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贤经典的“传”和“承”

小学的时候，就学了《论语》的开头部分，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当时作为语文文言文的教学之用。不知道是我们小，还是教师的原因，那时并没有感受到《论语》人文思想，只是很有压力的背诵原文和注解，作为应付考试中所要碰到的题目。

后来长大后，就逐渐感受到了《论语》的人文思想，并且认为就算很多中国人没有真正的学过《论语》，但是自我们出身之时，身上就附带了《论语》的人文教化——那也是我们的国民性格的一个特征。事实上，这个特征是否是孔子和他的门徒们想通过《论语》想让我们拥有的，已经无从考究，可以确定的是，这个特征，必定是“为圣人立言”的宋朝朱熹在《论语集注》想让我们拥有的。

说到“为圣人立言”，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圣人”是一个人，还是一批人？答案是后者，《论语》的作者，现在公认的说法是孔子和其弟子。还有一个问题是，有多少人“为圣人立言”？我特地去Baidu查了这个问题，乖乖，人数可真不少，古代有何晏、邢昺、朱熹、刘宝楠等，近、现代有杨树达、杨柏峻、甚至还有南怀瑾等。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朱熹都是最有名，而且影响最大的。我想，只要真正对《论语》有深入研究，并且立作以证的，都可以面向说是“为圣人立言”，但真正能“立”的少之又少，朱熹一“立”，不知给中华民族打下的烙印几何。

既然有“为圣人立言”的，那么其立意也各有不同。我想大部分是做学问的人做学问的结果，最多以证自己的学问功底；也有部分人，却是有的放矢的服务他处，记得高中历史老师就提过清末领导变法的康有为就是其中一个。康有为和一些同道在清末变法，还写了一些著作，我的理解是，他们想表达的是，那时候的（也许还是现在）对孔圣人的思想很多理解都有误，不是孔圣人真实的思想，也就是“为圣人立言”的朱熹，应该是“立”错了，然后导致那时（也许还是现在）的社会发展非孔圣人所望，“仅言孔子修已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康有为提出要重新理解孔圣人……然后康转向西学，然后有了变法。

我对康有为颇为赞同的一点是，的确要重新理解我们的很多先哲古典。其实，我本人对《论语》是不感冒的，本人更喜欢《道德经》，对其从2005年研读至今，很少看古代或者现代人的注释，都是看原文，然后逐渐领会，当然还有一些至今不得其解，但相信随着阅历的增加，后面会有所悟。之所以我不看古今的注释，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注释太不堪……知道“road”或者“roadof life”吗？那是英语对“道”的翻译，不堪阿，肤浅阿……所以我比较赞同康的重新理解先哲古典。

的确，我们有很多国学经典勉强传到今日，而是否“承”到今日，谁也不敢说。圣人在世，尚不能让世人完全明白其真正用意，有怎么奢望在圣人逝去后，在经过那么多不同目的的“为圣人立言”后，还能“承”到今日。

我说的“勉强传”，也是因为一来古圣人的经典，有些是来路不明，《论语》还好，公认是孔子和其弟子的言论汇集而成，而《道德经》就难了，公认是老子出关时留下的，但在仔细研读之后，不觉得81篇都是同一个人写的，还有就是很多黄帝开头的经典，如《黄帝内径》，《黄帝经》等，一般认为是一些有思想的人，假借黄帝之名，以方便在后世“立言”……二来，很多经典到今日，都有多个版本，都不知道那个真正更贴近原作者，比如《道德经》，考古出土的，有道经在前的，也有德经在前的……

所以，先贤的经典的传承，是一件在时间上很累的事情。而我们这些想认真学习这些经典的，也就十分的困难，就要小心不同时代、不同人物的不同“立言”，就要小小找对“原版”，就算婚略“立言”，并且找到了“原版”，还有对古文言文有真正理解才可，但这也是我认为的唯一可行之道。

虽然在学习先贤经典的时候，有太多的因素，眼睛都要花了，但是能够理解这些经典真正的用意，那是非常值得的。“不可说”才是研究这些经典的真正方法——自己领会，不用、不必要一定要用现在的白话文描述出来；学习这些经典，是要“会意”，而非“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