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抄]1937年西方人拍电影反映中国生活《大地》

　
《大地》：对乡土生活的田园牧歌式想象
　
周　宁
 
　
　
　　一种文明将另一种文明作为“他者”的认知与想象，往往具有某种原型性，它是超越历史的意义源头。人们可能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局部改变或偏离它，但又总是不断地回复到那个原型。凯塞林伯爵描述的那个中国形象，恰好表现出西方人心目中中国形象的原型。他在中国革命爆发的时候来到中国，但他与许多西方人一样，并不关注中国的革命甚至否定这场革命。正像科林斯所说，明朝的灭亡是中国历史的事，清朝灭亡，则是世界历史的大事。西方扩张势力进入中国，始终是以进步文明为旗帜的，但当中国爆发一种基本上体现西方现代文明价值的革命时，西方文化却表现出令人费解的冷漠与怀疑。像《苦难中的中国》那类的著作，在西方世界没有一本引起过广泛关注。在西方，中国的历史远没有有关中国的虚构更重要。因为在虚构中他们看到的中国恰好反映他们想象的中国原型。许多人在写中国的变革或革命，但没有一部这样的书像义和团故事或《大地》那样热销。《大地》写到传统中国与革命中国，但作家倾向的、读者关注的，恰好是那个“传统中国”，那个在黄土与墓碑间延伸的中国。一个表现西方文化心理中的中国形象的原型的那个中国。不同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文本，只有能让西方人看到自己时，才能够被普遍接受并发挥其影响。
　　异域形象的意义在于从异域形象中观照到本土自我。如果不能证明那个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原型，再大的苦难与动荡，对于西方文化的关怀来说，都过于遥远。文本必须按照那个原型塑造中国形象，否则西方文化则无法接受，或者说无法按照西方的异域形象符码解读。那么多写实的作品一闪而过，被埋没了。脱颖而出的倒是一部关于中国的虚构小说。阿本德的《苦难中的中国》，充满严酷的事实与议论，似乎并没有在美国公众间引起什么反应，当时也还有多种同类的书，同样无声无息。《苦难中的中国》出版一年以后，一位在华传教士的女儿，出版了她的小说《大地》。《大地》描写了一个“诗意的”中国，更准确地说是西方人想象中诗意的中国，土地，生于土地死于土地的质朴勤劳的中国农民……《大地》以故事的方式，描述了凯瑟林体会到的中国形象。这就是西方想象中的中国原型，《大地》再现了这个原型也塑造了这个原型，小说轰动一时，半个多世纪后人们评论这部书的著名作者时说：“１３世纪马可·波罗之后，西方就再也没有谁写中国像赛珍珠那样影响广泛”。

　　《大地》是凯瑟林伯爵描述的那种中国原型的“小说版本”。主人公王龙和他的妻子阿兰，是真正执着于土地的中国农民。贫困与饥荒曾使王龙逃离故土去城市出卖苦力，而意外获得的财富又使他能够重新回到故土。小说试图描绘出中国农民生活中质朴的诗意：“太阳火辣辣地照在他们身上，这是初夏时节，她的脸上不久就挂满了汗珠。王龙脱下衣服，光着脊背，但她仍旧穿着衣服，尽管衣服已经完全湿透，就象一层皮肤那样紧紧地裹着她的肩膀和身子。不用任何的言语交流，他和她一小时接着一小时默契地配合着，他已感觉不到劳动的辛苦，他只知道他们两人似乎已融为一体。他已经失去了连贯的思维；这里只有完美的劳动韵律，一遍又一遍地翻耕土地，土地令他们拥有了家庭，土地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土地成了他们的上帝。土地中有财富与秘密，土地在他们的锄头下翻转。有时他们会在土地中找到一块砖头，发现一段木头。这并不稀奇。有时土地里会出现已被埋葬的尸体，已逝的家园。或许土地本身就是一种轮回。他们在土地上耕作，一起劳动──一起──在土地上创造成果──无须任何言语。

　　当阳光渐渐从他背上褪色，照射到他女人的身上。她的脸上湿漉漉的，粘上了泥土。她的肤色就象泥土的色彩一样。她的湿湿的、暗色的衣服紧粘着她方方的身子。她慢慢地抚平衣服上最后一个褶皱。然后用最为普通的语气说道，走吧，我要去照看小孩子了。她平静的话语回荡在寂静夜晚的空气中。”

　　土地给了他生活也给了他自由，因为自由的意义对于他来说就是拥有自己的土地，全家人不愁吃穿地生活在祖先的家园。在与妻子阿兰的共同的努力下，王龙家道中兴，变成了殷富的地主。他有三个儿子，还娶了一房妾。当他听说儿子们想变卖土地从商时，他说：“一卖土地，家就完了……我们生从土地中来，死又回到土地中去──你有土地就有生计，谁也不能夺走你的土地……”

　　《大地》是赛珍珠小说三部曲《土地之屋》（House of Earth，１９３５）的第一部。第二部《儿子们》（Sons）（１９３２）写王龙夫妇的三个儿子，王老大在家务农，王老二经商并成为富商，王老三纠集起一支地方武装成为一个小军阀。王老三的儿子王源此时也长大了，后者成为第三部《分家》（A House Diveded，１９３５）的主人公。革命与西方城市的诱惑，已使王源不可能像他爷爷那一代人一样守住自己的故土，在土地中争取幸福与自由。他也不想像他父亲那样做一个小军阀，他摇摆于暴力革命的血腥混乱与城市生活的纸醉金迷之间，当他最后决定像他爷爷那样守住土地生活时，他已经回不去了，家乡的佃农与土匪联合暴动，田园不再了。

　　赛珍珠的《土地之屋》三部曲中，尽管《儿子们》的艺术成就最高，但《大地》影响最广。《大地》高居１９３１、１９３２年的美国畅销书榜首，荣获普利茨文学奖与美国文学艺术学院颁发的豪威尔奖章（Pulitzer Prize and Howells Med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并于１９３８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大地》出版１０年之内印数超过２００万册，１９３７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据其制片商估计，几年之内大约有１３００万美国人和４２００万世界其他地区的观众观看了此片。 正是赛珍珠的《大地》塑造或者说表现了美国乃至西方一代人心目中的中国与中国人的形象。是启蒙运动之后第一次出现的影响广泛的中国的正面形象。如果说我们在《马可·波罗游记》之后举出几部对西方影响最大的有关中国的著作，它们应该是门多萨（J.G.Mendoza）的《大中华帝国志》（The History of the Mighty Kingdom of China，１５８５）、杜赫德（Du Halde）的《中华帝国通史》（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１７３５）、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１８９５）与赛珍珠的《大地》。这些著作都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塑造了西方一代甚至几代人的中国形象，并最终积淀在西方文化关于中国的想象原型中。

　　《大地》的划时代意义，在于它不仅引起西方大众对中国的关注，而且改变了１９世纪以来西方流行的反面的中国形象。它塑造了一个勤劳、坚毅、质朴、善良的、具有人性中种种高贵品质的中国农民的形象。扭转了一个多世纪间西方文化对中国丑化潮流，使西方人感觉到中国人不仅是与他们同样的人，具有相同的人性，而且还具有西方文化价值推崇的某些高贵品质。只有在西方１９世纪的鸦片帝国与２０世纪初的黄祸恐慌的背景上，才能理解《大地》的意义。它尽管没有像过去那样将中国推崇为孔教乌托邦，至少将中国与中国人表现为一个可贵并值得同情的国家与人民。

　　有人说在《大地》出版之前，美国人想象中的中国人，只是面目模糊、行为古怪的一群，没有个性甚至没有人性。《大地》的小说与电影才赋予中国人以鲜明的形象。其实并不尽然。此前西方尽管绝大多数人并不关心中国，但他们也并非没有一个关于中国人的形象，而是中国人的形象经常怪诞到不可思议。赛珍珠初回到美国时，不仅感到吃惊也感到愤怒，美国大众对于同一个世界上拥有跟美国同样大的国土和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既冷漠又无知。赛珍珠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让美国人关注并了解这个国家与它的人民。这一步她达到了。另外，也许她还注意到，１９３０年的美国大众，即使“知道”中国，他们的“知识”也是一些漫画式的怪诞想象或庸人自扰性的黄祸恐慌。

　　１９３２年５月，几家美国报纸上连续转载的一则漫画，可以说明美国人心目中的一种中国形象。漫画的名字叫“信不信由你”。漫画上画着长城、秦始皇、中国老农、用筷子吃饭的人与一头大象和一枚铜钱、几个汉字等。画上除了标题外，还有一些说明性的怪话，诸如汉字中在屋顶下画头猪，就表示“和平”，三个女人撂在一起，表示“闲话”“世界独此一份”之类。画中还挂着两块条幅，一块条幅上问：“中国佬会吹口哨吗？”另一块条幅的标题是“中国佬奇怪”，下面的文字如“他苦时笑乐时哭”、“表示哀悼时穿白不穿黑”，“朋友见面握自己的手不握朋友的手”、“进门脱鞋而不脱帽”、“马夹穿在衣服外”，“天热喝热茶天凉搧扇子”、“局促不安时挠脚不挠头”，“一生下来就老了一岁”，诸如此类等等。奇怪而不可思议的中国是一种形象，卑劣而危险的中国是另一种形象。前一种中国形象可笑，后一种中国形象可怕。后一种中国形象的代表便是阴险狠毒的傅满洲博士。这是《大地》出现时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背景。也是《大地》暂时消除或改变的中国形象背景。

　　《大地》引起了西方人，主要是美国人对中国的关注，改变了他们对中国的印象。５０年代中期伊萨克斯（Harold R·Isaacs）调查美国的中国形象时，一位新闻记者对他说：“我第一次对亚洲的接触是通过赛珍珠。中国对我来说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方，具有４亿人口，他们倒扣洗碟盆当帽子戴，坐人力车，用筷子吃米饭。这些大部分是我在高中时期获得的印象。后来我读到了《大地》。赛珍珠为我展现了中国人人性的一面……”伊萨克斯评论道：《大地》“……是一部关于一位中国农民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与逆境、人类的残忍和自然界的暴怒抗争的小说。它很快在民众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包括小说和电影，《大地》几乎单枪匹马地以对中国形象或多或少地更加实际的写照，以及对中国人自身新的、更亲密的，更有感染力的写照，取代了大多数美国人自己想象出来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留在我们调查对象的心目中，过了近２０年后重新激起的印象表明，他们从赛珍珠那里不是留住了对任何一个中国人的记忆，而是对中国人总体形象的广泛印象。通过创造出能够在美国人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一批中国人物，赛珍珠实际上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范式。无人想起在她书中同样描写的罪恶、邪恶和残忍；他们所留下的是尊贵的中国农民形象，坚强、奇妙、善良、令人饮佩。”

　　人们通常只强调创造性因素，强调一部作品或一位作家是如何改变一个时代的异域形象的。其实，从总体形象角度上看，揭示一种表面上看来新的形象如何摹仿既定原型的过程与形式，反而更有意义。因为它讨论的是某种超越历史变故的文化心理的因素或神话的因素。《大地》讲述了中国农民执着于土地的勤劳俭朴的生活的故事。这个故事中包含的意义要素，在西方的中国形象传统中，都早已存在。首先是对乡土生活的田园牧歌式想象，这种想象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关于极远的丝人国的传说中。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构筑的孔教乌托邦神话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高尚的道德与质朴的生活。中国是一个理想化的农民帝国。那里农民是哲学家、哲学家也是农民，皇亲举行亲耕仪式，百姓世世代代生活在祖先留下的故土上，幸福和睦。１８世纪法国重农学派推崇想象的那个中国，恰好就是《大地》用故事表现的那个中国。而且，狄更森《中国佬的来信》中描绘的那个田园牧歌的乡土中国，除了更加理想化外，也与《大地》具有相同的特征：“整个地区到处是富裕的农民，他们拥有着耕种着父辈们曾经拥有和耕种的土地……他们辛勤劳作……在从父辈手中继承的土地上，为亲人和朋友们辛勤劳作，用自己的劳动将这片土地变得更加富饶，再传到子孙手里。他们没有其他奢望，他们不在乎财富的积累；假如每代人中，有些不得不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的话，他们总是带着希望回到出生的地方，在那些他们年轻时如此亲密的面孔和情景之中度过晚年，而这些希望很少遭到挫折……” 最后还有本章开头引述的凯瑟林伯爵的那段话，所有这些作品，都在表现同一种原型，只不过各自表现的方式，接受的时代文化视野不同。

　　《大地》继承并表现了西方的中国形象传统中关于田园中国的想象。如果说赛珍珠本人根据她对中国的了解，确实曾想超越这一想象传统，那么，西方观众读者对《大地》的接受，却从未超越这一传统。畅销的小说成为古老的原型的时兴转述。赛珍珠的《土地之屋》三部曲以及其他一些关于中国的小说，多少暗示出现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与中国革命，正将那个深入到泥土之中的乡土中国连根拔起。三部曲的结尾是王元再也回不去他那块祖先的土地，尽管他还有着祖先的梦想。但很少有西方读者注意到这个阴暗的结尾，他们关心的是体现在王龙身上的乡土理念，那个西方想象中传统中国的象征。其实赛珍珠本人的观念中又未必不如此。约翰·福斯特（John Burt Forster）在他１９５２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与中国人，１８５０～１９５０》中，详细分析了赛珍珠所有关于中国的小说后指出，赛珍珠真正感兴趣并表现得出色的是她理想中的那个传统的、乡土的中国：“显而易见，赛珍珠在中国的成年以后的经历，大多在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时期到北伐军统一中国的早期。她作为一位描写中国的作家，她的主要贡献也体现在对中国社会而不是对中国革命的解释上，实际上她的作品并不同情革命。赛珍珠努力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她也确实如此──但她歪曲中国革命的写作，则使她不能成为中国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事业的朋友。赛珍珠说她要表现的是未受西方浸染的中国，实际上她所生活过的那个中国恰恰是在西方控制下的中国，而她又对建设新中国的事业漠不关心。她歌颂的是垂死的封建社会晚期的中国风土民情，习俗观念。无疑她在满清末年的少年生活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影响着她创作，而后来中国的革命却并未引起她的注意……” 福斯特博士的论文中只注意到作家生活对创作的影响这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传统对她的创作的影响或制约。她在摹仿那种原型，表现她向往的乡土中国。诺思洛普·弗拉亥（Northrop Fry）在原型学批评理论中提出，作家不是摹仿生活，而是摹仿文学传统以及文学传统中的惯例与原型。

　　实际上赛珍珠与她的西方读者一样关注留恋西方的中国形象传统中的那个乡土田园中国的原型。一种文化一个时代中关于特定主题的典范之本，不是创造出一种形象，而是为那种文化和那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生活中的原型找到了理想的表达式。文本的意义在于表现出作者与读者共同体验到的文化──心理原型。赛珍珠的《大地》风靡一时几乎不可思议，有人疑问也有人思考。赛珍珠的传记作者彼得·考恩（Peter Conn）对此分析出三点理由：首先是出色的小说技巧。其次是时代背景，３０年代大萧条，许多美国农民背井离乡，王龙一家的命运恰好能够感动他们。《大地》讲述的是“一个土地的故事，美国人非常熟悉这类故事。描写农民耕种土地的艰辛与努力，对大萧条时代的美国人，尤其具有感召力”。最后，《大地》崇尚一种质朴自然的生活价值。王龙创业时是位高尚可敬的农民、致富后却开始堕落。小说的意义暗合了美国传统崇尚简朴自然的道德观念。“从清教徒到杰弗逊、梭罗到２０世纪，美国文化一直推崇简朴生活，并将其当作民主的标志……”。

　　赛珍珠写的是中国故事，却表现出某种美国精神，她使她的西方读者、观众在小说与电影中，体会到中国人的“人性”。在西方历史尽管有歌德那样的大师一再表示中国人与西方人具有共同的人性，但西方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却始终赋予中国人一种怪异的、不可思议的“东方性”，强调中国事务中国人与西方的相反特征，这是典型的东方主义想象。赋予中国人以“人性”，进一步的同情甚至敬慕才有可能产生。在《土地之屋》三部曲的“前言”中，赛珍珠表示：“第一部（指《大地》──引者注）的故事并不是一个农夫的故事，他是一个远比普遍农夫更丰富的人，这个人栖息在土地上，并永世不离土地，但他只将土地当作建立家庭的基础。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在全人类的生活中也是这样，家庭的兴衰是意义最为重大的事”。 赛珍珠在这段话中说明了小说的意旨，它不仅是中国农民──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地主──的故事，也是有关人类普遍生活方式与意义的故事，它可能发生在中国，也可能发生在美国，甚至世界其他地区。《大地》的真实意义在于，它让美国甚至欧洲的读者与观众们在现代工业文明的背景下体会到自身自然质朴生活的意义，在关于中国的小说中，看到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