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天才之为责任》读书笔记 -- Tell them I've had a wonderful life

当正式读罢《维特根斯坦–天才之为责任》这本鸿篇巨制的时候，虽然读得很粗，但是实际上还是收获颇多。看得出来，维特根斯坦的一生都是一个与社会斗争，与自己斗争的过程，由于我之前并未对维特根斯坦的相关哲学著作有一定的了解，也不懂学者们所分析的前后期具体有着怎样一些内容的差异。但是我从这部波澜壮阔的人生史诗中，看到了一个伟大天才身上所折射出来的光。

关于全书的概要分析，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发现有一篇文章分析得相当精当：

1911年10月18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伯特兰•罗素和朋友正在自己的房间里饮茶，一个陌生的青年人闯了进来，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请求旁听他的课。罗素很高兴自己的数理逻辑课程能够吸引到第四个学生——哪怕只是来旁听的。但很快他就发现，这个旁听生可不是来这里正襟危坐的。事实上，年轻的德国人（罗素这么以为）很快成了课堂中的一霸，爱争辩，很烦人。他在给情人的信中情绪复杂地介绍道：“我的德国朋友有成为负担的危险，他在课后跟着我回去，争论到晚饭时间——顽固、执拗，但我觉得不蠢。”

四个礼拜后，罗素才搞清楚，他眼中“野蛮的德国工程师”其实是奥地利人。这一次他在信中提到的维特根斯坦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青年，热爱文学，酷好音乐，只要不谈哲学，甚至算得上举止宜人，“我开始喜欢他了”。

不过那时候罗素仍视这段交往为小插曲，尚未把眼前的这个青年当作未来岁月的重要角色。当维特根斯坦为了今后的职业抉择来征询意见的时候，他分明感觉到了担负的责任，却没有立刻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何其重大——他决定的不仅是维特根斯坦的命运，也是自己的命运，以及哲学的命运。

然而很快罗素就明白他感受到的责任具体指什么。在耗费十年精力完成《数学原理》这一著作之后，罗素认为自己对技术性哲学的贡献已经到此为止了。他迫切需要一个新人来接续他所开创的事业，适时出现的维特根斯坦正是担负这一责任的最佳人选。

“我爱他”，指导了维特根斯坦一个学期后，罗素毫不迟疑地写道，“我觉得他将解决我因为太老而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的工作提出的、有待新鲜的头脑和年轻的活力去解决的所有种类的问题。”不仅如此，罗素还准确地断言：“维特根斯坦是我生活中的一大事件——无论结果如何。”

对于责任的另一方来说，罗素何尝不是人生里的大事件？就像维特根斯坦后来承认的那样，是罗素切切实实救了他的命。在此之前，他苟活在未能勇敢自杀的羞愧当中长达九年。因为罗素的鼓励，他才能祛除内心里那个冷酷的声音：“你活在世上乃是多余的。”也正因为如此，责任之于维特根斯坦，性情平和的罗素未能全然理解。他高高兴兴地把“什么是逻辑？”这个基本问题交给年轻人，就像把一只没能驯服的野兽交给朋友，然后独自去享受别样的智性乐趣。而责任所带来的少有人理解的尖锐、炽烈以及痛楚，维特根斯坦为此付诸一生。瑞•蒙克（Ray Monk）给他的《维特根斯坦传》加上“天才之为责任”的副标题，就是看准了这一点。

关于“责任”，蒙克用翔实的事实阐释了他的理解。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围绕着维特根斯坦的名字，一个庞大的“产业”逐渐形成，但是对哲学家本人的认识却是光怪陆离的。论及他的学术文章和书籍有5868种之多——这还是20年前的统计。至于非学术的作品，传记、回忆录，以及相关的诗歌、绘画、音乐、小说、电影和电视更是数不胜数。维特根斯坦的头像印在时尚青年的T恤上，《逻辑哲学论》谱了曲，灌制成了唱片。我还曾看过一部舞台剧风格的电影，把维特根斯坦塑造成一个热爱数学的同性恋者。小时候穿金戴银，鼻梁上架着高度近视眼镜，不是在喃喃自语奋笔疾书，就是在跟独角犀牛或绿毛怪物对话。在片中二十多岁的维特根斯坦已经满脸皱纹，成天嚷嚷着“要么理解，要么去死”，活像经过毕加索加工的哈姆雷特。尖锐、炽烈以及痛楚，每个人似乎都看到了维特根斯坦身上的这些特质，却又曲解了它们。结果，它们构成越来越浓的谜雾，也生发出愈来愈惊人的魅力。

有人正确而片面地体会到，维特根斯坦的这些特质指向一种极端的诚实，没有继续挖掘底下更深刻的原因——例如他晚年的学生马尔康姆（N.Malcolm）在《回忆维特根斯坦》中所写。像伊格尔顿（T.Eagleton）这种文化理论家则满足于大而化之的描述，不惜把哲学家打扮成神秘主义的苦行僧，甚至是性情暴躁的极权主义者。至于捕风捉影的传记作家，例如巴特利（W.Bartley）那样的偷窥狂，在拿不到多少一手材料的情况下就敢断论，维特根斯坦的性情源于同性滥交行为的自责，当然会遭到蒙克的专文批驳。蒙克用厚达六百页的篇幅证明，“责任”——理解责任、担负责任与践行责任，是理解维特根斯坦一生的最佳路径。

不过，责任之于维特根斯坦，犹如一片树木化为精煤，凭借天赋，也需要时间与机缘。与今人的想象不同，幼年的哲学家没有显露出多少异秉。实际上他四岁才开口说话，青少年时期的学习也不佳。十四岁那年，自觉没什么天份的维特根斯坦听从父母的安排就读工科学校。即便如此，他在学校里的成绩也相当糟糕。尽管多年后哲学家认定，自己八岁时提出的疑问决定了未来人生的意义，但是在“自我”的图像显现之前，他对责任的理解无疑是外在的。他曾是家人眼中满足快活的小男孩，学校里沉默孤独的少年，无论哪个角色，都是顺从他人意愿的结果。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维特根斯坦没有从“撒谎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为什么要说实话？”这个问题里找到答案。问题本身的尖锐感令他有过困惑，然而坦率地讲，从蒙克的记述中可以看到，在遇到罗素之前，他还没有做出过忠实于自我的重大抉择。

一旦对责任有了更深的理解，维特根斯坦定会闯进罗素的房间，这是这本传记给我的感受。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正处在后来斯宾格勒所谓的“文明衰落”期。当时的维也纳，则是“研究世界毁灭的试验场”。一些人如思想家克劳斯(K.Kraus)、魏宁格（O.Weininger）等人提倡摒弃奢靡与物欲，以强健的精神搭救自我，重建世界。心智渐成的维特根斯坦深受此类影响。他开始接受“真实于自己是不容违背的责任”，并且在罗素的帮助下，决心成为一个不隐藏“自己之所是”的人。

不隐藏“自己之所是”，这就是维特根斯坦人生态度的核心。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有别于大多数哲学家，包括他的老师罗素。支撑多数哲学家的，往往是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心，或是建构理论体系的雄心，而维特根斯坦选择哲学只是为了服从忠实于自己的责任。他要的不是渊博的知识或洞悉的智慧，他要的是目光清晰与内心澄明。做一个直视自我的人，或者用他的话说，成为一个“得体的人”，始终是维特根斯坦的目的。

所以几年后罗素发现，学生的工作与导师的愿望相距甚远。按照他的想法，维特根斯坦应该用逻辑为数学奠定基础，再以此勾画万物。他原以为自己递给了年轻人一个知识迷宫的线头，没想到后者根本无视规则，随时显露出破壁而出的劲头。事实上维特根斯坦自认为，他在哲学上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冲撞语言的极限。至于数学，不过是一种特殊的人造语言而已——而这种轻看，罗素不能接受。

假如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俩的分歧可能会局限于学术领域。但是战争改变了很多事，包括他们对责任的价值判断。战前，维特根斯坦求真的热情丝毫不亚于罗素——他不惜借助催眠术来提升自己的专注度——《逻辑哲学论》的大部分内容正是这种热情的产物。可是，当罗素态度鲜明地反对战争之时，维特根斯坦为了成就一个“得体的人”，却加入了奥匈帝国的军队。在与死神对视的日子里，他重点阅读的不是克劳斯或叔本华，而是托尔斯泰的《福音书概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毫无疑问，这些阅读标志着维特根斯坦开始重新检视哲学与伦理的关系。这些检视包含在《逻辑哲学论》的结尾部分，并且浓缩成开篇那句著名的断言：“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保持沉默。”战后，维特根斯坦和罗素为“善”与“智”谁是第一位的问题发生争执，最终认定对方乃是“邪恶”。可以说，正是这句断言，特别是它的后半句，将他们截然地区分开来。

实际上这句断言也区分了维特根斯坦与逻辑实证主义者。一战后，以石里克（M.Schlicklisten）为首的维也纳小组成员像朝圣者一般聚拢过来。他们曾经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和讨论《逻辑哲学论》。但是很快他们惊讶地发现，维特根斯坦不是他们的圣人。和他们崇尚审慎理性的态度完全不同，维特根斯坦更像艺术家，而非科学家，有时候甚至表现得像一个先知和预言家。最后，一个疯子杀害了石里克，也间接终止了维特根斯坦与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联系。卡尔纳普（R.Carnap）后来回忆道，维特根斯坦在思考的时候总让人觉得他有一种内在的挣扎，似乎“要在强烈和痛苦的紧张之下穿透黑暗到达光亮。”透过蒙克的这本传记我知道，与其说这是哲学家思考的状态，不如说是他在肩负责任时的典型表现。如上所述，那是尖锐的、炽烈的以及痛楚的。

可是我提醒自己不要忘了，1914年开赴战场的时候，维特根斯坦是一个用严密思维包装好的24岁新人。当他1919年离开战俘营，五年的军旅岁月带给他的，绝不是逻辑，而是对死亡、苦难和命运的反思。很明显，对于三十岁以后的维特根斯坦来说，责任的含义不同以往了。

对自我责任过于褊狭的忠诚曾让维特根斯坦深陷孤独，也给周围的人和物留下痕迹，乃至造成伤害。失和于罗素不是惟一的例证，连他为家族设计的居所都显露出森冷孤绝。在经历了几年乡村教师的失败生涯后，他为了友谊而不是哲学重返剑桥。可是除了人情练达的凯恩斯（J.M.Keynes）利用距离维系住了平淡的友情，很少人能与他保持长久的关系。同侪嘲讽他正在发明一种使严肃的思考成为不必要的学说，受过咆哮的长者摩尔（G.E.Moore）甚至会从遭遇他的噩梦中惊醒。学生们没有多少得到真传，才华反被敬畏一一摧毁。他愤懑于剑桥令人窒息的学术空气，情愿逃向挪威、爱尔兰或者任何一个无人之境。但是他需要有人“在场”——他人的存在能帮助自己获得孕育思想所需的平和。他必须在扞格不入的责任与友爱找到结合点。

维特根斯坦承认：“我的不快乐很复杂，难以描述。但主要的东西是孤独。”同时他又质问自己，一个人如果不快乐，活着有什么意义？怀着失却的恐惧，他感到所爱的人正从身边离去。一战期间死于空难的挚友品生特（D.Pinsent），英年早逝的学术知音拉姆塞（F.Ramsey）。曾计划同赴俄国生活的爱人斯金纳（F.Skinner）郁郁而终，说不定眼前依恋他的本•理查兹（B.Richards）也会失去。在深刻的孤独里，或者说爱的渴望中，维特根斯坦看到生活的根本是不安全的，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而要减少这种不确定性，不能依靠公式和命题，只能依靠“综观之呈现”，通过理解去改变看待事物的方式。

事实上从1915年的一战前线算起，无论是意大利的战俘营还是奥地利的山野乡村，无论挪威的独居木屋或都柏林的里斯旅馆，无论剑桥还是康奈尔，无时无刻，只要渴望快乐生活的意志还存在，维特根斯坦检视哲学与伦理的关系，并把二者高度统一的努力就在继续。

所以，维特根斯坦自问“当你死时谁为你哀悼，他们的哀悼有多深？”和他坚称“一个表达只在生活之流中才有意义。”其实是一回事。当他说“端赖于看出联系的那种理解”，和他设身处地“想到另一个人受的苦，这是真爱的标志。”同样是一回事。蒙克猜测，把自己的生活放进某种模式，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可能是一种慰藉——他道出了部分实情，却非全部。维特根斯坦反对形而上学的飘渺，反对实证主义的平庸，并试图建立一种基于理解的模式，不单是为自己，而是想让人类得到真实的慰藉。

如此，维特根斯坦为哲学这幢房子夯实了地基，也为它抬高了房梁。如此，他让逻辑融入伦理，让哲学重返生活。如此，他彻底贯彻了魏宁格的格言，那句曾让他热血沸腾地投入哲学怀抱的话：“逻辑与伦理根本上是一回事，它们无非是对自己的责任。”他尽责了。

1951年4月28日的晚上，在失去最终意识之前维特根斯坦说：“告诉他们我过了极好的一生。”读完这本绝佳的《维特根斯坦传》，我终于理解，哲学家所说的“他们”指的是谁，他口中的“极好的一生”又意味着什么。

这篇文章对全篇的核心思想与主旨有着收束性的总结，收益匪浅。接着，是一篇文章评论：

告诉他们我度过了幸福的一生。
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在我看来，是20世纪最动人的一句话。有谁能像这样，幸福和感激地告别人生？19世纪以来有许多领袖、精英和枭雄，他们缔造了一个又一个故事。
可是，他们身上有谁能体现出人类深不可测的深度？他们，有谁能把一生献给爱智慧的事业？
维特根斯坦的一生是宗教的，诚实的，毫不做作，毫不矫情。
说谎能带给人们好处，那为什么人们还要诚实？
这是一个严肃的宗教和伦理的问题。维特根斯坦的一生都在践行这个问题：把忠实于自己当做一个康德式的绝对命令。
这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深不可测的哲人。维特根斯坦的一生不是在告诉我们学者，专家，教授等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而是人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
什么叫富二代？这特么才叫富二代。
你个煤老板儿子开跑车，摆200桌讨老婆就是富有了？
你个官二代靠着爹妈的关系捞金捞爵就是NB了？
去你的，你们连“人类”俩字都会不会写。

奥地利钢铁大王的儿子，兄弟姊妹8人，他最小；哥哥们在他看来都是天才，而他自认为不是。3个哥哥先后自杀，另一个钢琴家哥哥断了胳膊；他继承了巨额遗产，但是他只想过普通人的生活，甚至是体力劳动者的生活，为此他捐出了所有遗产。 他跑去问罗素自己该不该从事哲学，最后罗素成了他的老师，又···成了他的“弟子”。凯恩斯去火车站接他后，写信给妻子说“唔，上帝到了。”他参加了一战，被俘，写书；他在剑桥轻松地获得博士学位，却讨厌校园教授的生活；他宁肯跑去苏联参加集体农庄，结果苏联学术界还是安排他做教授；他在挪威海边过着隐士般的独居生活，思考、还是思考。
他几乎让所有人崩溃，但也让学生们感到魅力无穷，他也在爱中沉沦，无论是想娶为妻的玛格丽特，还是那些爱他的同性学生。
他是天才，因为他坚持对自己诚实；他是天才，因为他坚持倾听他心中的上帝。
爱智慧，是无上的绝对命令。
他悲叹古典文化的衰落，那个产生莫扎特，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那个产生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已经消逝。那个古典的，圣神的充满人文关怀和崇高价值的基督教世界，已经崩塌。他坚定地信仰基督教，但他拒绝加入教会，在他看来，信仰基督教是种实在的生活方式，是对承受和隐忍苦难的高尚的态度，是在苦难中仍然对自己诚实，对智慧热爱，对真理追求。
我们不幸地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一个文化泛滥，知识僭越，科技万能，金钱为王的时代，是一个“娘儿们”的时代，是一个骗子盛行的时代。
泛滥的文化绝不是好文化。
僭越的知识绝不是真知识。
万能的科技证明了人的无能。
为王的金钱的奴仆就是人。

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维特根斯坦用一生告诉我们，审视生活的正是他胸中的上帝。
你可以在微博上发现无数的生活感言，心灵感言，爱的箴言，指引你如何发现自我，活出真实的自我，在冥想中发现真我等等——
你可以在微博上发现无数的由那些意见领袖，民意领袖，微博名人等等写的似乎有那么点道理的意见，文章，感慨，批评等——
这些泛滥，虚伪又空洞的段子每天都在欺瞒和蛊惑着我们，我们这群读过点书，却没有真正读过书的有学历的人。这些无聊的段子和智慧无关。
如果我在国企，一切顺利，工作量适合，工资也高，然后我每天就读读心灵鸡汤和名人感言，看看陈丹青、克里希那穆提、梁文道这样的语录，然后说些爱的觉察，摒弃暴力，克制欲望，无私无我等等的话，我就是有智慧了吗？我就能觉察到人的深度了吗？我就能知道世界混乱，人类堕落的原因了吗？
——呵呵，你特么在逗我吗？

如果我是个外企白领，有知识有技术，读福布斯，纽约时报，经济学人，了解那些有名的经济学家，财经学者的分析报告，我就能知道世界经济低迷，政治混乱，局势动荡的原因了吗？我就能了解“经济”了吗？
——呵呵，你特么在逗我吗？

如果你问我人的本质，爱的本质，人性的本质等问题，如果你问我如何发现真实的自我，察觉爱和暴力，如何解脱等问题，
——我会用一种维特根斯坦式的语言说，“一根麻绳有无数根纤维组成，你能找到一根纤维贯穿头尾吗？”

在这里，我宁可用维特根斯坦式的方式来说：你们要谈的东西在显示自身，你们要学会“看”，你们不能以这样的方式说，因为你们的这些“说”都是以一种无意义的方式在进行。
或许，更好的方式是保持沉默。

严肃地对待自己，一生都是这样。要我说，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一点严肃的态度，但那些时刻总要来的。很少有人人对自己的一生负责。我说的一生，是指宗教的，伦理的，道德的，智慧的这个意谓上的一生。

“我的整体倾向是冲撞语言的边界，我相信所有曾试图写或谈伦理或宗教的人也是如此。这对于我们笼子的墙壁的冲撞完全地、绝对地无望。只要伦理学源于对生活意义有所说的愿望，它就不能是科学。它所说的不在任何意义上增加我们的知识。但那是人心的一种倾向的证供，这种倾向，我个人禁不住深深地尊重它，一辈子也不会嘲笑它。”

维特根斯坦度过的是虔诚的宗教般的一生。–那是一种伦理上的严肃和忠实的状态，那种状态甚至将经受住那位最严厉的法官的详尽审查，那位法官便是他自己的良心：“那住在我胸中的上帝。”

我为此泪流满面。

如果你贫穷，绝望，潦倒，那就想想那些一生爱智慧的人吧。即使他们的言说无法改善你的物质生活，但起码，可以通过那些伟大的人物，能显示那不可言说的你的世界的奥义。

这篇点评，辛辣而不失韵味，对维特根斯坦的一生进行了富有见地的分析。

接下来，结合自己的阅读对文章中部分内容进行摘抄：

维特根斯坦转向哲学的原因：
维特根斯坦转向哲学的原因与其导师罗素不一样。罗素转向哲学是希望在之前怀疑的地方找到确定性，而维特根斯坦这是受到诸如“撒谎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为什么要说实话”等问题激起的强烈兴趣的驱使。

维特根斯坦幼年时期所处的维也纳是一个“自我毁灭的试验场”。它是犹太复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共同产生地，是弗洛伊德建立心里分析的地方，是克里姆特、谢勒和柯柯什卡开创艺术领域中“青春风格”运动的地方，是勋伯格建立无调性音乐的地方，是阿道夫-鲁斯引入十足功能性、无装饰的建筑风格(现代建筑物的标志)的地方。

“青年维也纳”的知识分子与其先辈的区别在于，他们认出周遭的腐朽，不肯假装世道还能一如既往地延续下去。相信旧的作曲系统走到了头，是勋伯格的无调性系统的基础；确认巴洛克式的建筑装饰成为了无意义的空壳，是阿道夫-鲁斯拒绝装饰得到基础；感觉到某种很真实和重要的东西是深灰的规矩和习俗下受到了压制和否定，是弗洛伊德假定存在无意识力量的基础。

魏宁格极端偏激与荒谬的关于男女性别的想法以及对于犹太人的偏见，虽然很极端，但是也正体现了维也纳时期思想文化的极端包容性，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对维特根斯坦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欣赏维特根斯坦一家的兄弟为了音乐以及自己的追求而殉道的精神，同时也赞赏维也纳能够提供如此之浓郁的文化意识传统。

若转而考虑有天赋的男人，我们会看到，在他们身上，爱的开端常常是自我折磨、自轻自贱和自我克制。一种道德转变出现了，被爱的对象像是生出一种净化作用。 —- 魏宁格. 《性与性格》(第四章–罗素的导师)

毫无疑问，哲学反思和对世界作形而上学解释的最强烈冲动，来自对死亡的认识，以及对苦难和生活之悲苦的考虑。 —-叔本华.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七章–在前线)

在蒙克笔下的维特根斯坦似乎是传奇的，同时有着一种伟大的力量吸引着我走向他。

如果我的人生也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对于这个世界，对于自己找到了清晰的认识，那么我便真正活过。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好的一生。而我终将理解，哲学家所说的“他们”指的是谁，他口中的“极好的一生”又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