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命的天才们--在巴黎寻找名人墓

短命的天才们--在巴黎寻找名人墓

晨雾中的墓地

　　意外的发现

　　“明白的人常常是那些已经失败的人。”

　　不知为什么，那天读到西奥朗的这句话，就想着下一篇文章，要用它开个头。其实我下面要写的东西与这个厌世的作家并无关联。下面的故事是从墓地开始的，从终结的地方开始，就像所有的故事。

　　那是5月寻找马尔罗的情人若塞特·克洛蒂斯的墓时的一个小小发现。这个名叫夏罗纳的小公墓，就在拉雪兹公墓旁边，但远没有后者的名声和面积。巴黎的名人们除了先贤祠，全都削尖脑袋要挤进三大公墓：拉雪兹、蒙马特和蒙帕那斯。也就是到死也不愿意被别人忘掉。某天，我走在大得步行已相当吃力的蒙马特公墓，心想这里也是个热闹的世界，这么大，这么纷杂，各色有名的或没有名的人，都要留下一块石头，一句话，一个日期。殊不知生命就像一次旅行，行李越少越好。

　　所以那天我从司汤达街进到夏罗纳公墓时，很是惊讶于它的小，尽管我已有思想准备，因为此前在市区地图上差一点就找不到它。

　　这个墓地边上有一个小教堂，过去每一个公墓都是傍教堂而设的，大概是进入天堂的门槛吧。后来教会势力衰落，天堂不再让人向往，地狱也再吓不了人，巴黎的公墓便都没有了教堂，唯独剩下这个小公墓还按旧式保留了小教堂。

　　一进门就撞见看墓人，因此马尔罗情人的墓很容易就找到了。难找的墓我也见过，像上面说的那个西奥朗，我在蒙帕那斯公墓里找过他的墓，还有一张墓地图在手，可转了半天，鬼撞墙似地就是找不到。我心想，西奥朗厌世归厌世，但也免不了俗，偏要挤到这个文人的“阴间俱乐部”来凑热闹。

　　我问夏罗纳公墓的看墓人这里面还有什么名人，他想了想指着墓地一角说有几个巴黎公社社员，又指着另一角说还有几个被公社枪杀的人质。天哪，到阴间都彼此甩不掉，这笔账到何时了？

　　我以为这就结束了，在若塞特墓前转了转就向外走。高大的看墓人又从他那间小门房里钻出头，对我说，“还有一个名人，就在你身后。”

　　墓地很小，他轻轻一说，我便听到了。我当时站在墓地中央通向两个进出口的路上，随着他的指点，侧身一看就看到了罗贝尔·布拉齐亚克的墓。

　　一直是监狱

　　这个“叛徒”作家，35岁便被枪决的才华横溢的诗人、小说家和文艺批评家。“叛徒”这个词很有意思，在审判抵抗战士的法庭上，法官也是以叛变罪将很多人送到了枪口下。在1944到1945年清洗合作分子的运动中，戴高乐宽赦了很多文人，唯独没有放过布拉齐亚克。在日后回答文人们的质问时，戴高乐写过一封信：“1945年2月6日那个愁云惨雾的阴冷的早晨，他被枪决，尽管有一批他最优秀的同行为他请愿，是因为对他，我认为应该行使我对法兰西应负的责任。这种事是解释不了的。……才华也是一种责任……总之，我觉得布拉齐亚克迷途难返。……我之所以对那个早晨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在每一个我能特赦而未特赦的人的最后一个夜晚，我都难以合眼，我必须陪着他走完这最后的旅程。”

　　这个让堂堂戴高乐背上“枪毙文人”的“黑锅”的布拉齐亚克，后来让我跑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关押他的弗雷斯勒监狱，一个是枪毙他的红山要塞。两个地方都在巴黎南郊20号国道上，相隔十来分钟的路。陪我去的朋友D一路上都在嘀咕：“干嘛同情这样的人？！”我不得不反复解释，这非关同情，如果一定要找出一点同情的话，那也是一种对这类所谓“思想通敌”的文人的惋惜。不论什么样的思想犯都罪不致死。这个标尺不划上，难免不会再出张志新，尽管背景完全不同，但背景是可以转换的。

　　说着就到了弗雷斯勒镇。我跑到镇政府，对值班的人说：“我要找当年的那个弗雷斯勒监狱。”她说：“弗雷斯勒监狱现在依然是监狱。”我吃了一惊，问：“中间没有中断过？”“没有，同样的地点，一直就是监狱。”

　　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我知道二战期间这个监狱是犹太人和抵抗战士被送往集中营的中转站，很多抵抗战士死在这里，有些就埋骨于此。战后又有合作分子在此听候死刑判决。我自以为这样一个浸透历史的场所，肯定已被辟为一个纪念地。王朝时代的巴士底狱才关了七个人都被推倒了，何况这里！不想却什么也没有改变，看来它的监狱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

　　我跑到监狱门口，自然是狱门紧闭，谢绝参观。刚才镇政府的人告诉我，里面有两千多名犯人呢，意思是说这至今仍是个大监狱。我开玩笑地问：“还有思想犯吗？”她好像根本没听懂，我说的那一大堆带血的历史，似乎太遥远了。写出《伟大的盖茨比》的费兹吉拉德说过：“在灵魂的黑夜里，日复一日，永远是凌晨三点。”放在这里正合适。

　　被行刑的要塞

　　1945年2月6日上午9点，布拉齐亚克从弗雷斯勒监狱的一间死囚室里，被押往红山要塞。在此之前他在里面写完了最后一个剧本《同室操戈》，里面有一句话算是为一个悲剧时代画上了句号：“逝去的世纪不会知道真相，不会知道我们曾经相爱，我们曾是同根所生……却不得不以愤怒和不公正的面目相对。它们永远都会以为，我们彼此仇恨……永别了，在杀掉你、结束你的生命之前，让我拥抱你吧，我爱着的兄弟。”

　　临刑前他还真对那个送他上刑场的政府特派员说：“你同意和我握一下手吗？”对方握着他的手，很长时间。

　　这使我想到法国戏剧家特里斯坦·贝尔纳的一出戏，在死刑执行前夜，监狱看守长和死囚邻室的一个犯人有一段对话：

　　犯人：“你们把他送到一个连你们自己也不认识的地方。你们送他去死，可连你们自己也不知道死为何物……”

　　看守长：“他这是罪有应得。”

　　犯人：“这么说是野蛮人先开始，然后是文明人接着做。”

　　我这时已从弗雷斯勒镇来到红山镇。我到处找要塞，直到走到一个军营门口，有人告诉我这就是那个红山要塞。我站在军营门口，一拨拨在门口大食堂里吃完中饭的人正在向里走，我被拦在外面。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我以为至少会在某个角落有一个小牌子，哪怕是记录一下曾经发生的事。这里毕竟关押过贝当，枪毙过那么多人。也许某一类真实的确没有存在的必要。

　　1945年2月6日上午9：38，枪声从这个高墙里响起，布拉齐亚克最后一句话是“法兰西万岁！”杀人的与被杀的，从这个世纪到那个世纪，从这个事业到那个事业，全都是以祖国之名。

　　几十年后回头去看，布拉齐亚克的这种死法，反倒帮了他，不管怎么样他成了某种殉道者。那个历史污点，多少被他的惨死冲淡了许多。他虽不是第一个被枪毙的文人，但却是第一个被枪毙的大作家。在要求免他死刑的请愿书上，有长长一串作家的名字，包括一些站到另一阵营的作家。到后来，他站在哪一边——胜利的一边还是失败的一边——都已不重要，留得下的只有文字，和那在历史的一角不肯退去的破碎人生的一丝魅力。

　　自杀过三次

　　逝去的东西会从它失败的那个角落爬出来，它不会从别的地方爬出来。

　　我循着此一线索找到的第二个墓地是巴黎十六区边上纳伊镇的纳伊旧公墓。就在西面台芳斯新区的脚下。二战后被划在失败者一边的右派作家中的另一位特别人物皮埃尔·德里厄·拉罗歇尔就葬在这里。1945年3月20日这天，一河之隔的台芳斯还是个贫民窟，德里厄激烈反对的自由资本主义尚没有在这里铲除赤贫，不像现在这里已建起那么多象征资本胜利的高楼大厦。在这个巴黎西部富人区的小公墓里，送他最后一程的多数是女人，他的前妻们和情妇们。这是个被女人包围的男人，他的一本小说集就叫《被女人包围的男人》。

　　不过，他在巴黎十七区圣费迪南街23号暂时藏身的小阁楼里死去的时候，是孤独一人，人在死亡的火车上永远是孤独一人。他的好友、遗嘱执行人安德烈·马尔罗还在东部的山里打游击，未能按德里厄的愿望参加葬礼。这两个后来站到两个对立阵营的大作家，并未因为政治立场的对立中断友谊。我由此想到，在历史断裂期，那些为数极少的没有随着大崩塌一起折断的情感，那真是一种比露水还要稀少的东西。

　　德里厄·拉罗歇尔是自杀的，而且自杀过三次。他早在1927年30岁时就在《年轻的欧洲人》一著中写过：“我这人必是一事无成，但至少别连死都搞砸。”但偏偏被他自己说中。1944年8月12日，盟军攻下距巴黎最近的城市沙特尔，当晚他第一次服毒自尽，被第二天提前来打扫卫生的女佣发现，送进医院救过来。8月15日他在医院里割腕自杀，看不清，想开灯看一看，结果错按叫护士的铃，又没死成。8个月后，1945年3月15日，一份逮捕他的法令发出，他在当晚开煤气自杀。这一次成功了，他还给上次救了他的女佣留了张便条：“这一次就让我睡吧。”

　　相似的命运

　　德里厄·拉罗歇尔是这一群我称之为“一支沉没的舰队”中最理想主义的人物。他早年参加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三次负伤。从此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民主产生根本怀疑，因为他发觉不改变这种制度，战争还是不可避免。他先投入左派社会主义，但斯大林的苏联让他失望；30年代后，他又转向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

　　因为激烈反战，他把与德国人合作看成欧洲联合的希望。他和布拉齐亚克一样，在这次站错队中，理想主义的成分要远远大于投机的成份，他们在失败后都拒绝逃跑。在法庭上，布拉齐亚克没有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求饶，但这份年轻气盛让他送了命。事实上当时逃跑或躲起来的文人，在1951年大赦时都过了关。不过理想主义的祭坛上总得有一些热血者。1943年秋德里厄在日内瓦，本可以就在那里躲过战后的清洗。他却决定回国：“我决定回去，乘此机会在适当的时候了结自己的生命。”

　　德里厄在1945年留下的遗作《秘密纪事》的最后一句便是：“我们赌了一把，我输了，我要求以死了结。”

　　我想起，欧洲大陆40年代前的这批文人，出于对资本主义的失望，不是投进共产主义的怀抱，就是投入法西斯主义的怀抱。而二战前，这两个阵营的人经常是一批人，从这家出来进了那家。他们都是些热血青年，激进思想的爱好者，想改天换地，对英美自由主义以弱者的牺牲为代价非常不以为然。布拉齐亚克就说过：“法西斯主义是我们的世纪乡愁。”但激进思想永远不可能停在一个适可而止的程度，从国家社会主义到反共排犹，这一步是非跨过去不可的；就像从阶级斗争到打倒一切只一步之差一样。到最后全都身不由己。

　　德里厄问自己：“为什么我不是个纯粹的艺术家，而有这样一种政治激情？我为自己不能成为一个更纯粹更伟大的艺术家，或者干脆做个政治家而后悔。二十年来，我自己都无法适应自己，无法适应这种双重游戏。”

　　他的这段话让我去翻出很早以前读过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这两个人不管最终站到哪个阵营，命运是何其相似。他们都是在历史的棋盘上根本就站错位置的人。我想到瞿秋白的那句“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

　　瞿秋白以临终的坦白一度丢掉了烈士的名号，但挤进了文学的不朽。德里厄的《秘密纪事》也是多余的话。我读着这两篇东西，一篇法文的，一篇中文的，我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就是死亡前的坦白，与死亡本身已没有什么关系，而是文学台阶上最后以死作出的努力。与死亡联手，使一些作家走上了多数作家登不上的巅峰。死亡可能是一般人的敌人，但不一定是艺术家的敌人。一来，有些工作没必要重复到老；二来，活得太长一生占尽便宜，死后并不是一点代价不要付的。

　　我想到老舍和傅雷的死，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经历那个时代的文人的生，这个生与死的“划算”不“划算”，都不需要一百年的历史积淀来判断，生自有生的烦恼，死也并不都意味着失败。到最后，什么都留不下，只有文字，何况就是文字也没有百分之百的保证。人们要求作家的不仅仅是才华，还有一种殉道者的纯洁和牺牲。现世的苦难是打开不朽之门的钥匙，没有他途。在这里，所有的算计都是徒劳的。所有的投机在末日审判时都要付账。没有什么便宜是免费的。

　　德里厄说：“要懂得死逢其时……”在没有老到什么旧东西都不能抛弃什么新东西都接受不了的时候；在要被迫做出有辱尊严的选择之前。

　　这一切终将结束

　　我继续顺着死亡这条线索寻找，在蒙帕那斯公墓找死在集中营的诗人罗贝尔·德斯诺的墓地时，走着走着先看到了让-保罗·萨特的墓。萨特是在这场历史大冲突中没有赔本而所得巨丰的人。他虽然站在抵抗的立场，但没有任何行动，也就没有时间和生命两种牺牲。相反，文坛的大分野，一部分作家投身政治，另一部分作家沉默，给了当时尚未出名的他千载难逢的时机。

　　1944年6月5日至6日的这个夜晚，萨特、波伏瓦和一帮朋友搞了个通宵晚会，“我们放唱片，跳舞，喝酒，很快就像往常一样醉醺醺胡言乱语了。”这是波伏瓦在1960年出版的《年龄不可抗拒》一书中的回忆。而此时几百公里以西的诺曼底正打得血肉横飞。

　　6月10日这天，萨特正在拉丁区的老鸽舍剧院，他此时头等操心的事是舞台灯光不要受停电的影响。他的新剧《禁止旁听》上演了，老鸽舍剧院里挤满了巴黎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半年多后就被枪毙的布拉齐亚克也在其中。这一天在诺曼底，盟军刚刚拿下圣母教堂村，整户整户的平民死在轰炸的炮弹下。但在巴黎，6月的大新闻是让-保罗·萨特的新剧。对萨特来说，一切顺利，评论界的反映很好，包括德国人的报纸。几天以后，志得意满的他搞了个有关戏剧的讲座。就在冈城已成一片废墟，装满犹太人和抵抗战士的火车继续向东面的集中营进发之时，在塞纳河堤岸街的一间沙龙里，萨特和他的朋友们正在讨论戏剧的未来！

　　也就在这个6月，参加抵抗运动被捕的诗人罗贝尔·德斯诺正在德国东部从一个集中营转往另一个集中营的途中。他1944年2月在巴黎被捕，其实就在盖世太保抵达他的寓所前一刻钟，他已得到通知，但他怕女友被抓去当人质，没有逃。他先被关在弗雷斯勒监狱，随后被送往集中营。1945年5月8日他在前东德境内的弗勒阿集中营被拉上卡车，以为要被枪毙，却是被转往捷克境内的特雷津。他在这个城市得知德国投降了，但不知道自己已染上伤寒。一个月后，1945年6月8日，48岁的他病死在自由的门槛上。要不是看护他的两个捷克医学院的学生约瑟夫和阿莱娜读过他的诗，下面这段故事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6月4日大约凌晨5点钟的时候”，阿莱娜回忆说，“我的同事(指约瑟夫)走来告诉我，在这些病人中有一个叫德斯诺的人。”他们去问这个病人，认不认识法国诗人罗贝尔·德斯诺，病人回答说：“就是我，法国诗人罗贝尔·德斯诺。”

　　他那双大眼睛深陷在眼窝里，放在被单上的一双细长的手好像已经死去，但一双眸子闪闪发光，那不是高热发出来的光，而是另外的东西。

　　他死后有一个传说，说他死时手里捏着一张揉皱的纸，上面是他那首著名的爱情诗：

　　“我那样强烈地渴望你，

　　我走了那么远的路，

　　说了那么多的话，

　　爱你的影子爱到那样的地步，

　　以至于我对你已无所拥有，

　　我只是影子中的一个影子，

　　一个比影子还要影子的幽灵……”

　　我真希望这不仅仅是传说，可约瑟夫和阿莱娜说：“他身上一无所有，除了那副深度近视眼镜。”还有阿莱娜在他去世前从墙边采给他的一朵已经干枯的野玫瑰。

　　我离开萨特的墓向他的墓走去时，心想他的墓上也许会有他自己的那句话：“活着的人，不要怕我，因为我已死了。”但墓上什么也没有。这个坚信“即使整个世界高贵的灵魂都已被监禁他也是自由的”诗人，并没有把诗刻在墓石上。

　　这场让上千万人沦为鬼魂的大变故之后，文坛在左右两派中都失去了很多人，死的死，走的走，沉默的沉默，那一代人中一批精英分子就此沉没。战后文坛的主角是让-保罗·萨特。就像德里厄曾经预言过的：“这一切终将结束，我们又会去看美国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