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问题的总根源---汉字(二)

汉字和中国文化思维方式的缺陷

 

语言文字就是思维方式——某哲人的话

    N年以前，我就知道了“语言文字是思维方式”的说法，但根本没有理解其中的含义，只是囫囵吞枣的把这句话记在了脑子里而已。而如今这句话却使我倍感此话的深邃，并将这句话深刻领会后的心得体会与博友们一道分享。

中国文明停滞不前的问题，中国人无法应对复杂性社会问题（详见我的文章《中国问题的实质：简单Vs复杂》），中国人创造力低下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归结起来，都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落后，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出现，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就是中国人缺乏形式逻辑思维能力。

人类的思维方式大致就只能分为三种：1、形式逻辑思维方式，2、归纳逻辑思维方式，3、类比逻辑思维方式。众所周知的是，从客观性和可靠性来看，形式逻辑最强，归纳逻辑次之，类比逻辑最弱。

人类的思维方式还可以分为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两大种，但实际上介乎于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两大种之间的思维方式并非不存在，只是持这种思维方式的人两种思维方式兼而有之，有无法有效的划分到抽象或形象这两种思维方式之中，我就将这种两种思维方式兼而有之的思维方式称之为混合型思维方式，更准确的说法是：兼具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思维方式就是“模糊型思维方式”。

这样一种分类以后，我们就可以对找出各种思维方式是采用什么样的逻辑进行思维的：1、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对应于抽象思维能力，形式逻辑能力强的人，其抽象思维能力必然很强。2、归纳逻辑思维方式对应于模糊型思维方式，归纳逻辑能力强的人，兼而具有抽象思维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其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能力都不突出。3、类比逻辑思维方式对应于形象思维能力，形象思维能力突出。

下面，简要的描述一下三种思维能力的人的社会“客观”作为：

抽象思维能力强的人，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符合康德意义之“形式逻辑是人脑固有的功能和属性”，因此，判断事物是非对错的能力最强，也最符合事物的客观属性，因此抽象思维能力强的人，创造性、预见性和应对复杂的未知世界的能力，远远超过其他两类思维能力的人，因此，这类人是引领人类从已知世界走向未知世界的带头人，这类人的突出作用无法取代。亚里士多德、康德、牛顿、爱因斯坦等就是这类人的突出代表。

模糊思维能力强的人，抽象能力弱于抽象思维能力强的人，但强于形象思维强的人。这种人在现实社会中，他们是抽象思维能力强的人的承前启后的一类。从社会学分布来说，这种类型的人占社会成员的多数。

形象思维能力强的人，由于他们采用的思维工具是类比逻辑，可靠性和真实性很低，所以这种类型的人如果不具有抽象思维能力和模糊斯文能力，在现代社会中，即便是在文学艺术等易于发挥形象思维的领域中，也不可能取得较好的成绩。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没有那一个个体，单独拥有一种思维能力，应该是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能力都兼而有之。从人的思维能力的统计学正态分布来看，抽象思维为主的人较少，形象思维为主的人也较少，而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兼而有之的人则占多数，这是符合现代社会人群分布原理的，社会成橄榄形形态，两头小，中间大。

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考察

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主题，和西方世界截然不同，这种情况是因为汉民族的民族特点决定的。从孔孟老庄的文章著作来看，他们都是以类比性思维方式为主，少量具有“半归纳逻辑思维方式”为辅。孔子五十岁后才有能力研读《易经》，说明易经这种半归纳思维（详见我的文章《易经八卦原理的破译》一文）对孔子这种只具备类比思维能力的人来说，半归纳思维对孔子来说，也是艰深和必须下苦功才能研读的。所以，上古之春秋时代的思想家的思维能力，顶多是介乎于半归纳思维和类比思维之间，除了荀子和惠子略微触摸到了形式逻辑的抽象思维以外，其他的所谓的思想家，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都是归纳思维能力偏弱，类比思维能力较强的人，因此中国上古时代的思想家的思维能力非常低下，甚至无法达到我所说的“模糊型思维”的程度。

这就是所谓“轴心时代”中国思想家的思维能力的真实水平，无论是孔孟老庄，没有一个可以和亚里士多德这种抽象思维的大师相提并论，甚至无法与古希腊哲学的小萝卜头芝诺相提并论。两千多年前小萝卜头芝诺提出的几十个悖论，包括著名的芝诺悖论（Zeno’s Paradox），就是当今中国的所谓“哲学家”，都无法完全解读，害得我只能到网上找到英文版才真正的理解了芝诺悖论的意思。以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极端落后，导致了中国文明自汉朝以后，就停止不前。汉朝以后的中国历史，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不断的循环汉朝史，黄宗羲定律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文明并未随着时光的流失而有所质变，只不过是随后的朝代将汉朝的统治术精致化和艺术化罢了。

自春秋以后，中国再也没有所谓的“大思想家”出现，而出现的所谓“思想家”，不过是对孔孟老庄思想的修修补补，干的全部是“匠人”的活计，程朱理学不过是将儒学精致化的活计，思维方式没有丁点可取之处。这种现象一直维持了两千多年直到清末时期都没有半点转变的迹象。中国社会发展陷入了停顿状态，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道德原因，但是，中国文明的踟蹰不前，与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落后，有着天然的和密不可分的关系。

而根据篇首的“语言文字就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假设，我们就可以逻辑性的发现，汉语言文字，就是中国人思维方式。汉语言文字，就是中国人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的承载物，汉文字本身的落后，使得中国文明一直无法进步的罪魁祸首。

众所周知的是，汉文字是一种象形文字，这种文字就是人类思维初级阶段的产物，当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的文字从象形文字进化到拼音文字时，汉文字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是《易经》的缘故，中国文字的进化停顿了下来），进化过程突然停止，结果思维方式就一直禁锢在象形文字这种以原始的类比思维来进行思考，结果，中国人数千年来的思维方式被凝固了下来。

当中国人传唱着“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这种类比思维的时候，有谁仔细琢磨过，这种美如水壮如山，到底是怎么个美法？怎么个壮法呢？没有任何标准来衡量，完全是一片模糊，让人昏昏然不明所以。而拥有抽象思维能力的人，早就将美和壮，用一套客观标准定了下来。比如说，美女的标准：两眼之间的距离是多少，三围是多少，鼻梁的鼻翼多厚，嘴唇的厚度宽度多少等等。小伙子健美的标准就更不用说了。

有人乐观的认为中国人的抽象能力如何如何时，我简直嗤之以鼻。难道谭祠同、吴玉章、陈独秀、蔡元培、刘半农、鲁迅、瞿秋白、钱玄同这些当年呼吁废除汉字的有识之士就没有看出来中国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极度贫弱的本质吗？

中国那些理工科出身的人，很多人会以为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强，可是现实的结果却极度令人失望。当理工科出身的人进入社会科学领域时，其抽象思维能力贫弱的让人不可思议。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理工科出身的中国人，在社会科学领域那么弱智？其实答案很简单：中国的教育制度只懂得依葫芦画瓢，在极为狭窄的领域内，按照一套标准化程式化的程序思考问题，结果出了这个狭窄的领域后，因为汉语言文字的强大类比思维方式的影响，这些人思考社会问题时，根本就不懂、也根本不会用形式逻辑对社会科学问题进行抽象思维，结果中国的理工科出身的人之尴尬就原形毕露了：一方面在社会科学领域表现出只懂得类比思维的愚蠢，另一方面由于类比思维的语言文字体系强烈的影响理工科出身的人，结果中国的理工出身的人在本领域内，也只能是一个具有“模糊思维能力”，于是中国的理工科，在全世界面前的表现，简直让死爱面子活受罪的中国人羞愧难当。

于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就不具备抽象思维能力，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就只具备模糊思维能力，而广大的民众，则以类比思维为主体，这样的中国人总的思维能力平均下来，模糊思维能力都达不到，完全是类比思维为主体，模糊思维为补充，这就是中国人面对的尴尬局面。也是中国人没有学习能力，认知能力以及改变现状的预见能力的真实现状。这种连自知能力都欠缺的汉民族，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吗？

由于中国人思维能力的贫乏，即便是中国的所谓精英，其贫乏的大脑都无以学习和借鉴先进高级的思维方式，于是中国人这种思维能力给中国带来的地位，在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中，只能扮演他能扮演的角色。“尽中华之物力，结与国欢心”、“宁与外邦、不予家奴”了。我在《大隐悖论》一文中，曾经描写过中国在世界经济食物链链条的地位和作用，看来，中国人有目前的地位，其思维能力的恶劣作用，当属第一位的。

要改变中国人在世界上糟糕的地位，必须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要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二项，除了这两项条件外，中国人国际地位的转变那简直是水中月和镜中花，永远都是一枕黄粱。

这必要条件是：彻底废除汉字，采用汉语拼音，这是中国一百多年前仁人志士得出的结论，非经此次变革不可，否则中国永无改变自己的希望。

这充分条件是：向苏联学习，在所有的教育体系中，极端强调形式逻辑的重要性，将形式逻辑的重要性强调到繁琐的地步，让中国人贫乏的只有类比逻辑方法的大脑，彻底的注入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苏联的经验表明，一个落后的斯拉夫民族，在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形式逻辑的繁琐教育（矫枉过正的教育）后，迅速的崛起于世界，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和世界强国。

 汉字和中国科学的发展问题 选自《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概论》片段

 

    从五四以来就不断在讨论中国有无科学的问题。有人说中国没有科学。有人说中国没有科学但是有技术。怎样解答这个问题？实际上要从方方面面回答清楚这个问题，得专门开一个讲座才行。我只能用不多的话阐明它。首先，你如果说中国有没有科学，你就得说什么叫科学，然后才能说它有没有。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先为科学正名。有的人容易把科学等同于真理，科学实际上不等同于真理。科学主要是一种方法和一种组织严密的概念系统。它的方法是实证的方法，是条分缕析的方法，是逻辑性很强的理论框架。它把一套概念有机地组织架构成一个系统，然后再按步就班地一步一步推导出必然结论。因此客观上它有助于我们去发现真理，去最大程度地接近真理，但它本身还不能说是完全就等同于真理。按照这种理解，那么，不仅中国古代有科学，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科学，因为没有一个民族它不知道用实证的东西去发现什么东西，没有一个民族不知道说话或写作一定要有逻辑，要有条理。区别只在于各民族的科学形式和发达程度是不一样的。如果简单地说成是没有科学，那是不对的。如果我们再换一种说法，说在中国古代，西式科学，或西式理论科学不那么发达，这就比较合乎情理了。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许多人容易把科学和技术等同起来，这也是不对的。科学趋向于理论性，技术趋向于实践性。科学不等于技术。与西方社会相比，技术在古代中国是非常的发达。至少在16世纪以前，中国的技术是领先于世界的。16世纪以后西方的技术才日新月异地发展起来。按照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的统计，西方的科学技术成就差不多85%以上来源于中国。这使人感到很奇怪。中国的科学理论好像不是特别发达，可是技术却那么发达，这似乎产生了一种悖论，就是科学和技术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脱节，产生一种技术发达而科学相对落后的状态。西方传统的主流观点总认为是科学理论指导技术实践，科学理论先于或高于技术。而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恰恰是对这种观点的挑战。我认为，科学理论和技术的关系是互根、互构、互补、互彰阴阳循环互进的。在一些的情况下，理论超前；在另一些情况下，技术超前。科学并不永远指导技术，技术也不可能总是超前于理论。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中国古代社会的技术尽管从大体来说较之现代技术要原始、简单一些，但它的基本原理在那个地方。它提供了最初的思想、最初的设计，提供了后来进行加工的基础，因此它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手枪、手榴弹、地雷、火焰喷射器、机关枪、大炮、火箭，这些东西在中国早就有了，而现代武器跟当时中国发展出来的相比，其基本原理区别不大，只不过现代西方科学家们做得更精巧一些。

 

　　由此引出新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的技术搞到那个程度却不进一步发展它？为什么中国人技术上那么发展，理论却没有跟上去？西方人即使阐述一个最简单的技术原理，也往往用整本整本的书来论证，而中国人往往几句话就完了，这是为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若干个角度来解释它，但我不妨只就文化发展九因素的中的一个因素，比方说第二个因素，语言文字诱导、暗示因素来做解释。中国的汉语言文字是综合性的，图象感很强，它虽然已经不完全是象形字而是主要是形声字了，可是早期它是图画文字演变而来的，至今残存着相当多的象形特点，因此它就容易在我们的大脑当中熏陶出一种象形定势思维，理解事物时就容易侧重从形象方面去了解它，从宏观整体去方面去把握一个事物。而西方印欧语系语言文字则是非常精细的一种语文。学过英语的就知道英语有性、数、格，有主语、宾语，状语、定语这一连串的东西。你学拉丁语，光是一大堆语法规则就念得你焦头烂额。它的语法非常的发达。所以西方人的教育很注重语法教育。西方的16世纪前后建立的注重拉丁语教学的小学、中学就叫grammar school,直译就是语法学校或文法学校的意思。西方的儿童从小就学习这类语言，注重学习语法，培养一种条分缕析的思维能力。孩子一出生，父母就老教给他这个是单数，那个是复数，这是名词，那是动词。此外还有数、形、量、代，一大套分类。须知科学理论就往往是一种分类的条分缕析的理论体系，一种概念体系。西方的科学理论体系在形态上实际上就很类似臻于精密的语法系统。或者换一种说法，它的语法体系里面内涵着科学推量的基本成分，它的形式逻辑实际上就是语言成分里已经包含的那种东西，所以西方人只要强化语法训练，由于日积月累的熏陶，就有助于为科学推理的能力的建立打下基础。所以，西方式的理论科学形式就很容易被诱导、暗示，得到进一步的繁衍。而中国的语言文字，则语法形态比较隐晦。在马建中的《马氏文通》出现之前，中国数千年来可以说没有一本语法书。马建中的语法是拿了拉丁语法来套汉语语法的，把汉语强行地拉入印欧语系的语法体系里。中国人不注重语法教育，所以条分缕析的概念应用不像西方人那么系统。可是人们立刻会问：中国人没有语法是怎么交流思想的呢？这个问题本身就预设了一个前提，似乎人类要思考，就非得有西方式的语法才行似的。实际上，事物发展往往有自我协调、自我完善的趋势。当出现某种缺陷的时候，就往往会产生另一种优势来加以弥补。汉语言文字自身当然有语法规律，可是由于它的语文要素中的直接表意功能非常强大，远远超过印欧语系语言文字，它就无须强调语法功能。单从它的文字来看，其图像特点强，写一个门就象一道门，写一个山，就象一座山，使你不借助语法系统直接就可以一下明白它要表达的含意，岂不十分省时、省事？西方印欧语系语文却缺乏这个直接表意功能。它的文字都是符号化的，弯弯曲曲的，你必须把它们一个个死记住，记住它那个跟所表达的实物已经割断了联系的符号形式及其含义，用语言学术语来说，就是它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看起来缺乏有机联系。所以它在表意上非走弯路不可。印欧语系语文的直接表意功能有了缺陷，这一缺陷恰恰要由它的发达的语法系统来弥补。所以西方人的表意系统需要一个庞大的语法系统来加以界定，使每个字词的含意被抽象性的符号定位，被繁琐的语法规则所制约住。你看一个英语单词通常是绝不可能一目了然的，必须把它的含意死死记住。因此你学英语时，你得积累一万单词左右，才能真正无大障碍地阅读英文原版书报。但是中国字你不需要记住1万字，记住3、4千汉字就可以读书看报了。所以汉语言文字之所以不强调语法系统，是因为它有这方面的优势。所以五四时期某些学者抱怨汉语言文字文法不精密，试图通过硬译的笨办法输入新的表达方式来改造汉语的想法，今天看起来是站不住脚的。

 

　　回到关于科学技术的讨论上来，我们就会发现，既然汉语言文字的直接表意功能强大，那么，不言而喻，对于具体的东西，中国人的形象思维能力就会相对强些，因此在特别需要形象思维的领域，例如写诗，填词方面，势必非常发达。而技术性的东西往往实践性强，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也是很需要想象力的，因此中国人在这些方面容易超前做出来。所以西方人，例如李约瑟，就感到很奇怪：中国古代的科学理论好像没有上去，而技术上却做出来了。实际情形是，技术需要非常生动的想象力，某个东西该怎么，技术发明人往往趋向于把那个东西在大脑中构想出来，因此才容易付诸实践。而古代中国人的形象思维能力强，所以擅长于技术制作。技术的超前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汉字直接表意上的超前。汉字的直接表意功能可以经常潜移默化地暗示我们不断地跟客观现实相结合，发展发明一些非常实用的东西，而对抽象的纯粹符号类的理论思考，因为与现实生活有距离，容易受到忽略，由此导致中国人在这方面技术超前，理论滞后。这就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古代的西式理论科学比较薄弱这个难题。

 

　　当然上述情形后来还发生了变化，由于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中国人渐渐地也开始学语法这一整套东西了，因此实际上现在中国人是兼而有之，兼有了两种磨练思维能力的语言功能，语法思维和语象思维。因为现代汉语的整个语法体系现在学生也懂了，虽然不需要这套语法，中国人照样可以理解、表达的。李白、杜甫，屈原......他们根本就不懂语法的。但是你不能说他写的东西不合语法。他们还是语言大师。

 

　　还有一个很重要东西值得一提，这就是：中西方的语言和文字相互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西方的语言可以规范文字，中国的文字可以规范语言。西方印欧语系语言注重语音变化，但声音语言不是那么容易把握，容易发生流变。一旦流变，它的拼写就必须要跟上去，它的文字要服从语言本身的变迁，因此变化的机会比较多。这就使得文字跟着语言走，结果就是语言在规范文字。而中国呢，它就倒过来了，文字在规范语言。从秦始皇统一文字以来，中国有许多民族，说着各式各样的语言，它们的发音是各式各样的，但是文字始终是统一的，因此它乱不了，因为语言必须以书面文字为准。你到南方去，很多地方话你听不懂，例如广东话，上海话，你听不懂它，但是写出来大家都明白，因为它服从于文字。用文字整肃语言，结果使文字成为中国社会强有力的统一因子。它使得中国文化几千年来得以长治久安地存在下来，没有被中断。而在西方，差不多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被彻底地毁灭过。古希腊文化、罗马文化，都经历过这样的命运。而中国呢，五千年文化一根线下来，它就不中断，非常的稳定，所以许多学者们都感到疑惑，老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西方文化它那么容易就被中断了，而中国文化却具有一种超稳定的结构呢？这个超稳定的结构它也同样得益于中国的文字的这种超稳定结构。你现在看四书五经那些书，会发现很多字你到现在都可以认识。这是很奇怪的，几千年了，你都可以认识它。可是西方的像印欧语系的文字，不说几千年，三、四百年前的你看着就相当吃力了。例如莎士比亚的著作，今天不将它的拼写现代化，很多人要看懂是非常吃力的。四五百年，七八百年前的，像古英语、中古英语这些，你基本上就看不懂。不要说你看不懂，就是英国人自己都看不懂，因为它拼写的变化太大了。它的文字是跟着语言走的，语言不断地变，文字拼写就跟着变，结果变出了很多种语言。因此，如果欧洲有一个统一的文字的话，它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象中国一样大的国家。反过来说，如果中国没有统一的文字，例如没有汉字的话，它也今天肯定也是四分五裂的，分成了各式各样的小国家。这种现象之所以没有出现，就因为文字起到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凝聚作用。

 

　　另外，从思维模式方面来看，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跟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是不一样的。之所以不一样，也是跟语言文字分不开的。中国人的思维是立体型的，而西方人的思维是流线型的。流线型思维跟流线型文字一样，弯弯曲曲的，一环扣一环。那中国思维为什么是立体性的呢？你一看到汉字就知道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了。一个汉字，它的笔画是四通八达的。各个方面都可以伸展，横的、竖的。因此这就可以诱导思维不要单向发展，而要四面都发展。这样一来，就容易全面。所以中国人想事情总是事先把各种东西都预见到，给自己留下很多的退路，说话也总是留有余地，不会把什么事都说死。但是西方式的思维不是这样，它是二元对立型的，不是A就是非A。这就是所谓真理只有一个，二者必居其一，这些话语结构，现在中国人也喜欢用，这都是向西方人学的。实际上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不是这样。《易经·系辞》就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它有同归处，也有百虑，有各式各样的差异。但是西方人往往趋向于把事物对立起来考虑。中国人则不光考虑对立性，也考虑合的一面，考虑合二而一的一面，谓之阴阳互补的思维模式。阴阳太极图中的所谓阴阳鱼，一黑，一白，你感到奇怪吗？实际上不奇怪。它是中国人思维模式的图示化。我们的思考起来就是这样的。你看这两个阴阳鱼互相交织在一块，它们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要知道其中之妙，你得把它们旋转起来。在旋转起来的每一瞬间，你会发现它们既是阴又是阳，既是阳，又是阴，不断地变化。中国人看待事物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是以流变的观点来看。顺便说说，这个阴阳鱼其实并非象许多学者相信的那样是什么陈抟老祖画的。陈抟老祖固然也可以画，但是不需他画，这个阴阳鱼太极图是可以自己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的。你如果把八卦阴爻、阳爻符号-一个长横，两个短横那种符号--按照64卦的顺序排列起来，构成一个圆的形式，然后想法固定在什么支架上让这个圆图旋转起来，当旋转的速度达到每秒24转时，就会产生一非常完整的阴阳鱼。因此这个阴阳鱼不是乱画出来的，它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事物运动形式的反映。也可以认为这种太极模式是宇宙一切运动形式的缩影，是爱因斯坦一生呕心沥血机理想要找到的统一场模式。这种太极图跟涡流形状很相似。有人发现大脑的脑电波的运行也跟这个太极图很相似。如果你到远方观察地球上大气涡流的旋转形式，或遥远的星云的旋转形式，例如银河系的旋转形式，或者说宇宙最初处于浑沌状态时候的星云旋转形式，它们很可能跟太极图的构成模式是相呼应的。因此远古中国人的智慧是和事物、和宇宙那种生发模型有种暗合因素的。带着这样一种眼光，你就可以用比较开阔的眼光来观照中国文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且，只有当你解清楚了中国文化是怎么一回事之后，你才能真正了解西方文化是怎么一回事。你如果不把一种文化彻底解，你就无法彻底了解另外一种文化。因为只有有比较才有鉴别。当你有了一个参照系统，或者说参照框的时候，别的东西才能看清楚。你首先要么精通西方文化，要么精通中国文化，然后把其中为一个参考座标，借以了解对立面，这样来了解对立面，往往可以获得两种文化的真髓。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不单单是阴阳互补型，它还同时是内向型。而西方人的思维则外向型的东西多一些。中国人看问题的时候往往是由远到近，而西方人则往往是由近到远。我们容易从宏观入手进入微观，比方我这个讲座中西文化比较，就是很大一个框框，先说大框框，叫作提纲挈领，然后慢慢地一步步深入，进入比较具体的分析、比较。西方人就不一定，他可能由一个很小的点出发，然后由此扩张出来，以点成面。比如海德格尔从一个大家都认为不怎么起眼的Being（一译"在"或"存在"）入手，一步一步，剥茧抽丝式地挖掘这个概念的各个层面的哲学含意，最后延伸到探索哲学上本体论的一些最重大的命题和人生哲学问题。所以中国人容易从整体的观点来看个别的东西，整体的先把握住，再来看个别的；西方人容易从个别的东西出发，推而广之，到认识整体。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往往有直观成份，一眼就把握住了某种事物的本质性特点，一语中的。有些真理性的东西，他那个直观一下就告诉他该怎么认识，他几句就把它说了出来。而西方人不是，他是理智的成份强，他要慢慢推论。如果没有实证的东西，没有一整套的推理过程，他是不承认、不认可某种结论的。

 

　　所以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综合性强，而西方人更倾向于分析性。我们再把这种思维模式推论到其他领域，比如用来解释哲学，又怎么样呢？很多人都知道中国哲学体系中有天人合一的思想，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会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天和人是一个整体，自然界可以和人是一个整体，这个天有很多解释，有的说是上帝，有的人认为是上天，有的是无所不在的一种最高原则，宇宙运行的最高原理等等、等等，各式各样的解释。这样来解释天，也不仅仅是中国人，别的国家的学者也能有这样的解释。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容易产生天人合一这种思想？其实，只要了解了中国文化衍生的具体环境，就知道这类思想必然要由中国人来发扬光大。我们无须引证其他论据，光是从汉字的构成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汉字本身有它的图画性质。汉字实际上就是外部世界的一种缩影，因此它还保留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就象婴儿生下来时那个脐带还没给割断似的。你看到这种字的时候，它老是把你拖向客观世界，使你感到自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感到人本身与它及它所表征的自然界是同体的。所以单单是文字本身的特殊的直接表意功能就会诱导、暗示中国人生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当然，除了这个因素之外，还有别的因素，不赘。

 

我很同意我吃我在先生的贴子《汉语语法对中国人的思维能力的影响》中关于汉语汉字的评论，在这里我想再与先生探讨一下。

 

    1960年代计算机技术发展迅速，当时人们对计算机的预测非常乐观，以为到21世纪，就可以诞生“人工智能”，计算机就可以象人一样进行思考。当时不少大学的研究室都开展了“人工智能”的研究，甚至一些小说家也写出科幻小说，幻想人类制造出比人脑更聪明的超级电脑，结果造成超级电脑统治人类的悲剧。

 

    可是40年过后，人们发现人脑的思维方式远比当初人们预计的要复杂，用电脑来代替人脑思维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已经很少听说“人工智能”这个词了，渲染比人脑更聪明超级电脑的科幻小说也已绝迹。为什么电脑赶不上人脑？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语言问题。计算机用所谓“计算机语言”进行“思考”，而人脑用各种人类语言进行思考。计算机的各种语言：BASIC、FORTRAN、C、PASCAL、JAVA等，与人类的语言相比，非常简单幼稚，我们不可能用计算机语言来交换思想，表达感情。现在科学家们认为，必须创造出一种能够用来交换复杂思想、表达各种感情的计算机语言，使用这种语言进行思考的计算机，才有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智能”。

 

    由于计算机无法直接听懂英语或汉语，我们必须化人力把我们的想法翻译成计算机能够理解的计算机语言。所谓“程序员”，其实就是在人脑和电脑间作翻译工作。如果计算机能够直接理解人类的语言，我们就可以直接向计算机下达命令，电脑程序员也就无用了。有人预测到22世纪有可能出现能直接听懂人类语言的计算机，但也有人认为让计算机理解人类语言是根本不可能的。

 

    计算机之所以难于理解人类语言，是因为电脑和人脑的思维方式不同。人脑用极其复杂的方式进行思维，电脑却用简单的二进制方式进行思维。电脑不管碰到什么问题，都将其简单化为0和1两种，然后再在这种简单化的两分法基础上进行“思考”。令人吃惊的是，中国人的思考方式正是这种电脑的二进制式思考方式，中国人思考时，把一切事物都变成“阴阳”、“正反”、“虚实”、“好坏”、“善恶”这样的“非零即一”的二进制数字，而没有0.2、0.5这样的中间数字。据说电脑二进制模式的发明，就是根据中国人的“阴阳八卦”。

 

　  中国人采用这样二进制式的思考，必然把复杂的世界简单化、粗糙化。比如中医的基本概念都是一组组简单的二进制概念：“虚－实”、“表－里”、“凉－热”、“补－泄”等等，中医理解病人的病情，开方下药，其实不过是将这些简单二进制概念进行一下排列组合。由于个人对：“虚－实”、“凉－热”等非定量概念的理解不同，一个病人如果找10个不同的中医看病，这10个中医将给病人开出10种不同的药方。即使对于同一种病症，几乎没有两个中医会开出同样的药方。而对于同样的病症，西医开的药方都是基本相同的。

 

　  中国人创造的汉语，也有这种简单化、粗糙化痕迹。汉语的语法和欧洲语法相比，要简单得多。比如英语的语法比较讲究，要考虑事情发生的时间，在讲话时对动词进行词形变换；还要考虑事物的单数复数，可数与不可数，阴性阳性，在讲话时对名词进行词形变换；对事情进行修饰时，还要考虑修饰名词时用形容词，修饰动词时用副词，在讲话时对修饰语进行词性变换。

 

　  英美人每讲一句话都要进行词形变换，所以不得不考虑说话的时间和事情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考虑说话对象的单数复数、阴性阳性，考虑修饰语的对象是名词还是动词。由于英美人每讲一句话都要进行一些比较复杂的思考，进行适当的词形变换，才能使其说出的话不犯语法错误。这样的语言在无形中锻炼了欧洲人的思考能力，使欧洲人的大脑更善于进行复杂的思维。

 

　相比之下，汉语根本没有任何词形变换。中国人讲话时，根本不用考虑说话的时间和事情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也不用考虑说话对象的单数复数、阴性阳性，更不用考虑修饰语的对象是名词还是动词，只要把想说的词汇堆砌出来即可。因此中国人用汉语讲话时大脑进行的活动，比欧洲人简单得多，这样就使用汉语的中国人的大脑不能得相应的锻炼，就造成中国人的思维能力较差，对世界认识的简单化和脸谱化。

 

　汉语几乎没有什么语法可言，其实汉语就是简单地对词汇进行堆砌。汉语本来不分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因为汉语中没有词形变换。比如“欺骗”这个词，在说“我们被欺骗了”这句话时，“欺骗”当作动词用；在说“欺骗是不良行为”这句话时，“欺骗” 当作名词用；在说“他的话具有欺骗性”这句话时，“欺骗”当作形容词用。可是用英语来说这些话时，“欺骗”就不得不用deceive，deception，deceptive这三个不同形式的词。英语之所以需要对词汇进行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的分类，是因为说英语时我们必须根据话语中词性对词汇进行词形变换。

 

　如果一个人搞不清deceive，deception，deceptive哪个是名词，哪个是动词，哪个是形容词，他讲英语时必然出错。而一个人即使搞不清汉语的“欺骗”这个词什么时候当动词用，什么时候当名词用，也并不会说错话，因为汉语不需要词形变换。本来讲汉语不需要对词性进行分类，可是现代中国人硬是套用欧洲语法，把汉语词汇也分成什么名词动词形容词，反而把中国人搞得更糊涂。

 

　讲英语时人们要考虑时态、语态，单复数，由此来对动词进行变化，还要考虑到哪个词当名词用，哪个词当形容词用，才能确定用词的词性。以上这些都是说汉语时不需要考虑的。由此可见，讲英语时人脑的活动程度，要远远高于汉语。所以经常讲汉语的人，用脑的程度就远远低于经常讲英语的人，长此以往，势必会造成中国人的大脑欠思考，看问题简单化粗糙化。

 

　日语的语法虽然没有欧洲语法那样复杂，但也比汉语复杂的多，说日语时需要很多词形变换。比如未然形、推量性，被动态、使役态等词形变换。因此讲日语时人脑的活动程度，也要高于汉语不少。这也可能是日本人比中国人思维能力强一些的一个原因。

 

　我认为汉语语法过于简单，难免助长中国人简单化思维的倾向。是不是可以参照欧洲语法给汉语中也引入一些词形变换，让中国人说话时大脑更多得到一些锻炼，或许对改善中国人的脸谱化二进制思维方式有所帮助。

 

 汉字改革方案探讨 http://syhby.bokee.com/viewdiary.22940779.html

 

    我的东西方思想方法观

    李晓宁，国际信息研究所副所长，《科学决策》执行主编。本文为李晓宁先生应本站邀请于2002年8月20日在北京大学所做的演讲全文，经本人审阅。(

 

    这么多的学科里，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方法问题。有些人跟我开玩笑，说你搞方法论，其实是因为你什么也研究不了，所以才去研究一些别人也说不清楚的东西。这虽然是个玩笑，也说明了方法论很不好研究，不容易出成果。

 

    我经常在想，既然大家都是猴子进化过来的，为什么山那边的猴子经过发展，就可以坐上宇宙飞船到月球上去了，而山这边的猴子却一直在刀耕火种？人类的进化怎么会如此不同？为什么西方人用字母记载他们的思想，很少几个字母，很方便，你一下午就全学会了。而中国人呢，一笔一划地学汉字，要学很长时间。《新华字典》上的6000多个汉字还不见得能认全了。我上了大学（外语学院），1972年，学的专业是俄语。学外语一开始就要学习严密的语法。学汉语时，谁也不太注意语法。学汉语不懂语法没大关系，只要能明白意思，我们就可以交流。什么主语、谓语、实词、虚词、主句、副句，不一定搞得很清楚。可是你学习一门外语（我指的是欧洲语言），会发现，如果不懂语法的话，你就根本不能开口说话了。这种发现对我很有启发，同时想到这与思维方法可能会有很大关系。 

 

    从历史发展来看，西方人思想方法的基础是希腊时期创立的形式逻辑思维体系。对此有很多研究。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始终无解：形式逻辑这种思维方法是怎么产生的？另外由此产生了很多连带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形式逻辑的一整套思维体系呢？为什么在欧罗巴这个半岛上面出现了如此灿烂的西方文明呢？而其他地方没有出现同样文明呢？这些问题，尤其第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通过长期思索，终于想明白了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到这里和大家做个探讨。人们经常研究形式逻辑本身，对形式逻辑的起源问题研究的很少，我今天就试图对形式逻辑的起源问题作一个说明。我觉得这是东西方思想方法比较异同的核心。我的主要观点17、8年之前就形成了，但总觉得自己的理论不是无懈可击的，一直在不断求证。很多重大的新理论，最初都是十分粗糙的。好比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一开始也就飞个十几米高，漏洞百出，跟现在的F16是没有办法比。但那毕竟是飞机，不是马车。我觉得一切创新的东西开始时都是如此。这是我一生研究最着力的地方。

    人的思维是依靠语言来进行的，没有语言就没法思维。语言不同就造成了思维方法的不同。可以认为语言是思维的载体，同是语言本身也需要一个载体，就是文字。人是一种有传承性的动物，今天我在这里摔了个跟头，我就会提醒后面来的人，不要在这儿摔跟头了。这种传承就需要语言来完成，语言不好记录，就需要用文字来记载，文字就是语言的载体。当然，在这每一次的转换记载方式的过程当中都会造成一定的缺失。比如我们头脑里想的很多，但我们说出来的就少多了，同时有些思维也不好表达。我们经常说“不可名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语言变成文字的过程同样也是有缺失的。文字更加简约，简约就有损失。文字又要有载体，那就是石碑、羊皮、竹简、泥板、纸莎草等等。我渐渐发现，这些载体是对文化发展模式影响极为巨大，成为有锁定性的要素。当然不是说这些是唯一的原因，但是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人类文明早期使用的记载符号都是比较形象的东西。比如画个圆圈表示太阳，画个方块表示桌子。中国有象形文字，印度、两河流域也有，埃及、玛雅人、阿兹特克人都有。我国云南的纳西族现在还在用古老的象形文字―东巴文字。而西方呢，很早就开始用字母来记录语言了。

 

    现在来看一下世界地图，可以看到在尼罗河流域平原和两河流域之间的美索布达米亚平原，这两个地方是灌溉条件很好、气候湿润、很适合人们居住。这两个地方都很早就出现了文字。尼罗河流域使用的是象形文字，两河流域开始也是象形文字，后来就转变成了楔型文字。复旦大学研究世界语言文字的周有光教授把楔型文字叫做“钉头字”。两个地区的文字比较起来呢，两河流域古巴比伦这边的 “钉头字”更为抽象一点，在《汉谟拉比法典》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记载这两种文字的不同的载体。尼罗河流域那个时期的文字载体主要是“纸莎草”，现在我们可以在美术馆里面可以看到埃及纸莎草的画。那个时候却是贵族使用的比较多。同时呢，还可以把文字记载在石壁上。两河流域文字的载体则是泥板。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民族都在选择自己最方便的、最容易取得的、也最便于传输的文字载体。再举个例子来说，缅甸文字，好像是转着圈儿写出来的。那是因为他们的文字是记载在芭蕉叶子上面的，如果横竖那么写的话就会把叶子写破了，所以只好顺着叶子的纹路转着圈儿地写。载体决定了文字的形态和书法。

 

    为什么单把这两个地方拿出来做比较呢？有人说西方文明孕育在希腊，其实不对！西方文明孕育在今天的亚洲和非洲，就在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公元前几千年这两个流域之间人类活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个是“贸易”，一个是“战争”。我跟你实力差不多的时候，我就和你贸易。如果我们两个实力相差很悬殊，我比你强得多的话，我就直接到你家里去抢啦，发动战争打垮你。通过贸易、战争，人们就开始有了大量的交流。交流就需要一个介质――语言，一种通约的语言与文字。你说的话我听不懂，怎么交流呢？还有计算，有贸易就要算帐，算帐也要有通约的方法。这都是十分重要的。在战争和贸易的过程当中，总是文明比较高的人群的文化象水一样流向较低的人群那里去，无论谁是胜者。比如说，你吃熟肉，我吃生肉，无论谁打赢了，吃生肉的那一方都会学习吃熟肉的。

 

    象形文字很复杂，符号很多，很不容易学会，需要长期学习。这时就出现了一个“书吏阶层”，就是那些会使用这些复杂符号的人。这些本领不是每个人都有学到的，这些书吏一般都是首领的近亲或者祭司。学习书写需要长期训练。书吏是个很好的饭碗，所以是嫡传的。

 

    这个时候呢，在小亚细亚出现了一个商业民族――腓尼基人。就是这些腓尼基人创造了欧洲文明，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光明。他们是一个商业的民族，这一点和我们中华民族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一个农业民族，自古以来全民族经营商业的时候几乎没有。但是腓尼基人却是一个十足的依靠商业的民族。他们不怎么种地，也不打鱼，就是纯粹的从事商业，也就是我们说的“二道贩子”。他们在美索布达米亚和尼罗河流域之间从事贸易，就需要他们对于两边的语言和符号都能掌握。由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两边的文字载体要么不便携带，要么非常昂贵――没有方便的载体,只好简化记载符号，用口述来记载发生过的事情。腓尼基人回旋于两大文明区域各个民族之间，为了使语言通约，他们的首要愿望就是将这些语言和符号简化便于传输与学习。一种简单的表音方法随之诞生了，这就是腓尼基字母。在西方的传说中，是腓尼基的一个木匠发明了22个腓尼基字母。我们看这22个腓尼基字母，有些和现在使用欧洲字母还很相像的。比如字母“A”，它像一个牛的两只角，原来是朝上面的，后来希腊人把它换了个方向，角就朝下了。那个时候腓尼基人认为在一个家庭里面牛是最重要的，所以把A排在首位。 

    但是一旦变成了字母之后这些最初象形的意思渐渐地就不重要了，而表音的功能加强了。记录符号高度抽象化了，就势必需要一个非常严密的语法。如果没有严密的语法，那么这些字母就会变得没有意义，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我们中国人说一个人没有文化，我们说他“不识字”，而俄国人说人没有文化的话就说Неграматный，“不懂得语法的人”。我们中国人不懂语法的人多了，如果要仔细考考在座各位汉语语法的话恐怕都要考倒了。汉语语法中，关于副词是实词还是虚词都存在争论，北大认为是虚词，复旦就认为是实词。因为我们中文没有一个十分严密的语法体系，我们的语言是粘着式的，模拟式的。可以说，严密的语法产生是形式逻辑产生的一大土壤。形式逻辑说到底是“谓词逻辑”，什么“是”什么，什么“不是”什么，关键就在于这个“是”和“不是”。有了严密的语法，这种谓语逻辑才有存在的可能。这种字母的抽象化带来的严密语法，形式逻辑才继而产生的。抽象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西方文明的强烈的“归一性”，把很多事情推到极致的结论，正是这种抽象化的西方文明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启示。没有这个开端，就没有牛顿，就没有科学，以及后来发展的灿烂的西方文明。这一点是要牢牢记住的。当然，逻辑是有悖论的，这一点我们稍候再说。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西方文明在近代之所以超越东方文明走在世界的前端，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在很早的时间，亚里士多德建立就起来形式逻辑思维体系，第二就是近代的实证主义发展。可见形式逻辑的重要性，要是没有形式逻辑的话，实证主义怎么证明呢？

 

    说到这儿呢，大家可以看看从英国带回来的罗塞塔石碑的模仿物（出示）。这个上面的文字呢，开始很多西方的学者也无法破解，因为非常的复杂。这个石碑上面的文字分为三个部分：上面一层是埃及的古老的象形文字，中间是早期埃及文字的手写体，下面一层是古希腊的文字。很复杂。1799年拿破仑的军队打到埃及时，距亚历山大城56公里有个叫罗塞塔的小镇，战士挖工事的时候看到这块黑色玄武岩石碑，当时的领队军官叫做布查尔，他认为这块石头很重要，交给了拿破仑。拿破仑军队出征的时候，曾随军带了150人组成的学者团队，有考古的，考察天气的、植物的等等。我们现在打仗不知道会不会带着社科院去？结果呢，这些学者一鉴定就发现了这是很有价值的东西，当时就送回法国了。正是因为那三种递近演化的文字，使后来的法国学者商伯良破译了这块碑的铭文。无独有偶，在伊朗的贝希斯顿村，也发现了同样形式的摩崖石刻，包括了古波斯的文字、古代的楔型文字和古阿拉伯的文字。从这就看出了象形文字到抽象文字转化的过程。罗塞塔石碑现在存放在大英博物馆的埃及厅，是那里的镇馆之宝！西方人认为文字的、思想的东西是最核心、最有价值的东西，比其它的什么金子、大帆船这样物质化的东西更有价值。

 

腓尼基就在今天的以色列、黎巴嫩的位置。需要语言的简化和文字的变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原来的文字是写在泥板上的，运输起来很不方便，学习起来也很复杂，有碍于贸易的进行。所以只能口述。为什么会很多民族有史诗就在于此。因为没有足够的载体，就只能口述，只能用歌唱的形式来记载历史。我原来接触过黑龙江省靠边境的哥萨克人，夜晚休息时他们经常点起篝火，在一起唱，唱历史。常常是一位老人唱着唱着忘了下面的词儿了，别的老人接着唱，经常是连续几天几夜地唱。我才明白，原来史诗就是这样产生的。戏剧的起源也是由此而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古老的时期，欧洲地区的史诗是很发达的，原因就在于这种口述记载历史的方式。 ( http://www.aisixiang.com )
    字母化以后，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的书吏就没有那么强的垄断性了。
    说了这么半天，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在干什么呢？中国人早就找到了自己的文字载体了。中国当时多的是森林，还有很多竹子。木牍出现在竹简之前。现在有两个词儿可以看出来木头和竹子的地位，一个是“出版”的版，这是当时指的木板，后来用石板；另一个是“简单”的简，指的是竹简，这些词都是有原始意义的。中国古代的甲骨文、钟鼎文都是祭祀文字，不是日常使用的，多用来记载一些警喻性的话。比如北大同学喜欢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就是商汤铭刻在洗澡的“盘”上面，用来警示自己的。我们很早就有了很方便的载体――木椟、竹简，致使我们的象形文字没有高度抽象化。 ( http://www.aisixiang.com )
    中国的史官出现的很早，他们就是书吏。他们专门记载历史，记载军国大事。由于没有字母化，他们一直有饭吃，以至于后来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阶层――士。所以，中国的历史不需要用歌唱的形式来记载，所以就没有史诗。早就有专门的史官来做这个事情。顾准先生就说过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判断准确。中国的诗歌走向抒情的道路。有人说《孔雀东南飞》《长恨歌》是长篇叙事诗，其实主要部分还是抒情的多。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诗歌的抒情都没有中国的诗歌抒情这么方便，中国诗歌的抒情实在是一绝，一句话有很多种意思。怎么想怎么有味儿，怎么看怎么有意思。当然，我这里说的中国的语言，指的是中国的文言文，不是现在的语言，现在的语言是欧化的汉语。 ( http://www.aisixiang.com )
    那么话说回来，西方人讲话要用语法，我们中国人依靠什么呢？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是上下文模拟的。举个例子来看，我们来看看这个“察”字。左边是肉月，右边是一只手，手托着肉是什么呢？祭祀！上面有个“宝盖”，三尺之上有神明，神在看着你有没有好好祭祀，这就是“察”！我们现在说“检察院”、“察看”就来源这样的意思。这种例子非常多，举不胜举。中国人喜欢讲典故、讲成语，喜欢隐喻，这既是中国的优点也是弱点。逻辑的东西是可以被抽成很单纯的一维的东西的，而中国的这些隐喻的东西却是多维的、多元化的。还是这个“察”，神明看着你手捧着肉的祭祀，这里面的含义是远远丰富于那个由几个字母组成的“察”的。这就是一种中国式的“元”，最小维度的多维元。 ( http://www.aisixiang.com )
    古希腊一开始就有亚里士多德这样的集大成者，写出了《工具论》这样的著作。可惜我们中国人学西方学了这么多年，直到一九七几年才把《工具论》翻译成了白话文，在此之前仅有文言文的片断。文言文和白话文是不一样的，我以前小时候看福尔莫斯的侦探小说，是文言文的，写什么“某黑衣女侠逾垣而入”（笑）。很像金镛小说。《工具论》真的是一部核心的著作。蒲柏说牛顿给世界带来了光明，我觉得更应该说亚里士多德给世界带来了光明。 ( http://www.aisixiang.com )
    人们一讲到罗马、中世纪的历史就想起“黑暗的一千多年”，别的就不知道了？既然能黑暗了一千年，就有它存在的道理的。形式逻辑在罗马帝国、中世纪产生了非常重要影响。影响最大的一个是罗马法，一个是基督教神学。法学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什么呢？是如何界定，如何认定。什么是犯罪，什么是没有犯罪，界定推断就要靠形式逻辑。罗马法建立了一种通约体系。如果没有形式逻辑思维体系的基础，建立罗马法是不可思议的。有了罗马法，才产生了真正意义的国家。我在人大法学院演讲的时候说，你们研究法理学的，不要总在技术层面做研究，应该更注重更基本的方法，那就是通约的界定。语言与逻辑是分不开的，语法和修辞是很重要的。早期的大学是没有工科的，主要的学业是修辞学、语法与逻辑。那时的学者著作之所以条理分明、朗朗上口，就是因为他们这三门功课功底十分的深厚。 ( http://www.aisixiang.com )
    基督教是一神教，它的神学原理强调神的唯一性，这是与形式逻辑的排中律分不开的。人赖以生存的两种基本优秀品质，一个是善良，一个是聪明。西方主要有两大文明起源，希腊文明解决了聪明的问题，希伯莱文明解决了善良的问题，把两者结合起来将会更有意义。基督教发展到保罗时期，神学家就用形式逻辑来论证了上帝的伟大和基督教理论的合理性。彼得创立教会和保罗创立宗教理论都依赖了形式逻辑。 ( http://www.aisixiang.com )
    当然，我们说逻辑有很多好处，但逻辑也是有悖论的。著名的芝诺悖论，假设你要跑100米的距离，在逻辑上可以看成每次跑掉剩下的二分之一，在逻辑上会有一个无穷小，由此推出你永远也跑不到终点的结论，但是事实上这种现象是不存在的。逻辑并不能完全准确的表达生活，因为有悖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有一群人是不完全靠逻辑生活的，那就是工匠。第一线的实践者都不能全靠逻辑生活的。古希腊知识分子是喜欢空谈理论的，到了15世纪以后，后来知识分子慢慢的开始喜欢动手做东西了，比如达·芬奇，伽里略等。工匠传统和喜欢逻辑思辨的的知识分子传统结合，促使了科学的发展。公元前300多年的时候，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和欧几里德创立了“通约”的概念。如果对通约没有基本判断，就没有后来的这些发展。 ( http://www.aisixiang.com )
    因为有悖论，形式逻辑所推导的理论就不是万事皆准。西方有些人就想克服形式逻辑“刚性”的毛病。说到这儿，应注意一个国家――英国。还是商人走在前面，首先说新教，新教特征是什么？两个字，“分裂”，分裂带来了自由，自由使的商业迅速发展。格雷山姆学院是商人出资，重于教授航海术、望远镜等等有利于航海商业的科学组织。后来成为英国皇家学会。工科专业教育其实就是应商人的需求创立的。英国重商主义就是重视商业需求，就是购买者需求。英国皇家学会是商人和科学家的组合。而在欧洲大陆，巴黎科学院则是皇家豢养的，只研究一些皇帝喜欢的东西，例如皇家喷水池怎么才能喷得更绚丽多彩以博得皇帝的欢心，等等。皇帝和人民喜欢的事物是不一样的。工业革命之所以产生于英国，就是这个原因的。英国出现了培根、达尔文一大批科学家，出现了归纳法、进化论，也是这个原因。就是讲实践，不太受逻辑体系的束缚。英国其实和欧洲大陆很不一样，包括语言，英语和欧洲大陆的其他语言不一样，反而和中文的思维方式比较接近，没有那么多的限制。法国革命、俄罗斯的1917年革命、中国的革命，基本上走的是暴力推翻政权的道路。而英美则是改良为主。英美和欧洲大陆法律体系都很不同。有人说为什么美国在短短200年之间赶上了欧洲大陆？我认为实行判例法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判例法纠错能力强。一百年来，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很多人总想学欧洲大陆思想，学所谓的“大道”，认为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是小“道”，其实应该重新认识了。没有绝对的上位真理概念，只有在实践中得来的经验才能逼近真理，这才是最宝贵的。面对多维的世界去全心地感受，象中国禅宗的方法。 ( http://www.aisixiang.com )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中世纪”，汉朝在汉武帝之前是尊黄老的，黄老的道和孔子的道是不一样的。老子说“大象无形”，“道可道，非常道”，这是不好把握的。孔子的道就不一样，是有形的，入世的，可控的。比如一个人对父母应该如何，对兄弟应该如何，这是可以遵循的，可以模仿的。中国从没有什么“儒商”的，要做儒就不能经商，否则就不让你参加考试。在汉武帝时确立了儒家的主体地位。当时为什么不选择其他诸子百家的思想呢？大家看，如果选老子庄子，可以任意思想，没谱，怎么管理国家。墨子的思想说兼爱，世界充满了爱，那怎么惩罚坏人呢？法家不讲人情，到最后连商鞅无处躲藏，落得个五马分尸。中国人讲究的是“合情合理”，不仅仅是“合理”。儒家作为统治思想，刚柔相济。一般人只看到儒家仁爱的一面，其实儒家并不软弱，儒家也常动刀子杀人。孔子只当过一个大官，不是教育部长，而是公安部长。杀过他的竞争对手少正卯。 ( http://www.aisixiang.com )
    我们说“士农工商”，士来源于书吏，因为识字，这就使得他们有了很高的地位。士是官的预备役。四大阶层当中可以与之争天下的只有“商”，（我认为中国唯一一个重商的朝代就是商朝。）国家的经济命脉由谁来掌握呢？这是一个大问题。于是在汉朝就有盐铁由谁来经营的大争论。结果是经营权落在“士”的手中，也就是说落在官的手里。这些人办事情的出发点在于满足皇帝的需求，而对民众的需求不甚重视。这就导致了长期的经营不利和出现贪污和腐败，禁而不绝。 ( http://www.aisixiang.com )
    举洋务运动为例。曾国藩在打败了太平天国之后，发现了洋人船坚炮利的好处，于是也要置办。但是交给谁来经办呢？是交给商人经办呢？还是交给官员经办？曾国藩觉得交给商人办，会使商人坐大，成为像法国王朝时期第三等级里的资产阶级一样，会给皇上带来麻烦。于是下决心交给官员办。结果呢，办的一塌糊涂，无一不贪污，无一不赔钱。这就是“以政代工”的思想。而英国呢，则是“以商代工”。我们能不能想象有一天我们的市长由商人出身的人来担当？在中国，商人一再地被贬，发展畸形，出现了像帮会这样的发展方式。近代的日本就不一样了，萨摩藩、长崎藩倒幕胜利之后，发展经济的重任政府不是交给大久保利通、西乡隆胜这样的人，而是把国家资源交给三井、三菱这样的随军粮草商人。结果呢，日本的经济发展起来了。 ( http://www.aisixiang.com )
    在这儿要说说影响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原因？贪婪、逐利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特征。古代的商人也贪婪、逐利。资本能成为一般等价物，要有通约的方法，这就是15世纪意大利发明的复式记账法，这样资本主义方可实行。复式记账法是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我们中国就没有这样的计算方法，所以明代经济发展也不容易产生资本主义方式。 ( http://www.aisixiang.com )
    爱因斯坦认为中国人已经做过了所有的实验，但是为什么没有得出抽象的结论呢？他百思不得其解。李约瑟之谜也有这个意思。原因是由于我们的语言文字没有抽象化，没有建立形式逻辑思维体系，因而没有通约的推演方法和工具。我们的地理条件，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竹简使我们走了另一条路。腓尼基人因没有方便的文字载体而发明了字母，随之有了希腊的形式逻辑。我们因有了方便的文字载体――木椟、竹简保留了象形文字，也就形成了一种模拟思维的方法，隐喻的方法。没有高度抽象的推演方法，近代科学无法发展，这就是我对李约瑟之谜的解。但是中国人在中医药方面产生了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推演方法。也很值得研究。 ( http://www.aisixiang.com )
    到了我国的隋唐之后，佛教开始传播了。慧远和尚一开始用梵文讲经，没有人听得懂，后来套用庄子的话一解释，大家反而明白了，这叫格义连类。玄奘西天取经归来，设坛讲课，大家不懂梵文，没有人听得懂，传播不下去。后来有了禅宗，干脆就不念梵文了，一下子佛教就普及了。禅宗的核心是讲究直观，不受条条框框限制。这部分冯友兰先生的书是写的最好的，国内没有更好的了。禅宗的思维方法已经不是原始佛教的方法了，完全解脱开了。在方法论方面，甚至可以说是与其他佛教宗派对立的。这里出现了很多的优秀的知识分子，禅宗用公案来隐喻问题的实质。可见呢，中国的禅宗不是印度的思想，它是讲究典型案例的，是用比喻来论证道理的。这些比喻和典型案例里面包容了极大的多维性。 ( http://www.aisixiang.com )
    我们再看看东西方的知识分类法。在西方的图书馆里，书籍分类是很明显的按性质的划分：医学、化学、冶金之类的。这是形式逻辑内涵定义决定的，主要的方法是属加种差。而中国的分类则是根据“象”来分类的，比如《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经是儒家的经典，子是儒家以外的各家，集是文学作品。这明显就不是按性质来分的，而是按象来分类。象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我们在机场要上厕所的话，可以看到上面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头像，而不用看下面的文字到底认不认识，这就是象的作用，工程图学就研究这些东西。现在电视特别普及，电视语言也是一种具体的象的语言，而不是抽象符号的语言。等到数百年后，电视语言发展得更加成熟了，人们再来研究电视语言的特点的话，应该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西方人搞百科全书，十五世纪文艺复兴之后，一个核心的部分就是百科全书，如果没有百科全书，对知识不进行分类，还搞什么科学？包括大学里的科系、专业都是这样，随之而来。但是也有弊端，最近，我胸疼，上医院去，我应该挂心脏科还是消化科呢？还是什么别的科？乱挂一气，医生对我说你怎么瞎挂号呢，我说我怎么知道呢？现在医生都分了科了，这科不管那科的事，我如果知道自己的毛病，我还找你干什么呀？所以说分得太细就缺乏一种综合，胸疼可能是很多原因造成的，可能是血液病也可能是某个器官的原因。

 

    而中国哲学的核心则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体现了自然的和谐性。我们的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三大支柱学科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当社会科学发现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求助于自然科学，用统计、概率、数学模型等等来测度社会现象，有点唯自然科学马首是瞻的意思。但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吗？我们渐渐发现不能！人类有不同的偏好，有文化的不同，不同的思维方法，不同的价值观。非洲人赚了100块钱后的消费观和中国人的消费观是不一样的，怎么算呢？是不是只有数学才能带给我们智慧？非洲人就没有智慧了？中国人有没有智慧吗？这些是不能做全称否定的。必须发扬我们自己的智慧。中国的智慧和传统到底是什么？中国人这种多维的模拟性思维将给世界带来新的光明。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西方人只懂得西方，中国人又懂得东方和西方，懂的人会越来越多。然而眼下，有些人学习西方有点儿邯郸学步的样子了。别人的没学会，自己的东西忘光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帝国里，一切都受技术的摆布。前不久，五大会计公司之一的安达信出问题。一开始我以为是某个会计师的道德问题。后来发现“五大公司”都这样做假账的时候，我就想到，他们肯定是遇到了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了。后来研究知道了，是折旧的问题。到了3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电子产业出现了所谓的“加速折旧法”的现象。现在在高科技领域里，技术更新换代更加高速，用加速折旧都不能解决了。一个技术，收不回来成本就被替换了。制度出了问题，而不是会计师事务所想做假帐。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不顾人的需求而强调新技术的结果。缺乏整体评估的结果。事实上人类对于技术的需求是有限度的。有人发明新的牙刷，什么电动的、激光的，你把自己的牙当成什么了？这些技术的投入都是收不回来的。筷子这种技术，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用，你如果想用一个什么电动筷子来淘汰它，你可以试试看，肯定做不到！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铱星电话，逻辑上号称无盲点，广告上表现在喜马拉雅山上也可以打，在撒哈拉沙漠也可以打，在太平洋中也可以打电话，可是问题是谁上那儿去打电话啊？我们都在居民点里打电话，在城市，在乡村，这就够了。你能够向火星上打电话去，谁去接啊？我们现在已经被技术所包围了，但是却忘了自己是谁，到底要什么了。在这点上，中国人传统的人文思想是很有益的。

 

    现在有人在研究转基因，我们开玩笑说，这些人非要把上帝洗好了的牌重新洗一遍。我觉得，研究这个技术一定要慎重，不要大规模地搞。好莱坞的导演都比某些科学家的头脑清醒一些。那些《异形》之类或者机器人破坏人类生活的电影已经在警示我们了。我看到转基因产品信息时，就觉得很可怕，很轻率。人类刚刚玩过了原子弹，搞得人心惶惶。又开始玩生物了。这个闸门不能随便开，要时刻记得博弈的自然规律。英国人研究克隆羊，我说你们能不能再从多利羊的体细胞当中连续克隆出几代来？连续克隆十代。他们做不到！因为必然出现变异！这是一个谁都明白的道理，不用那些英国记者来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看看思维方法对道德的影响，看一下义利之辨。如果说，杀一个无辜的孩子可以救一万个人，那是杀还是不杀？功利主义的人就会认为当然杀，不管这个孩子多可怜，而反对功利主义的人则会认为，人生不是一次选择，今天你可以杀一个孩子，明天根据变化的功利原则不断杀人，一万个人很快被你杀光的。而且，凭什么来判断谁该被杀死呢？功利主义用的是逻辑的方法来判断，可是我们不要忘记逻辑是有悖论的。比如，老师说：一级动物是应该受到保护的，不能滥杀。可是学生说：如果我看到一只一级动物在吃另一只一级动物，我应该怎么办？中国人说：莫做心上过不去之事。这个心的标准怎么掌握呢？总之，直观与逻辑都要用的。

 

    常说的潘多拉盒子，魔鬼之门现在比比皆是，轻易不要去动他，要明白界限。我们老说人心不古，古人都讲义气，现代人都唯利是图。其实是判断的尺度变了，以前我们判断义和利是凭借直观，后来我们就有了很多测度的工具，就生了很多功利心。

 

    虽然形式逻辑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还是很重要的工具，是西方文明带给世界的瑰宝。中国人缺少这方面的训练。我建议，初中应该开设《形式逻辑》课，这是一门很重要的基础课。这样做可以使我们可以少犯很多错误，使我们的思维更加清晰明确。

 

    另外，我也要说一句《悲惨世界》里面的话，富人凭借寒暑表来知道天气冷热，穷人只能靠皮肤感觉。寒暑表只能测度一维的量变，而皮肤的感受则是综合的。在绝对干燥的空气里，人能够忍受一百多度的高温，而如果空气湿度达到百分之六十，才八十度你就熟了。这说明，使你感到冷热的不仅仅是气温。除了气温以外，还要加上湿度、气压、地温、风力等等好多因素才有一个综合的冷热感受。人看世界不能仅靠一维逻辑的思维方法。我们的祖先在多维综合模拟思维方面是很多遗产的。我们应该好好发掘。希望大家多用“皮肤”去感知一下世界。

 

    最后，东西方思维走了不同的路，但有很多是共同的，要走好结合之路。中西合璧要做到水乳交融是很困难的。首先要求我们对历史、哲学的基本观点，要做全面的审视，才能有所创造。

 

    我今天讲的是一个问题串，好多的解我还没展开。借用比利时雕塑家盖卢瓦的话：“你看见的，是我塑造的；你没看见的，是我心中追求的。”

 

从中西方语言的差异到思维精神的不同

 

从中西方语言的差异到思维精神的不同摘要：采用文献综述法，从已有理论上抽象地推导出中西方语言与思维之间有着相互对比相互借鉴的关系。把两种思维方式、两种语言的语法特征以及两种文化的精神内涵进一步澄清，有助于掌握英语严式语法的要领，系统全面地学习语言，领悟西方文化中智者精神的魅力；要有意避免汉语的宽式语法向无限宽泛发展，并注重使用合乎语法规则的表达，使中国的悟性精神落到更为具体的有范畴约束的领域。

 

关键词：中西方语言；思维；语义；文化精神；差异

 

(一)在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上中西方存在着不同认识

 

1．在西方文化看来语言对思维有很大程度上的制约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历来都成为人们研究的焦点，18至19世纪之交的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洪堡特就指出：“人从其自身的存在之中编织出语言，在同一过程他又将自己置于语言的陷阱之中，每一种语言都在使用该语言的民族的周围划出了一道魔圈，任何人都无法逃出这道魔圈，他只能从一道魔圈跳入另一道魔圈。”语言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指不同民族都有着在其他民族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语言体系。这正说明了语言的任意性的特点，即语言符号与意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玫瑰花在中国大家都知道叫“玫瑰”，而在西方英语中不约而同大家会说那是“rose”，并且与玫瑰花相关的或无关的一切事物在两种语言体系都有不同的叫法和表达方式。与语言的任意性相辅相成的另一面是语言的约定性(convention)，在英语中创造出的“words”都用来帮助人们思维，汉语中则是叫做“词语”的东西成为思维的工具。关于语言决定思维和文化面貌的系统理论，产生于2O世纪前半期，是美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萨丕尔·沃尔夫师徒二人共创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他们认为语言不同的人们应该具有相应的不同的思维模式，语言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思维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萨丕尔曾在其影响深远的论著《语言论》(1921)指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人类的思维活动要借助语言，没有语言这个工具，人类的思维是难以进行的，同时又指出思维对语言有反作用，比如一个新概念的产生会影响到语言符号的某种发展变化，思维促进语言的成长。尽管“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中语言决定论受到置疑，但语言与思维文化联系密切并相互制约的观点是获得充分肯定的。

 

2．中国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提出较早，但并无系统分析，而且强调语言的局限性和精神与思想的不可言说性早在《庄子外物》中就出现了著名命题：“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论语》中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类似的还有“意在言外”，“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等命题。这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上对于语言形式的忽略，而对思想意境的追求。

 

3．中西方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认识上有着质的不同在语言与思维两者关系问题上，西方更看重语言对思维的影响，把语言当作一个精美的容器，而思维的内容只能在容器的范围内展示。而中国则更喜欢思维的自由性及不受语言的约束性，从而忽略了对语言形式上完整严谨的追求，最后带来思想上的空泛性。

 

(二)通过对中西方语言的分析比较，得出思维上的差异当我们从“语言一思维”这一方向展开研究时，有的学者研究微观具体颇有妙趣，比如汉语说：“她嫁错了人”，而英语习惯说“She has named thewrong guy”，汉英语言句子的差异在于：说汉语的人把错误归于主语所做的动作，说英语的人或许只是报道主语想嫁的人与所嫁的人之间的差距。这一差异或许表明中国汉语喜欢把过失归于自身，而英语文化则常常委过于人。在描述过去和未来时，汉语跟英语也有明显不同，习惯成套地使用“上”、“下”这种纵向的空间关系，例如“上个月”、“上个星期”、“上次”和“下个月”、“下个星期”、“下次”等。初学汉语的美国学生常常感到这种说法违反直觉，在他们来看，上跟向上动有关，应比喻未来，下跟向下动有关，应比喻过去。汉语和英语在时间比喻上的偏爱不同，或许跟人们认为的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趋于静态，而西方人的思维模式趋于动态有关。除了以上在过失归咎、思维的静动模式、语言形式严谨与松散等方面的差异，在宏观上的差异更加值得关注，即西方文化的基本思维模式是构造分析性，语言形式严谨；而以汉语为代表的东方语言模式是整体把握性，语言形式较松散。这种思维模式的差异与语言差异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三)思维上的差异产生于语言上的差异汉英两种语言分别作为中西方语言的代表，相比之下反映出思维上差异，在样貌上表现为“一个羚羊挂角，飘忽不定；一个板上钉钉，一丝不苟”。正是中国语言这种思维结构上松散，语法上有时不可论证性以及“字为本”等特点，造就了汉语中思维模糊性、随意性和措辞的简洁明了。也正是英语语言结构上完整，语法上系统有序，以及“句为本”的特征造就了西方思维的周密严谨和遵守规则。英国东方学家塞斯曾说：“要是我们不把欧洲语法的那些名称术语连同那些名称术语所表示的概念一起抛弃的话，我们就永远不会了解汉语语法”。这充分证明了语法在中西方语言中的巨大差异。20世纪最重要的语言学家索绪尔指出：“一切都不能论证的语言是不存在的；一切都可以论证的语言，在定义上也是不能设想的。在最少的组织性和最少的任意性这两个极端之间，我们可以找到一切可能的差异。各种语言常包含两类要素—— 根本上的任意和相对地可以论证的—— 但是比例极不相同，这是我们进行语言分类时可能考虑到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可以说，不可论证性达到最高点的语言是比较着重于词汇的，降到最低点的语言是比较着重于语法的。这不是说“词汇”和“任意性”，“语法”和“相对论证性”始终两两同义，而是说它们在原则上有某些共同点。这好像是两个极端，整个系统就在它们之间移动；又好像是两股相对的潮流，分别推动着语言的运动：一方面是倾向于采用词汇的工具，不能论证的符号，另一方面是偏重于采用语法的工具，即结构的规则。例如，我们可以看到，英语的不可论证性就比德语占有重要得多的地位；但超等词汇的典型是汉语，而印欧语和梵语却是超等语法的标本 j。”可见词汇在汉语中的地位确实重要，而语法在英语中的地位更为显著，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

 

1．形态变化与位置变化语法型语言主要靠形态变化，其结构受一致关系制约，采用间接编码的方式；语义型语言主要依赖词的位置变化，其结构不受一致关系制约，但受到说话与听话的交际双方的交际意图和语言环境的制约 ]。具体来说，语法型语言结构框架是“主语一谓语”，语义型语言结构框架是“话题一说明”。它们之间区别有三：第一，“主语”与“谓语”之间存在着形式上的一致关系，而“话题”与“说明”并不存在这种关系；第二“话题”是有定的，是说话人想要说明的对象，只能出现在句首，而“主语”是无定的，必须与谓语保持一致，不一定出现在句首；第三“主语”与“谓语”之间存在一致关系，因而相互之间联系非常紧密，而“话题”与“谓语”之间的联系却非常松散，这种松散在别的语言中会被视为不合语法的句子。

 

2．“句本位”与“字本位”语法型语言以“句本位”为特征，而语义型语言以“字本位”为特征。著名翻译家杨绎曾指出：“西方语言多复句，可以很长，汉语多单句，往往很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从西方语言长句结构可反映出他们的直线型思维和逻辑思维较强，而中国语言的特点反映出我们重视字的内涵，形象思维与直观思维较强。中国人往往注重“言简意赅”，而西方人更喜欢“复杂有序”。

 

3．意合语言与形合语言以及“序”和“形”从构成方式来看，西方语言是形合的语言，而汉语是意合的语言。印欧语系分为词位句法(1exemicsyntax)和义位句法(sememic syntax)。印欧语言一直以词位句法为基础开展语法结构的研究。而传统汉语的“注”和“疏”就体现了义位句法的精神。语言学家王力用“意合法”概括了汉语的这种义位句法精神。中国汉语中不讲语法照样看书写文章，而在印欧系语言的学习中这是不可想像的，其根源正是形合语言和意合语言的差异。以形合语言为主的印欧语系是以“主语一谓语”为结构框架的语法型语言，它注重“形”，而以意合语言为主的汉语语系以“话题—— 说明”为结构框架的语义型语言，它更侧重于“序”。要对“序”进行调整，可以借助虚词，虚词和“序”一样，是汉语语法中的重点元素。请看以下这段话。有个农村叫张家庄。张家庄有个张木匠，张木匠有个好老婆，外号叫个“小飞蛾”，小飞蛾生了个女儿叫“艾艾”，算到一九五零年阴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虚岁二十，周岁十九。(赵树理《登记》)上面的这段话就体现了汉语作为意合语言，“序”在这种语言中有着极为明显的作用，同时很难用语法名称去分析它。

 

4．宽式语言和严式语言从语法的角度分析，西方语言为严式语言，汉语为宽式语言。在印欧语言中有许多严式语法范畴，包括：性(gender)、数(number)、格(case)、时(tense)、体(aspect)、态(mold)、人称(person)、语气(mood)等，而汉语中基本上不存在严式语法的范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汉语中的时态只有用几个简单的虚词来表达，通常是“正”、“着”、“了”、“过”、“还⋯⋯ 没”等。“以我吃饭”为例，如一般现在时则用“我正吃着饭呢”；一般过去式为“我吃过饭了”；将来时为“我还没有吃饭呢”，而完成时虽然不很明显，但也可用“已⋯ ⋯完”或“还没⋯⋯ 完”表示，如“我已经吃完饭了”和“我还没有吃完饭呢”。从语法上讲根本一点都不构成时态系统，也似乎不像英文中16种时态那样复杂具体和有序。另外学习英语的汉语母语学生，往往忽略了英文严式语法这一特征，比如把“He was involved inthe crime”这样的句子写成“He involved in thecrime”(他卷入了这次犯罪)，漏掉了被动语态的标志词。根据理论，与严式的西方语言相应的，是构造分析、逻辑演绎的思维模式，与宽式的汉族语言相应的是整体把握、类比联想的思维模式 j。(四)中西方思维最大的差异：整体把握与构造分析中西方语言和思维模式存在着“整体把握、类比联想”和“构造分析、逻辑演绎”的对立，这种对立在语言层面上也有明显的表现。如汉语和英语书写地址的差异，汉语从大到小，源于整体领悟的思维模式，英语由小到大，归于结构分析的思维模式。另外汉语与英语姓名排列有明显差异，汉语先姓后名，反映出家族到个体及整体思维模式，英语先名后姓反映了由个体到家庭的结构思维模式。在整体把握的中国思维模式下，许多约定俗成的语言现象都获得了理据，如“男女老少”，有人认为该词犯了概念重复的逻辑错误，但为什么又会这样“约定俗成”呢?原因不外乎中国人的整体把握、类比联想的思维模式。相类似的词语还有“国家”、“动静”、“人物”、“忘记”、“窗户”、“质量”等。这些词无一例外都能用第一个词根来表达，而另一个词根的意义已完全消失，但形式上给人一种整体与类比的感觉。因此，西方语言思维和汉语语言思维的差异，分别在严式语言、智性精神与宽式语言、悟性精神之间划出了鸿沟，影响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精神，形成了西方语言文化的智性精神和汉语文化的悟性精神。中西方语言、语法思维和文化精神相对的轨迹，可概括为语法型语言：严式语言一严式思维轨迹一构造分析、逻辑演绎一智性精神；语义型语言：宽式语言一宽式思维轨迹一整体把握、类比联想一悟性精神。然而，文化精神的差异又反过来影响到语言的差异，这表现为文化精神通过文本的积淀对语言产生反构建。一种语言从理论上说可以生成无限的文本，一个句法意义上的词组、一个句子、一个故事都可以看成是文本，如西方语言文化上的科学文本，汉语文化上的诗化文本。一个文本如果反复被讲述，随着时间的发展就会积淀为成语词和语素。如“破釜沉舟”这个成语来自于有关项羽的故事，也可以说一个关于项羽的文本，是项羽在这场非常关键的战役中为了赢得胜利而痛下决心鼓舞激励士兵的故事。这个故事由于包含着丰富的文化精神，虽然经历年代已久远，但通过文本逐渐地在历史上沉淀到今天。因此文化精神从文本层面积淀到语言层面，智性精神和悟性精神就凝固得更深，最终中西方思想差异更为扩大。可以说从文本到成语的积淀，是文化精神对语言的构建。在过去曾经作为文本层次的单位如“意境”、“写意”等现在都成为词语的范畴。我们的文化精神如果不注重兼收并蓄，很可能对宽式和严式产生逆构建，我们汉民族的悟性文化精神可能使汉民族在言谈时更依赖语境，而不去使用已存在的宽式范畴，就使宽式范畴更加失去了应用机会而向更宽泛的方向发展，最终难以向严式语法的方向发展。

 

    中国人为什么缺乏逻辑思维能力？

 

    中国人说汉语，学汉语，写汉语，不过并不完全了解汉语。有关汉语的特性导致了中国式思维缺乏逻辑性这点事儿，如果不是西方人给我们普及了一下，我们大概至今还不知道。

 

    最早发现这个问题的是利玛窦，他到中国以后惊奇地发现那些饱学之士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逻辑这回事情。在这位自幼接受古希腊逻辑学熏陶的神学院毕业生看来，中国人辩论的时候，即使是在大学者们辩论的时候，也不懂得用严密的逻辑体系做是非评判的标准，而是使用一些完全无法严格界定的含混概念。

 

    从词汇上说，古汉语的名词大多是不可数名词，基本上是在用一个不知性数的例子说明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别。这样的词汇特性决定了名词抽象化方面的困难，比方说我们有“马”这个词，却无法把具体的马的本体跟马的抽象属性区别开来，不仅无法轻易创造出类似horse-hood或者horse-ness这样的抽象词汇，而且连名词跟形容词之间的区别都搞不清楚。后期墨家的“牛马”、“坚白”问题都是由这种词汇特性带来的。从语法上讲，古汉语动词严重不发达，导致“是”动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和一般动词谓语句在形式上没有任何区别，思维上的判断和描述也没有任何区别。这种词汇和语法的特征导致古汉语的逻辑缺陷，进而决定了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举一个后期墨家的例子：

 

    舟，木也，故入舟，入木也。

    也就是：因为A=B，所以CA=CB。从逻辑形式上说没有任何错误，但结果就是不对。

    如果翻译成英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A boat is made of wood, to enter into a boat is to enter into something made of wood.

 

    就这么点事情，后期墨家的那么多圣人就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这也难怪，因为思维水平被语言限制着，除了中文之外他们不懂别的话。他们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做个综合归类，告诉我们有时候CA等于CB，有时候CA不等于CB，至于为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不明不白的学问自然没人要做，所以先秦之后，墨学成了绝学，两千年来就没有一个中国学者真正读懂过墨家这点东西，直到西学东渐的时代，中国学者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西方人所说的逻辑学的萌芽。

 

    实际上，古汉语在逻辑方面的问题中国哲学家早有感受，从老子的“立教无言”到孔子的“吾欲无言”到庄子的“得鱼忘筌”再到佛家的“不立文字”（佛教中国化的特征之一，在印度的时候没这回事儿），中国哲学家所体现出的惊人一致的对语言的不信任感是你在古希腊哲学和希伯来的先知文献中都很难找到的。

 

    没有了逻辑学自然发展不出像样的科学体系，法学也成问题，不过诗人对这种具象性语言很满意，所以中国古代文人没人懂逻辑，却人人都会作诗。

 

    现代汉语在语法方面比古汉语强，词汇方面仍无太大改进。比如上述“舟木之辨”的问题解决了，但“盗人”之辨的问题仍然解决不了，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成了“因为强盗是人，所以杀强盗就是杀人”，仍然是一笔糊涂账。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也是缺乏逻辑体系的表现之一。所以就是研究古汉语思维特性这点事儿，也是西方人比咱们强，M. Granet，A.C. Graham，Chad Hansen，这些代表性学者里就没一个中国名字。

 

   语言对思维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古汉语逻辑问题是个很好的例子，语言和思维的起源都是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起源点。不同的思维部分有不同的发生或起源时间，而这发生或者起源能否完成，则是由语言决定的。汉语没提供逻辑思维的条件，所以这部分思维在中国人那里就没法发生，虽然像老子孔子已经隐隐感觉到了问题的存在。反之，如果汉语本身严谨一些的话，后期墨家也许就能发展出希腊人那样的逻辑体系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许就完全不一样了。

 

如果我问你：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与启蒙运动的差别是什么？也许很多人会给出很多不同的答案，我这里也提出一个它们之间的明显差别：文艺复兴是欧洲人学习、翻译“外语”（阿拉伯文、拉丁文、希腊文）的时期；启蒙运动则是欧洲人用“母语”（法语、英语等）进行思考、创新的时期。

 

关于汉字改革的问题，关于英语教育的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长远的战略和命运，并不是简单的一句，改不改、学不学就能回答的问题。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一定要对人类语言文字与文明发展的历史，进行一番考察。

一，语言与文字概况
首先，语言和文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世界上一共有多少种语言？专家们的估计是4000—8000。德国出版的《语言学及语言交际工具问题手册》提供了比较具体的数字：5561种。但这只是现有的语言，在这之外，已经有很多种语言文字在世界上消失了。

现今的世界上这约5000种语言，按照语言的系属分类方法，语言被分为几个语群。在每个语群中的语言，根据直接或间接的证据显示它们是同一种语言分化而来。这种分类方法与事实的历史事件必有直接而明显的关联，而归类在一起的语言是由一个祖语演变而来的。这个祖语——经常被加上“原始的”这个前缀——是由某种更古老的语言发展而成的方言。语言系属分类分类方法有直接的历史意义，整个系属分类的图表类似一个系谱表。大的语系有：印欧语系、汉藏语系、亚—非（含米特—闪米特）语系、乌拉尔—阿尔泰语系、亚太诸语系、美洲印第安诸语系、西亚及非洲诸语系等。语系下面细分为语族，较大的语族中又衍生出语支、大语种、小语种。

例如：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汉语族、汉语大语种；

英语、德语都属于印欧语系、日尔曼语族、西语支；与一些人想象的不同，法语与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虽属于印欧语系、罗曼语族；俄语也属于印欧语系，却属于斯拉夫语族、东支；印度的印地语、梵语同样也属于印欧语系，但是却属于印度—伊朗语族、印度语支；伊朗的波斯语则同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伊朗语支；

土耳其语却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南（奥古兹）语支；蒙古语也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满语则属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南（满族）语支；

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使用的阿拉伯语与以色列的国语希伯来语，同属亚—非语系、闪米特语族，一个属于北阿拉伯语支，另一个属于卡纳安尼蒂语支。

文字的种类要少于语言的种类。这主要和主要与拼音文字的字母起源有关。在人类有文字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文字使用的基本轮廓是这样的：欧洲以拉丁字母和斯拉夫文字来建立各民族的文字语言体系；亚洲比较复杂，西亚以阿拉伯字母为主，南亚受印加字母影响较大，中亚兼收并用斯拉夫、阿拉米、阿拉伯等字母，东亚广大地区如日本、朝鲜、韩国、**等国家历史上曾经长期使用汉语为其书面语；东非、北非的一部分受到阿拉伯字母的影响，萨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美洲、澳洲的广大地区，由于生长在这里的民族还相对处于落后状况之下，大多还只是一些没有文字表述的土著语言。

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三种文字，即华夏汉字、古埃及圣书字、两河流域楔形文字，都是象形文字。后两种文字虽然夭折得很早，却留下了字母文字。约于公元前15世纪，其中的一支腓尼基借这种象形文字创造了历史上第一批字母文字，共22个，只有辅音，没有元音，这就是著名的腓尼基字母。腓尼基字母较早传入希腊，演变成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孳生了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成为欧洲各种字母的共同来源。

一种语言可以由两种书写符号（字母）表示，同样地两种语言也可以共用一套书写符号。如藏语，就是由于公元七世纪一个西藏喇嘛到克什米尔进修后，引入了梵语字母（Sanskrit，即印地语的前身）这使它们看上去有些相似，然而这两种语言之间毫无联系：印地语属于印欧语系，藏语属于汉藏语系，只是不用汉字。相反日语和朝鲜语，由于在中世纪时大量借用了汉字，人们一直怀疑它们之间有某种联系，然而至今为止尚未发现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它们之间有联系，实际上日语和朝鲜语与当今世界上任何已知的语言，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语言，都没有发现任何肯定的联系。

总的来说，语言学能够指出两种语言有多么相似，但是认定是否同种语言的问题，更多地是依赖于国家、民族、政治、历史等多种因素。比如克罗地亚语（Croatian）和塞尔维亚语（Serbian）其实完全是一种语言（统称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Serbo-Croatian），只是前者采用了罗马字母，而后者采用的是西里尔字母（Cyrillic，古代斯拉夫语的字母，就是俄语所用的字母），这与两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有关。与此类似，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之间可以毫不费力地听懂对方，就象两种方言一样，但是人们传统上还是把它们看作两种不同的语言。

二，象形文字与拼音文字
就文字的复杂程度而言，以象形文字为最，其次为表意文字，形声字又次之，拼音文字的一维表达方式最简单，它的优点在于它的普及性。文字越复杂，掌握的人就越少，在目前的信息时代，拼音文字有便于处理的优势，但以后的变化尚未可知。如果因为拼音文字晚于形象文字，而认为拼音文字就比汉字先进，那就大错特错了。

古代埃及语属于含米特语系，大约在5500年以前，埃及就出现了文字和书写的纸草。约公元前3100年上下埃及统一，统一后的埃及开始有文字记录可考。这比中国开始有文字记载早了1700年。最早的文字是图形文字，后来有些文字逐渐变成音节符号和指意符号，其后又有了一音一符的字母，共二十四个。所有字母都只标辅音不标元音。各种符号组成词组，共有六百多个词组。经历这些发展的古埃及文字，是用字母、音符和词组组成的一种复合文字。到第八王朝（大约在公元前2200年）时期出现了一种草书体，到中王朝（公元前2000—1700年）时草书体已广泛流行，只有正式文体和铭刻才用象形体。古埃及复杂的象形文字只被少数祭司所掌握。

苏美尔语作为一种已经消亡的语言，没有后继者，也不属于现在任何大的语系。早在5500年前差不多与埃及人同时，生活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希腊人称为Mesopotamia——美索不达米亚，意即“两河之间的地方”）的苏美尔人（Sumerian）也有了自己的文字。他们最早的文字也是图形符号，一符一义。以后发展为表音符号和指意符号，一起组成词组。自从有了表音和指义符号，字符孳乳增繁的倾向减少，到了约4300年前，字符减少到了六百以下，其中约有一百个是表示音节的符号，但是没有单独表示辅音的符号。这种文字用削尖的芦杆、骨棒等刻写在泥版上，芦杆刻成的笔划，起划粗而深，收划细而浅，形如楔形，因而得名“楔形文字”。楔形文字后来成为近东各国外交的通用文字，一直到先进的腓尼基拼音文字的“传人”阿拉美文（Aramaic）流行以后才逐渐弃而不用。腓尼基字母在西亚演化成阿拉美字母，成为亚洲许多文字的基础，阿拉美文在近东各国的通行到了公元7世纪阿拉伯的伊斯兰文化兴盛时，又让位于阿拉伯文，直到今日。

长期独立于亚欧大陆文明的美洲印第安人，也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美洲文明最先进的阿兹台克（Aztec）、玛雅（Maya）和印加（Inca）国都有自己的文字。其中玛雅人的文字系统是最发达的，玛雅人在公元最初的几个世纪中发明的文字，符号与解释符号的图形并列，包括很多图形，也有音标和音节符号。这些图形文字看上去极其复杂，好象是一幅幅精致繁复的装饰图案。西班牙人征服玛雅后，大部分文字记录都被销毁，只有极少数保存到了今天。在玛雅，只有祭司才识字，所以当他们被消灭干净以后就没人能懂玛雅文了。这是复杂问子系统消亡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说到拼音文字的诞生，就必须要从腓尼基人谈起。腓尼基人在公元前1500年时居住在现在的以色列、黎巴嫩一带。腓尼基语属于闪米特语系。当时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字早就有一部分发展为音节符号，埃及文字还由此出现标示辅音的二十四个字母。但是两种文字中都有好几百个字符，埃及文字还保持象形体，结构复杂，使用不便。地处使用这两种文字的人之间的腓尼基人受到它们的共同影响，取埃及文的辅音符号而摈弃其象形体，发明出了二十二个辅音字母。从此文字不再为祭司所垄断，从而避免了玛雅文化那样的命运。腓尼基人的字母系统，是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但是不能过分夸大这种贡献的“先进性”。腓尼基人从埃及象形文字、楔形文字中演化出的这种拼音文字，很类似于日本人借助汉字“零件”发展出“假名”的过程。

汉字的起源是一个未解之谜。得到考古支持的商代甲骨文最早出现在3300年前，这比古埃及的文字及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字都要晚近2000年。至今共发现了5000个以上的甲骨文单字，其中可以认识的约有1700字。但是最早的甲骨文被发现时，就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会意和形声成分，在这些甲骨文中，“会意字”不到80％，形声字占20％多。这与古代埃及人、苏美尔人等其他早期的象形文字有很大的不同。

本人一向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水平，远远不如古埃及、古希腊文明。在古埃及人早已经用巨大的石块建造宏大的金字塔时，中国却只有夯土建筑。在古埃及人已经在坚硬的石头上刻下精美的象形文字图案时，中国却只能在兽骨或龟甲上刻出粗糙的划痕。但是如果看看中国这些甲骨文的抽象程度，却又远远高于古埃及那些具象的图形。似乎汉字直接跨越了早期象形文字的早期阶段，直接进入了一种更抽象的较高级阶段。汉字发展经历的象形阶段—表意—形声的途径中，象形阶段几乎没有，所谓的象形字在甲骨文阶段就已经被高度抽象了。后来，随着汉字的演变，汉字更不再是纯粹的表意文字了，当希腊人建造帕台侬神庙的精美雕塑，罗马人建立万神庙的巨大穹顶时，中国还只有秦汉时期夯土的长城，和陶制的殉葬兵马俑，但是秦朝的小篆已经是一种全国统一的规范文字了，汉朝的隶书与今天的汉字已很接近。中国汉字这一庞大的复杂语言文字符号系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在文字出现的早期，象形文字（hieroglyphs）可以工作得不错。可是随着语言的不断丰富，有些语言不能用形象表达了，怎么办？古埃及人和苏美尔人开始创造一些仅代表发音的符号来记录这些语言。中国人却选择了另外一种解决办法：

会意字，如“日＋月＝明，女＋子＝好”；
表音字，如“阿”，没有任何意义，只表示一个音节；
通假字，如“说－悦”；开始出现于汉字中。

但是没有一种文字能纯粹用这办法解决问题，最多是部分地采用这技术，多了就不灵了。自春秋时期开始形声字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具有了很强的表达能力，这可能反而抑制了汉字向表音文字的发展。到了《说文解字》中的9353个汉字里面，“形声字”占了80％以上，“会意字”不到20％。通假字逐渐消失，表音字所占比例很小。

三，文字的传播与文明的冲突
语言的流传有着很强的人种学联系，但是文字的传播却并非如此。一个没有原创文字的野蛮种族，往往会借用其他种族的文字。在这种借用过程中，拼音字母的选择往往是最简便的。这是拼音文字得以广泛流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欧洲、西亚的情况尤为典型。

印欧语系是世界上最大的语系，它包括两种伟大的古典语言：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原始的印欧人生活在什么年代？是从何处“发迹”的？现在找不到原始印欧人留下的任何“书面材料”，因为人类使用语言的历史远比使用文字的历史久远。最好的办法就是分析他们的语言。通过重建古代印欧人的语言，今天的人们大约可以了解到：原始印欧文明起自于5000年以前的东欧某地，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它分裂了，人们离开故乡分好几路向四面八方迁移。其中一路到了希腊，另一路到了意大利，这两路分别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起源。

希腊字母最初也象闪米特字母那样，是从右到左书写的。但后来变成从右到左和从左到右交替地书写，后来又变成从左到右，成为目前的这种样子。希腊语最后分化出四种方言，在以后的几百年中，随着雅典城的兴起，一种叫雅典语的爱奥尼亚方言，成了希腊语的主要形式及共同语（Koine）的基础。在亚历山大大帝远征以后，雅典语的使用范围，远远超过现代希腊的疆界。罗马帝国信奉雅典语为第二语言。新约圣经就是用共同语（Koine）写成的。西罗马帝国衰亡后，从4世纪到15世纪，希腊语是拜占廷帝国的官方方言。时至今日，东正教还在用那部古雅典城邦的共同语写成的圣经。

早期的希腊人，使用的是从埃及学来的象形－表音混合文字中，1952年曾解释叫做B线型的希腊早期文字，那时公元前1500年的遗物，但是到公元前1200年这种文字大部分废弃不用了。到了公元前1000年时，腓尼基文字传入希腊，他们放弃了原有的文字，并且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明了元音字母，世界上第一套完整的拼音文字终于诞生了。

拉丁语开始是台伯河岸的一个小村庄的方言。约在公元前1000年，从北方不断涌来的移民把拉丁语带到意大利半岛。在以后的几百年中，罗马出现了，并居于突出地位，罗马的拉丁语成为新兴的罗马帝国的标准语。古罗马的语言拉丁语，是现代罗曼语的祖先。拉丁语的使用早在罗马帝国时代就一分为二了：书面的拉丁语古文有严格的语法规则，专为贵族和僧侣使用，口头拉丁语俗体是人民大众使用的活语言，又称民间拉丁语。民间拉丁语随着罗马帝国版图的扩大，由军队和商人传到了法国南部的高卢人那里，并逐渐取代了高卢语，同时又受了高卢语的影响。公元7-8 世纪，原来的民间拉丁语变成了一种新的语言——这就是古代法语。并且，在公元5世纪瓜分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也乐于接受这种语言。进一步分化的结果，导致现代罗曼语诸语言的出现，它们是：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罗马尼亚语。在中世纪，拉丁语是欧洲交流的媒介语，也是欧走科学、哲学和神学的语言。罗马天主教传统上用拉丁语作为正式语言河礼拜仪式用的语言。直到近代，通晓拉丁语，还曾是任何文科教育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只有到了本世纪，拉丁语的研究才衰落下去。

拉丁语（或称罗马语）的字母表，是在公元前7世纪创制的，它以依特拉斯坎（Etruscan）字母为基础，依特拉斯坎字母又来源于希腊语。拉丁语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希腊语的多样性和灵活性，这也许反映出罗马人讲求实际的性格。罗马人更关心政府和帝国，而对猜测的想法和诗意的想象不感兴趣。

在古罗马帝国衰亡后，伊斯兰文明开始兴起。阿拉伯语这种与希伯来语关联密切的这种闪米特语言，它的使用范围一直到公元7世纪还局限在阿拉伯半岛内，当伊斯兰教在7世纪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后，这种语言的使用几乎全部取代了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和北非从前使用的语言。随着伊斯兰教在以后几百年内取得进一步的胜利，阿拉伯语便在东部远至阿富汗、西部远至西班牙的广阔地区通行。

阿拉伯语的字母表相信是来源于一个叫做纳巴特安的古老民族，但这个字母表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以及到底是如何产生出来的，这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说是由腓尼基字母辗转发展而成。穆罕默德早期曾经采用过两种手写体：一种叫纳斯基（Naskhi），这是书籍和通信中常用的草体；另一种叫做库菲克（Kufic），这是一种楷体文字，主要是装饰用。现在二十八字母的字母表基本上由辅音组成，元音符号由加在字母上方或下方的符号来表示。但是这些符号通常是省去的，它们只在小学课本和《古兰经》的一切版本中才会出现。同其它闪米特语言一样，阿拉伯语的书写方式也是由右至左。

文字的传播伴随着文明的冲突与征服，在过个程中有两个非常典型的例证。一个是伊朗、一个是土耳其。

今天的伊朗古称波斯，曾是古希腊同时期的一个大帝国，人种学上属印欧人的一支。但是公元前3世纪被希腊人灭了，后来又添加上阿拉伯人、突厥人和蒙古人的成份，古波斯人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波斯语是世界最古老的语言之一，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就是一种公认的标准语。波斯语是构成印欧语系一个语支的伊朗诸语言之一。讲波斯语的本地人把波斯语叫做法尔西语。古波斯语是一度从地中海延伸到印度的印度河的大波斯帝国的语言。古波斯语采用在古代世界许多地方都通用的锲形文字。公元前二世纪时，波斯人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帕拉维字母表，该字母表一直使用到波斯被伊斯兰教征服的7世纪。7世纪以后，波斯语就开始改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并补充了若干字母以适应一些特殊的音。波斯语里也有了不少阿拉伯借词。

塞尔柱土突厥人，与后来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人都是突厥人的西部分支。在10世纪接受伊斯兰教之前，还是一个没有文字的“野蛮”民族。在全盘接受了伊斯兰教后，除了少数民谣、世系传说的断简残篇之外，突厥人在前伊斯兰教时代的文明、国家、宗教、文学，皆被抹杀、遗忘殆尽。到了1929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瓦解时，又将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土耳其语，全部改为用拉丁字母拼写——尽管土耳其人不属于印欧人种，土耳其语也不属于印欧语系。

四，文艺复兴与现代欧洲语言
在欧洲漫长、黑暗的中世纪，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只有教会的少量拉丁文文献保留。与此同时，新崛起的阿拉伯帝国却将大量的古希腊、古罗马文献转译成了阿拉伯语，随着阿拉伯语上升为国际性语言而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这些阿拉伯文译著，成为后世各国学者了解希腊古本的重要依据。还有一部分文献，在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以希腊文的形式得以保留。14世纪中叶到17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中，欧洲人开始了“学外语”，并将这些“外文”文献重新翻译成拉丁文。

由于伊斯兰文明在鼎盛时期，对数学、天文学都有很大的发展，欧洲人在将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时，难免需要引入大量的阿拉伯外来语。例如，由于阿拉伯天文学家在中世纪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他们所命名的星宿专有名词大部分被欧洲天文学界所接受。据统计，欧洲所使用的星宿名称中约有300多个是直接从阿拉伯语移植过来的。还有源自印度，却被欧洲人看成是阿拉伯人或花拉子密创制的“阿拉伯数字”。至于零号（0）的名称在欧洲语言中也大都采音于阿拉伯语的“sifr”，如英语叫“cipher"或“zero”；法语叫“chifre’’等等。这种现象曾经让当时的一些欧洲人感到不满，试图发起一场“净化高贵的拉丁文”运动，但是这根本不可能成功。

经过300年左右对过去文明的消化吸收，17—18世纪，在欧洲出现了一场启蒙运动。这一次，欧洲人开始用自己的“母语”进行思考和创新了。“民族语言”开始了规范化、现代化的历程，开始成为主宰科学文化的“官方语言”。这里面最典型的要算是英语和法语了。

英语分古代英语（公元700年-1100年）、中古英语（公元1100年-1500年）和近代英语（公元1500年至今）。

英伦三岛的第一批印欧居民是凯尔特人。凯尔特人是古印欧人的一支，大约在4500年前离开他们在东欧的故乡向西迁移，在公元前1000年时（相当于我国商朝末年、西周初年），他们成了德国南部、阿尔卑斯山北麓的一个强大民族。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相当于我国春秋时期），他们开始向西迁移，后来到了英伦诸岛。这就是印欧人的第一次“入侵”。

印欧人的第二次入侵是在公元5世纪中叶，当时生活在现在的德国和丹麦交界处有两个部落，一个是盎格鲁（Angles），另一个是萨克森（Saxon）。跨过北海，占据了英格兰，原来的凯尔特人很快地后退到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地。English一词就出自Angles，原意为“角落”，意即他们来自欧洲大陆的一角。在古英语中Angle写作Engle，他们的语言叫做Englisc。在古英语中“sc”读如“sh”。顺便说一句，“凯尔特”（Celt）中的c可以读如s或k，所以也叫“塞尔特”，美国人中有许多来自苏格兰和爱尔兰，所谓的“美国腔”可能是凯尔特口音。

古英语一直发展到公元1066年法国的诺曼人入侵。法语成为官方语言，法语属罗曼语族，与英语不是同一个语族。英语吸收了大量的法语词汇，语法上也受到了法语的影响。诺曼人的入侵为英语带来了大量的法语词汇，这使得现代英语中存现大量的同义／近义词。公元1250年-1400年的150年内，约有10000个法语词汇进入了英语，75% 至今还在使用。在法国入侵之后，英国实际上存在着3种语言：法语是官方语言，拉丁语是宗教语言，英语是社会下层使用的语言。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产肉的动物多是英语词，如ox，cow，calf，sheep，swine，deer，而它们的肉则是法语词，如beef，veal，mutton，pork，bacon，venison。大概持法语的多为贵族统治者，只注意他们餐桌上的肉，并不在意牲畜们叫什么。

由于基督教会的影响，拉丁语词汇也大量进入英语。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研究，大量的拉丁语、希腊语词汇涌入英语。这些情况，使得在现代英语中，借词占了 80% 的比重，这些来自不同语言的大量借词，减少了同形词和同音词产生的机会。众多的“外来语”使英语成为一个表达力丰富的语言。大量吸收外来词——这是英语正词法得以形成和巩固的一个重要因素。

尽管如此，古英语仍然构成了它的核心——不到五千的古英语单词一直保持到了今天。1399年继承王位的亨利四世是第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英国国王。在14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乔叟（Chaucer）完成了《坎特伯雷的传说》（Canterbury Tales），以伦敦方言为代表的现代英语终于开始出现：一个来自当年“角落”的语言。英语逐渐成为官方语言，学校开始教英语，英语成为了英国的全民共同语。文艺复兴时期印刷术的推广和教育的普及，英语的书面拼写形式逐渐统一，形成了规范的形式，而这些规范的形式又通过印刷的方式进一步固定下来。

12世纪末，以巴黎为中心的方言逐渐成为了法语的全民语言，17世纪以来，伴随着启蒙运动，法国一直十分注意语言文字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主张清除法语中的不纯洁成分。

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思想家，开始大量地使用新出现的、规范的本民族母语著书立说。各种古希腊、古罗马的文献，同样开始大量被翻译成这种新的民族语言。同时社会上开始重视用本民族的语言来进行普及教育。这是一个今天很值得我们重视的现象。

五，英语崛起的启示
在今天的欧洲，经常能够听到曾经作为贵族语言的法语，面对英语称霸全球的酸溜溜的抱怨。而法语的衰落与英语的崛起，并不是因为语言或文字的优劣造成的结果。事实上，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更“高贵”的拉丁语，今天已经几乎成为“死语言”。这其中的原因很值得探讨。

一种语言的兴盛，更重要的取决于有多少优秀的思想家在用它思考、创作。取决于在这种语言环境中最新原创思想、最新原生概念、最新原生词汇的多寡。

欧洲的文艺复兴之后，由于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罗马教庭的保守顽固，欧洲文明的中心开始离开地中海沿岸向北转移。在地理大发现方面，因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独占鳌头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希腊文化的复兴方面，近水楼台先得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策源地的意大利；最终却落后了。与此同时，科学活动开始的发展到组织化，大型国家科研机构开始建立。牛顿的“归纳一演绎”法出现，标志着科学方法论的确立，这是古希腊以来的一次飞跃。加上起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世界文明很自然地转向了英语地区。

在英法的竞争中，英制与公制的竞争就是一个旁证。英制虽然换算十分麻烦，但是在很多传统领域，依然顽强地存在着，显示着它曾经的辉煌。诞生于法国的公制能成为今天世界的通用标准，那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新兴的美国采用了公制标准。英语和公制称霸今日世界的局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其背后强大的思想与科技实力。语言或标准本身的优劣，只起到了次要的作用。

学习一种语言的最高境界就是用这种语言思考，就想用母语思考一样。但是，最能发挥个人思想创造性的还是母语，更何况要学好“外语”需要耗费极大的精力。古罗马人并不因为羡慕希腊文明，而改用希腊语——尽管两种语言十分接近。阿拉伯人同样要把拉丁文、希腊文翻译成阿拉伯文，而不是改用拉丁文或希腊文。同样，文艺复兴时的欧洲人也不是自己改用阿拉伯文，而是把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到了启蒙运动时期，更进一步地翻译成本民族的语言并加以普及。

对于外语好的个人而言，直接看外文原文根本不费劲。但要他翻译出来，效率就要低很多。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如果人人都化大量精力学外文，那效率就很低了。最极端的情况就是——象历史上那些失去了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民族一样，彻底消失了。最好的选择就是象阿拉伯人、或文艺复兴时的欧洲人那样，以少数擅长语言的人进行大量的翻译工作之后，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传播、普及。只有这样，本民族中才能更多的人用母语进行高效率的思考、创新。

中国现在在英语面前面临的困境是：基于这个语言的文明正处于高峰期——并不象阿拉伯人面对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那样，是处于经失落的静态文明；也不象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面对的是正走向衰落的伊斯兰文明。现在，大量新的科技成果、新知识、新思想依然在英语世界产生，英语，作为当今世界事实上的国际社交语言，它取得的成功是史无前例的。从使用它的人口来说，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数仅次于汉语而居世界第二位，大约有4亿多人。然而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使用英语的人数，要远比这多得多，可以说分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各个民族。所以，现在并能简单地因为学习英语消耗了学生大量时间，就不该学英语了。光学好英语是不够的，全民学英语也不表明就能提高素质，但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

如果从利马窦、徐光启向中国传播西方文艺复兴思想算起，已经几百年了；如果从鸦片战争，从林则徐翻译西方书籍、报纸算起，也有160多年了；即便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到现在也有近百年的时间了。当代的中国，应该正处于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转折关头。现在的中国，应该是学习英语，与翻译并重；最重要的是要开始用母语思考、创新。提高科研、新闻等行业从业者的英语水平，与普及基础教育，普及先进科学文化思想并重。不应该在中国把英语变成象欧洲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文那样的“贵族语言”。

六，再谈汉语与英语的优劣
谈到汉语与英语的优劣问题，首先就会想到“表意文字”与“表音文字”的区别。前面已经讲到随着汉字的演变，汉字已不再是纯粹的表意文字了。存在着大量形声字。历史上随着文明的不断发展，语言所要表达的概念不断增加，表意文字要求汉字拥有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字符集，但现代汉语已经不用增加字符来表达新的概念，而是创造新词，加上对汉字汉语的规范化，这已经基本上达到了减少了使用字数的目的。

与汉字相反，英语名为“表音文字”，其实并不能真正的表音；英语正词法中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英语的书面拼写形式和读音之间的矛盾问题。由于文艺复兴时期印刷术的推广和教育的普及，英语的书面拼写形式逐渐统一，形成了规范的形式，而这些规范的形式又通过印刷的方式进一步固定下来。但与此同时，英语的语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gnash（咬牙）和 gnat（小昆虫）中，g不发音，knight （骑士）和 know （知道）中，k不发音，而在中古英语中，这几个字母全都要发音。又如，辅音字母前的 r （如 arm）和词尾的 r （如 father）不发音，词尾的 e（如 live）不发音，而在中古英语中，它们都是要发音的。这种情况，使得规范的书面形式与实际的发音之间出现了很大的矛盾。这也是中国人学习英语时遇到的一个难点：学习一种“表音文字”如果不查字典、不看国际音标，也不一定能准确发音，是不是好笑？

18世纪开始，英国强调语言的规范化，要求语言准确有力。1755年，约翰逊(Samuel Johnson) 编写了第一部英语词典，把英语词的拼写形式固定了下来。这样，英语的正词法就能够以词典作为规范的根据。这很象中国秦朝时将小篆的书写规范化，但是却没能阻止汉字语音的变化。

这就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所谓拼音文字也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许多拼音文字，由于千百年来口语的不断变化，它的书面文字与读音往往相去甚远。法语也一样，它的书面语言表达的还是四、五百年以前的发音，不发音的元音彼彼皆是，象hommes读为um，aiment读为em。
事实上，现在的书面英语、法语，已经有很大“表意文字”的成分了。历史上的汉字作为表意文字（ideograph），文字与语音没有直接关系，无论用哪种语言或方言去读，意义没有变化。这是几千年来各种口语分化交熔变迁，而汉字一直作为一种统一的文字被所有人认同的原因。汉字使操不同口语的人互相交流成为可能，而隔膜是统一的主要障碍。所以在“表意”、“表音”这一点上，汉字并不比英语劣势。

现在普遍认为汉字的庞大的字符集使它显得非常复杂：难学、难记、难用。但是这里面需要搞清一个前提：那就是汉字的“字”与英文的“word”是不同的概念。现在的中小学教育需要掌握2000—3000个汉字，才能够满足日常阅读。但这不仅仅是学习2000—3000个“字”，而是学习2000—3000个概念。一个人一天之内可以学习26个英文字母，但是他能阅读英文吗？由于英文已经不是典型的“表音文字”，学会26个字母甚至连准确的单词发音都没有掌握。到头来，在以英文为母语的国家中小学中，仍然要进行大量的单词拼写训练。掌握2000—3000英文单词是什么水平？能应付日常阅读吗？学习过英语的人都明白！

研究表明：汉字作为一个复杂的文字符号系统，其信息熵很高。研究的基本方法是：逐渐扩大汉字容量，随着汉字容量增大，信息熵的增加趋缓；汉字增加到12370以后，不再使信息熵有明显的增加。我国科学家指出：汉字的容量极限是12366个汉字，汉字静态平均信息熵的值（平均信息量）是9．65比特。通过数理语言学中著名的齐普夫定律（ZIPF’SLAW）核算，这是当今世界上信息量最大的文字符号系统。联合国五种工作语言文字的信息熵的比较如下：

法文：3．98比特
西班牙文：4．01比特
英文：4．03比特
俄文：4．35比特
中文：9．65比特

可以看出，拼音文字的信息熵小，差别不大。汉字的信息量最大。

汉字对拼音文字的这种信息熵优势是什么概念？简单的比喻就是十进制数与二进制数的差别。十进制数字系统需要人记忆0—9，10个符号，二进制只需要记忆0和1两个符号。十进制乘除要记忆9X9表，二进制只需要学会与、或、非的简单逻辑。但是，人类在日常生活中为什么不使用二进制数字系统呢？因为那样很浪费，一个数字“7”表示成二进制就成了“111”，记个大数不把人累死？反过来，人类为什么不用十六进制，或更高的进制呢？一方面是人脑智力的限制，另一方面，十六进制也未必能大幅度提高信息熵。这种信息熵反映在文字上，就是联合国文件中，中文版本一定是最薄的。信息熵高是不是就不利于计算机处理呢？这方面恐怕还很难下结论。简单的比较汉与英文的输入速度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因为“字”与“word”是不同的概念。要比较只能比较同一内容的中英文两个不同文本，计算击键数的差值。在“词”的单位基础上，现代汉语与英语是可以进行比较的。现代英语为了应付不断涌现的新事物、新思想、新科技、新概念，也在不断地造词。无非是借助拉丁词根、或重新组合已有单词，结果越是专业科技的词汇，就越长、越难记。或者是大量使用缩写：如WTO、FBI、IBM、UFO等等，缩写一多就容易混淆、难以理解。在这方面，现代汉语造词的优势就十分突出了。这就是汉字字符集信息熵高的优势。

用现代计算机技术作为信息化的标准，来衡量汉字与英文字母的优劣是件很荒诞的事情。现代计算机技术说到底就是基于“二极管”的技术，将来的发展很难预料。难道要人类高度智能的思维模式，去模仿“二极管”式的思维？那是典型的削足适履。试想，难道当年就因为发明了黑白照像术，人们就该废掉油画的色彩？难道当年就因为摩尔斯电码适合新发明的电报，人们的语言就都应该改成“嘀嘀嗒”？

汉字在应用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我们不应该忽视，但是没必要过分夸大。当年中国人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应用。直到清朝末年中国还在大量使用雕版印刷术。其原因就是汉字数量太大，要制造一套足够印书的字模难度太大，也不经济。最后还是20世纪初，西方人引入了机制字模，中国才实现了活字印刷。在20世纪，人类进入计算机时代的初期，汉字处理软件的缺乏也曾经是一种阻碍，但是很快也就解决了。现在在计算机技术的帮助下，汉字的传播比以往更方便了。

真正阻碍中国进步的并不是技术，而是人们思想的禁锢。在西洋活字传入中国之前，利马窦、徐光启翻译的欧洲文艺复兴思想书籍，已经通过古老的雕版印刷出来了。但是在当时及后世很长时间内，却得不到国人重视。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在落后思想的禁锢下，即便我们象伊朗、土耳其那样把自己的文字全部改成先进的阿拉伯文或拉丁文拼写，我们也无法逃避象古波斯和奥斯曼帝国那样的衰败。

七，汉语拼音问题
所有语言可分为有声调和无声调的语言两种。在有声调的语言中，一个音节声调改变了，语意也随之起巨大的变化。汉语属于有声调的语言，英语属于无声调的语言。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有声调的语言信息熵更高，当然发音也更难掌握。

我国原来没有拼音字母，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注明汉字的读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读不出来。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来给另一个汉字注音，反切上字与所注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注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周有光先生称反切是“心中切削焊接法”。这两种注音方法，用起来都不方便。

唐代守温在分析汉语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基础上，制定了描述汉字语音的三十六字母，说明当时我国的语音分析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但是他是用汉字来表示这些声母和韵母，因此，这样的字母没有进一步发展成拼音文字。

1867年，英国大使馆秘书威妥玛（Thomas F·Wade）出版了北京语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他设计了一套拼写法，用拉丁字母来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称，叫做“威妥玛式”。民国之后，拼音字母方案是多种多样、琳琅满目的，有模仿日文假名，采用汉字部首作为拼音符号的；也有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符号的。现在我们在一些字典中还能看到模仿日文假名的“注音字母”。

最终，中国在1956年2月12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1958年2月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正式批准了《汉语拼音方案》。中国在中苏友好的五十年代设计的汉语拼音采用了罗马字母而非俄文字母，当时考虑到全世界只有俄国、保加利亚和蒙古三国使用俄文字母，而使用罗马字母的国家却超过一百多个。拉丁化的汉语拼音出现，可以说是汉语的一个重大进步。多年来的实践被证明是成功的。

真理在往前一步就是谬误。现在仍然有一些激进的人，还在认为汉语、汉字的拉丁化程度还很不够。事实上，这些人是有历史渊源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就在苏联创制了。其目的据说是在苏联远东的10万华工中扫除文盲，今后在条件成熟时，用拉丁化新文字代替汉字，以解决中国大多数人的识字问题。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员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人与苏联汉学家龙果夫、郭质生合作，研究并创制拉丁化新文字。瞿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式字母草案》，于1929年由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1930年，瞿秋白又出版了《中国拉丁化字母》一书，引起很大反响。1931年5月，苏联各民族新文字中央委员会科学会议主席团对中国拉丁化字母的方案进行了审定，并批准了这个方案。

钱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的文章，甚至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他提出：“废汉文之后”，“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世界语）”。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激进的言论，而且把汉语和汉字混为一谈，分不清语言和文字的区别，在学术上是错误的，陈独秀虽然对此进行了批评，指出：语言和文字“此二者关系密切，而性质不同之问题”绝不能混淆，所以，是“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语言乎”还值得研究，但是同时，陈独秀也提出了“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书之”的意见。

现在如果我们对照一下伊朗（波斯）改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本民族语言；对照一下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先用阿拉伯字母，后又改成拉丁字母拼写本民族语言，难道他们都强大了吗？今天那些还在鼓吹拉丁化的人们，值得深思啊！

以下为评论：

 

1，如果从单纯的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汉语和英语是分不出优劣的。因为汉语和英语都有各自的自然，地理，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也是在这种背景中最能表达人的意思的语言。英语之所以在现代成为国际通用语言与其本身的语言学特点或是否为拼音文字没有关系。其地位来自于英美的霸主地位。如果英国没有那么多殖民地，美国又没有在二战后取代了英国的地位的话，莎士比亚是成不了世界范围内的大学研究对象的。

这种现象在历史上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亚历山大征服了埃及和小半个亚洲，带来了希腊化时代，希腊语就成了那一带的国际通用语言。罗马把地中海变成了内湖，再加上教会的保守，拉丁语就统治了欧洲一千七百多年。阿拉伯人兴起，阿拉伯语遂改造了中东和北非。西班牙人最先殖民美洲，美洲的大部分都讲西班牙语。而东亚在中国的影响下普遍采用了汉语的书面语言。

所以，哪一种语言能否成为当时已知世界的通用语言完全取决于谁是那个“世界”的霸主。值得注意的是，要形成这个现象，霸主必须操纵那个“世界”达到足够长的时间。希腊，罗马，阿拉伯，中国对其势力范围的主宰长的有几千年，短的也有几百年。如蒙古那种旋起旋灭的霸权反而会被迅速得同化。另外，在一个新的霸主没有产生之前，旧的霸主即使已经灭亡，但其语言仍然会得以保留。例如西罗马灭亡之后，欧洲一直产生不了替代它的霸主，于是拉丁语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仍是欧洲的通用语言。

当一种国际通用语言产生后，各地的本地语言不可避免得会受到冲击，得到改造。希腊语，拉丁语对于欧洲各国语言的影响，汉语对朝鲜，越南和日本语言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而到了近代之后，随着欧洲语言逐步成为国际通用语言，汉语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并产生变化。

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汉语的产生了大量的新词汇与外来语。更表现为语法结构的变化。

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的语法结构，遣词造句颇有不同。而现代的白话与古代的白话也并不完全是一会事。例如，现代汉语中大量使用的“的，得，地”就不完全是古文中的“之呼者也”的替代产品。又如，“完，好，了”等字的运用就有明显的时态表示。“吃了，吃好了，吃完了”都是在动词后加上时态后缀。

现代汉语中有大量的二字词，三字词和多字词。造词也趋于类型化，即一个词由表明归属的类型部分和表明功能的功能部分组成。例如，“轮船”表明是用轮子驱动的船，“手表”表明是戴在手上的表。这与西方语
言中的词根造字法是相通的。

并不是说这种用法，在古白话文中没有，但是大量的使用却是从清末开始，到新文化运动形成高潮再定型的。汉语为什么会在清末民初产生突变，个人认为恰恰是由于伴随着中国在东亚霸主地位的结束，汉语受到了
空前的挑战的结果。

当然，汉语的这一变化并不是如西方殖民地的被宗主国彻底改变，而是采取了拿来主义，选择性得把部分外语和汉语中已经存在的部分有机得结合了进来。这应该说是中国的大幸，毕竟没有了语言，文化的传承也就无从谈起。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日本。日本在二战前对西方的新名词多半采取翻译法，制造对应的日语词并写作汉字。例如，“干部”，“同志”等等，极少有用假名的。但是到了二战失败，国家被占领，至今还有美军基地的情况下，对外来语就采取直接用假名注音的方法。于是日文从汉字占多数一变为假名占多数。

所以，讨论汉语与英语孰优孰劣是没有意义的事。现实是，美国是霸主，而美国人是操英语的。而在中国没有再次成为霸主之前，汉语是不会成为国际通用语言的。而且汉语已经起了变化，已经向西方语言靠近了。这个选择不是有我们做出的。新文化的那批旗手们已经为我们作了选择。我们也没有条件再作一次选择。再作一次选择意味着抛弃已经定型的现代汉语。

2，不要在这里迷惑视听了！煮熟的鸭子只剩下嘴硬。人类若指望用汉语汉字来创造出像现代这样高水平的文明社会，那也许是地球毁灭3.4次以后的事情。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去思考问题，最后只有自己打败自己，上个世纪的惨痛教训刚刚过去不久，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明明不如别人，为什么一定要像个小孩子一样的狡辩呢？
我们没有必要为汉语辩护，就像为缠足，太监，辩发一样，该抛弃就抛弃我们的祖先也不一定要我们父债子尝。我们就更没有必要为祖先被包袱。提高中华民族的世界地位，普及英语是必要条件（但这不是说普及了英语，国际地位就自然提高了），我倒是认为或许将来我们的英语有了相当大的普及，在国际上形成中国流派英语比较现实，比较令人向往，因为汉语面对未来科技发展，只有死路一条。 美国如果采用的是类似中国汉语式的象形文字和粗陋语法，它能在当今世界上称霸？当今世界不是想当然的世界，不是光靠有把子力气，靠大刀长矛就能称霸就能解决问题的。美国收拾伊拉克可不是靠拚刺刀解决的。英语如果是像汉语式的象形文字和粗陋语法，如果它不具有超强的优点和生命力，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它能在全球普及到现今的程度吗？

 

都是象形和感性惹的祸：反思中国古代汉语
　　
　　(一) 导论
　　
　　首先要说明两点：本文所要反思和讨论的是从春秋战国到五四白话文之间两千多年的汉语语言和文字，就叫古代汉语。本文常用到感性一词来指明汉语特征，“感性”在本文里有特别含义，有必要明确定义如下：(1)直观，直觉；(2)夸张的形容或比喻倾向；(3)热衷于感情意气的发泄和煽情。
　　
　　语言是贯穿文化各个方面的重要经脉，是思想、文化、传统的载体和承传、表达工具。语言和思想相辅相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什么样的语言，怎样使用语言，对人的思想行为习惯具有很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
　　语言可由文字记载。文字只是一种符号，可以用一定数量(如26)字母的组合来表示，或用大量的象形字符来表示。汉语文字使用象形字符，而古希腊或罗马系语言使用字母组合。象形字符文字比较直观但非读音化(与读音脱节)，字母组合文字不直观但能读音。汉语文字的象形直观和非读音化对汉语语言，对由汉语而进行的思想活动，都具有深远影响。
　　语言有书写表达形式和口头表达形式。书写语言在保存、承传和非人际交流场合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但口头语言有易学易懂，大众化，日常具体，生动明白，直接有效等同样重要的优越性。只有读音而没有书写文字的口头语言照样可以流行和承传，公元前8世纪之前的古希腊和公元5世纪学习中国文字之前的日本，都没有书写文字却有口头语言流行和承传。使书写语言和口头语言兼容互补进而良性互动，是整体语言功能的重要指标。一个没有口头语言积极参与和贡献的整体语言是自残和有病的语言。
　　怎样使用语言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并涉及思想状态和方法的问题。是片面追求文字形式上的简洁优雅，还是着重于具体详细精准的表达和说明；是热衷于含混朦胧的诗词化进而精英化，还是照顾平直明白的口语化和大众化；是永远在直观和形容比喻里面兜圈子，还是不断地向定义和抽象概念进化；是不顾逻辑事实地煽情发泄感情意气，还是有理有据有逻辑的平实而冷峻的叙述论证 - 不同的倾向和选择，会有不同的语言使用习惯，进而不同的思想行为的习惯。
　　
　　(二) 古代汉语的毛病和缺点
　　
　　俗话说，有比较才有鉴别。和其他民族的语言比较，如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古代汉语的毛病和缺点是很明显的。汉语的主要毛病有：非口语化，混沌模糊，感性煽情，精英化，保守化。这其中，非口语化是最大的缺点。同时，汉语文字也有非读音化和形像直观等潜在的缺点。下面将列出和说明汉语的文字和语言的毛病和缺点。
　　
　　汉语在文字上的缺点起源于 象形文字，并引发下列的缺点：
　　1) 与读音脱节， 是汉语非口语化原因之一，同时也增加了记忆和书写的难度；
　　2) 读字识字记字难度增大，不利文字的普及和大众化，不利语言流通和发展；
　　3) 文字象形上的直观容易助长语言表达和理解上的直观化；
　　4) 不利於创造新字/词汇。
　　
　　有了文字，怎样组织操纵文字形成语言和怎样运用语言，就是语言(和思想)的问题了。汉语语言(和思想)的缺点和毛病大致有如下：
　　1) 口头语言和书写语言严重脱节，这是古代汉语中为害最大的毛病；
　　2) 词汇中大量的字词含义模糊、感性和肤浅，没有足够的抽象、概念上的词汇；
　　3) 过分偏好追求文字上的精美简练，形容比喻，文字形式上工整对仗和诗词化，精英化；强烈的煽情发泄和意气用事的倾向；伦理化，官僚化，只知道引经据典唯古是好，保守性；
　　4) 藐视和不善於详细具体客观精准的陈述说明，不善於分析研究，缺乏逻辑，没有语法规范意识；思想上缺乏深度广度精确度，缺乏系统和科学方法；
　　5) 不敢也不善於创造新字或新词汇。
    (三) 象形文字，汉语艰难跋涉的开始
　　
　　书写文字用了大量的象形字符就只好和读音化隔绝。没有直接读音支持的书写文字，想让人琅琅上口，就得首先经过比较困难的识字的过程，识字了以后还有一个长期记住读音的努力。汉语文字的形和音之间的这种艰难的关系，为古代汉语极为严重的非口语化倾向提供了背景和基础。
　　象形文字在形像上的直观和先入为主，往往容易使有些字的意义直观化、形像化和狭隘化，进而引诱整体语言在表达和理解上的直观化、形像化和狭隘化。而文字和语言上的这种倾向，不利于整体语言思想朝抽象、概括、概念等高一级的形而上的方向的开拓和发展。
　　汉语的象形文字虽然有多种造字手法，但远没有字母组合文字造新词容易，更重要的是，象形文字形音分离，对各种造字手法没有统一的读音标准，这些都不利于新字的创造和创造后的普及。进入春秋战国以后很少有新字出现，人们往往喜欢对字词含义的多用和活用上努力，从而助长了汉语语法的混乱和有些字词本来意义上的模糊不清。
　　
　　(四) 口头语言和口语化，整体语言的不可缺少的另一条腿
　　
　　非口语化是古代汉语的最大毛病。古代汉语如果能像现在的白话文这样口语化，它的其他毛病和缺点会自然消失或大为减轻，如感性化，诗词化、精英化。口语化就是语言的大众化和民主化。口语化能让更多人参与语言活动，更多的讲话交流，更多的写作阅读，更多的思想观点感情意识的表达，更多当面直接明白无误生动活泼随机多变的交流，更大的活动空间和生命力；口语化能使语言内容日常化，具体化，细致化，简单化，实际化，明白化 - 所有这些都是医治汉语书写语言中各种不良倾向和习惯的良药。在各种日常运作中，口语表达交流是至关重要的，小到一般的人际关系，中到说明解释事情和问题，陈述辩论思想理论，大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组织等各个方面的日常运作。这些日常运作的效率效果和进步的积累，就是我们的历史。
　　古代汉语的严重非口语化，除了汉语文字的非读音化的原因，还有其他的原因。首先，中国在书写语言发展和基本定型的关键时期，始终没有书字用的纸，只好使用甲骨、青铜和竹子等很难刻写的东西作为文字记载媒体，於是书写语言必须力求写的简练，和比较罗嗦的口头语言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书写语言适合保存，古老传统，经典记载等重要的东西都以书写语言形式留传；书写语言是官方语言，有国家和官僚的支持；书写语言在表达形式上的简洁优美，得到文人的喜爱。在整体语言“市场”上，书写语言占足优势。但更重要的是，书写语言和口头语言由於表达形式上的巨大差异，可以说是势不两立，书写语言的得势，势必迫使口头语言萎缩，或者甚至向书写语言靠拢。
　　我怀疑中国古人缺乏一定的口语语言能力和传统。从“论语”里面可以看到，孔老二和学生们口头交流时基本上是孔老二的一言堂，没有讨论疑问辩论，没有思想观点交流，学生们是哑巴。孔老二自己也没有连贯的发言，东一榔头西一槌的。口头语言在场面和功能上的萎缩和差劲可见一斑。
　　我们知道古代希腊人有一段时期是没有文字的，但他们有惊人的口语能力和传统。大名鼎鼎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从来没有写过东西，他的讲话思想理论都是他的学生柏拉图帮他写下来的。据说苏格拉底是文盲，但这显然没有影响苏格拉底的思想能力和对话争论讲演能力。古希腊的两首世界上著名的史诗“伊利亚”和“奥德赛”，其中一首有两万多行，都是在希腊还没有文字时在口头上创作和流传下来的。希腊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口头语言创造、流行、充实和承传的。口头语言在人际场合在辩论交流都有书写语言不可及的优势；在没有印刷的条件下口头语言也是最有效的媒体。只说听不写读的苏格拉底就是口头语言优越性的生动例子，高度的发达的古希腊文化是希腊人充分利用和发挥口头语言优越性的有力证据。
　　古希腊人后来使用的书写文字的字母是从腓尼基人(现在中东的叙利亚)那里学来的，那些字母可以直接读音，而他们的书写语言就是当时口头语言的“录音”。古希腊人创造书写文字的时候已经有了书写用的“纸”，所以他们可以不用担心书写语言的长度，把所有东西详细精准地记录下来。那时的“纸”是一种树叶做的，最早是埃及人发明的。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多种文明互充有无地交流的巨大优越性，而这些是中国古人所没有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五四白话文运动对汉语改造确实是对症下药。白话文的流行普及是中国文化近百年来取得的最重要的进步。
    (五) 非口语化，汉语与农民和农村隔绝，语言到底为了谁？
　　
　　有人举例说古代有口头语言，比如：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式微，式微！胡不归？ 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
　　静女其姝，俟我於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这些可能是口语，但这显然是被书写语言奴化了的口语，就本文所谓的非口语化。如果几个人在一起用这样的方式说话交谈，那将是怎样的一个死气沉沉含混不清言不达意的场面？要是所有的人都用这样的方式交流，人们的人际关系和交流将会变得多么的枯草乏味和半死不活？要是农民也这样说话，他们还能说话吗？
　　
　　语言到底应该为了谁？
　　是仅仅为了统治官僚阶级用来统治人民，用来吃人骗人的吗？
　　是仅仅为了少数文人骚客诗情画意赏心悦目为赋新诗硬说愁的吗？
　　还是为了帮助占人口绝对多数的人民更容易地说话，更流畅地交流，进而有更多的机会进入思想和文化，进而使语言思想和文化进入农村和农民？
　　古代汉语最明显的缺点，是它始终不能进入农村和农民，从而与占人口绝对多数的人民绝缘，这是汉语可耻的失败。这里当然有其他的因素，但这么严重和大规模的隔离，我们不得不检讨汉语本身功能上缺陷和汉语习惯运用上的倾向问题。语言应该首先是口头上的语言，书写文字对整体语言的支持和充实，应该与口头语言兼容互补进而良性互动，而不能牺牲和妨碍口头语言。汉语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完全作错了，如此严重的非口语化，使大多数人失语，使语言和文化始终不能进入农村和农民，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已经、正在和将要为此而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
　　文人骚客们当然可以尽兴地锦上添花把书写语言搞得更美。但，是让精英化的书写语言主宰整体语言，从而剥夺占人口绝对多数的人民的话语权利？还是让整体语言口语化，从而更有利和方便与广大人民接轨？这是关系整个民族在文化语言上布局的路线问题，而两千多年来汉语所走的是一条错误的和反动的路线。这种错误和反动直到五四白话文才纠正过来。
    (六) 定义、抽象、概括、概念，古代汉语的盲点
　　
　　定义、抽象、概括、概念这些东西，与其说是语言上的问题，不如说是思想和思想方法上的问题。但没有思想岂有语言，这里所涉及都是与理性思维密切相关的一些思维方法和过程以及从那些过程得来的结果。有人统计，现代中国人写的论说文章里，有大约70%的词汇是清末民初我们从日本人那里引进的。这样的词汇很多，比如：定义、抽象、概括、概念、语言、文字、科学、思想、意识、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
　　
　　而日本人又是从西方翻译过去的。这些词汇的特点就是比较专业、抽象和概念化。如果你归根到底的追究，哪些词汇往往最早是由古希腊人创造，后来被人们不断的派生和引伸出来的。很多人不知道，觉得中国古代文化思想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和同时期的古希腊相比，中国差得很远。这点从这些词汇量差别就可见一斑。而这些词汇的背后，是思想的方法上和深度广度精确度上的巨大差距。
　　
　　理性的语言和思想，两者就象鸡和鸡蛋，总得有个先突破出去，然而中国古人都没能。究其原因，理性思维需要的一些素质和准备，和中国古人的语言思想习惯相去太远。比如说，理性思维之前必需作些耐心细致的积累：耐性细致全面地观察事物，耐心细致地记录和描述所观察的事物，用明白易懂的口语和别人交流这些信息。都是听上去很简单起码的事，然而中国的古人就是做不到。因为他们没有详细具体明白的口语化的语言，没有详细实在客观地叙述说明事情这种实际上很简单很起码的语言运用的习惯，而同时却有太多的感性意气，太多的急功近利。但没有详细具体的积累就不会有突破和进步，於是就一直在科学理性的起跑线上原地不动。
　　
　　其实，先秦的墨家在研究几何时，观察到了和积累了点、线、面、园、四方形、平面、立体等几何元素。虽然他们对这些东西的定义还是从直观上的，虽然那里漏掉三角形，但这是个很好的开端，然而墨家的科学后继无人，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也随之嘎然而止，并从此白云黄鹤。
    (七) 模糊笼统感性煽情意气用事，汉语多潇洒；详细精准抽象概念逻辑科学，汉语无言以对
　　
　　造成汉语在意思上模糊混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字词本身内涵外延不精准或容易让人误解，词汇不够丰富，句子构造和语法缺乏规范，文字表达形式过分简练，语不惊人势不休的对文字的夸张使用，喜欢煽情，不喜欢严谨冷静，等等。本文上面讲到象形文字给汉语带来的种种后果时曾指出，汉语象形文字在视觉上的直观容易引起文字意义上形像化、直观化，同时，古人们不创造新字而喜欢一字多用和活用的
　　习惯，会扰乱语法和弄混字的本身意义。追求简练的文字表达形式，也会迫使人们在句子结构上灵活多变，从而妨碍形成严格的明白无误的语法规则；过分简练还会导致人们省略上下文的相关连接；煽情和夸张的形容比喻有时也会迫使人们扩大或夸大一些字词的含义或使用范围；文字上的唯美化和诗词化的追求也会使人们恨不得把字词和表达弄得更加模糊混沌以得到令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的效果。
　　
　　汉语对文字的修辞和表达形式要求太高，简练优美，形容比喻，工整对仗等一大堆的高难度动作。美轮美奂的文字里，堆砌着朦胧混沌的字词，夸张的形容比喻，绞尽脑汁的咬文嚼字和形形式式的华而不实的文字排场。这种过分追求表达形式的习惯和倾向，是汉语模糊笼统和感性煽情的强烈催化剂。
　　
　　在中国人的语言思想的气氛和环境里，一直笼罩着一种神采飞扬意气风发气吞山河的气势。人们往往可以不顾事实根据，不顾逻辑推理，仅仅凭着这种气势而说自己话和得到想要的结论。在感性的语言思维的各种表现形式中，这种气势可算是感性的登峰造极，而支持这个极端则是汉语语言思想中到处泛滥的各式各样的模糊笼统和感性煽情。
　　汉语真是感性文字和文学的天堂。
　　
　　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当夸张的形容比喻成为普遍通用的指谓手段，冷静严肃的抽象概念将会更加遥摇不可及；当混沌朦胧诗情画意成为措辞用句的典范，详细精准的叙述会反而变得愚蠢和不值；当文字的工整对仗成了表达形式上的必不可少，谁会再去追求形式逻辑和推理；当煽情发泄意气用事成为语言思想的自然习惯，严谨冷静的理性科学就成了不自然和笨拙；当形形式式的朦胧感性粉墨登场在语言思想的舞台上引颈高歌，逻辑理性真理科学只好在台下沉默和哭泣。而当语言和思想相辅相成恶性循环而封闭永固，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和一代代的风流俊杰都只能是徒劳和无谓的反复。
　　
　　(八) 结束语
　　
　　语言是为谁？
　　语言不仅仅是书写文字上的语言，而更应该是口头上的语言，应该以口头语言为主，古代汉语却把这个关系弄反了，结果和绝对多数的人民隔绝，使得广大人民有口难言。这样的语言显然是有病和失败的，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汉语的非口语化。
　　
　　怎样使用语言？
　　简洁优雅诗情画意朦胧飘渺酣畅淋漓意气奋发。。。这些都很美，都很好。但世界是多方面多层次多功能的，除了感性煽情之外，语言还必须胜任其他更实际更重要的要求。比如，让更多的人参加进来，让人们有更多的话讲，让描述和表达更明白和更精准，让冷静客观的摆事实讲道理更深入人心，让逻辑推理更多地得到认同，让语法更简单明确，让思想更深入细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