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中国最大的山寨城市？

对比深圳其它名牌标签（譬如21世纪以来深圳最响亮的标签“华为”），民间的创造力以更鲜活、迅速又贴近社会的面貌成为深圳的新标签。我们把这种能量归结为“深圳破坏力”：它来自江湖、草根，建功立业，但又惠及越来越多的大众。于是——

这里能提供丰田级享受、但价格低了三分之一的汽车。

这里能让更多人以低价获得过去名牌们以高价垄断的手机音乐功能。

这里有不需要经过老师提携就能获得包装的艺术青年的升值路径。

这里有敢让一般人打高尔夫球的青山绿水之地。

……

这一切，都是对“天经定义”从怀疑到颠覆的结果。

 

邓小平同志南巡，再次为深圳发展提速。那些带着梦想来到深圳的年轻人，很多都已闯出了名堂。

 

 

不破不立，拆了很多车的比亚迪靠工人组装出了更多性价比高的汽车。

 

“山寨机之父”联发科捆绑式的解决方案，踢开了手机生产原有的高门槛，为山寨机的诞生和壮大打开了方便之门。

 

深圳的公众高尔夫球场，在这里打一场18洞的球赛，一般只需要五六百元，许多白领都喜欢到这些平民球场过把“贵族”瘾。

每一个时代的拐点，每一段成长的尽头，我们都在寻找转变——在权威之前亦步亦趋，还是打破笼罩心智的定式，去寻找另一片光明的天空？这些问题，对于个人如此，对于商业机构如此，对于一个城市也是如此，只不过人们常以改变、创新或者改革等话语体系来形容。

 

我们想到了深圳，改革时代的一面旗帜，至今仍在奋力求变的大都市，一个民间创造力勃发的社会。深圳一股股源自民间和市场的力量，破坏了俗规，颠覆了思维，创造了“深圳速度”，深圳人所做的，给意欲打破困境的人们以察觉不到的逻辑与思维。我们从经济（比亚迪和山寨机）、文化（大芬村）、生活（平民高尔夫）三大领域考察，审视这股破坏的力量，它带来的不是答案，更应该是思考的空间。

2002年，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文在因特网上震动海内外，也把深圳人的失落、竞争意识和危机感发挥得淋漓尽致。

翻开中国近30年的历史，对深圳最常用到的描述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这是一个去旧创新的符号。深圳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曾有很多项全国第一：第一个引进外资、第一张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第一个竞标土地使用的拍卖会、第一个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试验田”的身份曾让深圳获得了各种先发优势。然而，当国家资源的倾斜与改革试点的优势，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逐渐流失，随着上海和广州等城市的崛起，深圳的焦虑感也与日俱增。

为了寻找新方向，深圳近几年来在官方层面做出过不同方向的推动。它曾经提出过“建设中国的硅谷”；它曾意图建立金融中心；它曾想打造中国的设计之都；它曾推出综合配套改革的一揽子方案……为了在国家战略的层面去获得新角色的空间、灵感与支援，深圳可谓不遗余力。

但是，成功的经验可能是失败的教科书。当深圳盼望国家层面的导航和扶持时，深圳一股股源自民间和市场的力量，却在另一个层面成为新的“深圳制造”：它们无视既定的大环境或者“气场”，不被约定俗成的规则和思维模式所禁锢，打破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外来成见，化繁为简，打拼出一条条既继承“深圳速度”，又擅长破解困境的颠覆之路。

对比深圳其它名牌标签（譬如21世纪以来深圳最响亮的标签“华为”），民间的创造力以更鲜活、迅速又贴近社会的面貌成为深圳的新标签。我们把这种能量归结为“深圳破坏力”：它来自江湖、草根，建功立业，但又惠及越来越多的大众。于是——

这里能提供丰田级享受、但价格低了三分之一的汽车。

这里能让更多人以低价获得过去名牌们以高价垄断的手机音乐功能。

这里有不需要经过老师提携就能获得包装的艺术青年的升值路径。

这里有敢让一般人打高尔夫球的青山绿水之地。

……

这一切，都是对“天经定义”从怀疑到颠覆的结果。

在深圳，没有“惟一”，没有“标杆”，没有“模式”（哪怕所谓的“创新模式”），工薪族可以骑着摩托车进高尔夫球场，小企业可以用手工解决看似神秘的技术问题……只有市场是最终动力，更不惜从低端去破坏垄断者把持的游戏规则。

“山寨”可能是深圳近两年来最为国人所热议的话题，也是在破坏性上最受争议的现象，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人智慧和创造力的体现。山寨从研发到生产的空间上完全是深圳的缩影：大面积的专业市场，从事不同配套的野心勃勃的商人，带着挖掘消费者对电子产品需求的渴望，一旦有新的创意就立刻把它变成现实。在这里，化繁为简的哲学发挥到极致，技术的瑕疵可以忽略，次要的功能可以省略，所有想象力都取决于顾客的需要；打破的，当然还包括那些过去被大品牌在广告中定义为高消费的价格。

北京媒体评论家韩浩月认为，山寨文化来源于草根，也面向草根，它给人们带来了另一种选择和抵制主流文化价值的可能性。它对抗了商业权威制造的消费意识形态，也为更多有创造力的“蚂蚁企业兵团”提供了颠覆商业生态的空间。

山寨这一源自民间商业“叛逆者虚拟联盟”的名词，在今年两会期间被深圳的人大代表否定，但这不能掩盖山寨手机出货量已经超过了两亿，占到中国手机市场四分之一的现实，它不但成功抢占了跨国公司的地盘，还远销东南亚与非洲等地，成为新的Made in China。微妙的是，山寨产业打破了跨国公司过去建立优势的运营模式（也包括一批中国大企业对跨国公司亦步亦趋的模仿），转而成为了大佬们研究的对象，遭遇“被破坏”的困境。

“低端破坏”有时还不止于眼见有形的消费品。近几年中国耀眼的企业新星，来自深圳的比亚迪，就是用看上去毫不“洋气”的方法和工具，对锂电池和汽车那些看上去“铁饼一块”的生产线和生产模式，进行了曾被外国人乃至中国大企业们不屑一顾的破坏和再造。于是，比亚迪把日系企业从锂电池的神坛上打下座，也震撼了过去大谈500强，忙于请外国CEO，或者迷醉于高成本技术研发的商业领袖们。

事实上，那些狼吞虎咽的理论消费者，或恭敬追随权威的决策者，远不如民间的集体力量那样有创造性的爆发力。

在深圳的社会土壤里，移民众多、普通话的无缝沟通、远离行动权威，还有政府较少干预市场等因素，造就了深圳人处处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也使深圳在商业、社会乃至行政体制等各领域都孕育着一种叛逆、但又有建设性的心智——试想，一个在大芬村画“行画”维生的人，如果他不能忍受被中国主流艺术圈鄙夷的白眼，可能就要离开这个圈子，那些阳春白雪的艺术梦想，也就永不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