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建设一个有尊严的国家

钱学森归国前后 作者：鲁伊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41期）　　

                                    孤独的天才

    45岁之前的钱学森仿佛一直在漂泊。这种地理上的变换，又因为选择地相当鲜明悬殊的极性差异而变得与众不同。

    1911年生在上海，在北京度过小学和中学时光，然后到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读火车制造，1934年毕业后再度北上，考取清华大学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到美国后，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只待了一年，一拿到硕士学位就转入加州理工学院，在那里学习工作了10年，再回麻省理工学院，但只停留了3年，便又回到加州。南北东西，仿佛是人生如转蓬的注解。

    从同学和亲友留下的回忆资料中，可以窥见这个总是考第一的完美主义者几乎贯彻终生的孤独。他过着斯巴达式的生活，早上6点起床，除了上课和做实验，一天中的绝大多数时间独自泡在图书馆，很少与人交谈。直到1947年9月回上海探亲时与蒋英结婚，钱学森一直单身，从无绯闻。他最喜欢的书之一是梭罗描写自己隐居生活的《瓦尔登湖》，仅有的娱乐爱好是听古典音乐。波士顿交响乐团1935到1936年一共举行了20场演奏，钱学森一场都没有错过。

    在加州师从冯·卡门的那段时间，或许是钱学森生命中少有的轻快欢愉时光。向以严厉著称的冯·卡门对他既赞许又推重，在几十年后出版的自传《风云际会》中，冯·卡门单独辟出一章，讲述他和钱学森的交往经历，并表示，有这个很有想象力、数学资质极高的学生做自己的助手，简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天赐恩物。

    与此同时，钱学森也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加入了弗兰克·马里纳组织成立的火箭研究小组，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人，用从旧货摊买来的零件组装自己的火箭模型，在租住房子的后花园试验，一次甚至把实验室的墙壁都炸穿了，以至于校方出面劝阻他们到附近的山谷里去干这种危险而疯狂的举动。冯·卡门却敏锐地看出，这个“自杀队”所进行的项目，可能改变未来。他不仅默许自己的这群天才学生使用实验设备，而且在资金紧张的时候帮忙联系项目资助，1939年获得来自美国科学院的首笔1000美元的基金，设立火箭研究中心。这正是今日在全球航空航天技术领域执牛耳的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源起。

    因为冯·卡门的关系，更是因为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军事科学研究的需要，钱学森在上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中参与了多项美国军方机密工作，包括前往德国探究V-1和V-2火箭的秘密，从事美国最早的探空火箭和“下士”导弹的研制等。他在1943到1944年为美国军官学员编写的《喷气推进》一书，讲述喷气推进的基本原理和喷气推进飞行器的性能，成为未来十多年中的经典教科书。而为美国导弹发展规划了未来半个世纪蓝图的著名报告《迈向新高度》，9卷中有5卷出自钱学森之手，详细分析论证了超音速飞行、洲际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发射的可行性。1945年，他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并被颁予“二战和平勋章”及“国家服务优等勋章”。上世纪40年代末，钱学森声名鹊起，成为美国科学界最明亮的新星之一。《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开始预测他会成为另一个冯·布劳恩。

曲折的归国路

    虽然绝大多数时间自我封闭于自己的学术天地，虽然在专业领域中可以傲视同侪，敏感而高傲的钱学森依然不能摆脱种族歧视带给他的情感困扰。向来寡言的他曾经在多个场合讲起那次看电影的遭遇：他与一个中国朋友在电影开场后走进影院，借着银幕的反光寻找座位，连声向周围人说对不起。可是刚找到地方坐下，旁边的外国人便招呼影院工作人员，要求让他们移到别的座位，因为他们不愿意有中国人坐在旁边。

    另外一些经历，尽管少被提及，但应该也曾给钱学森带来刺激。据美籍作家张纯如考证，1949年重返加州理工学院前后，钱学森花了很长时间在帕萨迪纳四处寻找可以买下来常住的房子，却未成功。原因是，当时洛杉矶附近的高级住宅，有条不成文的规定，禁止屋主转售房子给非白人，即便钱学森已经是小有名气、收入丰厚的大学教授。

    即使学术上的见解高人一筹，他讲课时“带着德国和中国口音的英语”依然受到学生的嘲笑。那时的钱学森还太年轻，没能学会冯·卡门连消带打的幽默自嘲——“我要跟你们说世界语，那就是烂英文。”他只会在学生刻意卖弄地用流利的英语做学术报告时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频频变换百叶窗的方向，然后在听到漏洞后大喝一声：“你这全都是理论上根本行不通的扯淡！”

    更何况，身为家中独子的钱学森，对故土另有一重牵挂。1947年夏天，去国12年的钱学森回上海探望父亲，曾有留下来的想法，而母校上海交通大学也适时向他发出担任校长的邀请。当报告提交至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时，却被以钱学森年纪太轻、资历过浅的理由回绝。

    正因了10多年旅美生活中逐渐埋下的伏笔，1950年春天，当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叩开钱学森的家门，要求他就是否曾为美国共产党帕萨迪纳支部“122教授小组”成员、是否现时仍为共产党员等问题接受调查，而他参与空军研究计划的“国家安全许可证”也被因此吊销时，钱学森感到难以容忍的奇耻大辱。时任加州理工学院工程系主任的林威尔回忆道，FBI的探员上门后不久，钱学森就来找他说，“我觉得我在美国已经不受欢迎了。”随后，钱学森向轮船公司订购了全家从美国到香港的船票，还专门请了专业的搬家打包公司收拾行李，“钢琴、家具、锅碗瓢盆、床、书、书桌、收音机组合，还有一台洗碗机……种种一切，显示出他回国定居不再返美的决心。”

    可是，钱学森并没能马上走成。

    8月23日，钱学森一家在洛杉矶机场被移民局官员拦截，9月6日，他以“企图运输秘密科学文件”罪名被逮捕，关押在特米娜岛长达14天，直到加州理工学院交去1.5万美元保释金才被释放。此后，他更是被软禁长达5年之久。直至1955年日内瓦会谈，中国政府以释放11名美军飞行员战俘为代价，才换来美国政府批准钱学森归国。

    后来的调查显示，钱学森丝毫没有带走美国军事科学机密的企图，那些被没收查扣的文件，不过是钱学森的私人书籍、笔记和数学对数表。

    然而，他的确带回了自己的大脑，还有一颗深深蒙羞、亟待雪耻的心。

“中国航天之父”

    离开美国前，钱学森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不打算要回来，我想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协助中国人民建设一个能令他们活得快乐而有尊严的国家。”

    归国之后的钱学森，由于研究领域的敏感性，许多工作迄今仍不为公众所知。但众所公认，尽管在钱学森归国前后，邓稼先、钱三强、王淦昌、钱伟长、赵忠尧、郭永怀、吴仲华等科学家在推动研制两弹一星上做出了相当多的工作，完成了理论和结构设计，但促成中国研制的火箭可以在技术上与美苏相抗衡，关键性的领军人物是钱学森。

    仅仅归国3个月，钱学森就和钱伟长一道创立了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着手为中国培养第一代航空航天专家。他参与编制了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选择原子能、喷气技术、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技术为国家最重大最紧急的发展方向。他推动创建了有“中国火箭和导弹的摇篮”之称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院长。作为组织领导者，他参与了中国第一枚近程导弹、第一枚中程导弹、导弹核武器、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卫星和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和发射。而他的《工程控制论》，被认为是现代科学研究、现代科技管理及经济管理所必须遵循的理论依据，并不会因为时间而冲淡价值。

    也许来自昔日敌手的评价更具说服力。在接受美国“60分钟”电视节目专访时，曾参与曼哈顿计划的拉尔夫·莱波被问及钱学森在中国核武器和导弹研制计划中扮演的角色，莱波回答道：“我会说，他是为此奠下基础的人。事实上，具有火箭科学背景的他，必定是中国导弹计划中指引方向的那盏明灯。就中国目前以及未来的成就来看，我都会将之归功于钱学森的带领。”而另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如果不是麦卡锡掀起的红色恐怖逼走钱学森，在上世纪50年代初连制造一辆汽车的能力都没有的红色中国，恐怕最早也要到70年代末才可能发展出两弹一星。

    作为科学家和中国人的钱学森，完美地实现了自己的成功复仇。

    然而，在这些成功之后，又有着怎样的牺牲？

    从头审视钱学森98年的科学人生，我们多么希望，那个即使在被关押羁留、限制人身自由的重压下，依然拒绝指认自己好友维恩勃姆为共产党员的钱学森，后来不曾写过痛斥自己的另一位好友兼同事，“完全是个说谎话、耍政治手腕的人，没有一点科学家的味道”的批判文章。那个总是对学生说，“除非你写得出来（证明过程），否则就不算数”和“证明它”的钱学森，不曾向全国人民证明，只要有足够的水、肥料和劳力，理论上要使农作物增产20倍是可能的，亩产万斤不是虚言；那个被冯·卡门赞为“我的门生中最严谨、最富有科学精神”的钱学森，不曾对耳朵认字的特异功能信之不疑，不曾写文章论证中国古代名医都是大气功师？

    面对这些驳杂于钱学森一生科学与爱国主旋律中的异音，后来学者或失声，或矫饰。钱学森从来都只有沉默。很多很多年以前，他就对自己的学生说：“人在临终前最好不要写书，免得活着的时候就开始后悔。”

    但他其实可能已经给出过回答。

    1954年12月8日，钱学森给因为麦卡锡主义而辞去喷气推进实验室主任一职、潇洒地跑到巴黎学习现代派绘画的马里纳写信。经历了突然逮捕、监禁，不允许与任何人交谈联系，晚上每隔10分钟被开灯检查一次，半个月内瘦了30磅，学术前景一片黑暗的钱学森，蓦然惊觉，所有那些学位、奖章、职位、做过的贡献、认识的上层人士，都救不了他。在信中，他曾悲凉地写道：“你相信……行政当局会伤害他们自己的未来，只为了忠于历史？就算你相信历史会还你一个公道，但你知道历史是经常被篡改的吗？你相信世上还有正义与诚信吗？……毕竟，一个人在最后的日子里，能告慰自己的良心说，他为人群付出的比人群给他的要来得多的话，岂不也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