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浩强教授是国内知名的计算机教育推进者，同时他也是国内知名的计算机教材编写者。谭教授所著《Basic语言教程》一书的销量达到了一千两百万，创下了同类教材销售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当谭教授谈起国内计算机教育时，他认为国内的计算机教育正陷入越来越深的危机之中。究其原因，谭教授认为，计算机教育的成败由师资、教材、教法等诸多因素决定的。表面看来，国内计算机教材种类保持了一个高速增长的势头，但事实上学校选用计算机教材却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制约。考虑到计算机教材的好坏将与一代人的计算机水平息息相关，这其中的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位了。
影响计算机教育的三重危机
在谭浩强教授看来，引起这些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因素。
因素之一是相关教育机构把学校开设多少门双语教学的课程、采用多少原版教材当作考核指标，出版方为迎合这一需求，大量引进原版教材。谭浩强教授强调说，对许多学校来说，这只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为什么只会对部分学校产生这种后果，其原因在于这种考核所依据的“一刀切”。就是把所有学校的教学水平“一刀切”，对清华、北大这样的高校来说，任课教师外语水平高，生源质量也高，搞双语教学、采用原版教材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反过来，对一些师资水平和生源质量都较为一般的学校来说，教师的口语水平有限，用英语教学往往是在发音上误导学生；而对学生来说，则因为听力水平有限，专业课变成了听力课。对一些专业水平较高而英语水平一般的教师，就更是一种不公平，这会使优秀师资更加短缺。此外，本土作者编写的教材水平也不低（甚至引得一些海外出版机构争相推广到海外），这个时候，学校、编写者、出版社所应做的，就不应是引进原版教材，而是需要考虑在国际上打造自己教材品牌的问题了。从长远角度看，中国的学术水平在和国际接轨，中国自己的教材也终将要和国际水平接轨。
因素之二是教育管理机构搞规划教材、统编教材和推荐教材，并把学校采用这类教材的比例列入考核。这样做的初衷是好的，无非是想让学生用好的教材，但因为搞得过于形式，效果并不好。谭浩强教授介绍说：“深入到评审环节，你就不难发现问题所在。十几名评委，上百本图书，每个人都读这些书是不可能的。于是，一人十本，回去读完后上报需要淘汰的图书。这样，就会出现精于C语言的人也会审操作系统或其他领域的图书。这些评委作为专家确实各有所长，但你评审不是你专长的领域的图书，难保不把精品淘汰出局。更有甚者，评选时按照作者的资历论资排辈，这又难保不埋落一批正值学术高峰期的中青年作者。以王选院士为例，他三十八岁时搞激光照排，五十八岁时当选为院士；但王选院士自己坦承：自己的学术高峰期并不是五十八岁当选院士之时，而是三十八岁搞激光照排的年代。”
谭浩强教授接着介绍说：“就算赶上有水平的评委，还是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如计算机技术的专业评委，往往不愿把一些浅显的图书选做非计算机专业的图书教材，因为这样显不出水平。但实际上，衡量是不是入围的标准，应是学习者够用就好，而不是‘大而全，偏而难’。其次，规划教材的评审是四年一次，而我们知识在四年的时间里计算机技术会发生多大的变化。软硬件技术已淘汰更新了几代，而学生却还在用着老教材，就算原来选出的是一套优秀的学习教材，到了后期效果能保证吗？”
为了该变这种现状，谭浩强教授甚至根本不把自己的作品进行审报，但没有进入规划教材的《C语言程序设计》的销量却达到了七千多万册。对此，谭浩强教授认为：“选择教材终究是一种市场行为，广大师生作为消费者最有发言权，他们会通过购买行为决定是不是投你一票。”
因素之三是某些出版社为了自己的利益拉任课学校的教师编书，然后利用学校的关系独占一方，在这些学校推广这些教材。谭浩强教授举例说：“很多省份的教育机构都会要求省内非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在参加计算机水平考试时，选用统编的教材。因为出题的关系，采用了统编教材的学生，因为考试出题范围只在统编教材之内，就能通过考试，反之，就可能过不去。但这样一来，如果这些统编教材的质量过硬，那么这就是广大学生的大幸；而如果质量不好，就不仅是一种误人子弟的行为，对优秀教材来说，这就是一种劣币驱良币的行为。”
“懂”式计算机教育
当我们就“什么样的教材才是好教材”这一问题求教于谭浩强教授时，他给出了这样的答案：“优秀教材应符合定位准确、内容先进、取舍合理、体系得当、风格优良，其核心一定是要以人为本。”
很简单的几点要求，但真正实施起来却有点知易行难的味道。很多教材图书力求大而全，让人分不清是教材还是技术手册。有的教材不适当地提高难度，似乎不如此就显不出作者的水平。循着这种思想，许多教授更是以下边的研究生都听不明白自己的讲课的70%的内容为荣。但如此一来，传道、授业、解惑的目的又如何能达到呢。
对照优秀教材的要求，谭浩强教授认作教材作者应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同时要有对读者定位的能力，还要了解认识规律，充分利用形象思维，能经常进行换位思考，而且一定要把握一个原则，这就是写出的书要便于学生自学。
这几点同样对教材作者来说，似乎同样是知易行难。谭浩强教授举例说：“如C语言中的递规，以前的教材和参考书都回避这部分内容的详细讲解，留着问题让学生自己去悟，这样学生学不会就是学生的问题了。事实上，学生学不会，老师应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看看你的教材编得怎么样，你的课讲得怎么样。”
谭浩强教授接着说：“二维数组指针是C语言中的一个难题，我想利用形象思维给出一个例子，为此我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想出了一个例子：一个排中有三个班，当列队点名时，如果把班长当成一个指针，班长的责任是保证自己班里的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班长这个指针就指向了班中每个人；而排长的职责则是看三个班是否到齐了，因此排长这个指针指向班长。学生们因此一下子就明白了。《C语言教程》能畅销七千万册，我的秘诀只有“懂”，就如一名清华老教授所言：真正有本事的老师，是能用最易懂、最通俗的方法把最难的内容讲出来的老师。”
谭浩强教授认为：“一个懂字看上去没什么，但反映在教材图书上的效果差别可就大了。为了《C++语言教程》一书的编写，我看了超过100本C++的参考书；但有些书说实话我真看不懂，因为这些书在解释一个名词时，往往采用了另一个让人不明白的名词。这很明显，译者自己也没弄明白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再比如便于学生自学这一条，国外的作法是讲一、看二、考三。反过来，国内的做法是讲一、看一、考一。计算机学科的教材如果便于自学，课时就可以更多地用于上机，这样学生实践的机会多了，水平自然提高快。反过来，不便于自学的教材使得老师花费了太多的时间讲解学生对于教材中不明白的地方，学习效果自然就差了。”
谁有资格编计算机教材
目前，全国高校中编过教材的老师确实不在少数，甚至几乎达到了全民皆兵的程度，但当我们深入到每本教材，去研究这些教材的教学价值时，我们却发现结果并不能让人感到乐观。。至少，这些图书肯定是背离了教材的编写目标，甚至很多作者在编写教材时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当我们就这个问题求教于谭浩强教授时，他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只有优秀老师，才能写出好教材，不是好老师，就没资格写教材。”
谭浩强教授的《C语言程序设计》一书，在出版前先做为讲稿讲了三年，根据学生的反应修改后，才出版成书。做为讲义，谭浩强教授每年都要修正它，使得至今它已有十几个没有出版的版本。相反，北京的某位老师却自称什么计算机图书都能编，找几十本书一凑，一本新书就出炉了。因为全部照搬其他成书，这本书确实没有错误，但作为教材，它的教学价值如何，就只有天知道了。更为离谱另一位老师，应某书商之邀，写作一本以Word为内容的图书。出于营销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减掉一章，定价削掉一块，就成了一本新书。于是，一本书就这样变成了十本书，而且在柜台上，远远望去，价位从低到高，任学生如何选择，你都得选他们的书。但谭浩强教授却说：“我必须说明，不同层次的读者，其需求差别绝不仅是内容的多少和价位的高低，从他们的认知习惯和接受能力考虑，你必须分别给他们提供适合他们需要的内容。”
谭浩强教授最后强调，国内的计算机水平与欧美发达国家已经有了相当的差距，而如果我们不注重教材、教法等影响计算机教育水平的环节的提高，这种差距只会越拉越大。这种情况如果不加以改变，中国学生就真的学不好计算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