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银行业新监管，中国无法置身事外

    次贷危机以来，西方银行业稳健而富有效率的形象遭到重大打击，经历了一系列的监管与市场的博弈后，5月20日晚，美国通过了金融改革法案。虽然，此次改革方案是“缩水”版的沃尔克法则，但确实体现了一种对银行等金融机构“动手术”的全球趋势。不仅如此，世界性的行业协会也行动了起来，银行业面临“全面围攻”态势。

　　像被国际财务界戏称为“2012末日审判”的商业银行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模型最近就有了新的进展。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提出，商业银行应利用预期现金流模型(ECF)，通过预计贷款寿命期间内的未来现金流来评估单一贷款(或同类贷款组合)的预期信用损失，而这些预期信用损失将作为贷款寿命期内净利息收入的抵减项。抛开复杂的理论说明，这个提议将给商业银行现行负债计量标准带来重大冲击，实际上就是要求银行增加贷款减值准备，这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提出了新的挑战。对此，中国央行、财政部、银监会和会计行业协会均表示了反对意见，认为会增加企业管理成本，而且对此举是否能提高财务报告质量尚需商榷。

　　虽然各方表态不一，但IASB在此时推出新的提议，证明加强金融业行业内监管是大势所趋，新巴塞尔协议就是例证。年底前即将实施的新巴塞尔协议在一些银行家眼中应该优先于对银行业征税，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就指出，巴塞尔协议下的金融行业监管新规应优先于税收问题的讨论。翻开历史可以看到，巴塞尔协议前进的脚步总是伴随着危机的出现。其诞生就源于前联邦德国Herstatt银行和美国富兰克林国民银行(Franklin National Bank)的倒闭；1995年巴林银行倒闭促使巴塞尔委员会推出《资本协议关于市场风险的补充规定》；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又催生了《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由此确立了以最低资本要求、监督检查、市场纪律为三大支柱的巴塞尔协议框架。虽然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各国拼尽全力保护“大到不能倒”的银行，而且最危险的时候似乎已经过去，但由此引发的对未来历史重演的担忧，仍将催生全球性的银行监管风暴。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就指出，中国的商业银行依靠传统的公司业务扩张难以为继，而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将使得本就十分严峻的形势更加复杂。

　　不过，美国一国内的金融方案尚且数次面临流产的艰难局面，国际性的行业协议就更不会一帆风顺。拿巴塞尔协议来说，其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处于不断讨论、不断修改的过程之中，监管的复杂固然是重要原因，但利益的协调同样费时良久。最新的巴塞尔协议Ⅲ在咨询期就遭遇欧美银行群起攻击，摩根大通、富国银行、汇丰等均表示资本充足率的过高要求会损及全球经济复苏，尽管巴塞尔委员会主席魏霖克反复强调要坚持推进。此次会计准则的修改，想必同样避免不了较长时间的“唇枪舌剑”。

　　但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参与这种国际行业游戏规则的制定也是有战略意义的。即使这种规则不是强制性的要求，短期内可以暂时搁置，但不可能长期游离于规则之外。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国内银行业走向世界市场是大势所趋，不管是业务扩张，还是海外上市融资，都离不开符合国际标准的内控要求和信息披露法则。相反，金融危机带来的监管风暴，必然催生金融业规则的重新洗牌，这也给中国提供了历史的机遇。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不管是商业银行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模型，还是新巴塞尔协议，都表明金融危机之后，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监管改革不仅仅是各个国家在行动，行业协会也正试图抓住机会。虽然这种跨国家行业组织在具体改革方案的协调上难度很大，但这是一种大势所趋，中国应该积极投身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