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惟英身上看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什么

先不想去评论张惟英究竟有无资格当教授和博导，网友今朝砍柴已经在文章《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惟英教授一稿多投的问题》
（http://xys.3322.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6/zhangweiyingb.txt）中说了。呵呵，说实话，象这样惨淡的学术成果，在我所在的高校肯定是无法再保有什么教授或博导的称号的，也不知道她在人大是怎么混下去的，呵呵。

     张博导最近在2005-02-03的《南方周末》上又十分慎重地对记者说了，“我至今都不认为我错了”（文章见后面附录）。

     张教授错了没有呢？她当然没有错，她只是表达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而已。其实，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想法和提议暴露出了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骨子里缺乏的东西－－人权，自由和平等。不单单是针对北京，其实针对任何一个城市提出由政府行政手段干预的“城市人口准入制度”都是不合适的。

   许多年前，农村人得到城市户口进入城市要交“城市增容费”；农村的孩子大学毕业分到城市工作，在有些城市也要交“城市增容费”。社会进步的结果是，在许多城市，这样的政策已经逐步取消了。而我们堂堂人民大学的张博导居然在今天提出了让历史倒退的方案，当然会举国皆惊！

    她们这一代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基本上没受到西方“自由，平等”理念的熏陶和冲击，到了90年代，好不容易学会了上网，却又过了接受新生事物和思潮洗礼的年龄。所以一开口，提出的观点和想法往往陈腐得让人害怕！这一点，我是有切身体会的。因为本人也是高校教师，经常面对这个年龄段的教授（当然不能一概而论，我说的只是我个人对他们的一个总体印象）。这些“知识分之”在象牙塔里参照教材念念书还是可以的，要真让他们去参政议政，恐怕十有八九会误国误民。
  
   张惟英是否认真的履行了她作为政协常委的职责了呢？大家请看：
   "
    记者：这件事是否会影响你今后参政议政的自信心和积极性？
　　张惟英：不会。我非常珍惜和爱护这个荣誉，我觉得这是很神圣的。只要干一天，我就要认认真真履行我的职责。”
    ........
   “张惟英：我以为这就是一个小小的很平常的提案，我根本就没有多想。......另外，现在这样一来，倒是促成了我对这个问题更深入的思考。
因为原来的提案写得很笼统，不具体。”
   
    原来张教授只是将提案闹着玩的，一个在“茶话会”上的构思而已，根本没有做进一步的调研和思索。最后连记者也不得不暗示她，希望以后的提案会更加严肃和
专业一些了。张教授也说了，“我的水平只有这么高，我的能力也只有这么大，我尽力了就行了。”，既然如此，何不退下来，让更有能力的人
去参政议政呢？
   
    北京的人口问题由市场来调节，真的有那么困难么？其实，有的是市场调节的手段，例如，一些网友建议的，“只要将投入到北京的经济建设项
目资金一半投入到中西部城市如武汉，成都等，就会将大批的人口调节过去。”

  现在的恶性循环是，涌入北京的人越来越多，投入到北京经济市政等基础设施上的资金越来越多，创造的工作机会也越来越多，所以越来
越多的人就进一步涌进北京。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最先想到的应该是如何健全它，而不是动不动就搬用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政府和行政
干预。可见，除了法律，张教授对经济也是十分无知的。

附录：

张惟英：我至今都不认为我错了
南方周末　  　2005-02-03 09:07:32
　　□本报驻京记者　赵凌
　　1月28日，精疲力尽的张惟英在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此前一天，记者为说服她花费了大量气力。电话中，张惟英态度友好地说，
“生活已经被打乱了，我不想再谈这件事。”当通话一直持续到深夜时，她终于脱口而出，“来吧，明天。”她说，不想太为难别人，但这将
是她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
　　记者：真的如你所说，这件事打乱了你的生活？
　　张惟英：是的。在政协会上我没有感觉到什么，很多人和我的看法相同。等回到家后才发现家里电话都快要打爆了。我完全没有想到。
有人甚至把电话打到我们学校，要求对我批评教育。之后就是媒体不断地找。让我真有点烦的是，我还有自己的工作要做，我没有想到要为这件事付出这么多时间。
　　记者：外界议论很多，特别是网上，有人要你公开道歉，有人要求罢免你的政协委员职务，在这件事上你有没有受到伤害？
　　张惟英：有这么多议论非常正常，也表明社会的一种进步，多元社会应该允许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我很理解。会议结束后看到网上有些人说话
过分、不礼貌，确实有些受伤害。讨论问题应该遵守文明规则。我认为，很多人是误解了我的提案，对这件事有这么多争论其实是件好事。因为
不管我的建议是对是错，终归表明它是社会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
　　记者：一种批评认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缺乏最起码的人权和平等的理念，这样的批评你能接受吗？
　　张惟英：我不能接受，也不同意。这种看法把平等和人权过于简单化了。市场选择的原则就是优胜劣汰，不可能选择所有的人。
难道你能说市场选择不平等、侵犯了人权吗？真正的平等是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我提案的实质就是希望在市场选择机制不健全时，
能借助政府的行政力量，完成市场选择的目标，进而解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我非常赞成著名法学家郭道晖先生的话：“法律的真谛就是没有绝对的自由，更没有绝对的平等”。
　　记者：你在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外界误解了你的准入制度，误解在哪里？
　　张惟英：我从来没有说过“外地人素质低下”的话，这是记者们断章取义后自己的理解。然后媒体和社会就此一点展开批驳。我说的是人口和资源的矛盾，不是北京人和外地人的矛盾，很多人对我的误解就是简单地把这两个问题等同起来。媒体的这种误导，会无端地引起北京人和外地人的人为矛盾。我认为媒体有报道失实和误解的地方。如果媒体的导向一开始就是引导人们对我们共同面临的危机作一些理性的思考，积极参与寻求解决人口与资源矛盾的办法，而不是一开始就把这场争论导向北京人和外地人之间的矛盾，这场争论会更有意义，对社会也会更有价值。
　　记者：如果从你的制度实际执行来看，最终还是落在了外地人身上。北京当地人不存在“入”的问题。那么准入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张惟英：我不这样认为。有入就有出啊，这个制度实际上是一个人口流动的制度。它并不是限制所有的外来人。准入的标准是北京需要的人，比如有固定合法收入，固定住所。这些人实际上就已经是“北京人”了，虽然他们没有户籍。这种政策对他们其实也是一种保护。如果相对提高北京的生活成本，很多不适应自我发展和北京发展的本地人也可能选择离开北京，到更适合的地方去生活和发展。事实上已经有很多北京人在外地工作和生活。这些具体政策的制定非常复杂，超出了我个人的能力，所以在提案中，并没有涉及这些具体政策，这是政府的工作。我只是建议政府对此进行全方位的调研，然后建立相应的准入制度，控制人口。
　　记者：北京的生活成本已经很高了。照此逻辑，北京不是将成为一个只有富人的社会？农民工更是不可能进京了？
　　张惟英：一个城市需要的是各种层次的人。北京是资源稀缺型城市，其生活成本必然很高。所以我认为政府在用经济手段控制人口流动的同时，要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确保北京低保人群在京的基本生活。
　　记者：你的准入制度其实还需要很多相关制度的配合，你所设计的一个完整的准入制度究竟是怎样的，在提案中是否有所展开？
　　张惟英：我的提案只是一个政策建议，没有更加具体的设计。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不是制定政策的专家，也不是政府官员。作为政协委员，我只是尽我所能地给政府提建议，履行我的职责。
　　记者：你提案背后的依据是什么？
　　张惟英：我所提出的只是在市场机制不健全时期的一种临时性政策建议，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最终将被市场调节所取代。谁都知道终极的解决办法是让市场自己调节。但是我们要想一想，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解决人口和资源矛盾带来的这种迫在眉睫的危机。我们要拿出一个现实的、眼前就能解决的一个办法，最好能立竿见影。从根本和长远上来看，要靠市场经济自然的选择。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单纯依靠市场经济行吗？我们的市场经济有没有成熟到这种程度？在市场手段还不充分的情况下，行政手段是必要的。如果北京不控制人口，任其自由发展，等待市场经济完全发育后自动调节人口，那时候北京的资源恐怕早已枯竭了。那城市怎么能谈得上发展，更别说可持续发展。
　　记者：所以在公平和效率面前，你选择了效率？
　　张惟英：不能这么笼统的说。我不认为这是不公平，对个体来说，到最适合的地方去，对个人和城市都是公平的。
　　记者：这是一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他可能宁愿自己选择在此处受苦，也不愿接受任何善意的强迫和驱逐。
　　张惟英：我并不这么看。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平等和自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又处在转型期。
任何时候，都没有不受限制的自由。不受限制的自由必然会导致整体的不自由。当北京资源枯竭的时候，还有谁是自由的呢？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规则，比如靠法律或其他制度来实现一种相对的公平和平衡，这样才能保证一个和谐社会。
　　记者：提案是否经过了调研？
　　张惟英：几年前在政协组织的水资源危机调研时，我深深地感觉到北京资源的危机，人口和资源的矛盾。我也咨询过有关专家，在资源和人口的矛盾问题上，大家意见都比较一致。
　　记者：水资源危机怎么会让你得出了人口准入这样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怎样的思考过程？
　　张惟英：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啊。北京是个资源稀缺城市，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只有通过控制人口，才能解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所以，我们国家才把计划生育上升为基本国策，这就是我们的国情。要想保证全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只能如此。
　　记者：可以看出你也是带着一个美好初衷提建议的，但却导致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应，你现在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惟英：关注程度这么高是我始料不及的。我以为这就是一个小小的很平常的提案，我根本就没有多想。现在发现社会原来这么重视这个问题，参与度这么高，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另外，现在这样一来，倒是促成了我对这个问题更深入的思考。因为原来的提案写得很笼统，不具体。
　　记者：这件事是否会影响你今后参政议政的自信心和积极性？
　　张惟英：不会。我非常珍惜和爱护这个荣誉，我觉得这是很神圣的。只要干一天，我就要认认真真履行我的职责。我的水平只有这么高，我的能力也只有这么大，我尽力了就行了。
　　记者：经过这件事有没有一种提示，作为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提案或议案都应该更加专业和严肃？
　　张惟英：我不觉得我的提案不严肃，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北京的一个问题，这就可以了。但你要让我制订一个方案，那确实是强我所难。
　　记者：经历这些后，你是否反思或改变了原来的观点？
　　张惟英：到现在为止我都不认为我的观点错了。我并不反对用市场调节来解决，我所提出的城市人口准入制度，只是在市场机制不健全时期的一种临时性政策建议。我现在能补充一点的就是，政府如果要制定类似的政策，要尽量照顾到各个群体的利益，尽量设计得人性化一些。经历了这些，反倒是认为媒体应该正确引导公众，这是媒体的社会责任。 

   张惟英，女，江苏南京人，1949年4月生。1968年作为知青在东北农村插队，1972年进工厂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1985年获硕士学位。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委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委。

人大网站上对张惟英的介绍（http://sis.ruc.edu.cn/teacher/resume/zhangweiying.htm）
 张惟英，江苏南京人，1949年4月生。1968年作为知青在东北农村插队，1972年进工厂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
1982年获哲学学士学位，1985年获法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政协常委。

 
先后讲授了“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美国政治经济”、“政治体制比较研究”、“当代国外社会思潮”、“国情研究”、
“行政管理学”等课程。1991年获北京市高校优秀教学奖，1989年获国际关系学院优秀教学成果二等获，19997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校级
优秀教学成果奖。

研究方向为中外政治体制比较，代表作为《政体比较研究》。主要合著《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获北京市高校优秀教学科研二等奖（1989年）、
《中国公务员管理实务》获国家人事部优秀科研二等奖（1997年）、《邓小平政治体制理论研究》获北京市“九五”规划精品工程项目一等奖。
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学术专著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