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画笔留下北京古城墙最后"遗照"的人：张先得

50多年前，当拱卫了北京城500多年的古城墙开始被有计划拆毁的时候，有一位年轻人背上了他心爱的画夹，走上孤独的旅程，他要为他热爱的古城墙作最后的“遗照”。

　　在城墙被断断续续拆除的10年多的时间里，这位年轻人作下大量古城门水彩画，它们在今天已成为不可多得的北京古城墙的珍贵史料。1994年出版的《北京地图集》收录的23幅古城门水彩画正选自其中。

　　当年这位为古城墙挥抹丹青的年轻人，今天已愈古稀，他就是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顾问、北京电影制片厂一级美术师张先得。

　　1994年，在北京新街口外的一间平房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张先得先生。实难想象，像他这样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竟还居住在如此逼仄的陋室里，做饭取暖用的还是煤球。对于这样的生活条件，张先得一笑了之。

　　他是我所见到的最地道的“老北京”：穿着一件中式褂衫，一口纯正的北京话，满脸老北京人特有的和气。

　　谈起城墙，张先得的眼里闪动着思绪。他没法忘记当年北京沦落于日寇之手时，由于家境衰落，年仅13岁的他不得不中途辍学，去天津当学徒。在天津，面对满街洋房，张先得想家、想北京。每次乘火车回家，从前门车站下车，正阳门像慈父一般召唤着这位游子归来；他没法忘记小时候他随父亲出城采蘑菇的情景，从高大的城楼下穿过，仰视着已满是锈迹的铁皮城门，感到自己永远也走不出这城门的凝视；还有他和小伙伴们上城墙玩耍的情景——城墙上长出碗口粗的酸枣树，雨燕在城楼里欢飞，城楼顶上长满荒草，弥漫着一种神秘而古朴的历史情调。

　　“城墙是岁月的记忆，是时间的痕迹。城墙像一位老人，它身上的裂缝就像老人脸上的皱纹。我爱城墙就是爱它的古老，爱浓缩在它上面的北京城悠久的历史。”张先得动情地向我诉说着。

　　对于北京的老百姓来说，除了胡同、四合院，没有什么比城墙更让他们亲近的了。紫禁城是皇上的，王府是皇亲国戚的，城墙虽围护着这些权贵，也保卫着小老百姓。明清以来，永定河屡发大水，有好几次是城墙用它坚实的身躯挡住了洪水，全城老少幸免于难；明正统十四年，也先兵犯京师，兵部尚书于谦在德胜门大败敌军，大将军石亨挥舞铁斧，追杀来寇至阜成门外；在广渠门，袁崇焕正是有了城墙作依托，才大败清军，威震敌胆。

　　在以往老百姓的心中，城墙是不容割舍的；在北京这座古城里，城墙也是不容割舍的。这个伟大的城市，正是因为巍巍城墙的环抱，才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然而，从1950年代开始，古老的城墙却被视为封建腐朽的东西遭到无情的批判。尽管有一介书生梁思成竭死为之辩护，可这并不能改变它最终的命运。

　　古城墙终于走到了它漫长岁月的尽头。先是开豁口、拆毁一些城门，再是如“蚂蚁啃骨头”般被逐段肢解、蚕食，最后干脆是“墙倒众人推”、连根挖掉。小人物张先得又能奈何什么？他只能拿起手中的画笔，在工作之余赶赴拆除现场，记载下古城墙的风烛残年。

　　张先得的这项工作是从皇城的北门——地安门开始的。这里是他出生的地方。至今他仍清楚地记得，1954年底拆地安门的时候，在拆除者的铁钎之下，在一堆瓦砾之中，那即将被砸毁的巨大的龙吻足有近两米之高。在这段时间里，张先得每隔一两天就要去看一次地安门，而每一次都使他越发地心碎。他痛苦地支起画夹，他的画笔在颤抖。

    北京城墙的拆除，是从1950年代初开始的。外城城墙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即被拆光。

    在外城的城门中，永定门无疑是最重要的一座。因为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北京雄伟的城市中轴线的起点。1956年，张先得匆匆赶到永定门的时候，永定门已像一位孤苦的老人徒手等待着末日——它周围的城墙已被挖毁。强抑着悲伤，张先得画下了它那孤独残破的身躯。

    与永定门一道，广安门也被拆除。遗憾的是当张先得赶到的时候，广安门已被拆得干干净净。广渠门在被拆除的时候，张先得赶去时只看到被拆毁了城楼的城台。

    这段时间是北京外城城墙最后的日子，张先得痛苦地挥动画笔，他的心与古城墙一同哭泣。

    在狂热的“大跃进”期间，外城城墙被彻底拆除，内城城墙也遭蚕噬，所幸雄姿尚存。可是，好景不长。1965年，决策层放弃了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案，要从内城城墙直挖下去，建造北京地铁。

    1965年，宣武门、阜成门被拆毁；1969年，安定门、西直门被拆毁……张先得不得不再次背上画夹，同样是城墙拆到哪里，他就画到哪里。

    他最难忘的是画西直门的情景。当时一批被打成“黑帮分子”的文物工作者在西直门拆除现场发现了被包在明城箭楼内的元大都和义门。这一重大的发现令学界震惊。此时，张先得正在“集中学习”身不由己。正当他忧心如焚的时候，得知军事博物馆正在举办珍宝岛自卫还击战展览。张先得借参观展览之机先绕道去西直门，在那里默默看了一个多小时再去军事博物馆，参观完展览又回到西直门，匆匆画了一张素描方才离去。

    眼睁睁看着古城墙一段段消逝，张先得心中升起一个念头，他要画下北京所有的古城门。

    由于一些城门是在解放前拆除的，加上解放后有的城门拆得过于“神速”，张先得未能“抢救”成功。所以要画全这些城门惟一的办法就是找到它们的图片，张先得为此是“上穷碧落下黄泉”。

    起初，在张先得收集到的城门照片中，崇文门没有一张是城楼和箭楼齐全的。好在工夫不负有心人，后来，他终于找到了19世纪末拍摄的一张城楼和箭楼齐全、可能是崇文门的照片，经过仔细考证确认后，他据此画出了崇文门。

    东安门照片是他找得最辛苦的一张。那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本民国三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时事画报》上，找到一张1912年1月革命党刺袁世凯未遂后，东安门戒严的照片，照片上戒备森严的士兵身后，东安门现出侧影，张先得据此画出了这个皇城的东门。

    用这样的办法，张先得终于在1990年画全了北京明清城墙的城门，画作100余张。他严格按写实的手法创作，比如，安定门瓮城的城壁内国民党军队曾建了一个暗堡，张先得在他的画中即如实反映；朱启钤1915年聘请德国建筑师在中华门前设计了一个西洋式的水井，供道路洒水之用，这在张先得的画中也得以记载。张先得还注明了每一幅画中城门的年代。

    1978年，张先得的老北京城门组画在日本展出，引起强烈反响。1990年，这些画在刚刚开放的北京正阳门箭楼上展出，再度引起轰动。当时的北京市委副书记王光在参观展览时建议将这些画结集出版。同年，北京燕山出版社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出版了《老北京城城门水彩画集》，旋即被抢购一空。在北京亚运会期间，这本画集还被政府当作礼品，赠给各国来宾。

    在北京古城墙被毁后不久，张先得的画就“大获成功”，谈起这些，他说他真不知该是喜还是悲，“为什么一些美好的事物，总是在被毁掉之后，人们才觉得它们美好呢？(《城记》作者：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