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 sasha 的电话访问

Lucy 的电话访问 DJ SHASA 的选录:

thanks for DJ Trouble too!



新京报：你原名是亚历山大·寇，后来为什么叫DJ Sasha？
Sasha：“亚历山大”在俄文里的昵称、也是缩写，就是Sasha。这是个很普通的俄文名字。就像“Anthony”通常缩写为“Tony”那样。

新京报：你是怎么迷上舞曲、当DJ打碟的？听说为此你曾中途辍学？在DJ生涯里你得到了什么？
Sasha：很小的时候我继母就逼我学钢琴，我当时特别恨她，可是后来我却打电话去感激她。迷上舞曲是我在曼彻斯特的时候，第一次感觉到“house”音乐跟别的流行音乐截然不同的气氛：迷幻之中，大家身穿图案欢快的T恤，每个人都在忘我地舞蹈，这次对我的冲击很大，就像忽然陷入了热恋，之后我从威尔士退了学，搬到曼彻斯特，开始投身夜店文化。当DJ打碟，我最享受是能够和现场的观众交流，互相“来电”。


新京报：通过互联网查看你资料时，发现大家都把你看作是“欧美舞曲界首席DJ”，或者用“国际名人”作为称谓。作为夜店里打碟的DJ，少有像你一样得到主流文化这样承认甚至追捧的，对此你有何感觉？
Sasha：我从不觉得自己是“名人”，现在有很多DJ出唱片都会把自己的样子印在封面上，可我一向都把自己藏起来。我讨厌镜头。其实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我长什么样，他们只是知道我的名字，听我的音乐，买我的CD。我跟“主流明星”不一样，我不大愿意去做新专辑的宣传。过去我经常和朋友到外头聚聚，可是10年前有一次在利物浦，我发现忽然一大堆人涌到我面前来，当时吓我一大跳。至今我都不善于社会交际，要我去跟陌生人见面，谈话，我总是很为难。可是眼下除了晚上当DJ，我还得每天早上9点起床处理生意，天天都有大量体力、脑力活，我不能像以前可以赖皮，任着性子说“不愿意长大”，因为常常要面临重要的决策，我被逼着变得“理性”，现在闲暇也少多了。新京报：你这种内向的性格跟你玩的音乐有没有抵触之处？或者反倒对你玩的音乐有好处？
Sasha：我的性格和我玩的电子音乐确实有强烈反差，不过我一个人躲在后面做音乐，没有责任要去应付大家、跟人寒暄，我主要让观众通过我制造的音乐、音响感受到我。不过要我选择的话，我肯定宁愿在小范围之内演出。有6000人一起捧我场固然是好事，但我不喜欢太大的场地。假如只有600个观众，我可以不断“实验”，多“冒险”，通常这样才容易出新东西。

新京报：你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踏入舞曲界的。十多年来，说说你眼中舞曲文化在欧美乃至全球的变迁。目前你感觉有没有哪个地方的舞曲文化相对发达？
Sasha：变化可大了！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花3个月时间就足够“踏遍”全英国的俱乐部、再加上美国、澳大利亚、东京的夜店。可是现在的“俱乐部文化”四处开花，各种类型的舞曲都有市场，许多俱乐部都雇用专业DJ。我全世界各地巡演，英国“house”和美国“house”没有高下之分，像“Break Beat”在澳洲会更受欢迎，各地只是各有特色。至于我，每个地方我都带去同样的音乐和技术。当然，也会考虑到观众的接受程度，比如利物浦、曼彻斯特的观众对电子音乐的认知程度相对高，我就会在演出中多加入实验性的元素。

新京报：像你前面提到的，跟现场观众的交流很重要，你对北京的观众还不算了解吧？那么假想中的交流将如何进行呢？这次来国内三个城市巡演，有什么期待？
Sasha：之前我只去过香港，我确实对北京、上海或广州的观众不熟悉，我寄希望于现场吧——到时候我就是打碟，看情况如何，直接互动。来中国最大的期待就是想到可以吃到正宗的中国菜了！老实说，到中国国内演出是我当DJ以后的其中一个目标，想看看那边各样事情的发展。

新京报：你欣赏的同行有哪些？你曾经为麦当娜“Ray of light”、“化学兄弟”的一些作品做混音，这些经验对你有何影响？
Sasha：要说对我影响较大的电子乐手，“化学兄弟”肯定少不了。能跟麦当娜做混音——她是全球首屈一指的跳舞界“大姐大”，我有这段经历，挺值得骄傲的。另外我很欣赏英国的马修·赫伯特（Matthew Herbert），他很棒。

新京报：如今涉足DJ行当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包括在中国。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你如何看待舞曲唱片业的走向？
Sasha：这一两年对于整个唱片工业来说都很艰难，对舞曲界也一样。不过这样倒可以推动大家不断前进，探索新技术，寻找新路向去“兜售”唱片。2003年到2004年，我觉得是一个转折点：在过去15到20年间“稳执”唱片业“牛耳”几大巨头公司，在互联网的发展中逐渐失去优势。主动权很大程度回到了艺人手中——对于“非主流”的艺人来说，互联网是绝好的平台，他们可以跟听众直接进行互动，也能直接在上面交易唱片。对于投身DJ行业的年轻人，我觉得能到达“独当一面”的程度，最重要的是需要找到正确的心态，玩出有自己风格的好音乐，还得有点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