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晖：摇着轮椅上北大1

噩梦的降临

在邯郸市实验小学读书的时候，郭晖喜欢跳舞、长跑，她的梦想是当一个舞蹈演员。
一切的转折是在1981年5月9日，她刚刚11岁，正读小学五年级。那天上午，体育课上练习跳远，她不小心崴了脚，脚踝处隐隐作痛，樱桃大的一片猩红。晚上睡觉的时候，细心的母亲发现了，心疼得直唏嘘，就带她去了医院。后来的一生中，母亲是多么的后悔啊。
如果不去医院，用不了几天，孩子的脚会自愈的。可这一去，误诊便把唯一的女儿引上了一条谁也意想不到的人生道路。
第一家医院说是滑膜炎，连打了三四针封闭，红肿未见消退；第二家是中医院，建议用中药，喝苦水；第三家是市内权威医院，说是风湿性关节炎，肌肉注射激素。最终切片化验结果终于出来了，是滑膜结核。
结核在过去曾是不治之症，但现在是可以治愈的，那就治疗吧。郭晖住进了老家长沙的一家专业医院。

疼痛中的坚持

这时的她还能走路。医生乐观地说，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像以前那样跑起来的。
天真的小姑娘笑了，心底里的天鹅湖又开幕了。
1982年10月的一天，她突然发起了高烧，连续不退。
三天后的一个夜里，昏迷中的她突然问陪床的母亲：“妈，我的身子呢？我的腿呢？”
妈妈摸着她的双腿，惊奇地说：“不是在这里吗？”
“没有啊，我感觉不到呀！”郭晖用手狠命地拧着自己的腹部和双腿，竟一丝儿痛感也没有。想翻一下身，除了头颅和双臂外，浑身都不听指挥了。
刹那间，她明白了：自己已经彻底瘫痪了！
医院赶紧拍片，这才发现，骨结核导致脊椎7至9椎严重畸形，压迫神经，部分脊椎已经损坏殆尽。医院无计可施，不得不劝她们另寻高明，去北京手术。
留在该院，无异于等死，可长途跋涉去北京，又无异于送死。走投无路时，家人只得把她抬进了长沙市人民医院。
那是一次开胸手术啊，刀口是从腋下切开的。手术只是清除了结核病灶，但高位截瘫是确定无疑了。
父母是无论如何不会放弃的。1985年1月，父母终于将她送到了位于北京通县的国内最著名的骨结核医院，进行了第二次开胸手术。这次开胸是从背后切入的。
对疼痛她早已习惯了，在术后的半年里，她甚至渴望疼痛，疼痛是存在，疼痛是唤醒，疼痛是幸福，可大部分的身体连疼痛的感觉也没有啊，只要能站起来，不，能爬起来也行啊。她在疼痛中坚持着，她总相信，忍到最后是希望。但，希望的影子最终也没有光临。

两平方米的世界

郭晖的世界只有两平方米，以臂为半径，连近在咫尺的窗帘，她也没有能力去拉开或关闭。她只能仰躺在床上，不能侧身，不能翻身，更不能坐起来。想想看，一个脊椎失效的人，能干什么呢？
白天，家里只有她一个人。父母都上班了，为了自己，家里已累债两万多元，而父母的月工资相加也不过200元。家里连电视机也没有，她只能就这样躺着，躺着……
“嘭，嘭……”有人敲门了，她不能去开。忽然闻到一股臭味，原来自己大便了，她没有感觉。楼上人家装修，天花板和墙壁剧烈地震荡，她还小，以为是地震，吓得嗷嗷大哭，想逃跑，身体却动弹不得。
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她想到了自杀，可她连自杀的能力也没有啊。
父母觉出了她的心态，把她安排到客厅里住。这样，家里来人可以说说话，大家围坐在一起，消除寂寞。还给她买回来一个收音机，没日没夜地陪她说话、唱歌。
楼上有几个小伙伴，也不时地来看她。敲门后，她开不了门，她们就站在门外跟她说话，给她唱歌，讲学校里的事儿。
她仰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脸上绽开一缕缕苦笑。
生命的信念，如同一盏油灯，飘飘忽忽地亮着……
既然生命不能就此死去，那为什么要让时间白白流失呢？于是，她决定开始自学，她又拿起了小学课本。
可是，她是一个连翻身的能力都没有的重残人啊。她坐不起来，只能躺着用双手举着书看。
就这样，无腿的她开始了一场令世人匪夷所思的攀登。一起上路的还有她的父母。
要活下去，首先要坐起来。
胸部以下没有知觉，脊椎无法用力，只有靠臂力带动。母亲在她后背下一层层垫被子，每次五分钟、六分钟，逐日递增。她已习惯了仰视，刚坐起来的时候，眼光是迷离的、散乱的，世界在她面前像一组组摇晃的镜头。这个过程整整适应了一年，她终于能坐起来了，世界在她眼里各就各位，又恢复了秩序。
母亲日夜操劳，端水喂饭，梳头洗脸，她生了褥疮，后背溃烂，母亲时时扶她翻身。大小便失禁，被子、褥子需要天天清洗。家里积债如山，连洗衣机也买不起，母亲就是一台永不疲倦的洗衣机啊，时间长了，母亲的手指竟变成了畸形，像树根一样曲折。
父亲早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爱好音乐，会拉小提琴，可现在，乐器都被藏在了床下，被老鼠咬断了弦。他学会了打针，成了女儿的保健医生，每天夜里帮她按摩和屈伸双腿，一次、两次，直至2000次……固执的父亲总希望突然有一天，女儿猛地站起来，笑盈盈地说：“爸，妈，我好了，上学去了。”说完就蹦蹦跳跳地跑出了门。可这是一个怎样的幻想啊。
在母亲的搓衣声中，在父亲的按摩声中，郭晖用三年时间自学了全部初中、高中课程。
胸中的世界慢慢大了起来，有了阳光，有了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