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大学归来后的几点思考

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是客观条件给人们主观改造提供了环境（也带有迫使性在内，人毕竟是有惰性，而且并不是大多数人的内心都如此之强大），人们觉得自己所做的都是对自我的完善、对人生的丰富，都是在实现自身的价值，而他们所做的事也确实是这样的。

在安逸祥乐的环境中，人们由于失去了主观努力的方向和作为，失去了实现价值的途径和实际感，或者目标过于远大，让人难以感受和触摸到目标实现的可操作性和现实性。这里还必须得承认，安逸舒适的环境为人们的惰性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温床”。

精神素质不是与生俱来的，只有通过后天的磨难历练和读书学习获得的。物质财富也是通过人的劳动创造出来的，但与精神素质所不同的是：物质财富可以遗传继承。父代的财产包括所提供的生活环境继承给孩子，孩子获得了物质财富，但他永远获得不了甚至根本不懂这份财产中所蕴含的精神财富。父亲给了孩子物质，但却活生生的剥夺了孩子攫取精神财富的条件、环境，更是剥夺了孩子他那攫取精神食粮的宝贵机会。

有人谈到，文化思想教育可以给予孩子精神财富。我觉得教育可以，但教育所能触动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力度很小，而且个体差异性特别大。精神改造的实质就是思想观念的改造，思想观念改不了，优秀的精神素质就绝对不可能深入到一个人的骨子里、内心里。就算有，那都只是在作秀、装样子，企图达到他个人的某些目的，这种披着羊皮的狼在当今社会里屡见不鲜。暂且退一步说，承认教育的意义，但看当今教育，怎能不让自人反省：教育是要统一思想的，即价值观和信念。文化思想教育特指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改造，它不等同于思维的改变或改造。

记得一段在某大学的生活经历，让我感慨颇多。那是九月的一个下午，我正坐在操场的角落处看书，不知何时，我身旁也静静地坐下了一位中年男子。他礼貌地打断了我的思绪，他说，十几年前自己曾来过这所学校，生活了一段时间。那时候，学生们一个个都非常踏实、勤奋，做学问比较严谨，行事比较稳重，学生们的言谈举止合乎礼貌。十几年后的今天，他又重返这所大学，学生们全然没有了那时的优秀品质，变得浮躁、娇气、脆弱，校园里失去了那时的淳朴、安静，变得形形色色、混混沌沌、鱼龙混杂。此时他的眉头紧皱、心里忧虑万千。我笑了笑，问他：“您十几年前来这儿的时候中国是什么样，十几年后的中国又是什么样？”没等他回答，我又紧追到：“那时候整个中国都穷，没钱，人民的生活条件差，追求也比较单一、纯粹，而现在，中国逐渐富了起来，人民的生活条件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的追求也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变得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纷繁复杂。”他承认这是个原因。不过他又说，自己频频的听过学校教授们的讲课，感觉讲课质量很是不行。确实，教育方面是有些原因，可指望着大学的教育又究竟能有多大用呢？那些自小就形成的、已经深入到骨子里的思想观念是难以在大学期间的教育所改变的，何况现在的大学教育又讲给多少给学生呢？之后，我们还交流了一些有关国内外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的认识和看法，直到告别结束，那忧心忡忡气氛还弥漫在着我们俩之间。

不能过于去讲依据客观事实，原则性的问题也要讲，一昧地讲求会导致人们心中失去一种制度约束、一种精神约束、一种道德约束的信仰。改革开放讲“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的猫就是好猫”那是站在大多数人的利益上讲的，但是你要每个人讲自己的白猫黑猫，那结局就是自私自利、各执己见，形成“你顾你的我干我的”一种局面。有的事情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去解决的，但在有的事情上他就必须受点罪、吃点苦头，为的是集体制度、人类道德的尊严不受亵渎。当今的人们爱听“猫抓老鼠理论”是对这个理论的曲读或者变相理解，有的人是真不懂，有的人是故意去那样理解，如同人们对“存在即合理，”这句话的理解一样，永远只记得“存在即合理”，从来不记得“合理即灭亡”。说现在的人都缺乏信仰，不受约束，根本原因在于每个人都在讲自己的“白猫黑猫”理论，只要对于自己来说能抓住老鼠的猫那就是好猫，这是一种自私自利的集中体现，是个人主义的集中体现，是一种无视法纪的集中体现。我们在猫抓老鼠的时候也要弄清楚猫是谁的猫？猫怎么抓的老鼠？猫抓的什么老鼠？老鼠抓给谁了？

弄清楚猫是谁的猫就要搞清楚一个谁为谁服务的问题。弄清楚猫怎么抓的老鼠就要坚定依法治国，按规章制度办事的立场。

弄清楚猫抓的什么老鼠就要明白利益是国家的、集体的还是自己劳动创造的。弄清楚老鼠抓给谁了就是知道利益为谁所谋求的问题。

我觉得中国人要有信仰，至少得信仰“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用一个字说就是“仁”。这是大爱的体现，应该作为毕生的追求。

有能力的人，能力是用来更好地为其他人和社会来服务的，要以能为别人服务为自豪，而不应该把能力作为追求某些东西的资格和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