路版设计存在本质的缺陷，必须重新设计。这意味着两千台机器将要报废。随后，谭自强便回了北京。总工程师和我们的总经理非常着急，公司总裁张云峰也亲自过问情况。事到如今，我又被逼入绝境。两千台机器报废，这个损失对公司非常严重——公司当时是靠贷款在支撑运作。可是这种电路之间的干扰，确实是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没有一定之规，随机性很强。

　　作为技术负责人，尽管我对技术设计工作几乎没有介入。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确实是我责无旁贷的。我只好背水一战，请领导给我两个月的时间，我来解决两个不同型号机型的干扰问题。

　　这时我的同事们来劝我，建议还是请谭自强从北京回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清楚他们的好意。大家共事已有一段时间，他们非常清楚我没有做过任何模拟电路的工作，更没有解决模拟和数字电路之间的干扰的经验。而且对于问题的难度，他们也非常清楚。可是我知道，谭自强已经不太可能来解决这个问题了。我没有别的选择。

　　总经理和总工程师同意了我的建议。我便立即带着曾经救我一命的李建平作为助手开始了试验。没有经验，没有一定之规，更无人去请教，我只好从研究芯片的功能开始。能帮助我的只有在大学的时候，学过的相关的电路和信号处理原理的知识，以及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向谭自强他们学到的一些电视原理。

　　我除了吃饭睡觉，就和小李泡在实验室里，试验各种我们能够想像得到的措施。三个星期过去了，在对电路做了五处改动后，我们一个型号的机器的图像输出质量，已经超过了普通电视机的水平。有了第一个型号的经验，另一个型号的问题很快也解决了。

　　这件事情，使得我们总经理和总工程师又多了一份对我的信任。可是我和谭自强之间源自研究生时期，持续了八年的亲密友情，深深地受到了伤害。

　　同事们看到我努力的结果，对我讲：“谢耘，看来只要是你学过的东西，你都能做好。这次大家真的都服你了。”其实在大学时期，我的同学们并不认为我是一个聪明的学生。我的一个同寝室同学在大学毕业前，不知道因为感受到了什么，曾对我说：“谢耘，其实你并不聪明，只是比别人用功。”我答道：“你说得没有错。”

　　如果说当时我的回答还有一些虚伪的成分的话，八年之后的这次经历却让我明白，是否聪明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真正在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并且真的能够竭尽全力。回顾过去，特别是遇到像周博士这样的几乎天才式的人物后，我认为自己确实并不聪明，只是很努力而已。而我的这段工作经历让我看到，幸运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真正需要天才来解决的问题极为稀少。我们面对的问题，都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只要真正努力，就能够解决的。

　　记得在清华大学读硕士的时候，在《北京青年报》上，看到了一篇关于北京大学一个留美学生的报道。报道的主人公是一个叫袁和的女孩子。留学期间不幸被肝癌夺去生命。她说的一段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只要努力，一个普通的灵魂也可以走得很远很远。”

　　谭自强这件事情，对我待人处世，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它让我意识到，对于成年的常人来讲， 功利的因素常常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它很可能在一定的情况下超越友谊等因素，去主宰人的行为。理性地面对这个问题，和谐地与他人相处，而不是从一个极端——情同手足，亲密无间，走向另一个极端——反目成仇，势不两立，是一个成熟的人在所必须具备的一个能力。这也是职业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