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1)

  

   《佃农理论》是我学生时的论文习作，大约1966年5月动工，1967年4月交卷。那时在加州长堤大学任教职，每星期要教十二课，又要在长堤艺术博物馆开什么个人摄影展览，所以真正下功夫的时间不到六个月。66年的秋天，我有三个月听不知音，食不知味。

1967年9月到了芝加哥大学，见到那里的图书馆有很详尽的资料，就把论文加长了四分之一。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把该书精装面市时，已是1969年了。

《佃农理论》这本书有两个特色。其一是历久犹新：出版后30年，该书及书内的文章每年还被引用大约二十次；另一方面，好些学者朋友认为该书是今天大行其道的合约理论的“始作俑者”。其二，作为一本“名著”，这本书的滞销可能破了世界纪录。

天下间怎会有这样可怜的事？ 1969年芝大出版社印制了1000本；世界各地的大学图书馆自动买了500本；作者及其学生、朋友等买了大约300本；25年后芝大出版社决定把版权交还给我时，竟然还有“货尾”20多本送给我。可以这样说吧，真正在市场出售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不到200本！

今天朋友们要求重印，而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又花了3年时间搞中译本，我就闲笔回顾，好叫后学的知道《佃农理论》的一些往事。

寻寻觅觅的日子

1959年我进入洛杉矶加州大学，61年学士，62年硕士，63年的春夏之交就考完了博士试。殊不知这势如破竹的进度，在博士试后却碰到铜墙铁壁：有整整3年的时间找不到自己满意的论文题材。

两年中我换了四个题材，到最后都放弃了。败走麦城，要不是因为理论上的困难解决不了（如风险的高低如何量度），就是资料不足（如林业的各种定价），或语言不通（如日本的明治维新），又或者是题材过于庞大（如香港的租务管制）。这些强攻不下的题材，当时使我气馁。于今回顾，这些失败对我后来的学术生涯大有好处。这不仅使我在四个题材上成为一个准专家，而更重要的是对搜集资料学满了功夫。

1965年8月，心灰意冷之余，我放弃学术，工余之暇拿着相机静坐在一个园林中搞摄影。六个月后卷土重来，在图书馆找到一些关于台湾农业的资料。那里1949年的土地改革，把地主与农民的分成，规定地主不能超过农产品的37．5％。令经济学者难以置信的，是在这政府硬性的约束下，农业产量急升。我当时怀疑那是台湾政府的数字游戏，要宣传一下国民党的优越性。但多方调查的结果，是产量上升的数字可信。政府管制，生产怎会上升的？

三个原则的理论

我想，要解释这个怪现象，第一步是要做出一个分成没有管制的租田理论，而分成租田就是佃农了。我没有参考有关的理论读物，只两天这理论就做了出来。我跟着把分成的百分比管制加上去，在理论逻辑上生产竟然上升。这结论不容易相信，但反复查核理论的每一步，找不到有任何错漏的地方。

当时在长堤大学共用同一办公室的是Eldon Dvorak。我请他坐下来，逐点逐步地向他解释我的理论结构。他听得很用心，提出不少问题，我都答得清楚。几个小时后，他突然说：你的理论会引起地震！

对我来说，该理论的“创立”顺理成章，没有什么新意。我只拿着三个基本原则去推理。第一，我是阿尔奇安（A．A．Alchian 1914一）的入室弟子，又熟读科斯（R．H．Coase 1910－）的论著，当然明白产权对行为的重要性。土地是地主的私产，劳力是农民的私产，所以要从私产的局限入手。第二，佃农分成是一种合约，与任何合约一样，其中的条件是由双方议定的。第三，农民之间要竞争，地主之间也要竞争，所以佃农合约中的条件（这包括分成百分比），是在私产与竞争这两种局限下决定的。我对这三个理论基础很执着，任何稍有分歧的推论都不考虑。所以在佃农制度下，农民与地主的投资，农户租用土地的大小与耕种劳力的多少，及地主与农民分成的百分比，皆是由上述的三个理论基础决定的。另一方面，这些被决定的项目，就是佃农合约的条件了。

有了如上的佃农理论，我很容易知道地主在土地上的分成收入与固定租金、雇用农民、自耕自种等不同形式的收入大致相同。这是因为竞争的局限条件大致一样。

但既然资源的运用与收入的分配大致相同，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合约安排呢？这是个浅而又不能不问的问题，后来触发了今天大行其道的合约经济研究。

佃农理论做得满意后，我就加入台湾土地改革的约束地主分成的百分比，只几分钟就把问题弄清楚了。因为这约束是在市场决定的分成之下，农民的收入会高于他们另谋高就的收入，所以在竞争下他们必需增加劳力，使地主在较低的分成率中因为生产增加而有点补偿。这样，农产量就上升了。

我反复思考，找不到错处，就写了11页纸，题为《佃农理论——引证于台湾的土地改革》，寄到加大作为博士论文的大纲。第一页预告了大纲内的六个结论。

五个小时的争辩

1966年5月某日下午5时，加大为我的论文大纲开研讨会，到会者大约40人，其中十多位是教授。教授们没有在会前读过早已拿到的大纲，因为他们一致认为第一页的六个结论全盘错了。

当我听到教授们说六点皆错，就想：错一两点有可能，但说六点皆错就显得他们不明白。在会的人开始争论，但我只注意赫舒拉发（J．Hirshleifer 1925—）及阿尔奇安。他俩是20世纪的价格理论大师，不可能不明白我的理论。赫氏一言不发，想着些什么，时而摇头，时而点头。阿氏木无表情，拿着我的“大纲”翻阅。

争论的诸君主要是为了一点后来我才知道是老生常谈的：地主若收农户固定租金，付租后的生产剩余全归农户所有；但佃农分成，农户的所有生产都要分可观的一部分给地主，其生产意图怎会不被削弱？所以佃农生产是比不上固定租金的。我说农户要竞争，说地主有选择权，他们听了等于没听，继续争吵下去。

两个小时后，第一个站在我那边的是H．Somers，很有点强辞夺理。他说：“没有教过史提芬的不准发言。我教过他，知道他不可能错得那样容易。”赫舒拉发跟着说：“不要管第一页的六个结论，我们要从第二页的分析开始。”

第二页解释的是第三页的一个古怪图表，天下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好像是一条面包给人一片片地切开来的。我解释说：假如一个地主拥有一块很大的农地，若以佃农方式将整块地租给一个一家四口的小农户，地主的分成率会很高，因为小农户以低分成率而得的收入，足以使他不另谋高就。地主于是把大地切开，租给两户佃农：他的分成率会下降，但总收入却会上升。

我跟着代表地主再切下去，加上第三户伯农，地主分成率再下降，而总收人再增加。我又再切，赫舒拉发大声问：“你要将那块地分给无数的农户吗？”我答道：“不是的。农户愈多，地主的分成率愈低。开始时地主分成率下降会有较高的总收入，但到了某一点之后再切下去，地主的总收入就会下降了。只有一个农户数字使地主得到最高的总收入，而若其他情况不变的话，只有一个分成的百分比是与竞争没有冲突的。”

会上一时鸦雀无声。过了良久，赫舒拉发说：“我明白，我同意，但我还有其他不明白的地方。”转到第四页，他们又吵起来了。晚上10时（研讨了5个小时），阿尔奇安一看手表，站起来，走了。其他的人皆去，余下来的只有E．Thompson。他是个奇才，会中反对得最激烈的是他。他继续和我争论，但我无心恋战，他说他的，我想我的。晚上11时，我到加大邻近的一家餐室吃点东西，忍不住挂个电话到赫舒拉发家中，说我三年来认为可以交出去的论文大纲只有那11页，但那么多人反对，感到很失望。他回应道：“其他的人怎样想我不知道，但我就没有见过自己的学生有这么精彩的论文。”

阿尔奇安说可动笔

过了一夜，清早阿尔奇安给我电话，说我的理论与传统的是两回事。他要把我那11页大纲在课堂上跟学生讨论，结果怎样再通知我。我当然高兴，而阿老当时的研究班学生大都是我的同学，不少是好事之徒。每过几天，就有同学给我电话，说没有谁找到我大纲内有任何错处。

过了一个月，阿老给我电话，说我可以动笔了，准备要写两年。我问他一年够不够；他说不够。论文8个月后就写完，阿老说是奇迹。他可不知道，要不是我当时全职教书，又搞什么摄影展览，再快3个月应该没有问题。

理论这回事，要不是想不出来，就是灵机一触，三几天就可鸣金收兵。我当时的困难不是佃农理论的本身，而是要怎样去验证这理论。验证这回事，要快也快不来。要是理论的主要含义被事实推翻了，理论怎样精彩也无补于事。这是阿、赫二师当年对我的严格要求。

加加减减的办法

我当时收集了不少关于台湾农业的生产数据，很详尽的，要怎样处理，怎样来验证自己创立的佃农理论，是不容易的工程。那时电脑正开始兴盛，一般写论文的学者，把数据大量地打上当时所用的纸咭上，一盒一盒的，然后由电脑统计分析后，选出自己认为可用的放进论文内。但这样做显然是自欺欺人，与科学扯不上关系，是令我鄙视的。

我当时想，自己为了好奇而在经济学的价格理论上下了数年苦功，心领神会，究竟所学有没有用场自己总要知道。我又想，经济是一门科学；科学不是求对，而是求不被推翻。自己的佃农理论在逻辑上找不到错处，那么依照科学的方法，验证时我得设法把理论推翻，若推翻不了，理论就算是有用场。

1966年6月，我集中于以台湾土地改革的农业资料来推翻自己的佃农理论。苦思两个星期，我写下可以推翻这理论的多个假说或含义。我想，这些含义那样清楚，用不着什么高级的统计了，而把数据谱人电脑，所需时间多于用人手加加减减，乘乘除除——这样算出来的推翻了理论就再找题材吧。

1966年的暑期，我和一位学生助手从早到晚加加减减、乘乘除除，用的是当时的机械计算机，震耳欲聋。数以千计的数字，算出来的会否推翻理论的多个含义，要两三个月后才知道。

当时长堤大学的同事Eldon Dvorak知道我预先把多个推断写了下来，包括在台湾土地改革的地主分成约束下，不同种类的农产品会怎样转变，不同土地的收成会怎样转变，不同县区又会怎样不同等等。他很替我担心，因为他知道我这个人在学术上很自信：对就对，错就错，懂说懂，不懂说不懂，从来不左闪右避的。

1966年10月初，所有数据的多个总结都算出来了，没有一项不是3个月前推断了的。成竹成胸，写论文是举手之劳。

阿师教我写英文

好些年后我才知道，凡是思维有了轮廓、资料实力充足而大可动笔之际，是我平生最快乐的时刻。这好比一个青年遇到一个自己喜欢而又愿意跟自己谈恋爱的女人，在要谈而还未谈之际也。但学术毕竟与女人不同：跟学术谈恋爱是苦恋。也是好些年后我才知道，以学术而言，明知是苦恋也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尝试的。

1966年10月我第一次尝试，事前可想不到，一旦正式下笔，思想的集中易发难收，昼夜不分，连自己要授课的时间也往往忘记了。当时在长堤共用同一办公室的Dvorak明白发生着什么事，处处维护着我。后来（大约4个月后）我要在长堤艺术博物馆开个摄影展，他替我从校方取得500元资助，而又因为不够钱，亲自替我造了数十个木镜框。

论文第一章的初稿是 66年11月完成的，隔行打字40多页，寄到加大的赫舒拉发及阿尔奇安。过了一个星期找他们听意见。赫师一见我就赞个不休，把修改了少许的文稿交还给我。再去见阿师，他交还给我的文稿改得面目全非，用铅笔写得密密麻麻，没有一句完整无改的。我一看，差不多哭了出来。

不高兴地离开阿师，回到长堤家中，惘然若失，晚饭后坐在书桌前细读阿师在文稿上的修改与质疑，越看越心惊，越看越佩服，到全部消化了他的评语时，一看手表，已是过了一夜的上午11时了。就这样，一夜之间我判若两人。

此前我曾经在英语行文上下过数年苦工，懂得舞文弄墨，但阿师的评语使我恍然而悟，知道舞文弄墨是大忌！模棱两可的字一概不能用，术语一定要有所解，思维要连贯，文字要简单，也要直写。后来论文交卷时的第一句——“这研究有两部分’——那种手起刀落、开门见山的文体，反映着阿师的教诲。希望后学的人知道，简单直写说易颇易，说难甚难，但用起来其妙无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