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读：未可与权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看了李老师的记，才知道“经权”之辨是孔学的重要问题。他的解释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区别，感觉是比较贴切的，也很符合国人的文化。正如所选的注中所言：“权者，圣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权，犹人未能立而欲行，鲜不仆矣。”也就是说，灵活是最好的境界，但是不是一般人可以达到，不要不会走就想跑。

权，始终是个很微妙的话题，一方面，似乎可以通过权来化解一切原则（立），另一方面，这个工作不是谁都能作的，就像前面的注中写的，得“圣人”才行，而且还是要“大用”，也就是得到施展的空间才行。而圣人不是谁说自己是就是了的。所以，什么时候权，怎么权。就显得分外的微妙乃至神秘。最终成为政治统治者或者道德统治者为自己无限权力下的无限腐败推脱的借口。也就是：老百姓违反道理是犯错误，大人物违反道理是灵活性。

当然了，另一方面，虽然说起来权不是人人可以去作的，但是实际上却又如此的普遍。（这也恰恰说明本身这个原则也是可以“权”的）。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学的和说的不一样，说的和作的不一样”。普通人一样在默默的使用着自己“权”的权力，而这个反过来又迫使政策的制定者一方面更加的拔高自己宣导的政策（经），希望可以通过“教化”弥平两者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更加的的通过“权”来行使政策，使得实际上两者的差距更大。两相作用，最终形成你我身边说一套作一套，有很多道理但不能完全按照道理办事的习惯。

对应的“权”这个字在我们的语言中的角色也可以看出来一些端倪。“权衡”算是比较中性的词，但是这个词基本上是表现一个人在一个单独事情上的判断，没有可积累提高的途径，也没有保证“程序公正”的途径。“权力”、“权势”里面的权，大概是指“圣人大用”了的状态，已经完全压倒了原则性（经），几乎是为所欲为了。而“权术”、“权谋”、“权宜”里的权，基本上和原则是完全对立的，而且一般是作为贬义出现的，使用这些方法的人一般是不会考虑什么原则问题的，只是用一切手段得到那个“权”，也就是成为“圣人”可以正大光明的违反原则的地位。而且请注意，我们的语言中是没有“天赋人权”这样的权存在的，权只能是“圣人”能操的名器，老百姓要是有什么权，也是要“圣人”首肯才行。

那么我对这个“权”，只说孔夫子当时提出时指的概念是怎么理解的呢？在我看来，完全没有这么神秘，要靠灵活掌握，修炼到“圣人”才能运用。其实追根溯源，“权”就指砝码，那么“权”就是量化的含义了。为什么说可立并不代表可权，也就是说知道定性的判断还不能算真正的掌握，只有了解定量的分析，知道临界的状态也就是原则的边界，才是真正的掌握了原则，所以所谓的权，也就是精确定义了的“经”，就是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用原则，什么时候不用，有几个原则时何时选择哪个。（结合两句话来理解，“如果你的手中只有榔头，那么世界看起来就全是钉子”，“如果对于一个方法你想不出来三种错误使用它的方式，表明你还没有真的理解它”）。因而，所谓权，并非上面谈的一般意义中认为的对“经”的一种调和，恰恰相反，是对原则的精化，也是原则真正可以使用的前提。

而可惜的是，我们的文化中非常缺乏这种量化的传统和能力。正如黄仁宇所说，中国近代的革命和发展就是为了实现“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社会，而这个转变，并不仅仅是技术的问题。基本的一点，中国的所谓“经”，本身就缺乏严格的定义，难以进一步的量化。基本上停留在经验（大量积累的现象），原则（根据经验获得的一种策略），推论（在原则成立的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可能经过检验，也可能没有检验）。但是，没有原理（在条件限定的情况下对事实的描述）。也就是只有“勾3股4弦5”而没有“两直角边平方和等于斜边平方”。这也是我不能同意李老师对孔子学说“实用理性主义”的判断的原因，根本没有“理”，何来“理性”，惶论“理性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