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文学与信仰传统书摘

心有灵犀：欧美文学与信仰传统》（齐宏伟著）书摘

 

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

他的“了不起”在于他所有奢华背后那个美丽的梦想：与情人旧梦重温。他的奢华原来都是受这个美丽的梦境刺激。这个梦已不单关乎爱情，而成了那个时代的一种特征，是敢于追求梦想和敢于实现梦想的激情象征。爱情已成了盖茨比的宗教。为了与黛西相见在她家旁边购置豪宅苦等五年，为了吸引她的注意而每周笙歌豪宴，见到黛西后手足无措像个孩子般兴奋莫名，甚至一定硬拉着她欣赏自己的豪宅内室，把自己的高级衬衫扔了一桌子……都可以看出这位动了情的大亨何其幼稚、单纯，有一股动人的意味。从这里我们不是可以看出某种对这个爵士乐时代的揶揄么？在狂欢和享乐的背后原来是无尽的绝望和哀伤，其实盖茨比未必就不知道黛西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的感情到底又怎样，他的梦到底又如何，只是他他宁可欺骗自己，不愿从梦中醒来，因为一旦梦醒，会一无所有——……他也许已经无所谓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一定会觉得他已经失去了那个旧日的温暖的世界，为了抱着一个梦太久而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一定透过可怕的树叶仰视过一片陌生的天空而感到毛骨悚然，同时发觉一朵玫瑰花是多么丑恶的东西，阳光照在刚刚露出的小草上又是多么的残酷。这是一个新的世界，物质的然而并不真实，在这里可怜的幽魂。呼吸着空气般的轻梦，东飘西荡……

 

杰克伦敦《马丁·伊甸》

杰克伦敦和马丁都信奉进化论思想和超人哲学，相信自我救赎和爱情宗教。马丁的爱情宗教并没有天作之合的神圣性，不过认为是人的本能冲动。所以，马丁最终信服的还是趋乐避苦的享乐主义，这样就把本能神化了。神化了的人性本能和社会文明发生了激烈冲突，这才好是实质所在。马丁早就驱逐了上帝，放弃了基督教信仰，却又不得不虚构一个女神，创造一门爱情宗教来欺骗自己奋斗下去，追求下去。一旦发现女神不过是一个虚荣的女子，马丁·伊甸就发现再也找不到超越的价值来抵制生命的邪恶，只有长眠一去不复归。…在作品中揭示本能冲动和赤裸裸的竞争法则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但以简单的生物法则研究复杂的社会问题，不免捉襟见肘。

 

德莱赛《美国悲剧》

薛华指出，当价值、意义和自由是由人凭自己的理性来决断时，人便没有绝对价值和标准，就会反叛社会进而被社会淹没，价值、意义和自由就会被消解，人就陷在焦虑和绝望中。

 

马丁·布伯指出，“无论其表现形式有何不同，当今的生物学思潮和历史诡辩思潮均在努力培植对于宿命的信仰，且是迄今为止一切信仰中最坚定彻底的信仰。”

 

奥威尔《一九八四》

高度集权的社会能把政治渗透进一切可能的领域，甚至人性最深处，这正是乌托邦的可怕之处。

 

极权主义国家最痛恨的是个人对真理、传统的委身大于对党和国家的投入，仇恨真理和传统可高于党和国家的信念。于是，极权主义国家千方百计通过更新语言和篡改历史来控制真理和传统。

 

极权主义国家真正恐惧的并不是人的本能冲动，而是对人性和政府权威之外更高权威的信仰，因为唯有信仰永恒可以拒绝现时快乐接纳痛苦为真理的考验。

 

斯蒂文森《化身博士》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隐匿于人类中的恶比包治百病的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要深入的多，没有一种社会制度能避免恶，人的心灵不会改变，不合理的恶源自人的心灵本身。最后，人的心灵活动规律还很不清楚，科学对其恨不了解，它们很不确定和神秘，所以说不可能有医生，甚至不能有最后的评判者，而只存在道出‘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的那一位。”

 

不管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都必须正视人性中幽暗，由此才可以开始新的探索。而幽暗的人性一再告诫人不可轻信社会福音、人间天国之类的许诺。这样就给社会制度、现世政权祛魅，从而为信仰精神，彼岸价值空间。这或许才是真自由的保证。……人的控制带来奴役，上帝的约束带来自由。

 

塞林格《麦田守望者》

我们处在精神的荒原上，内心充满了死亡的意愿，又怀有深切的终极渴望，在人类的精神荒原上，在麦田那边的悬崖旁，已没有人在守望，霍尔顿愿成为一个麦田守望者的梦想其实正暴露了他内心深处多么希望有人为他守望…而成为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其实正是渴望守望着人性中纯洁、美好、善良的一切。

 

圣爱克苏贝里《小王子》

真正美好的东西肉眼是看不见的，大人是看不见的，不付出精力和爱是感受不到的。而大人眼中看见的只有物质、金钱和价格，已经看不到意义和价值。

 

但丁《神曲》

在但丁看来，人的自由意志是神圣的，因为来自于神圣的造物之主，因此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屈从于邪恶和谎言，意志必须按照神圣的真理自愿行动，才算是真正的自由意志，甚至在他看来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大标志。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按照真理生活，摆脱卑劣情欲的诱惑……凡是现实的并不都是合理的，当自由意志屈从于邪恶和暴力的时候，人的现实选择必会在价值世界和心魂世界受到报应……自由意志意味着人不会因外界的压力或内在的欲望而改变方向，真正的自由式始终按照真理的行动的自由。

 

契诃夫《姚尼奇》

不要归罪于环境……你们周围的痛苦和冷漠丝毫也不能说明你们本人的庸俗、冷漠和心灵蜕化是情有可原的……问题不在于环境，而在于人们本身。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

读完最后一页时，正好在山区颠簸不堪的汽车上，抬头看窗外，那是老区裸露着的石山，到处被采石头的人硬硬掘开，就像没有穿衣服却又添上了一道道伤口一样。山肌上也有点还没有化完的残雪。此情此景，似乎周围这片贫瘠的土地正在以沉默呐喊，正在流泪质问，为什么俄罗斯大地的苦难得到了表现和倾诉，而这块土地上的苦难却没有在任何汉语作品中得以展现呢？几千年来这里的人想吃饱饭都很难，而文学作品却一直在风花雪月中玩弄情调，瞒着和骗着，到底还有何脸面面对这块苦难深重的大地呢！那一刻，泪流满面，觉得从精神气质上一下子接近了这位饱受误解乃至遭到毁谤的大师。他一点不病态，但因为他写出了人人心灵中的病态就被诬蔑为是一个病态的人。这是何等的悲哀！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的了解太深刻了。原来魔鬼所有的诱惑其都藏在人性深处，人也并不是像他自己所认为的那样会时时刻刻热爱真理追求自由，人为了一戈比可以出卖整个世界，为了一分钟的快乐可以出卖天国。而这个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权利代表们就是看准了人性的弱点开始奴役人们。或者说人性早就制造出了自己的神来代替真正的神，好让自己随心所欲地堕落。所以，无神论是一种堕落的需要，而不是一种真理。更有趣的是，人类的堕落是一种上升式堕落，人类自己成为神，就逐渐驱逐了神。

 

英国学者以赛亚·柏林认为屠格涅夫的精神气质中始终有一种“独特的冷淡”，这也是令陀思妥耶夫斯基斯基“恼怒的冷淡”。而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必须要完全投入并热烈拥抱生活不可，热爱过甚痛苦也过甚，他们不断怀疑，深感痛苦，似乎永远在一个劲儿的折磨着自己，就像带着信念投身在一个“脱了节时代”的哈姆雷特。这对于一直崇尚英雄人物的中国人来说，主人公暴露出内心如此多的挣扎和阴暗，颇感隔膜。所以，我们的民族很容易产生堂吉诃德式的英雄，却很难产生哈姆雷特这样有信仰深度的探索者。我们民族的精神气质也是更喜欢屠格涅夫而不是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罗赞诺夫说，假如我们心灵中的信仰枯竭了，我们会去疯狂地关切外面的社会和制度。我们将想尽办法用这些关切去填补在我们心灵中由于信仰丧失而造成的空虚，每当我们不知什么原因丧失与自己人民的活生生的联系时，都会发生这种情况……不安所替代的空虚正在显现，在这个空虚里，底不但很深，而且仿佛根本没有底。

 

帕斯卡尔说，我要同等地既谴责那些下决心赞美人类的人，也谴责那些下决心谴责人类的人，还要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自寻其乐的人，我只能赞许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着的人。

 

 

威拉·凯瑟《我的安东尼亚》

文学不是从流行思潮产生，而应从内心深处孕育。

 

宗教不是来取代当地文明，就像天空不会取代大地一样，而是圣化当地文明，开拓出更加辉煌神圣的灵性空间。

 

 

 

辛格

他用作品发现了人类生存的一种真实境况，人并不是像别人或自己想象的那样时刻靠着理性活着，而是受到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制约。所谓人类的自由其实是非常可笑的概念，说到底人何曾真正自由过？人要么把信仰当成迷信而摆脱不了迷信，要么把迷信当成信仰而拒绝真正的信仰。

 

世界的丑恶不是不要信仰的理由，恰恰是需要信仰的理由。

 

 

贝娄

存在主义透视了人生存中的虚无和荒谬，把人从文化传统中解脱出来，要人面对虚无的生存处境开始投射，要人在主动选择中构建新的本质，否则就会被环境和自欺异化。存在主义并非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流派，众多学者可以归属于此。大体而言，这是一种对启蒙运动和理性至上的反动，强调一切关于生存的知识都遮蔽了真正的生存，人应该抛弃一切传统和文化，认识生存的本相，然后开始新的生存，一种经过自我意志参与后的生存。既然一切都是虚无，那么虚无是否也是虚无？既然一切都是荒谬，那么荒谬是否也是荒谬？人要把自己举起来投出去，这是一种悲壮的努力，从否定中建构起肯定。这正暴露了存在主义的矛盾。

 

实现自由是很难的，倒不一定完全在于社会的压力，更重要的是自己内心的妥协。

 

 

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

作者借伊莉莎白之口批评这种为了婚姻而牺牲爱情的女子是在为自己安排一个“贮藏室”，类似于我们今天说人为了一张“长期饭票”而结婚……奥斯汀对于人性的看法太过于犀利，并不完全相信人类的爱情感觉。《傲慢与偏见》原来的名字就是《第一印象》（First Impressions），她认为人类的本性充满了骄傲和虚荣，所以对于别人的初次印象也可能充满了偏见，是非常不可靠的。伊莉莎白的“偏见”和达西的“傲慢”，是在他们认真沟通、自省和悔悟中逐渐消除的。哪怕是超越了社会所加诸的重重“外障”，爱情还是要排除层层“内障”，在对人性的悲悯和对他人的宽恕中找到爱之为爱的真正根基，两个人才可真正唤醒对方。

 

爱不能仅仅因为人性，仅仅因为热情就可以有理由不顾一切伤害别人。爱是一种神圣的怜悯和神圣的责任，是牺牲自己成全别人而不是占有别人满足自己。

 

 

《简·爱》

简对罗切斯特先生说，我的灵魂跟你的灵魂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美和一点财富，我就要让你感到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我现在跟你说话，并不是通过习俗、惯例，甚至不是通过凡人的肉体——而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在说话。就像两个都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

 

 

安徒生

安徒生之所以能不息地赞美和构筑一个信望爱的世界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信仰，这使他成为一只蜜蜂，哪怕在伤口之处也能采粉酿蜜。相比之下，卢梭的自传《忏悔录》则敏感地记下每一道伤口，又小心翼翼地从伤口处生发出怨恨，推卸自己的责任，其心态何等不同。

 

钱理群说，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对我影响最大，至今还成为我做人的基本信念的是一篇童话，就是安徒生的《海的女儿》。这篇童话所表现的对人的信念，对美好东西的信念，还有为了这个信念不惜献出自己一切的精神，都深深地影响了我，一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

 

安徒生认为人不能认识自己处境的原因在于人太欣赏自己，人太虚荣，太喜欢听好听话，不愿接受光照。人已割断了与神圣的关联，在自我欣赏中就把自我神化成了上帝，当然不允许超出自己范围之外的评判。

 

 

卡夫卡《变形记》

人间最亲密的感情无疑是亲情，亲情值得信赖吗？于是卡夫卡选择了一个相亲相爱的家庭来实验。是的，我们的亲人不是因为我们的肉体而是因为我们的灵魂而爱我们，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肉体变成了甲虫而我们的灵魂还在，我们的亲人还会爱我们吗？如果我们没有了使用价值，亲情还一如既往吗？实验的结果是人性和亲情都失败了，灵魂让位给了肉体。

 

 

莎士比亚

李尔的过失无疑给人打开了一扇窗，顿见人性深渊而晕眩。李尔发现围绕权势的全部谎言和虚情假意，发现人性的脆弱和黑暗，也看到自己一直活在谎言中而不自知。黑暗完全淹没了他，使他发现根本不可能进行自我救赎，哪怕通过自我牺牲也无济于事，因为他已经被完全清理出历史舞台，没有任何发言机会。所以，考狄利娅真挚的、宽厚的爱给他注入了最后一点清明的理智和抚慰，但旋即被无边无际的黑暗淹没。就像哈姆雷特无法面对这个与神圣脱节的世界，在人性的恶面前震惊疯癫一样，最后只有与黑暗偕亡，留一曲挽歌。然而，李尔的悔恨与醒悟却透露出了一丝爱和宽恕的曙光。有了爱和宽恕，过失也会消除其严峻色彩。遗憾的是，人世间爱的力量毕竟太过脆弱。

 

后期莎士比亚已不再推崇前期莎士比亚剧作所体现出的那种对人性充分扩张的乐观态度，开始对扩张的人性持怀疑和审慎的态度。没有信条和纪律的人性扩张只会带来悲剧性灾难。就像《麦克白》中的大将麦克白不加节制的野心扩张只会给国家、民族和周围人带来地狱般的河岸一样，这黑暗可以不断弥漫，不过偶然的机会才被制止。

 

学者刘小枫指出莎士比亚的伟大正在于以诗人之眼看到那个时代人们抛弃神圣信仰后，面对人本世界感到迷茫和失落。莎士比亚并非历史理性、扩张型的人道主义鼓吹者，后期的他对此持审视乃至怀疑态度。“西方诗人的这场‘人的觉醒’的真正内涵，并非我们长期以为的那样，是什么离开上帝之后的欢乐颂、人性战胜神性的凯歌，而是对人的本性以及世界的恶的意识以及对恶无法做出说明、找不到力量来克制的无措感。”或许中国版的《外国文学史》上最惊人的误解就是把《哈姆雷特》断章取义抽出来说这是哈姆雷特在高唱人文主义赞歌，其实这段话正好镶嵌在他讽刺人类的一整段台词的中间。在一个推崇理性主义时代，诗人荷尔德林只好疯癫。而在一个推崇人本主义的时代，莎士比亚只有为神本的缺席而忧心忡忡。

 

 

马克斯·韦伯

关于“现代性”的思考，至今还是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思考最为深刻。他提出，新教伦理（the Protestent ethic）无意中促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没想到人力征服自然的世俗化潮流最终还是滚滚向前，使资本主义日益成为巨大的“铁笼”，把人性囚禁其中，导致后来所说的异化（alienation）。这种异化的根本原因就是韦伯所说“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离。

 

 

卢梭

欧文·白璧德认为西方金几百年走错了路，就是盲目信从卢梭的结果。他多方著问不遗余力批评卢梭。在欧文·白璧德看来，西方对于人性的认识从人性恶到人性善发生转折就是从卢梭开始的，在卢梭前，人类“因为对，所以我感觉对”，从卢梭开始就变成了“因为我感觉对，所以才对。”这给整个西方带来了翻天覆地的震荡。卢梭认为宗教一直强调人性幽暗是错误的，人只要摆脱了不自然的社会回归自然，即可获得救赎，人类真正的道德就变成了彻底按照内心最深处的冲动去行动，一种放纵而不是约束的激情主宰了人类的方向。这就导致了白璧德所认为的人类最大的错误：“对于人性善的信仰永远鼓励着人们逃避道德责任。接受责任就必然意味着付出最大的努力，而人隐秘的欲望是无论如何要沿着阻力最小，或者阻力较小的道路前行。因此人们才会无休止地搪塞、躲避，才会倾向于寻找替罪羊，而这肯定是人性中最不可敬的方面。卢梭在给福朗索埃富人的信中说，他所属的阶级，即富人阶级，应该对他不得不抛弃自己孩子的行为负责。既然将自己的责任推到富人身上，那么，下一步也就不可避免了，即开始讨伐这以阶级的成员，指责他们没有得到‘自然’的任何授权，就压制自己的兄弟，即其他阶级成员，并迫使他们犯罪。一个人这样就可以在回避自己作为父亲责任的同时，又可以装扮成人性勇敢的捍卫者。”

 

卢梭不但神化了自然，也神化了人的本性，在其名著《爱弥尔》中他更以震惊世界的力量创建了良知宗教，他宣称人可以变成上帝，人类的良知就是上帝最正确的法则。

 

卢梭在鼓动不要听从别人的启示，尽管他自己的话对别人来说也是一种启示。正因他对人性看法的改变，他骨子里的反宗教、反文明、反传统、反社会情绪才得以抒发，而他对人性善的确信，更使他强调良知可以引领人走向高贵乃至上帝。人类其实已经不需要超验的上帝，只要回到本性的良知就有可以得救。良知就成了卢梭的新上帝。

 

都在讲良知的作用，莎士比亚与卢梭有所不同。莎士比亚强调良知是幽暗人性中一种深沉的不能压抑的审判力量，而卢梭则强调良知是善良人性中的一股顽强的不可压制的升华力量。卢梭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良知而动物没有。这对于一向比较推崇人性善和良知力量的中国文化传统倒算喜获知音。

 

卢梭的良知观深深影响了后世的两位世界级大师：雨果和托尔斯泰。

 

 

雨果《悲惨世界》

仅仅把《悲惨世界》看作是描写世界的“悲惨”显然并不贴切，雨果心心念念地还是“人性必胜，人心不灭”们可以描写的是在苦难中挣扎和沉沦的良心终于被唤醒与传递的过程。

 

 

托尔斯泰

这种建基于人性善假设上的浪漫主义良知观，对托尔斯泰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托尔斯泰自称是基督徒又深受福音书影响，但最本质上他是卢梭信徒。只不过他更真诚地试图在生活中彻底贯彻卢梭学说罢了。

 

托尔斯泰的三部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复活》中都有主人公忏悔和觉醒事件。不管是安德烈公爵、皮埃尔、列文还是聂赫留朵夫，都曾在生命中某个时刻突然醒悟过来，觉得自己以前所作所为都错了，觉得整个世界都错了，从而开始真诚忏悔，重新确立儿时的信仰，内在良知被唤醒，心灵深处的垃圾被清除，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只有不断忏悔和行善，一个人内心深处才会获得真正安宁，面对死亡才不会害怕。对死亡的恐惧贯穿托尔斯泰的一生，而摆脱这种恐惧的最好方法就是按照良心过严格的道德生活。一个人按良知生活，去施舍和行善，这是最重要的宗教信仰。人并不是完全堕落的，人性中有美好的东西。人之所以变坏了，在托尔斯泰看来是社会把人教坏了。于是，托尔斯泰确立了彻底的反社会、反文明、反暴力主张，呼吁良知宗教。

 

 

两种忏悔

忏悔有两种，一种是奥古斯丁的神义论忏悔，一种是卢梭的人义论忏悔。卢梭的忏悔之所以是人义论的，是因为连他的忏悔本身也不过是一种变相的控诉，显出一种因认识到自己能够忏悔而有的骄傲。于是忏悔可能成为人自我成圣、走向崇高的手段，而不是人在上帝面前诚剖归正（conversion）。其实，雨果笔下的冉阿让和托尔斯泰笔下的聂赫留朵夫已成为有着良知特权的英雄。他们的本意并不是要塑造与众不同的英雄，而是要借着塑造这些人物形象为人性确立普遍法则。但是，他们人性深处的斗争太激烈了，一般人只好望而却步，甚至对人性向善的能力也产生了怀疑，这恐怕是二人始料未及的。

 

 

 

弥尔顿  班扬

弥尔顿和班扬并不认为人的本质属性就一定是人的社会性，而是先强调人的宗教性因素。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和造物主的关系，是和彼岸世界的关系，所以，他们所写的人，基本上不是我们所关注的社会意义上的人，而是宗教和信仰意义层面上的人。进一步说，《失乐园》所关注的根本问题是人到底怎样从乐园堕落的，为什么这个世界充满了血腥和罪恶，而《天路历程》所关注的则是在这个罪恶和堕落的世界上，人到底怎样才能得到拯救以获永生。

 

《失乐园》中认为人的堕落不在于欲望本身，而端视欲望有无受理性引导。被神旨和理性引导的欲望是美好的。关键是“引”而非“禁”。和天主教不同的是，弥尔顿前无古人的在《失乐园》中写到了亚当和夏娃在乐园中的夫妻生活，特地指出那时候他们已经有了夫妻间的性生活，因为性的欢乐也是上帝赐予的，并非不洁。只是在罪进入乐园和人堕落后，亚当和夏娃就开始利用对方的身体来满足自己的情欲，纯洁的性关系走向了自私自利的自我满足，他们在狂欢之后再也没有了过去的感恩，而是第一次感到了极度的空虚和内疚。欲望如果指向自我中心，那就成了罪；如果指向造物主，那就是正当的欢悦，这同样说明了哪怕在欲望和情感方面，上帝还是给人自由意志来运用他们，这就又回到了他的预设前提；罪就是对自由的误用。比起但丁来，弥尔顿作品中的希伯来精神更为纯粹。

 

弥尔顿对于自由意志的强调恰恰可以给人与人类命运搏斗的伟大信心，对人类的复兴寄予厚望的同时，也对人性的幽暗加以警惕。这是弥尔顿的不朽意义所在。

 

俄罗斯神学家舍斯托夫终其一生都坚持不懈呼吁：《圣经》中那条蛇并不像黑格尔说的没有骗人，理性和自明绝不能引人走向信仰，相反，只会使人越来越昧于生存的真相而被理性的高山压垮；真正的信仰是来自神的启示而非人的理性。由此可见，班扬极具洞见，通过《圣经》敏锐地发现了希腊理性精神和希伯来信仰精神的巨大鸿沟，因此一上来就让基督徒受到这方面的诱惑和考验，后来却在传道人的指示和帮助下才能继续走下去。

 

一个人在天路上要不断确信他已经被神拯救，已经得到基督的救赎，已经在这份爱中。他需要做的恰恰不是对自己的救赎茫然无知，因此要拼命行善来显明他有了得救的证据，而是相信了自己已经得救，已经有了一份爱，所以更要珍惜这份救赎、这份挚爱，才在整个行程中勇往直前，直到最后彻底的胜利，照着起初所信的得到成全。对彼岸世界的关注和信心恰恰加强而不是削弱了在此岸世界的行动力量，马克斯·韦伯在他的研究著作中很精彩地揭示了这一点。

 

对人性幽暗和世界堕落的深入洞悉并没有削弱两位作家的斗志，反而给了他们更为清明的理性和更为刚毅的意志，看到神圣信仰的可贵，并坚信信仰原则优先于现实原则，只要奉行不倦，甚至可以完全改变这个被现实原则控制的世界，开辟出按照神圣原则生活的新领域。他们都借文学创造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崇高境界，让萎靡迷惘的人类呼吸到清新和圣洁的气息。

 

 

 

我们为什么走不进信仰

 

奥古斯丁发现一个人往往用庞大的体系掩盖自己的罪恶。

 

张爱玲早在《中国人的宗教》中说过，“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走向虚无。世界各国的人都有类似的感觉，中国与众不同的是，这“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的感觉似乎是个新发现，并且就停留在这个阶段。一个一个的中国人看见花落水流，于是临风流泪，对月长吁，感叹人生命之短暂。但是他们就到此为止，不往前想了。”

 

信仰的基础，按俄罗斯思想家舍斯托夫在《狂野呼告》中的说法是源于绝望，源于不同于希腊精神的希伯来精神，而知识树上的知识只会以理性和自明强迫人俯首称臣，使人走向知识的傲慢和对生存深渊的盲目，进入堕落。

 

林语堂其实和他最崇敬的苏东坡一样，在骨子里拥有的还是面对苦难和残缺逐渐冷心和凉心的逍遥精神，而非荷尔德林那样面对贫困时代和灵魂贫瘠的守望、忧心、祷告的拯救精神。

 

对人的圣人化设计，其实有完美主义的倾向，假设了人不应该犯罪或把分明的罪恶当成是人性的自然秩序，把自然秩序价值化，必然会增加人的负疚感和自我拒绝感。这样，没有价值安慰感的人，很容易成为一个脆弱和自我贬损的人。或者变成一个喜欢归咎于别人和环境并善于推诿己责的人。

 

圣经中认为真理就是超验的启示，也就是真理向人召唤，人对真理回应就产生了信仰。信仰是一种期待而非验证。不是人自己决定什么是对错、美丑和神鬼。在信仰之旅中，必须跨过理性的悬崖产生质的跳跃。信仰之路就是理性对真理的归途和对理性自身局限的反省，以理性前提和文化心态为出发点来剖析，其实和信仰无涉。

 

奥古斯丁在关键时刻才知道自己并不想皈依信仰，这也是人的本性，因为他不愿意失去罪中之乐，觉得信了之后会减少世俗乐趣。人太喜欢犯罪了，太喜欢享受罪中之乐。人的犯罪从来都是人选择犯罪，人的堕落从来都是人先决定堕落，再为堕落找理由。培根说很多人都是先有欲望，然后用理性来为欲望辩护。人从来都不喜欢赤裸裸地面对自己，就像讳疾忌医的蔡桓公……苏格拉底早就认识到；理性的最大功能是认识理性的缺陷与无能。因此，马丁·路德甚至说：理性是人皆可夫的娼妓。理性不是上帝，也不是真理，而是用来思考真理的。圣经认为敬畏上帝才是智慧的开端，理性最高贵的目的是为了思考神，否则就永远得不到满足，人就成为理性的浪子。惟有理性不自命为真理，对真理降服，人才会回归本为，才会回家。真理比人大。圣经说，人，凭什么进入真理？凭真理召唤和敞开的慈悲，也借着人的谦卑与信心。信仰是意志的选择，而非理智上的认同。所以，奥古斯丁终于明白；信仰就是相信你还没有看见的，作为信心的回报你看见你所相信的。先相信然后理解。人很多时候太高估自己寻找真理的能力。也许人根本就不在意真理，而在乎自己居然以某种悲壮的姿势在寻找真理。人需要投入真理，却以为可用理性检验真理。所以，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用动人的文字叙述了怎样从理性的悬崖上终于纵身一跃，有了神圣的信仰……信仰的旅程就是小河流向大海的旅程。与其说大海需要小河，不如说小河需要大海，因为河来自于海，还要归回海。海是河生命的根本。所以，河流入海的旅程不是河流自己的选择而是大海的召唤与吸引。为什么河要入海？因为河有一颗大海之心。因此，奥古斯丁才向上帝祷告说，因为你造我是为了你，我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怀中，便不会安宁。

 

 

理念只能改变理念，只有生命才能改变生命，只有爱才能生发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