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学者眼里的日本-第三只眼看日本

      日本对很多人来说一直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民族，作为一个资源短缺的东方孤悬岛国，却能在19世纪通过体制转型跻身列强行列，二战惨败之后，又能在不长的时期内重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作者李培林用异国文化视角，从一个学者的角度，努力冷静客观地观察和分析日本社会，揭示那些影响日本社会的深层因素。
　　
　　　　日本告诉中国什么
　　
　　　　尽管中国与日本社会结构的对比会显示出很多差异，但在世界发达国家当中，日本传统的社会深层构成原则和文化底蕴大概是与中国最接近的了，所以初到日本的中国人，在日常的生活和交往方式中，也常会隐约地感到似曾相识，而研究中国和日本的西方学者，也通常把中国和日本都作为东亚文化的子类。
　　
　　　　尽管中国的上海人到日本的城市旅游，有时也会有感觉“挺乡下”的不屑表示，但就整个中国大陆来说，目前在经济增长率、人均GDP、恩格尔系数、人均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等很多经济社会指标方面，都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相近。一些西方人类学家撰写的日本1960年代生活的田野调查笔记，也反映出那时的日本与中国今天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日本从那时的经济起飞到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走过了各种艰难坎坷、大喜大悲、调向转型和反思图新，有很多经验，也有不少教训，值得中国人借鉴。
　　
　　　　日本的经验和教训告诉中国什么呢？至少有以下几方面：
　　
　　　　一、防止泡沫经济和大起大落
　　
　　　　日本当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日本制造”创造的辉煌成就，使政府、企业家和民心都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激情膨胀，购买美国洛克菲勒大厦这种具有象征性的经济扩展，像卫星上天一样使国民产生虚幻判断，过度的投资形成银行的巨额不良债务和经济泡沫，而一旦击鼓传花停止，泡沫瞬间破灭，一切都要清算，经济被打入冰窖，人气骤然失去，社会陷入长期低迷。
　　
　　　　中国的经济目前正处在新一轮的高速增长期，房地产和汽车等也有过度投资的迹象，金融不良资产还在积聚，国民心态在海外“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赞誉中变得浮躁，也产生一些虚幻预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定要接受日本的教训，防止泡沫经济和大起大落。
　　
　　　　二、货币不要虚假升值
　　
　　　　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对外贸易中出现的多年顺差，国际上现在呼吁和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的声音很多。但日本的经验说明，人民币千万不要虚假升值。
　　
　　　　二战后，日本为了稳定经济，从1949年4月25日开始，实行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固定汇率制度，这个固定汇率保持了22年之久，在此期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在10%左右。后来由于日美贸易摩擦，在美国压力下，1971年12月，日本从固定汇率制改为浮动汇率制，到泡沫经济时代，日元汇率竟上升不到90日元就兑换1美元，日元含金量一下子如此之高，日本人是扬眉吐气、生活水平迅速上升了，有钱人为避税都抢购古董名画，但日本商品价格的国际竞争力在很多领域也随之失去，为了促进出口，现在不得不动用巨额资金购买美元，阻止日元升值。
　　
　　　　中国人民币的升值预期，有很多是现有外汇制度的影响因素，并不完全是市场真实供求关系的反映，特别是有不少寻求机会租金的境外“热钱”进入中国，中国人自己不能昏了头。当然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最终要走向可控的浮动汇率制。实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要逐步转型，存在一个汇率随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微调的过渡阶段，以便保证经济和社会稳定。
　　
　　　　三、政治制度设计要有百年大计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政治制度的进一步民主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未来20年中，政治制度的改革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议题。
　　
　　　　东亚各国的发展过程表明，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最终都会在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中得到体现。但是，在东亚一些国家，也包括日本，形式上完成了“民主化”转型的一些国家，在社会运行机制的深处和现实政治生活中，都还存在着一些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法团主义、既得利益集团联盟，使得日后政治制度为适应社会变化而进行的调整和改革面临重重阻碍，似乎不依赖政治“强人”就难以实现裂变。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生活久远幸福，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也要有百年大计，既要尊重自己的传统，也要适应经济社会的变化和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势，为子孙万代奠定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政治生活规则，此举其功莫大焉！
　　
　　　　四、关注全球化过程中的调整和转型
　　
　　　　全球化的确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深刻社会变迁过程，对此不能从民族主义的狭隘视角，把全球化简单地视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文化渗透”。
　　
　　　　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日本，社会各界也还都在深刻地反思，重新审时度势，反思传统制度和文化中受到挑战的那些部分，包括日本过去在发展中行之有效、一直被视为优秀传统的那些东西，如“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内部工会制”、“主银行制”、“大企业保护制”等等。反思和改变传统是痛苦的，坚持和固守传统也需要远见卓识，不管最终的选择是什么，都要有客观的、理性的分析，而不能依赖热烈浪漫的情感并坚守过去的成见。中国人现在忙于解决自己国内发展的各种问题，往往把全球化视为离自己实际生活很远的事情，但中国的不断开放和全球化的快速进程，已经越来越深刻让中国人感觉到它对中国现实生活的影响深度，中国应当多一些不那么急功近利的知识界人士，比较超越地去考虑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调整和转型的长期战略。
　　
　　　　五、重视和加强平民教育、知识立国
　　
　　　　如果说100多年来日本经济在世界上的崛起有什么奥秘的话，那么重视和加强平民教育、知识立国肯定是很重要的一条。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就立法要求消除一切文盲，大力推行平民教育，所以日本的平均教育水平和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者的比例，在亚洲各国中是最高的。日本人那种习惯地收集资料、获得信息、掌握知识、严格的数据分析和制度化的认真程度，为日本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本基础。中国近年在大学争创一流的热潮中，有注重精英教育而忽略平民基础教育的倾向，这是一种必须认真克服和防止的倾向。中国现代化的坚实基础，不仅仅满足于看得见的机场、高速公路、桥梁和城市里的玻璃墙大楼，更重要的是普及不容易看到的每一个乡村小学里的基础教育。
　　
　　

 
作者：碧海长风　回复日期：2004-12-17　11:13:45　 

　　六、善于学习和汲取一切先进的东西
　　
　　　　日本是一个注重传统，但并不固守传统陈规的国家，它很善于学习和汲取世界上一切优秀的和先进的事物。你考察日本语言中那由各种外来语组成的混杂体系，就能体会到日本人对外来事物的容忍和接纳程度。日本人尤其善于向历史上比他们强大的对手学习，姑且不说历史上日本人对中国隋唐文化的追随，以及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的战略选择，仅看看二战后有多少日本人跑到美国去，发现和寻找那个战胜自己的国家凭借的是什么法宝，就能体会日本人的这种善于取他人之长补自身之短的精神。当年这些曾被某些西方学者讥讽为“模仿之族”和“技术小偷”，但现在似乎不再有人怀疑日本的技术创造力，因为日本的芯片掌握着虚拟世界三分之一的大脑。中国要把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带入一个生活无虑、繁荣安定的社会，必须放下拥有几千年灿烂文明的架子，从文化、技术、制度等各个层面，学习世界文明中一切优秀和先进的东西。
　　
　　　　七、凝聚信誉和职业道德的社会资本
　　
　　　　国家的强弱和社会的兴衰，不但依赖于资源资本、金融资本、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实体资本，还要依赖由社会信任、道德和人际关系等构成的社会资本。在“日本制造”品牌的建立过程中，除了技术和设备上的因素，日本人对商业信誉的重视、对职业操守的培养、对企业管理文化的追求和对工艺流程的精益求精，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反观中国的很多商家，“挣钱论英雄”的短期行为取向很盛。中国人要使“Made in China”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就必须从现在起重塑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
　　
　　　　八、不能完全以成败论英雄
　　
　　　　自从韦伯写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某些把经济的发展完全与文化挂钩的曲解在世界上非常盛行，东亚一些国家的增长奇迹，也使所谓“新儒家”解释盛行一时，这种貌似深刻的文化决定论，其实很难经得住科学的检验。经济发展依赖于复杂的条件、因素和机会，不能完全以成败论英雄。中国人不能因为中国过去的发展失误，就妄自菲薄，把错都算在祖宗文化传统的账上，也不能因为经济增长成就，就自我陶醉于文化沙文主义，一副傲然冷眼看世界的样子。中国人不能因为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独占鳌头，就把美国的一切都视为自身追求的理想标准，连美国的麦当劳也成了美食的楷模，中国人也不能因为日本近十几年经济的长期低迷，就以为日本已经从文化上崩溃，从此会一蹶不振。
　　
　　　　
　　

 
作者：碧海长风　回复日期：2004-12-17　11:15:18　 

　　这个巨大的时代变化，就是国际舆论界现在经常谈论的所谓在亚洲“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沉没”。尽管日本的经济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糟，而且还有复苏再起的迹象，但毕竟日本战后从未有过的经济如此受挫，对国民心态产生了深刻影响。二十几年前都在谈论“日本第一”、“日本独占鳌头”、“日本经验”、“日本奇迹”、“日本可以说不”的西语世界，现在却转而谈论“日本惟独不是第一”（Janpan as Anything but Number One）、“日本的危机”、“日本即将沉没”、“日本体制的僵化”、“日本将一蹶不振”等等。与此同时，西方媒体开始谈论“中国的崛起”、“中国将是下一个超级大国”、“中国将是亚洲的领军”、“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等等。这种反差对中日两国的国民心态都产生了刺激，并促成一些浮躁情绪和不切实际的想法。中国的一些国民认为，中国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不能再受日本人骨子里那种把中国人看成劣等民族的窝囊气。日本人带有偏执的、欺弱怕强的、总想控制别人的岛国心理，对中国一贯实行钳制和居高临下的压制手法，现在中国必须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日本的一些国民也认为，中国总体上还是一个贫穷、落后、愚昧的国家，不仅缺乏教养而且还不断“窝里斗”，日本就是停滞不前，中国50年后也赶不上日本，中国历史上就有强烈的排外仇外心理，一旦有了实力很容易威胁邻国。
　　
　　　　这些心态本来也还都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在长达上百年的近代史上，曾备受列强的欺凌、屈辱、奴役和压迫，不断地签订各种战败割地赔款条约，有着完全不同于日本的集体记忆，形成了强烈的追求自尊和仇视被人轻蔑的国民心态，而日本的某些处事方式和态度，往往一再地触动这根敏感的神经。日本历史上在亚洲的称霸和战后在经济上达到的令人惊讶的成就，也让日本的国民的确抱着一种精神的优越感，并且希望这种永不言败的民族心态能够成为使日本摆脱当前经济低迷、重振日本雄风的精神支柱，他们对那些过去发展落后的民族现在却在数落日本的态度，也感到深深的厌烦和气愤。
　　
　　　　日本的学界，目前也有一种很流行的看法，即认为中国青年一代越来越强烈的厌日情绪，一方面是受中国在邓小平时代之后政府对日采取的强硬政策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受到压制的民众，企图借反日这个“安全”的政治话题来发泄心中对现实的不满。但是，习惯于走上层路线的日本，如果到今天的中国去深入调查一下民众的感受，他们就会发现，问题绝不像他们想像的那么简单，中国的舆论早已不是千篇一律的时代，在中国已经没有谁能够主宰网上的声音，他们确实应该认真分析一下，那些中国社会深层的变化，会在未来给中日关系带来什么影响，而不要总是看着新闻报道发表感想。
　　
　　　　中日两国其实都是爱好脸面、缺乏幽默感、难以容忍自嘲的民族。20世纪30年代，美国作家贝·李德拉和尤珍·柏里曾合写了一本《丑陋的美国人》（The Ugly American），大揭美国驻外使馆人员的无知和自大丑态，出版后民众并不以为然，美国国务院还拿去认真研究，说是“发人深省”，推荐给美国驻外人员看，后来好莱坞的导演还把它拍成电影。20世纪50年代，日本原驻阿根廷大使高桥敷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结果在日本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作者也因此丢掉了职位。20世纪80年代台湾作家柏杨出版《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更受到国人的极大非议，甚至有人斥其为汉奸。
　　
　　　　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有时也有些像法国与美国的关系。美国人讨厌法国人那种文化上的自大和自负，觉得法国人是落伍贵族式的“老欧洲”，还总想和美国分庭抗礼、独树一帜。而法国人觉得美国人除了有钱之外就有可口可乐和麦当劳，而那与法国大餐和葡萄酒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美国在文化上根本不识200以上的数，你说几千年文明只能说几千美元他才明白。假如问一个具有民族优越感的法国人他脑子里代表美国的词汇，他最可能想到的是“强权”、“暴利”、“不平等”和“种族歧视”，而问一个自负的美国人他脑子里法国人的形象，他会不屑于回答地反问一句“法国在什么地方”？
　　
　　　　时代变迁的潮水，有时很难一下就洗刷掉民族之间历史的是非、恩怨、纠纷甚至误解，需要交往、理解、沟通和时间来抚平心灵的伤口，并在现实利益均衡的基础上，建立起理性的互动规则和相互关系。
　　　一、“麻烦”不仅仅来自历史问题
　　
　　　　日本人喜欢把什么问题都说成“麻烦”，但中国人难以容忍这种对历史问题的轻描淡写，更难容忍把日本二战期间对邻国的侵略看成是日本对西方列强的孤立抗争。日本历史上对中国的侵略是“罪”而不是“错”，这不是按照中国自身的意识形态标准，而是按照国际的民主、人权和自由标准。中国人并不想让现在的日本人背上原罪或替父辈赎罪，但不希望看到现在的日本青年留下他们父辈所谓为拯救亚洲而与欧美列强孤身对抗的“战争记忆”，中国人希望对那段历史达成的共识，能够成为中日子孙后代的共同财富和走向未来友好的基础。如果在这样的是非问题上都难厘清，“麻烦”就会不仅仅来自历史问题，现实的国民之间的相互不信任，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摩擦事件串成一条逻辑的链条，加深心理的裂痕。
　　
　　　　二、纠正一种眼光看中国的误读
　　
　　　　中国与日本有很大的不同，它有很多民族，有很多地方语言、南北区域的观念有不少差异，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发展也很不平衡。20世纪20年代初，有一个法国的作家和心理学家曾写过一本题为《微笑的日本》的书。他在书中说，他没有选择中国而是选择日本作为观察和写作的对象，就是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同质的地域、民族和国家，短时期很难把握。不熟悉中国的日本人，很容易从自己国家的情况出发，把中国看成均质的一体，也很容易从中国的过去出发，误以为中国人现在也是一种思想、一个声音。他们看了中国的上海、北京和广州，就认为中日之间经济上将不是互补而是互争；看了中国的西部乡村，觉得中国还是如此贫穷、蒙昧；看到中国残留的“大锅饭”体制，又觉得中国的政府专养懒人。同样，看到网上漫天飞舞的帖子，就以为中国人都是排日主义者；看到几篇“对日新思维”的文章，就真以为中国有了什么战略新变化。
　　
　　　　三、中日经济的互补互益是两国友好的利益基础
　　
　　　　中国有一句俗话，“朋友是朋友，生意是生意”，就是要把“私域”和“公域”分开的意思。日本社会是一个很讲究“人脉”的社会，外国人也都知道在中国“人际关系”很重要。但对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说，这类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得非常脆弱。从长远来看，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的互补互益，才是两国友好的真正现实利益基础。日本在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保持着优势，而中国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和庞大的、迅速成长的消费市场，这种格局在今后相当长一个阶段，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所以说，中日两国在经济贸易、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等方面的长期合作，对两国人们的福祉都是非常重要的。日本的商界，不能低估中国的消费眼光和潜力，中国很可能会成为世界最大的数码家用电器和网络的消费市场，日本近若干年来有些同一牌号的产品（如汽车），卖到中国市场的与卖到欧美市场的质量和配备不同，致使一些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对“日本制造”的声誉有很大损害，是得不偿失的。日本当年经济起飞时也有一个从技术引进、模仿到替代和自主研发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中国也同样会发生。但现在不同的是，技术传播的速度比过去大大加快了，一项新技术如果不快速得到回报，就会出现“收益蒸发”的问题，所以高度重视技术垄断的日本商界，也应当重新评估由此带来的竞争力上的利弊。
　　
　　　　四、不要把美国看得一好百好
　　
　　　　由于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多年，日本也有一种舆论和心情，希望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除弊图新，在企业制度和其他方面，更快地向美国体制靠拢。但从制度分析的角度看，每一种制度都有它所适应的外部环境，并不存在所谓的“惟一最好”（One best way）。中国乡镇企业过去的地方合作主义体制（local corporatism），曾对乡镇企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但现在也暴露出它的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它过去就是完全错的。在任何二元的制度理性类型之间，都有很多中间的适应特殊条件的有效形式。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制”，在全球化竞争加剧和年轻一代价值观念的变化下，也出现了一些不适应，但绝没有到“养懒人”的地步，因此，改革也要“渐进式”，不要出现中国有些领域出现的旧的失灵而新的无效的“制度真空”。其实从外来的眼光看，日本经济问题的根本还是生产成本过于昂贵影响了竞争力，而不是技术、管理和质量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可能也只能“把握两头，中间在外”，即把握技术设计和销售网络，生产放在海外，所以对“产业空心化”的议论也要有新的认识，这其实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必然趋势。日本不能、也不必一切以美国的价值为标准，还是要走自己的路，这是日本过去的经验，也是今后的依托。中日之间的关系，也应当超越现在这种作为日美关系和中美关系附属品的状态。
　　　五、从“脱亚入欧”转向“重归亚太”
　　
　　　　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日本民族是非常认同“识实务者为俊杰”的民族，比较善于向强者学习，也比较善于把握时机进行调整和转型。日本近代以来的最大转型，就是对“脱亚入欧”战略的选择，这个路线决定了日本100多年来的发展轨迹。但现在时代确实在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增长重心正在向亚太转移，类似于当年增长重心从欧洲向北美的
　　
　　　　转移，而如今技术和信息传播的加快会使这个过程的速度也加快。尽管很多人对这个趋势还有很大的疑虑，但近若干年来却是越来越明显了，中国、印度、越南经济增长的强劲和日本、韩国、新加坡经济的快速恢复就是例证。所以，日本确实应该认真分析和思考，是否到了应当进行战略调整、提出“重归亚太”的时候了。
　　
　　　　六、日本也需要制度转轨
　　
　　　　日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世界中，大概可以被归入亚洲“社会法团资本主义”（Social-Corporatist Capitalism）的类型，与这种经济基础相适应，它的“现代民主制度”也有自身的特点，就是深受社会内部各种与“人脉”相连的利益山头的影响。在初期阶段，在普选制下，也是一党长期执政，在这个阶段之后，则进入群雄相争的弱势领导时期，使领导人很难进行触动既得利益团体的改革和调整。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议员们，在众目睽睽的电视镜头里大打出手的局面，实在是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在“社会稳定”问题上达成的共识，让国内和海外的一些学者视为“既得利益集团的联盟”或“中国知识界批判意识的丧失”，但对多数中国学者来说，他们也担忧在中国一旦“法团主义式的民主”介入，究竟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是否会走向一种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中国自然需要与时俱进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日本的政治格局也需要改变，对“现代民主”的认识也要深化，要有代表普遍民意、锐意改革的实权领导主导改革的方向。
　　
　　　　七、中日摩擦不是因“争夺亚洲老大”而起
　　
　　　　在很长一个时期，亚洲经济发展呈一种“雁形结构”，日本领军，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四小龙”紧随其后，天空是冷战的背景。但冷战以后，随着东盟国家和中国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格局正在被打破，形成新的“马群结构”，即排列的顺序在奔腾中会不断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类似于“欧盟”的新“东盟”地域经济合作组织，对日本和中国来说都非常重要。而这个“新东盟”，像欧盟一样，是对等互利互惠而不是大国操纵。有些人认为欧盟是法德核心，其实看看欧盟国家在美国出兵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分裂，就可以知道这个核心实际上不是那种具有主导力量的轴心。中国自身有很多发展问题都迫切需要解决，这对中国来说是真正决定人心向背、社会兴衰的问题，所以至少50年内，中国应不会谋求“树大招风”又对改善国内生活无益的“国际影响”和超出自卫需要的“威慑力量”。对中国现代转折功德无量的邓小平，政治遗产之一就是要在国际事务上“韬光养晦”。日本的经济实力虽然在亚洲无人能出其右，但在时代变化的情况下，恐怕也需要逐步改变鹤立鸡群的俯视眼光。总之，所谓“中日争夺亚洲老大”，并非中日摩擦的关键利益所在。
　　
　　　　八、为世界树立亚洲和平非战国的典范
　　
　　　　在具有古老文明传统的欧洲，有一些具有“和平中立”传统的国家（如瑞士、瑞典等），它们可以说是社会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典范，其生活福利水平、社会秩序、国民素质和道德修养等，都可称的上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楷模。但在亚洲并没有这样的国家，也许新加坡以后会成为这样的国家。不过人们希望日本也能够成为这样的国家，日本人对过去的战争有特殊的记忆，战后的立法也有“永不再战”的宪法基础，日本的发展也说明它可以通过经济力量而非军事威慑力量来赢得国际地位和影响。中国人也希望自身的财力能够更集中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人类发明的军备竞赛下的威慑力量均衡游戏，浪费了多少资源，我并非理想的和平主义者，但是对那些为了复仇而不惜平民生命的恐怖主义者深恶痛绝，对美国和以色列现在这种“以暴制暴”的“牛仔政策”也甚为忧虑，难道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还要重演“百年宗教战争”和“十字军东征”的悲剧吗？我相信更渴望生活幸福的新一代，具有更高政治智慧来解决那些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方面的争端，他们也许会把祖辈“野蛮—文明”的斗争策略，看成致使恩怨永无休止的、早已过时的“江湖习气”。
　　
　　　　九、日本不要助长民族主义情绪
　　
　　　　日本是一个很注重团队力量的民族，这种共同奋斗的民族精神，应该说对日本取得今天这样的骄人经济成就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日本国民心态中，也潜伏着一种在特殊情景下容易萌生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会在经济力量快速增长而政治影响不相匹配的情况下，以及社会出现重大转折危机的情况下迅速蔓延。而个别事件的误导，更会扭转这种情绪的方向。我从图片上看到每年“8.15”靖国神社前常有的日本旧军人着军装持刀列队致敬的景象，我就想，如果德国现在有人集体在大街上穿纳粹军服、行纳粹军礼，德国民众应该是什么反应？日本自然在民主体制下允许任何人自由表达想法，我也相信这些旧军人或遗属团体没有太大的民众基础，但普通人的“可以理解”而不是“难以理解”的反应，毕竟是一种心态象征，即一旦出现对激进民族主义情绪的“社会需求”，这种情绪很容易走向另一面，并不一定会真的走向过去的“军国主义”，因为富裕起来的一代会对战争有心理排斥，但至少会扩展极右力量在国内政治格局里的分量。
　　
　　　　十、建设更加符合国际标准的开放社会
　　
　　　　总的来说，日本社会在亚洲各国当中是比较开放的。我没有找到具体的统计数据，但从观察和一些零散的数据来看，在日本各领域里工作的外国人（包括外国籍和外国人）的比例，在亚洲国家中应当是相对较高的。不过在日本各部门工作的外国人，似乎永远是外人，他们可以被待之以“宽容的”标准，但不能进入分权的圈子。日本公共场所的标示，基本上都
　　
　　　　是日文，让英语世界的游客很不方便。以发达国家的标准衡量，日本的一般民众与外国人的沟通能力比较差，出外旅游，也都是集体行动。所以日本人的个体看法，很容易受集体意识的影响。很多日本人也还比较自闭，说不好英文的就缄口不谈，怕失去自尊。你在大街上用英文问路，对方是听明白了，但却叽哩呱啦地用日语回答一通，让你如坠云雾之中。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对于与白人的婚姻可以接受甚至视为荣耀，但对与有色人种的婚姻则多有非议。日本要走向世界，就要在民间的、一般人的、个体的对外交流、沟通和理解方面，达到与经济发达程度相适应的水平，建设更加符合国际标准的开放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