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苏格拉底

审判苏格拉底
文 / 邵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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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译为《苏格拉底的审判》的书，书名可以倒过来读──审判苏格拉底。它的作者是美国著名左派报人I.F.斯东。苏格拉底被称为西方世界为思想言论自由殉道的第一人，斯东数十年如一日孜孜追求新闻的独立和自由，不仅不容于当道，也在主流同行中遭侧目。斯东晚年，致力于从事人类历史上思想自由的研究。十年磨一剑，他的研究结果竟是把苏格拉底送上审判台。有关苏格拉底的研究著作多如牛毛，浩如烟海，斯东这本书以其独特的观点立场惹人注目。

斯东为什么采取这样一种观点立场呢？他在序言《本书写作缘由》中说得十分明白，产生这项研究计划的根源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任何一个社会，不论它的目的是什么，不论它标榜的是什么乌托邦式的和解放性的宗旨，如果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男男女女没有说出心里想说出的话的自由，就不是一个好社会。他希望通过这项研究，捍卫思想和言论自由现有的疆域，并促进其在更宽广的地域生长。

当他把研究的源头追溯到古希腊时，他和许多人一样，立刻爱上了古希腊人，称“古代雅典是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空前发达的最早社会，以后也很少有社会可以与之媲美。”然而越是爱上了希腊人，苏格拉底站在法官面前受审的情景越令他心痛，这动摇了他“杰斐逊式”的“对普通人的信念”。他不能不自问：“在雅典这样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怎么可能发生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呢？雅典怎么会不忠实于自己呢？”这本书就是这个痛苦折磨的结果，斯东要弄清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斯东是一位从业65年之久的职业的新闻记者，他称这本书是一个记者报道一场2400年以前的审判。客观真实是新闻的第一要义，而绝对的客观真实其实是不存在的。任何单篇的报道都难免其内在判断倾向，所谓全面应该是各角度报道的综合。斯东深明此理。他认为，历史上对那场审判的“报道”是不完整的，“我们没有听到过起诉方面的陈述，我们知道的故事只是后来的弟子所转述的。”他也不声称自己的报道是全面客观的，而是一开始就摆明了自己的立场：“我要弄清楚柏拉图没有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并想从雅典方面的立场来说明这件事的经过，以减轻这个城市的罪过。”

他自愿充当雅典的辩护人，虽然他承认：“我在开始的时候并不能为判决辩解，现在也不能。”但他至少希望消除掉这场判决在民主和雅典身上留下的一部分污点，证明苏格拉底并非完全无辜，雅典其实有情可原。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柏拉图有本领粉饰那些偏狭的议论，使之足以欺骗后世。人们惯以颂扬柏拉图，但不是理解柏拉图。”这句话正适用于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柏拉图天才的描述下，苏格拉底以一个受崇拜的英雄，一个俗世的圣徒的形象为后世所敬仰。大多数人被其视死如归的气概所震慑，不及探问其就死的原因。如果说苏格拉底和耶稣都以殉道而名垂千古的话，在夺目的光焰背后，他们所殉之道的清晰度是如此不同，一个是众所周知的基督教，一个则扑朔迷离。苏格拉底到底因何而死？只有弄清这一点才能把“慷慨赴死”和“杀身成仁”分清。

根据柏拉图所说，苏格拉底之所以得罪他的同胞，是因为劝诫他们要有美德，而这从来不是能讨好人的事。这种说法使审判者和被审判者在道德上高下立判，似乎雅典人处死苏格拉底是出于一种卑微的私怨，苏格拉底则是一位以身食虎的先知。

这种说法影响深远。不久前，《中华读书报》上还发表了一篇《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柏拉图对话集》的读后感，读者称：“末日将近的希腊，上上下下都讨厌清醒的自我批判，都希望在自我欺骗和互相欺骗中寻找慰籍。结果，决心做牛虻的苏格拉底，不仅没能蜇醒这匹已经沉迷于血腥和暴虐的纯种马，相反，却提前成了它的殉葬者。”（《选择死亡的意义》，苟志效，5月20日）按照这种观点，苏格拉底之死的故事，是一个暴民虐杀先知的故事，民主整体为其提供了合法形式。正像读到《斐多篇》中苏格拉底心平气和地向他的弟子告别时，很少有人不流泪的一样，读到公民大会判决鸩死苏格拉底时，很少有人不对民主政体生疑的，它动摇的正是“对普通人的信念”。

事实是否如此呢？斯东以为否。他认为，苏格拉底之所以与他的母邦发生冲突，并不是由于这种简单的原因，而是由于他的哲学观念在三个根本问题上，与他的大多数雅典同胞乃至古代一般希腊人有着深刻的分歧。

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分歧是，关于人类社会群体的性质。在雅典人看来，他们的城邦是一种自由公民的联合，公民自己治理自己，“轮流进行统治和被统治”。它的本质前提是公民的平等，不论公民身份限于少数或者多数。而苏格拉底及其弟子们则否认人类群体可以是权利平等的公民自治体，而是一个需要牧人的国王的一伙人群。国家应该由那个“知道的人”统治，“发命令是统治者的事，服从命令是被统治者的事。它的前提是一种根本的不平等：没有人是公民，大家都是臣民。

有学者提出苏格拉底的意见反映了当时政治要求专业化的倾向，即治理城邦需要专才而不能把权利分散在没有政治知识的普通公民手中。但即使如此，苏格拉底在两个关键问题上也没有提出有效办法，第一、如何找到这样一位“知道的人”？第二、当这个“知道的人”判断有误或滥用权利时，人民怎么去制止他、更换他？其实这也是人们虽明知民主制存在不足，最终仍选择它的理由。苏格拉底既不能也无心解决这两个问题，他的“新政”极可能转化为最老式的王政和暴政，甚至进而成为最彻底的极权──后一种可能性柏拉图后来在〈理想国〉里进行了详尽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描述。

苏格拉底劝诫他的同胞们要有美德，而在关于什么是美德的问题上，又构成了他们之间的第二个分歧。

雅典人认为，公民作为“政治的动物”，他需要具有过群体生活必需的美德，即正义感、羞耻心和对他人权利的足够考虑，以使文明的群体社会得以维持生存。

在苏格拉底的定义里，美德等同于知识，并且是不可教的知识──可教的知识只是技能，是皮相的知识，真正的知识只有通过绝对定义才能得到。由于人们难以对某一事物下绝对定义，所以，真正的知识是得不到的，连他自己也得不到。推论是，只有那个“知道的人”可以拥有知识和美德，普通人不但不拥有，而且永远不可能拥有，也可以说是不配拥有。这种观点依然指向他的基本信念：人群是一群需要放牧的羊群。

更激怒众人的是，苏格拉底认为这“底细”──即普通人是不可能拥有真正知识的，纭纭众生并不知道──这令人想起柏拉图的“洞穴比喻”，知道的只有少数的几个“通天”的人，他自己就是其中之一。

这就是那个著名的“特尔斐神谕”的真正含义：阿波罗神说苏格拉底是世界上最贤明的人，而苏格拉底自称自己一无所知。为了完成神的使命，他四处去诘问那些自以为知之甚多的人，他使用所向披靡的“苏格拉底论辩术”，使全雅典的头面人物都显得像无知的傻瓜。斯东说苏格拉底的矫情在于，他让他的同胞们通过形而上学的考试，回答连康德都不能完满回答的问题，以此来嘲笑他们的无知。他的无知是装出来的，为了引诱他人暴露出真实的无知。在自认“一无所知”的极度谦虚背后，隐藏的是“远胜于其余人类”的极度自大。

罗素曾说苏格拉底的论证是“不诚恳的”：“在他暗地的思想里，他是在运用理智来证明他所喜欢的那些结论，而不是把理智运用于对知识的无私追求。”（《西方哲学史》）不少人认为，苏格拉底死于令人讨厌的诡辩术。自认被柏拉图的某些著作引向基督教的圣奥古斯丁说，苏格拉底的习惯做法是，“或承认自己无知，或掩盖自己的知识。”结果是使他的听众感到失望，有时甚至使他们生气。他说：“事实上，他就是这样引起人家敌意的，后来被一项莫须有的罪名定了罪，招致了死刑的判决。”（《上帝的城市》）

但斯东并不认为苏格拉底最终被交付审判是因为他嘲弄了雅典人，因为在雅典嘲弄并不是罪行，包括嘲弄当世最伟大的政治家。更本质的问题是，苏格拉底关于知识和美德的定义打击了雅典民主的基础本身，这个基础是在此两个世纪以前伟大的立法者和社会改革家梭伦创始的，他给予所有的男性公民，包括最穷的公民，在议会的陪审团法庭上投票的权利。希腊人的观点给予了普通人以尊严，而苏格拉底的观点则贬损了它，这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分歧。

第三个分歧在于对“幸福生活”，即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的理解。

雅典人认为，个人只有在社会群体中同别人发生关系时才能找到幸福的生活，参与“政治”──即管理城市，是一种权利、一种责任、一种教育。梭伦曾说，一个人不应该对公共利益不闻不问，只顾安排自己的事，以不参加国家的动乱和危难为荣。

而苏格拉底的言传身教则是退出城市政治生活，他为此辩解的理由是，“内心的声音”警告他不要参与政治：“你们认为，如果我参与公共生活，做一个好人应做的事，向公正的事情尽我的能力，并且把这认为是最有重要意义的事，我能活到这么高龄吗？”并且，他认为，不参与政治是为了使灵魂不蒙上污点。

斯东对苏格拉底的“置身政治之外”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称苏格拉底不是一个好公民，如果梭伦关于发生内部动乱时禁止公民不参与公共事物的法律那时仍然有效的话，苏格拉底很可能被剥夺公民权。不过，无论出于安全和志趣的考虑，任何社会都应该允许有人独善其身，即使在“人是政治的动物的雅典”，何况苏格拉底的哲学本身就有出世的倾向。在这点上斯东似乎对苏格拉底不够理解宽容，这或许与他积极入世的性格有关，或许是由于他太爱雅典。他说：“如果说有一个城市值得它的公民全身心地贡献力量和忠诚的话，那个城市就是雅典。”

但斯东这里提出的问题是至关紧要的：一个人，特别是像苏格拉底这样一个拥有大量追随者和相当影响力的著名人物，平时可以不参与任何党派政治，但在面临“深刻的道德性质的紧迫问题”时，是还可以“站在一边”？

比如这样的时刻，公元前416年，一个名叫米洛斯的城市在经受雅典一冬天的围困后弃械投降，雅典面临两种选择，宽恕还是屠城（最后的选择是后者）。其时苏格拉底53岁，被来自希腊各地的弟子所包围，他的一位心爱的弟子在议会中力主屠杀，如果苏格拉底在议会中说了话，有可能救千万人于一死，这在不远前的历史上是有先例的。再比如这样的时刻，公元前404年，三十僭主（其中又至少有两个人是苏格拉底的弟子）推翻民主制，实行恐怖统治，杀人如麻，甚至苏格拉底也被召去“禁止其与30岁以下的年轻人谈话。这时期“民主派”和“稳健派”或被驱逐或为抵抗纷纷出城，“留在城里”成为不光彩的招牌。此时，苏格拉底的动向更是倍受瞩目。事实是，在所有这些重大时刻中，苏格拉底都若无其事地“站在一边”。

斯东说，苏格拉底的不参与是异乎寻常的。好象凡是在城市最危难的时刻他都不在那里。这个以“牛虻”自诩、全雅典最喜欢说话的人，总是在最需要说话的时候保持沉默，而且柏拉图也在他的书中保持沉默。是怯懦吗？苏格拉底以勇气闻名。是赞许吗？私下里也有腹诽。斯东对此的分析是：“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简单地说，他不够关心。他似乎完全缺乏激情。”阿里斯托芬曾写过一出喜剧《云》讽刺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确乎像生活在云中，他让每一个人关注自己的灵魂，却对他们的切肤之痛、生死祸福无动于衷。

苏格拉底的置身事外，尤其是他“留在城里”的选择很容易令人想起周作人。在大是大非面前，这些冰雪聪明的智者态度超然而性情冰冷。苏格拉底因慷慨赴死而流芳千古，周作人因附逆投敌而遗臭万年，在历史上的地位天壤之别，但从某种角度看其实只是一线之隔──只关乎性格差异，是勇敢还是怯懦，而无关乎价值判断，因为冰冷的性情使他们不会因同胞的呻吟而产生道德上的自责。苏格拉底之死一向与耶稣之死并称，其实也是有多么本质的不同，一个具有鲜血的热度，一个只有毒酒的冰凉。

斯东还特别注意到，不论在柏拉图笔下还是在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都没有提到过穷人，穷人似乎从来没有进入过他的视野。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他对妻儿的态度，在最后的时刻，当他的妻子怀抱婴儿顿足捶胸地表达诀别之痛时，苏格拉底表现出的则是不近人情的冷淡麻木。斯东说：“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身上缺少点什么。”在柏拉图所有的对话录中，没有发现他们对普通人有什么感情，老师和弟子之间有很深的感情，但这感情只留给他们自己。

尼采曾形容苏格拉底的逻辑是“冰凉”的，这种冰凉在令人心寒的同时也令人胆战，具有冰凉的逻辑的那个“知道的人”，几乎可以断定是“以天下人为刍狗”的独夫。

苏格拉底之死的悲剧意义本在于，以民主著称的雅典，以自由投票的方式，处死了他们之中最杰出的智者，一个以毕生精力促使雅典向上的牛虻。而事实如真如斯东所论证分析的这般，苏格拉底死于他一向侮辱蔑视的民主整体、视若草芥的普通民众，虽不算“罪有应得”，至少已减轻了悲剧的意义。

但这仍不能减轻雅典的罪过，毕竟苏格拉底没有触犯任何雅典的刑律，他完全因自由思想和言论获罪。要清除这场审判留在民主和雅典身上的一部分污点，必须从这个关键点辩起。

斯东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们为什么等他到了70岁？”

苏格拉底并不是在70岁才成为苏格拉底的，多年来他漫步在雅典的街头发表反民主的

理论，受人崇拜，遭人忌恨，也惹人嘲笑，他一直是喜剧里的人物，为什么突然被推上了悲剧的舞台？

斯东认为这说明两点：第一、雅典对不同意见十分宽容。第二、苏格拉底晚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使他们不再宽容了。

从公元前468年出生到公元前399年被处死，苏格拉底经历了雅典由盛而衰的全过程，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苏格拉底37岁，从此雅典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开始了乱世之秋。在他晚年曾发生过三次“政治地震”，即公元前411、404年，民主政权两次被推翻，公元前401年，也就是审判的前两年，这些人又蠢蠢欲动，并屠杀了300个公民。在所有这三次“政治地震”中，苏格拉底的追随者中地位显赫的贵族青年都起了领导作用，于是，老笑话不再可笑。

对苏格拉底起诉最重要的控状是“教导他的年轻朋友蔑视现行制度，使得他们强暴起来。”苏格拉底的真正死因是人们怀疑他与贵族派有勾结，并担心从他的追随者中又可能产生一批“苏格拉底化的”青年在城市再次发动内战。这在一些史学家那里是基本有定论的。斯东要做的是重述这段历史，以造成更完整的现场感，以对抗柏拉图的生花妙笔。他说：“柏拉图在《自辩词》里用尽了文雅动人的词句，不让这些政治事件来影响读者，但在审判者那里，这些事件记忆犹新。”而且，苏格拉底从没有任何表示以减缓人们的忧惧和怨恨，可以想见，这些旧仇新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审判者的情绪。

这就触及到了这场审判最核心的部分：大众情绪，它直指的是“对普通人的信念”。正是在这里，斯东作为“雅典的律师”正式登场了，他虽然无法为雅典辩解，但他对苏格拉底提出了指控，指控他作为全雅典最聪明的智者，此时非但不以清明的理智说服同胞，反而推波助澜，激化大众情绪，甚至有意诱使同胞跌入泥沼。

斯东认为，苏格拉底本可轻易争得无罪释放，但他却故意树敌于陪审团。他先是继续挑衅地称自己是世界上最贤明的人，在第一轮判决被判有罪后，又开玩笑式地建议对他的处罚是宣布他是公民英雄，致使陪审团别无选择地判其死刑。并且由于再三被激怒，投票判其死刑的人比投票判其有罪的人多得多。而在第一轮判决中，双方票数十分接近──这一点意味深长，被许多研究者注意到，斯东认为这说明，尽管不少人对苏格拉底抱有怨恨和恐惧，但陪审团是不大愿意给他定罪的，因为这件起诉案违反雅典的法律和传统精神，这也说明这不是暴民瞎起哄的投票结果──这原是这场审判留在雅典和民主身上的最深重的污点。

读柏拉图的《申辩篇》，我们会有这种感觉，这是一份漂亮的、我行我素的哲学宣言，而不是一份证明为自己开脱的自辩词。如果苏格拉底真想打赢这场官司的话，他就会遵守审判的游戏规则，他需要打动、说服陪审团，而不是藐视、刺激他们。但苏格拉底无意于此，他受后人景仰的英雄气概正得之于他一心求死。至于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除了柏拉图申明的那些原因外，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苏格拉底是高傲的，如果陪审团被他说服了，那么他的获释将是他所蔑视的民主原则的胜利。黑格尔也认为苏格拉底是个英雄，他和雅典的悲剧在于双方各有坚持。（参见《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苏格拉底既不想让他所敌视的民主取得胜利，又鄙夷凡夫俗子哭哭啼啼打动陪审团的做法，结果也只有一死，同时反手一枪，深深刺痛敌手。

全书最有意思的一部分是，斯东亲自上阵，为苏格拉底写了一份自辩词。如果陪审团是没有突出政治智慧普通人，他们所具有的只是正义感、羞耻心和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并且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那么他们必须听到双方的声音，论辩必须是自由充分的。如果被控人是一位当世最著名的辩论大师，而他的辩论目的竟是一心求死，这个法庭显然是倾斜的，这对于被蒙在鼓里的普通人来说是不公平的。斯东想扭转这种倾斜，他为雅典辩护的方式，竟然是为苏格拉底充当一名出色的律师。

这份自辩词写得相当雄辩有力，它模仿苏格拉底的口吻，具有那种“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气势。

自辩词开篇便指出：“雅典的公民同胞们，这不是审判苏格拉底，而是审判思想，审判雅典。”

这里的“苏格拉底”依旧是高傲的，他坚持反民主、反言论自由的观点，但同时提醒雅典人也应该坚持自己的观点：“我并不信奉你们的所谓言论自由，但是你们却是信奉的。……这是你们的考验，不是我的考验。”

他利用人们对三十僭主独裁的记忆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你们控告我是他们的先生，但是你们的行为同他们一样。他们害怕我的思想，你们也害怕我的思想。但是至少他们不自称是言论自由的拥护者。”

最后他警告：“思想并不像人那样脆弱。没有办法强迫他们饮鸩自杀。我的思想──和我的榜样──会在我死后长存。但是，如果你们违背雅典的传统而判我有罪，它的名声将永远留下了污点。羞耻是你们的，不是我的。”

这样的一份自辩词当如当头棒喝，警醒雅典人悬崖勒马，斯东对此深信不移。当时的雅典人中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讲这番话呢？是一时被情绪所困，还是如某些研究者所说，当时的民主制已经衰落，产生不出杰出的人物与苏格拉底这样的智者抗衡？这场判决的结果是偶然还是必然？当时的人是否可能如斯东这般以言论自由立论？斯东的这番事后诸葛是否完全是异想天开？

斯东并不是唯一的“志愿律师”，苏格拉底死后，曾有很多人为他撰写自辩词，这后来似乎成为一种文学样式。其中，流传下来的只有公元4世纪李巴尼乌斯（Libanius）的一份，他的立场观点与斯东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的“苏格拉底”也运用了雅典人言论自由的权利，只是运用的没有斯东巧妙。这证明斯东的观点立场在古代是存在的，雅典既然创立了民主自由的社会典范，必然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想想那么多人一次又一次地为苏格拉底写自辩词，崇拜也罢，遗憾也罢，他们一定觉得苏格拉底有许多话该说而没有说。在这众多的“志愿律师”中，或许只有斯东的立场是不同的，他才不关心那个可恶的老头子的死活呢，他要救出的是他心爱的雅典。“如果当初我在该多好呀！”我们似乎能听到老斯东满含热泪地这么说。

《苏格拉底的审判》出版于1989年斯东80高龄之际，是他的绝笔之作。他用了生命中最后的10年，与那个2400年前的老头子对质，以坚定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信念，基本完成了初衷。他论证了那场错误的审判并不是由于民主的基础有误，而是有其复杂深刻的社会理由的。雅典的公民并不是一群无知暴虐的乌合之众，他们并非没有错误，但这错误根植于人性本身，为圣人所难免，也正是今天的人需要接受教训的。他们并不愚蠢，只是没有那个时代最聪明的智者聪明，他们中了他的圈套，成就了他的万世英名，也留给了自己永恒的污点。

这本书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赢得了学术界的尊敬和钦佩。同样值得尊敬和钦佩的是老斯东的斗士精神，他单挑独斗的是苏格拉底这样一位头上罩有光环的人物。他不遗余力地为雅典辩护，不仅是为了清除到雅典身上的一部分污点，更是为了捍卫民主自由在今世的神圣权利，正像一只苏格拉底自况又未真正做到的牛虻。#

（《苏格拉底的审判》（美）I.F.斯东著，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6.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