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认识上的四大误区

一、为人不当官，当官是一般，世上没有不贪的官，贪污是不治之症。

中国官场的腐败病症是无孔不入的，官吏的贪污受贿几乎成了带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在清帝国时期，贪污受贿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程度轻与重的问题，以致英明的康熙大帝说出了这样的肺腑之言：“绝对不贪的官一个也没有”。新世纪的中国如果不当机立断对贪官重拳出击，任腐败现象滋长蔓延，也极有可能在文明的治世再次验证康熙大帝的“至理名言”。

吏治腐败在今天的中国已经远远超出了主流媒体所说的“极个别”现象，真实情况也许要严重得多，部分地区甚至发展到司空见惯的地步。国民对贪污受贿不但见怪不怪，不再对腐败现象义愤填膺，相反还给予不同程度的理解和认同。在国人心目中，当官就会贪污受贿，就会以权谋私，不贪不占的官是没有的，不但现在如此，过去也是如此；不但中国如此，世界上各国也是如此；总之天下乌鸦一般黑，贪污是不治之症。如果当官没有诸多好处，谁会削尖脑袋甚至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住官场钻呢？

国民的这种认识与实际情况显然有很大的距离。中国的官场腐败确然是一个带普遍性的社会和历史现象，但并非没有例外。唐帝国实际上的开国皇帝李世民（名义上为其父亲李渊）就曾建立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贞观王朝”。今天的中国也并非没有不贪的官，只是国民不敢相信而已。他们的眼睛看惯了太多太多的腐败现象，结果对正常现象反而不适应或不敢相信。今天的世界也有不少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在西方的英、美、德和东方的日本、新加波，政府建立了一套完善且卓有成效的监督体制，有效的防止了腐败现象的滋长和蔓延，官吏要想贪污受贿而不被发现是很困难的。当内地的国民对愈演愈烈的司法腐败忍无可忍时，同样是中国境内的香港警察却是东方世界最优秀的警察。贪污受贿也并非是不治之症。英国在推行“公务员制度”以前，各级公职大多是政府官员安置亲信的机构；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实行公开平等竟争性考试（英国的公务员考试面向全民开放，三轮车夫也可参考，没有等级森严的资格审查）选拔文官后，这种现象就很快在政府绝迹。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腐败现象也曾是骇人听闻的。到了七十年代，政府建立了真正的“廉政公署”（不是作幌子或安置亲信的机构），下决心大力打击腐败，结果只用了几年的时间就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效。官场腐败现象下降了九十多个百分点，并且效果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里所说的基本上削灭了贪污，是指贪污现象少之又少，贪污的数量也很有限（一年的非法收入不会大于贪官一年的薪水），并且很快被发现并受到毫不留情的膺惩，连续作案几乎不可能；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贪污受贿现象。

经常听到国民议论尼克松的“水门事件”，说外国的腐败更严重。有一次我撞见一个知识分子对此事大发感慨，就问他知不知道“水门事件”：

“怎会不知道？不就是贪污了国家巨款吗？”

“那你说贪污了多少？”

“他是一国总统，少说也贪污了几百亿美元吧，不然怎会被美国人民赶下台了呢”

…………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水门事件”，就更不用说工人农民了。

国民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一是纵恿了官场上的腐败现象，在社会上形成不了打击贪污腐化的足够压力。如果贪污腐化是不治之症，古今中外都是这样，为何要花大力气去作没有成效的努力呢？最“明智”的办法还是削尖脑袋钻进官场去，使自己也成为能够贪污受贿的一员，在有生之年捞点好处。二是给了腐败分子饶幸心理。既然他们的腐败行为得到了一定的理解和认同，干吗不继续甚至进一步地腐败下去呢？三是让真正的清官心灰意冷。他们一心为国为民，自己甘愿清贫如故，可结果反而不如那些吃喝玩乐以权谋私的贪官，不但上司不高兴不升他的官，亲朋好友骂他不够意思，连普通国民也不认同，实在是太寒心了。结果如此，就没有多少动力继续清廉下去了。

二、贪污是因为官吏的收入太低，只有高薪才能养廉。

也许是近十年官场的腐败一直呈上升趋势吧，国民一直在探究滋生腐败的内在原因。除了大家公认的“体制问题”外；官吏的收入太低也成为人们的共识。基于这样的认识，政府在近几年不顾工人大批下岗的悲剧性现实，连续几次给公务员加薪，使他们的收入在原来的基础翻了一番。公务员收入增长的幅度远远大于社会平均收入的增长幅度。

在普通国民心中，英、美、德、日和新加波等国的官吏之所以不尚贪污，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从事公务的人员薪水很高，官僚生活富足，没有必要贪污受贿。这种观点显然也与事实不符。美国的政务官和公务员的薪水在全社会只能算中等偏上的水准，薪水甚至比不上一个扫大街的清洁工，可美国的贪污受贿极为少见。刚刚进入这个国家的中国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也许不是物质生活的富足，而是这个国家的警察不但不受贿，还会控告给他送钱送礼的人是企图行贿。日本公务员的薪水则只有中等水准，每年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大学生报考公务员，主要是出于一种人性中较为高贵的情操。日本的教育体制里包涵有大量爱国为民的积极内容，学生在校就一再地被告知：人的最高价值不是发财致富和娱乐享受，而是“自我实现”，积极主动地承担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义务，而从事公务是承担责任义务最为直接的途径。新加波的官吏收入虽然高出社会平均收入很多，但仍比企业家和高级知识分子的收入低得多，甚至远远低于中国某些同级别官员的实际收入……

由此可见，高薪并非养廉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清帝国在前期并没有设置“养廉银”一项，可国家的吏治清正廉明，最高统治者皇帝每日的开销（包括所有宫女和太监在内的宫廷开支）也只有三十五两，其前身明王朝则为一万两；后期专门设置了“养廉银”，却养出了和王申这样空前绝后的大贪官——来历不明的资产折合白银九亿俩，相当于清帝国十二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如果包括他挥霍掉的和家人贪污的款项，应该不低于二十年的财政收入，和王申当权刚好二十年！广西一个不太富裕县份的“一把手”李乘龙，在县委书记的任上贪污了几千万巨款（仅仅查抄的来历不明资产就有一千四百五十万元，如果包括挥霍掉的和向上行贿的款项，应该不下两千万元），按理他应该很富裕了，没有继续贪污的必要了，可他升官后依旧更为疯狂地贪污！！！不少地方为了减轻用车和通讯上的腐败现象，对部分官员实行“交通费”和“信息费”补贴制度。这种制度执行起来的结果怎样呢？官员一方面在每月领工资时堂而皇之地领取“两费补贴”；一方面打电话坐车照样不掏一分钱，单位的“两费支出”比改革前反而上涨了不少。近几年公务员的薪水比前几年提高了很多，工资上涨的幅度远远大于物价的上涨幅度，按理腐败就该收敛一些，可实际情况呢？

一个国家的吏治是否清正廉明，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两个：一是体制问题；二是素质问题。国家应该在这两个方面花大力气，努力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同时建立一套尽可能科学修明的官吏任用升降机制，从根子上铲除腐败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使腐败分子没有容身之地。官吏只向上级负责的“单向负责制”也许是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

三、富国是我们的敌人，穷国是我们的朋友。

上世纪七十年代，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他把美国、苏联两个军事经济上的超级大国划分为第一世界（那时的苏联因为新闻封锁，外界对它的了解甚少，只是根据其夸大了几十倍的统计数据判定为仅次于美国的富国）；英国、日本、欧共体和加拿大等经济发达的国家为第二世界；包括中国、朝鲜、越南、伊拉克和古巴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国家为第三世界。老人家宣称第一世界是我们的敌人，是革命和打倒的对象；第二世界是不可靠的“骑墙派”，是改造和防范的对象；第三世界是我们的朋友，是团结和支援的对象……之所以这样划分，表面的原因是：第一世界是帝国主义，第二世界是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死敌；第三世界是反帝反霸的主力军，和我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内在的原因也许只能是：第一、二世界是富国；第三世界是穷国；而中国也是相对贫穷的国家。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就一直站在反对“富国”的最前列，同时也竭力靠近发展中的穷国。三年大饥荒时期，在国内大批饿死人的情况下，中国一方面拒绝富国基于人道主义向中国运送救济粮；一方面仍对我们的穷朋友承担责任和义务，继续把少得可怜的粮食运往越南和朝鲜……在外交上，既使富国对中国再好，但只要有一件事没做好就会把中国人惹火；而对于实力不如中国的亚非拉穷国，中国人则表现出反常的大度，即使出现了“栽林养虎，虎大伤人”的闹剧，我们宁可忍气吞声，也尽量做到不抓破面皮，免得富国看我们的笑话。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在对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达度上，这个众叛亲离的**狂人在和美国发生冲突时，中国一直都和他站在一边。可萨达姆对中国的回报竟然是：把中国列为他最瞧不起的三个敌人之一。尽管如此，中国的主流媒体一直把他喧染成反抗强暴的英雄和顶天立地的钢筋铁汉，直到他站在总统位置上的最后一刻。

诚然，英、法、日、俄等富国在近代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天朝大国”的光环就是这些国家打碎的，不易忘记仇恨的中国人很自然会敌视这些国家；但单凭这点理由显然不够充分，因为美国在历史上对中国的伤害并不大。他一没割地二没赔款（庚子赔款退回中国办教育）三没划分势力范围，在抗日战争时还给了中国很大的援助。可我们对美国的态度怎样呢？有一则事例很能说明问题：一群去东北旅游的中国人在风景区看到了一尊纪念为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而阵亡的美国飞行员纪念碑，旁边还有被日军击落的美国飞机残骸。既然专门立了纪念碑，说明中国政府还是认同这些美国飞行员的。中国游客看到纪念碑的反应是：这是那个混蛋干的，怎么在中国的国土上给美国佬立碑呢？出于满腔的义愤，游客争先恐后地往纪念碑和飞机残骸吐唾沫，吐完后还要恶狠狠地往飞机踹上几脚……这个不该发生的故事除了说明这批游客素质低下外；还说明中国人对富国的仇视是如何之深。

中国是一个穷国，虽然穷，但穷得很“硬气”，对富国有一股发自骨子深层的反感，就象中国的穷人对富人的反感一样；因此很容易把富国当成我们的敌人，就象当初把地主资本家当成人民群众的敌人一样。对于世界上的穷国，基于同病相怜或是能够找回部分优越感的缘故，也很容易把穷国当成我们的朋友。这种民族心理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这种心理是否有利于我们国家民族的文明和进步。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我们自认为血肉相连的第三世界朋友的所作所为已经为上面的答案作了有力的脚注。越南的恩将仇报和印尼对华人的暴行举国皆知；非洲的穷朋友只知伸手向中国要钱要援助，中国遇上百年未遇的洪水时他们则熟视无睹；鲜为人知的还有上文提到的伊拉克和北朝鲜，他们的行为则更让“仇富爱贫”的中国人叹气。相比之下，富国的行为并没有中国人想象的那么可恶。中东最富的国家以色列，中国的主流媒体一致对其大加评击，目的是为中东的阿拉佰穷国撑腰打气。占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也许想象不到，以色列并没有“投桃报李”作践中国人，它是整个中东对中国人最友好的国家。

这个认识误区的危害是：民族心理会直接影响中国的外交方针。中国人在外交上情感的成份居多，理性的成份居少；不是凭民族的根本利益而是凭心灵的好恶来支配外交策略。结果在认敌为友的同时，错过了对中国的文明进步真正有益的朋友。

作为一个成熟的民族，中国人应该摒弃心理上的偏见，在衡量敌友时不再以“穷富”来作尺度；应该站在有益于国家民族文明进步的高度，用冷静理性的目光来寻找我们的朋友。在与别国建立朋友级外交关系时，有两个标准是不能放弃的：

一是对中国真正友好，最好能支援中国的经济建设。

二是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应尽可能高，高素质的群体作恶的动机较小，同高素质的国民交往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文明和进步。

四、对外强硬就是爱国，妥协中庸就是卖国。

两年前，美国的飞机轰炸了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中国人的群情沸腾了。恶噩传来时，对美国一向没有恶感的我也热血上涌，一气之下摔碎了十个酒瓶，恨不得拿起枪杆上战场去和美国人战斗！

接下来的几个月，抗议美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从通都大市到穷乡僻壤，中国人都自发地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对美国佬的愤恨。最后，战争也郑重地进入了国民的议题，向美国开战的呼声响彻中国的大街小巷……当政府对战争的呼声没有响应时，国民在街头巷尾纷纷指责政府没用，对政府不利的各种传言纷纷出笼，对中美关系的各种无端猜测满天飞……

当我从十瓶酒精的麻醉中清醒过来时，我由衷地敬佩我们的政府，敬佩高层领导的冷静睿智和高瞻远瞩，敬佩他们最终没有听从大众舆论的呼声。无论美国多么可恶，无论美国佬的暴行对我们的伤害如何巨大，我们都不能和美国开战，否则中华民族就会雪上加霜，不但报不了仇还会受更大的损失。如果响应民众的呼声，中美走向战场，我们拿什么和美国打杖？下面我们推论一下开战的结果：

中美在世界上最大的大洋——太平洋的两端，两国相距一万公里。一旦两国开战，陆军派不上用场，只有依靠空军和海军。我国海空军的远程作战能力和美国相差太远，我们一架飞机也飞不到美国上空，一艘战舰也接近不了美国的海岸线……而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可直接进入我国的领海，沿海的工业区进入其火力范围；远程轰炸机和巡航导弹可深入中国内陆，很容易找到打击目标。战争的结果将是美国本土没有一声炮响而我们的国土则硝烟弥漫……中国的经济重心在沿海，沿海是中国的经济命脉。这些地方位于承受打击的最前沿，在战争中将会遭受巨大的破坏。一旦沿海经济区被摧毁，除了经济发达的地区受损失外，内陆次发达地区的经济也会大受影响。因为内陆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沿海经济，农税的绝大部分就是打工仔从沿海带回来的钱交纳的。沿海工业被摧毁后，打工的内地农民只好空手返乡，无钱缴纳农税，靠这些钱发工资的部分公务员就发不出薪晌……国民对战争的实力并不了解，他们认为很容易打败美国的，就象当年毛泽东在朝鲜打败美帝一样。一旦战争拖延下去，国民的生计受到影响，又会张大嘴巴骂政府没用，并且骂得更响……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没有和美国开战是明智的！最好的策略是忍下一口恶气，用文明的手段提出抗议，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使美国陷入孤立。然后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等到我们拥有更为强大的航母战斗群和更多更厉害的远程轰炸机时，再回过头来报一箭之仇也不迟。

上面的事例说明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中国人在国际冲突时总习惯保持强硬的姿态，认为对外强硬就是爱国，反之则是卖国。这种倾向是很有害的，直接的后果是使国家和民族付出更大的代价，代价的惨重上面已经列举了一些。中国人的强硬心理由来已久，在明清时期就已形成，并酿成一个又一个无法挽回的灾祸。明朝末年，崇祯皇帝朱由检被山崩地裂的农民大暴动搞得焦头烂额，这时东北象巨魔一样兴起的后金汗国又侵占了明帝国的东北疆土，并一再地向内地用兵，企图用战争手段来迫使明帝国签订一项和平协议——接受满人用武力造成的领土变更。皇帝和部分清醒的官员都知道明帝国打不过后金汗国，最好的办法是暂时和后金议和，然后腾出手来平定内乱，等内部稳定创伤修复后再来收复失地。可包括皇帝在内的高层统治者害怕国民给他们加上“卖国”的罪名，没一人敢率先提出议和一事，全用强硬的豪言壮语来表明自己的“爱国”。朱由检有一次问进京抗击后金的总兵卢象升是“主和”还是“主战”，卢象升慷慨激昂地回答：“我主战！”。没几天他就死在和后金作战的前沿。一年后，明帝国被农民军推翻了，满洲人又入关把农民军打败，把整个中国置于它的殖民统治之下。中国人在异族的奴役下当了近三个世纪的亡国奴。因为害怕背负“卖国”的罪名不肯放弃日后还可收复的部分国土，最后把整个中国都丢失了，这就是不理智对外强硬的代价。读者认为这是“爱国”呢还是“卖国”呢？

类似的悲剧还有很多，“义和团”运动就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不该强硬的惨剧。

基于“强硬即爱国、妥协即卖国”的民族心理，签订和约的外交官可就倒了大霉了，没有几个不因此蒙受不白之冤的。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晚清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他的真正罪名应该是为北洋舰队的腐败负责，使“东方无敌舰队”不该战败而战败了。可中国人加在他头上的最大罪名是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并为此背负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骂名。其实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本身并没有错，腐败透顶的清帝国在战场上一千次地证明不是现代化日本的对手，继续打下去是没有希望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签订诚下之盟。如果李鸿章不签订“马关条约”，中国的损失会更大。

真诚地希望那些以爱国之名，动辄豪言壮语的对外强硬者，你强硬的前提是不能伤害你的祖国，让祖国因为你的强硬付出更大的代价。你的祖国正在修得创伤积蓄力量，再也经不起意外的折腾了，你得真正爱她才是。同时也奉劝那些“强硬爱国者”，不要动不动给人扣“卖国”的帽子，那些提醒你冷静的智者说不准比你更为爱国。历史上有很多在战前反战，可一旦爆发战争却冲在队伍最前列的智者和勇者，他们当初的反战难道是“卖国”吗？

对一个民族来说，勇敢是可贵的，但理智更为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