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言行录】 第四卷

【第　四　卷】

『第　一　章』

　　苏格拉底喜欢和青年人交往；他是怎样鉴别青年人的，他希望青年人受到良好的教育，第１、２节。如果受的教育不好，青年人的意志越坚强，就越容易犯罪，第３、４节。幸福不在于财富，而在于知识，在于做对人类有贡献的人，并获得人们的尊敬，第５节。
　　苏格拉底无论做什么事情，或在什么情况下，对人都很有帮助，以致对任何一个肯思考的人来说（即使他只有很平凡的分辩能力），极其明显的是，没有什么比随时随地和苏格拉底交往、言谈，更有益处的事了。当他不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每逢回想到他，总给那些曾经和他在一起并敬仰他的人带来不少的益处，因为无论他在轻松谈笑的时候，或是在严肃认真的时候，都对人有帮助。
　　苏格拉底常讲他热爱某某人，但显然他所爱的并不是那些人的身体方面的年轻貌美，而是他们的心灵的倾慕美德。他鉴别人的善良品质是通过他们学会他们所注意的事物的速度，他们对于所学得的事物的记忆能力，以及他们对于学习一切有助于管理好家务、庄园、城邦和成功地处理人类事务的知识的渴慕程度；因他认为，这样的人在受了教育之后，不仅他们本身会幸福，管好自己的家务，而且还能使别人和城邦幸福。但苏格拉底对待人的方法并不都是一样的。那些自以为禀赋好而轻视学习的人，他就教导他们：越是禀赋好的人越需要受教育。他指出：烈性而桀傲不驯的良种马，如果在小的时候加以驯服，就会成为最有用、最骁勇的千里马，但如果不加以驯服，则始终是难以驾御的驽材而已。品种最优良的、最经得住疲劳的、最善于袭击野物的猎犬，如果经过良好的训练，就会最适于狩猎，而且最有用处，但如不经训练，就会变得无用、狂暴、而且最不服使唤。同样，禀赋最优良的、精力最旺盛的、最可能有所成就的人，如果经过教育而学会了他们应当怎样做人的话，就能成为最优良、最有用的人，因为他们能够做出极多、极大的业绩来；但如果没有受过教育而不学无术的话，那他们就会成为最不好、最有害的人，因为由于不知应该选择做什么，就往往会插手于一些罪恶的事情，而且由于狂傲激烈、禀性倔强、难受约束、就会做出很多很大的坏事来。
对于那些以财富自夸，认为不需要受教育，财富会成就他们的心愿，使他们受到人们的尊敬的人，他就教导他们说道：“只有愚人才会自以为不用学习就能够分辩什么是有益的和什么是有害的事情。也只有愚人才会认为，尽管不能分辩好歹，单凭财富就可以取得自己所想望的并能做出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只有呆子才会认为，尽管不能做出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但这也就是做得不错了，而且也就是为自己的一生作了美好的或充分的准备了。只有呆子才会认为，尽管自己一无所知，但由于有财富就会被认为是个有才德的人，或者尽管没有才德，却会受到人们的尊敬。”　

『第　二　章』

　　如果不受教育，好的禀赋是靠不住的。苏格拉底给自负的青年尤苏戴莫斯指出，无论什么技艺都需要请教师傅，第１—２节。苏格拉底给他指出，只有愚人才会自以为可以无师自通，第３—５节。受教育对政治艺术的必要性，第６—７节。通过一系列的质问，苏格拉底迫使尤苏戴莫斯承认自己的无知和无能，第８—２３节。自我认识的价值，第２４—３０节。对尤苏戴莫斯的进一步的教育、第３１—４０节。
　　我现在要叙述一下苏格拉底如何对待那些自以为已经受到了最好的教育并以智慧自夸的人。他听说绰号“美男子”的尤苏戴莫斯搜集了最有名的诗人和诡辩家的大量的作品，并自以为因此就有了超越同时代的人的才智，而且还深信自己会在言谈和举止方面超过所有的人。苏格拉底听说他目前由于年轻，还没有参加集市议会，每逢他想要有所行动的时候，他总是去坐在靠近集市的一家马具铺里，因此，苏格拉底就常带着几个门人到那里去。
　　当苏格拉底第一次访问时有人问他道：“赛米斯托克勒斯与一般国民如此大不相同，以致每当城邦需要伟大人物时，人民总是仰望他，这是因为他和智者交往的缘故呢，还是因为他的自然禀赋特别优异呢？”
　　苏格拉底为了促使尤苏戴莫斯认真注意起见，说道：“如果说，没有多大价值的工艺，不必经过有本领的师傅指导就会自己精通这一见解是荒谬的，那末，把像治理城邦这样最伟大的工作，认为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做出来，那就更加荒谬了”。
　　又一次访问时，尤苏戴莫斯正在场，苏格拉底看出来他为了避免被人认为自己是在羡慕苏格拉底的智慧，正在准备从在座的人群中退出去，就说道：“诸位，从我们这位尤苏戴莫斯所专心致意钻研的事情看来，很显然，当他长大成人的时候，他对于城邦所提出来讨论的问题，是不会不出谋献策的。我看他已经为他的演讲准备好了一篇很好的开场白。为了不使人认为他曾从任何人学到过什么，这篇开场白一定会这样开始：
　　‘雅典人啊，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学过什么，即使我听到过什么人在言论和行动方面有所擅长，我也从未去找过他们谈谈；我从来没有打算过从那些知识渊博的人们中间请谁来做我的老师；恰恰相反，我一直是在避免向任何人学习，甚至也避免给人以任何学习的印象。尽管如此，我却要按照我所随便想到的，向你们提出忠告’。”
　　“这篇开场白对于那些想要求城邦派他们担任医药工作的人们倒很合适；他们可以用这样的词句来开始：‘雅典人啊，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学过医术，也没有找过任何医生做我的老师；因为我一直在避免向任何医生学习，甚至也避免给人以一种学习的印象。尽管如此，我还是求你们派给我一个医生的职务，因为我将试着在以你们为试验品的过程中进行学习’。”
　　这一开场白使得所有在座的人都哄笑了起来。
　　当尤苏戴莫斯显然已经觉察到苏格拉底所说的，但却仍闷声不响以为这样保持沉默，就可以给人以一种谦虚谨慎的印象的时候，苏格拉底为了使他结束这种伪装，就说道：“奇怪的是，那些想学竖琴、笛子、骑马，或熟练任何这一类的事情的人们，对于他们所想学会的技艺，总是毫不间断地勤学苦练，而且不是单凭自己，还要请教那些公认为最精于此道的人们。他们千方百计，坚持不懈地刻苦钻研，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征求师傅的意见，以为非如此就不足以有可称道的成就。然而，在那些立志做成功具有演讲和实践才能的政治家的人们中间，却有些人以为不必经过准备和钻研，就可以自动地忽然间取得这些成就。其实很显然，后者比前者更难成功，因为尽管有许多人从事后一种工作，但成功的却很少。因此很明显后者需要更为巨大的艰苦的努力。”
　　在一开始，苏格拉底讲这些话的时候，尤苏戴莫斯只是听着，但当苏格拉底发觉尤苏戴莫斯比较肯耐心而且比较认真地听他讲话的时候，他就独自走进马具铺里去，可是，尤苏戴莫斯也跟着在他旁边坐下了。于是苏格拉底对他说道：
　　“尤苏戴莫斯，请告诉我，听说你收藏了一大批据说是智者所写的书，是当真的吗？”尤苏戴莫斯回答道，“苏格拉底，这一点也不假，而且我正在继续收集着，使它尽可能地多起来哩”。
　　“说实在的”，苏格拉底说道，“我非常钦佩你不选择金银而宁愿珍藏智慧；因为很显然，你认为金银并不能使人变得更好些，但智者的见解却能使它们的所有者在德行方面丰富起来”。
　　尤苏戴莫斯非常欢喜听这番话，因为他以为苏格拉底认为他是在很正确地追求智慧。苏格拉底看出他对这种夸奖感到很高兴，就接下去说道：“尤苏戴莫斯，你收藏这些书，是想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呢？”
　　当尤苏戴莫斯由于考虑怎样回答这个问题而沉默不语的时候，苏格拉底问道：“莫非你想当个医生吗？因为医生的著作是很多的啊”。
　　尤苏戴莫斯回答道：“不，这不是我干的事”。
　　“那末，莫非你想做个建筑师？因为这一行也是需要有本领的人啊。”
　　“我可没有这个想法”，尤苏戴莫斯回答。
　　“也许你非常想当个优良的量地师，象赛阿多拉斯那样？”
　　“我也不想当量地师”，尤苏戴莫斯回答。
　　“也许你想当个天文学家”，苏格拉底问。
　　但他对于这一点也否认了，“那末也许你想当个游吟诗人？”苏格拉底问道，“听说你收藏了荷马的全部史诗”。
　　“我可不想当游吟诗人”，尤苏戴莫斯回答道，“因为尽管游吟诗人对史诗非常熟练，但我知道他们本人却是非常愚蠢”。
　　苏格拉底说道：“尤苏戴莫斯，也许你是希望得到一种治国齐家的本领，既有资格当领导，又能使别人和自己都得好处？”
　　尤苏戴莫斯回答道：“苏格拉底，我非常希望得到这样的本领”。
　　苏格拉底说道，“你所希望得到的，的确是最美妙的本领和最伟大的技能，这是属于帝王的，一般人称之为帝王之才”。“不过”苏格拉底接下去说道，“你考虑过没有，一个非正义的人能掌握这种才能吗？”
　　“我考虑过了”，尤苏戴莫斯回答，“一个人如果是非正义的，连一个良好的公民也做不了”。
　　“那末，你是不是已经有了这种才能呢？”苏格拉底问。
　　“苏格拉底”，尤苏戴莫斯回答道，“我想我的正义并不亚于任何人”。
　　“一个正义的人，是不是也象工匠一样，会有所作为呢？”苏格拉底问。
　　“当然有”，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末，正象一个工匠能够显示出他的作为一样，正义的人们也能列举出他们的作为来吗？”
　　“难道你以为我不能举出正义的作为来吗？——我当然能够——，而且我也能举出非正义的作为来，因为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并听到不少这一类的事情。”
　　“那末，你愿意”，苏格拉底问道，“我们把δ写在这边，把α写在那边，然后再把我们认为正义的作为写在δ的下边，把我们认为非正义的作为写在α的下边好吗？”()δ是希腊文（正义）的第一个字母，α是（非正义）的第一个字母。——译者)
　　“如果你认为需要这些字母，你就这样做好了”，尤苏戴莫斯回答。
　　苏格拉底照他所建议的写完了以后，问道，“虚伪是人们中间常有的事，是不是？”
　　“当然是”，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末，我们把它放在两边的哪一边呢？”苏格拉底问。
　　“显然应该放在非正义的一边。”
　　“人们彼此之间也有欺骗，是不是？”苏格拉底问。
　　“肯定有”，尤苏戴莫斯回答。
　　“这应该放在两边的哪一边呢？”
　　“当然是非正义的一边。”
　　“是不是也有做坏事的？”
　　“也有”，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末，奴役人怎么样呢？”
　　“也有。”
　　“尤苏戴莫斯，这些事都不能放在正义的一边了？”
　　“如果把它们放在正义的一边那可就是怪事了。”
　　“如果一个被推选当将领的人奴役一个非正义的敌国人民，我们是不是也能说他是非正义呢？”
　　“当然不能。”
　　“那末我们得说他的行为是正义的了？”
　　“当然。”
　　“如果他在作战期间欺骗敌人，怎么样呢？”
　　“这也是正义的”，尤苏戴莫斯回答。
　　“如果他偷窃，抢劫他们的财物，他所做的不也是正义的吗？”
　　“当然是，不过，一起头我还以为你所问的都是关于我们的朋友哩”，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末，所有我们放在非正义一边的事，也都可以放在正义的一边了？”苏格拉底问。
　　“好象是这样。”
　　“既然我们已经这样放了，我们就应该再给它划个界线：这一类的事做在敌人身上是正义的，但做在朋友身上，却是非正义的，对待朋友必须绝对忠诚坦白，你同意吗？”苏格拉底问。
　　“完全同意，”尤苏戴莫斯回答。苏格拉底接下去又问道：“如果一个将领看到他的军队士齐消沉，就欺骗他们说，援军快要来了，因此，就制止了士齐的消沉，我们应该把这种欺骗放在两边的哪一边呢？”
　　“我看应该放在正义的一边”，尤苏戴莫斯回答。
　　“又如一个儿子需要服药，却不肯服，父亲就骗他，把药当饭给他吃，而由于用了这欺骗的方法竟使儿子恢复了健康，这种欺骗的行为又应该放在哪一边呢？”
　　“我看这也应该放在同一边”，尤苏戴莫斯回答。
　　“又如，一个人因为朋友意气沮丧，怕他自杀，把他的剑或其它这一类的东西偷去或拿去，这种行为应该放在哪一边呢？”
　　“当然，这也应该放在同一边”，尤苏戴莫斯回答。苏格拉底又问道，“你是说，就连对于朋友也不是在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应该坦率行事的？”
　　“的确不是”，尤苏戴莫斯回答，“如果你准许的话，我宁愿收回我已经说过的”。
　　“准许你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苏格拉底说，“因为这比把行为放得不正确要好得多”。“至于那些为了损害朋友而欺骗他们的人（这一点我们也不应弃置而不予以考虑），你想哪一个是比较地更非正义，是那些有意的呢，还是无意的呢？”
　　“苏格拉底，我对于我自己的回答再也没有信心了，因为我先前所说的一切现在看起来都和我当时所想的不一样了。尽管如此，我还要说，那有意说谎的比起无意说谎的人要更非正义些”。
　　“那末，你是不是认为有一种学习和认识正义的方法，正象有一种学习和认识文字的方法呢？”
　　“我想有。”
　　“你想哪一个更有学问些，是那有意写得不正确并念得不准确的人呢，还是那无意之中写得不正确、念得不准确的人呢？”
　　“我以为是那有意的人，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愿意，他就能够做得正确。”
　　“那末，那有意写得不正确的人可能是有学问的人，但那无意写错的人则是没有学问的人？”
　　“怎能是别样呢？”
　　“是那有意说谎骗人的知道正义呢，还是那无意说谎、骗人的人呢？”
　　“显然是那有意这样做的人。”
　　“那末你是说，那知道怎样写和念的人比那不知道的人更有学问？”
　　“是的。”
　　“那末，那知道正义的人也是比那不知道的更正义些了？”
　　“似乎是这样；可是我好象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了。”
　　“但是，一个想说实话而总是说不准的人，当他指路的时候，时而说这条路是向东，时而又说它是向西；当他算账的时候，时而算得是多，时而又算得是少，你以为这样的人怎样呢？”
　　“很显然，他以为自己知道的事，其实他并不知道。”
　　“你知道有些人是叫作有奴性的人吗？”
　　“知道。”
　　“这是因为他们有知识呢，还是因为无知？”
　　“显然是因为无知。”
　　“他们得到这样的称号，是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打铁呢？”
　　“当然不是”。
　　“那末，也许是因为不知道怎样做木匠活？”
　　“也不是因为那个缘故。”
　　“那末，是因为不会做鞋吧？”
　　“都不是，因为恰好相反，大多数会做这类手艺的人都是些奴颜婢膝的人。”
　　“那末，他们得到这种名称是不是因为他们对于美、善和正义的无知呢？”
　　“我想是这样。”
　　“这样，我们就当用一切方法努力避免做奴颜婢膝的人了。”
　　“说实在的，苏格拉底，我曾非常自信自己是一个喜爱研究学问的人，并且还希望，通过这种钻研，能够达到一个才德兼备的人所应该具有的造诣；但现在你想想看，当我看到自己费了这么多的辛苦，连一个最应该知道的问题都回答不出的时候，我对自己该是多么失望啊！而且我连有什么别的方法改善这种情况，都还不知道哩。”苏格拉底说道：“尤苏戴莫斯，请告诉我，你曾经到过德尔非没有？”
　　“去过两次。”
　　“你曾经看到在庙墙上刻的‘认识你自己’那几个字吗？”
　　“看到过。”
　　“对于这几个字你是没有思考过呢，还是你曾注意过，并且察看过自己是怎样的人呢？”
　　“我的确并没有想过，我以为对这一切我已经都知道了，因为如果我还不认识自己，就很难说知道任何别的事了。”
　　“但你以为一个人只知道自己的名字，就是认识了他自己呢，还是象那些买马的人，在没有察看过马是驯服还是桀傲，是强壮还是软弱，是快还是慢，以及骏马和驽马之间的其他各方面的好坏情况以前，总不认为自己已经认识了所要认识的马那样，必须先察看了自己对于作为人的用处如何，能力如何，才能算是认识自己呢？”
　　“这样看来，一个不知道自己能力的人，就是不认识自己了。”
　　“那末，岂不是很显然，人们由于认识了自己，就会获得很多的好处，而由于自我欺骗，就要遭受很多的祸患吗？因为那些认识自己的人，知道什么事对于自己合适，并且能够分辩，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且由于做自己所懂得的事就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从而繁荣昌盛，不做自己所不懂的事就不至于犯错误，从而避免祸患。而且由于有这种自知之明，他们还能够鉴别别人，通过和别人交往，获得幸福，避免祸患。但那些不认识自己，对于自己的才能有错误估计的人，对于别的人和别的人类事务也就会有同样的情况，他们既不知道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也不知自己所做的是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所与之交往的人是怎样的人，由于他们对于这一切都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们就不但得不到幸福，反而要陷于祸患。但那些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就会在他们所做的事上获得成功，受到人们的赞扬和尊敬。那些和他们有同样认识的人都乐意和他们交往；而那些在实践中失败的人则渴望得到他们的忠告，唯他们的马首是瞻；把自己对于良好事物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并且因为这一切而爱他们胜过其他的人。但那些不知道自己做什么的人们，他们选择错误，所尝试的事尽归失败，不仅在他们自己的事务中遭受损失和责难，而且还因此名誉扫地、遭人嘲笑、过着一种受人蔑视和揶揄的生活。
　　“你看，凡是不自量力，去和一个较强的国民交战的城邦，它们不是变成废墟，就是沦为奴隶。”
　　“苏格拉底，你放心吧，我也认为认识自己是很好的事”，尤苏戴莫斯回答道，“可是，认识自己，应该从哪里着手呢？我希望你会愿意给我详细讲一讲。”
　　“那末”，苏格拉底问道，“我想你一定知道什么东西是好和什么东西是坏吧？”
　　“当然”，尤苏戴莫斯回答，“如果我连这一点都不知道，那我就简直连一个奴隶都不如了”。
　　“好，那就请你对我讲一讲吧”，苏格拉底说。
　　“这个不难”，尤苏戴莫斯答道，“首先，我认为健康是好事，疾病是坏事。其次，饮食和生活习惯，作为导致这两者的原因，凡能导致健康的就是好事，凡导致疾病的就是坏事”。
　　“那末”，苏格拉底说，“健康和疾病本身，当它们是好事的原因的时候就该是好事，而当它们是坏事的原因的时候就该是坏事了？”
　　“但是”，尤苏戴莫斯问道，“什么时候健康会成为坏事的原因，疾病倒会成为好事的原因呢？”
　　“当一部分人由于身体健康参加了远征，遭到惨败，或参加海战，全军覆没而丧失生命，但另一部分人由于身体衰弱被留下而得保全，以及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事情，都属于这种情况。”
　　“你说得不错”，尤苏戴莫斯说道，“但是，你瞧，也有些人由于身体健康而参加了有利的事业，而另一些人由于身体衰弱而向隅的啊”。
　　“那末，象这类有时有益，有时有害的事，到底是好事呢，还是坏事呢？”
　　“的确，单凭空论很难说准它们是好事或是坏事。可是，苏格拉底，无可置辩智慧是一件好事；哪里有什么事，一个有智慧的人不能比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做得更好的呢？”
　　“怎么”，苏格拉底问道，“你没有听过戴达洛斯如何由于有智慧被米诺斯囚禁，被迫为奴，远离本土，丧失自由，当他和他的儿子一起逃跑的时候，不但丧失了儿子，而且连自救也不能，终于被带到野蛮人那里，再度沦为奴隶吗？”
　　“的确有这种传说”，尤苏戴莫斯回答。
　　“你没有听过帕拉梅代斯所受的苦难吗？人们经常传说他如何由于有智慧而遭到俄底修斯的嫉恨并被害死。”
　　“这种传说也是有的”，尤苏戴莫斯回答。
　　“你知道有多少人由于有智慧而被带到大君面前，在那儿过着奴隶的生活吗？”
　　“苏格拉底”，尤苏戴莫斯说道，“毫无疑问，幸福要算是桩好事了吧”。
　　“幸福如果不是由有问题的好事构成的，就可以算做好事了”，苏格拉底说。
　　“构成幸福的事中，哪些是有问题的好事呢？”尤苏戴莫斯问。
　　“如果我们不把美貌、膂力、财富、光荣和诸如此类的事包含在幸福之中，那就没有有问题的好事了”，苏格拉底回答。
　　“但是”，尤苏戴莫斯说道，“当然我们要把它们包含在幸福之中的，如果没有这些，还成什么幸福呢？”
　　“那末”，苏格拉底说道，“我们就的确是把许多给人类带来痛苦的事放在幸福之中了。因为有许多人由于美貌而被那些见美倾心的人败坏了；许多人由于自信体力强大而去尝试力所不逮的工作就遭到了不少的祸患；许多人由于财富而腐化堕落，遭人阴谋暗算而毁灭了；许多人由于他们的荣誉和政治能力而遭到了极大的灾难”。
　　“既然我连称赞幸福也做得不对，那我就只好承认我真不知道向神明求什么才好了。”
　　“也许”，苏格拉底说道，“你由于过分自信已经知道这些事，所以你并没有对他们作过充分的考虑。但是，你所准备领导的城邦既然是个民主城邦，你总该知道民主（δημDπραAια）是什么吧！”
　　“我想，无论如何，这一点总是知道的”，尤苏戴莫斯回答。
　　“你想，不知道什么是民，能够知道什么是民主吗？”
　　“当然不能。”
　　“那末，你以为民是什么呢？”
　　“我以为民就是国家里的穷人。”
　　“那末，你知道谁是穷人吗？”
　　“怎能不知道呢？”
　　“那末，你也知道谁是富人吗？”
　　“我知道谁是富人象我知道谁是穷人一样。”
　　“那末，你称哪一类的人为穷人，哪一类的人为富人呢？”
　　“凡所有不足以满足其需要的我认为就是穷人，凡所有不仅足够而且有余的人都是富人。”
　　“你曾经注意过没有，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所有的虽然很少，却不仅足够，而且还有富余，而对于另一些人，所有的虽然很多，却仍不够？”
　　“的确如此”，尤苏戴莫斯回答道，“你提醒得很对，我知道甚至有些僭主，由于匮乏，而不得不象最穷苦的人一样，去做违法乱纪的事”。
　　“既然如此”，苏格拉底说道，“我们就应当把僭主放在人民之中，而把那些尽管所有不多，但却善于经营管理的人置于富人之列了”。
　　尤苏戴莫斯回答道，“很明显，由于我自己的无知，我也不得不同意这一点了；我想我最好是静默不语，因为我简直什么都不知道”。于是尤苏戴莫斯垂头丧气地走开了，他很鄙弃自己，认为自己实在是一个奴才。
　　许多被苏格拉底这样对待的人都不再到他跟前来了；他认为这些人都是些（不堪造就的）蠢材。但尤苏戴莫斯认为，要想做一个值得称道的人，除了尽可能多和苏格拉底交游外，没有别的办法。因此，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他总是不离开他。
　　尤苏戴莫斯还模仿了苏格拉底的一些经常的举动。
当苏格拉底看到尤苏戴莫斯有这种情形的时候，就很少再使他感到狼狈，而总是以最简单、最明确的方式把自己认为他最需要知道的和在实践方面最有益的事指教他。　

『第　三　章』

　　节制或自制以及对神有正确观念的必要性，第１—２节。神明眷佑世人，第３—９节。其他动物都是神为人而造的，第１０节。除了次等动物和人所共有的感官外，神明还赐给人以理性和语言，第１１、１２节。我们虽然看不见神，凭他们所做的工作就可以确信他们是存在的，第１３、１４节。因此，应该按照我们的经济条件敬奉神，第１５、１８节。
　　苏格拉底并不是急于要求他的从者口才流利，有办事能力和心思巧妙，而是认为对他们来说，首先必需的是自制；因他认为，如果只有这些才能而没有自制，那就只能多行不义和多作恶事罢了。
　　首先，苏格拉底努力使他的弟子们在神明面前保持自制。当他对别人讲这事时和他在一起的人们有些已经描述过他的谈话了，以下是他和尤苏戴莫斯谈论时我亲自听到的。
　　“尤苏戴莫斯，请告诉我”，苏格拉底说道，“你曾经考虑过神明是如何为供给人们的需要而操心吗？”
　　“没有，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尤苏戴莫斯回答。
　　“但是”，苏格拉底说道，“你一定知道我们首先需要的光，正是神明把它供给我们的吧？”
　　“这当然知道，如果没有光，我们的眼睛就像瞎子一样了”，尤苏戴莫斯回答。
　　“在另一方面，由于我们还需要休息，神明就把最好的休息时间黑夜供给我们。”
　　“这的确也是值得我们感谢的”，尤苏戴莫斯回答。
　　“白天由于太阳的光辉，我们可以分辩时辰并判明其他一切事物；而黑夜由于昏暗，什么都分辩不清，神明岂不是使星星在夜间照耀，使我们能分辩夜更时分，并因而能做许多必要的事吗？”
　　“是这样。”
　　“还有，月亮不仅给我们划分了黑夜，而且还给我们划分了月令。”
　　“的确如此”，尤苏戴莫斯回答。
　　“此外，由于我们需要粮食，神明就使田地给我们出产粮食，并且给我们提供了适宜于生产粮食的季节，不仅使我们所需要的得到丰富多采的供应，而且还使我们赏心悦目，你对这一切是怎样看法呢？”
　　“的确，这一切表现了对于人类的关怀”，尤苏戴莫斯回答。
　　“神明还把对我们极有价值的水供给我们，它和土地与季节一起，使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生长繁殖，给我们提供营养，当水和我们的食物混和起来的时候，就使这些食物更容易消化，更有益处并更为适口，而且，由于我们需用水很多，神明就毫不吝惜地供给我们。〔你对这一切又是怎样看法呢？〕”
　　“这也表示了神明的先见之明”，尤苏戴莫斯回答。
　　“神明还把火供给了我们，既使我们免于受冷，又使我们免于黑暗，火对于一切工艺都有帮助，对于人类为自己所策划的一切也都有益处。总而言之，人类为了保全生命所策划的一切有益的事情，若不借助于火，就毫无价值可言。〔对于这，你又是如何想法呢？〕”
　　“这更进一步表现了对于人类的关怀”，尤苏戴莫斯回答。〔“神明毫不吝惜地使空气到处环绕着我们，不仅保全和维持了生命，而且我们还能借助于它漂洋渡海到别处去，在外国购买货物，这岂不是难以言语形容的恩赐吗？”
　　“的确是难以形容的恩赐。”〕
　　“还有，当冬至以后，太阳转回的时候，随着它的接近，使一些植物成熟，却使另一些成熟期已过的植物枯萎，在完成了这些事以后，就不再向我们接近，而是掉转离开我们，仿佛深怕向我们提供的热量超过了我们的需要会伤害我们似的；在他再度远离我们的过程中，到了很明显，如果再远一些我们就会因寒冷而冻僵的时候，他就会再度转向我们，接近我们，它总是在天空中对我们最有益的部位旋转着，你对于这种情况又是怎样看法呢？”
　　“的确”，尤苏戴莫斯回答道，“这一切似乎都是为了人类的缘故而发生的”。
　　“还有，既然很明显，如果这种事突然出现，不论是热或是冷我们一定都受不了，因此，太阳接近我们，总是逐渐的，离开我们也是逐渐的，使我们不知不觉地就到了冷或热的顶点，〔你对于这种情况又是怎样看法呢？〕”
　　“我”，尤苏戴莫斯回答道，“怀疑神明除了为人类服务以外，还做什么别的工作。惟一令我感到为难的一点是其他生物也和人类共享这种好处”。
　　苏格拉底回答道，“其他生物的成长也是为了人类，这一点难道还不是很清楚吗？有什么其他生物像人这样从山羊、绵羊、马、牛、驴和其他动物身上得到许多的好处呢？我以为，人类从这些动物身上得到的好处要比从果皮上得到的多。至少他从前者所得到的在营养和贸易方面的好处并不比后者少。许多人都不是用田间出产的果皮当食物，而是靠从牲畜身上得来的奶、干酪和肉类来维持生活；所有的人都驯服并饲养有用的牲畜，用它们在战争和其他许多方面来为自己服务”。
　　“在这方面我也同意你所说的”，尤苏戴莫斯说道，“因为我看到许多比我们强大的动物，对人竟如此地驯服，以致人可以随意地使唤它们”。
　　“还有，由于美好和有用的事物很多，而且它们都各不相同，神明就赋予人以和各种事物相适应的感官，使得通过这些感官，我们能够享受各种美好的东西；此外，神明又把推理能力培植在我们心里，使我们通过这种推理能力对我们的感觉对象进行推理并把它们记在心里，从而明确地知道每一事物给我们提供些什么样的好处，并且想出许多方法来享受那些美好的事物，避免那些不好的事物。此外，神明还把表述能力赐予我们，通过这种表述能力我们可以用教导的方法，使别人也和我们一同分享所有好的事物，制定法律、管理国家。〔你对这一切又是怎样想法呢？〕”
　　“苏格拉底，看来神明的确是为了关怀人类而做了许多工作。”
　　“由于我们不可能预先知道在将来什么事对我们有利，神明就通过占卜术来协助我们，把事物的结局向求问的人宣示明白，教导他们怎样做就会产生最好的效果。〔你对于这又是怎样看法呢？〕”
　　“苏格拉底”，尤苏戴莫斯说道，“看来神明对你比对别人更为友好，因为他们不待求问就把你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预先告诉你”。
　　“如果你不是期待看到神的形象，而是以看到神的作为就敬畏和尊崇他们为满足，你就会知道我所说的都是真话。要想一想，神明自己已经把这一点指示我们了。因为别的神在把好东西赐给我们的时候都不是以明显可见的方式把它们赐给我们的，惟有那位安排和维系着整个宇宙的神（一切美好善良的东西都在这个宇宙里头），他使宇宙永远保持完整无损、纯洁无疵、永不衰老、适于为人类服务，宇宙服从着神比思想还快，而且毫无误失。这位神本身是由于他的伟大作为而显示出来的，但他管理宇宙的形象却是我们看不到的。还要想一想，即使对于众人都极其明显的太阳，也是不让人对它本身作精确的窥视的。如果有人轻率地去凝视它，它就会使他丧失视力，还有，神的仆役们也是看不见的。闪电从天上发出来是看得见的，它落在所有他所打击的人身上，但它的来到，打击和离去都是看不见的。风本身是看不见的，但它的作为对我们却是显然的，它的来临，我们也觉察得出来。尤其是人的灵魂，比人的其他一切更具有神性，灵魂在我们里面统治着一切是显然的，但它本身却是看不见的。”
　　“考虑到这一切，我们就不应当轻看那些看不见的事物，而是应当从它们的表现上体会出它们的能力来，从而对神明存敬畏的心。”
　　“苏格拉底”，尤苏戴莫斯说道，“我的确知道，对于神明我是丝毫也不敢怠慢的，但当我一想到没有人能够对于神明的恩惠作出足够的报答的时候，我就泄气了”。
　　“尤苏戴莫斯，不要泄气”，苏格拉底说道，“你知道住在德尔非的神对于人们向他提出的‘怎样讨神的喜悦？’这个问题的答复是：是遵从城邦的风俗。但我想，一切地方的风俗都是：按照自己的能力向神明献上和解的祭品。所以，有什么比按照他们自己所吩咐的做，能够更好地并更虔诚地表示对于神明的尊重呢？不过，重要的是，所献的不应当低于自己的能力。因为任何人如果这样做，那就是很明显地不尊重神明了。凡是尽力尊重神的人都要高兴振奋起来，等待神最大的祝福，除了等待那最能帮助我们的神，我们还能等待什么别的人赐予我们更大的祝福呢？除了讨神的喜悦，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除了最大限度地服从神，还有什么更能讨他们喜悦的事呢？”
就这样，苏格拉底通过自己的言论和行为，使那些和他在一起的人生活得更为虔诚，更有节制。　

『第　四　章』

　　苏格拉底谆谆教导门徒要热爱正义。他以自己的行为给他们留下了坚持正义的榜样，第１—４节。他和一个智者希皮阿斯谈话，第４—９节。空谈正义不如躬行正义，第１０、１１节。服从法律是正义的一部分；法律是什么？第１２—１４节。谁是国家的最好的长官，第１５节。普遍地遵守法律就能维持和谐一致，第１６—１８节。有些不成文法，如果违犯了就不能不受惩罚，第１９—２４节。遵守神的律法就是正义，第２５节。
　　关于正义，苏格拉底并不隐瞒自己的看法，而总是通过他的行为把自己的心意显示出来。在他的私人生活方面，他严格遵守法律并热情帮助别人；在公众生活方面，在法律所规定的一切事上他都服从首长的领导，无论是在国内或是从军远征，他都以严格遵守纪律而显著地高出于别人之上。当他做议会主席的时候，他不让群众作出违反法律的决议来，为了维护法律，他抵抗了别人所无法忍受的来自群众的攻击。当三十僭主命令他做违背法律的事的时候，他曾拒绝服从他们。当他们禁止他同青年人谈话并吩咐他和另外一些公民把一个人带去处死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因这个命令与法律不合而拒绝执行。当他因米利托斯的指控而受审的时候，别的被告都习惯于在庭上说讨好法官的话，违法地去谄媚他们、祈求他们，许多人常常由于这种做法而获得了法官的释放，但苏格拉底在受审的时候却决不肯做任何违法的事情，尽管如果他稍微适当地从俗一点，就可以被法官释放，但他却宁愿守法而死，也不愿违法偷生。
　　当他和别人谈话的时候他就是常常这样说的，我知道有一次他和艾利斯人希皮阿斯谈论正义的时候就是这样。当希皮阿斯在离开雅典一个时期以后又回来的时候，他碰到苏格拉底正在对人讲论着：如果一个人要某人去学鞋匠、或木匠、或铜匠、或骑马，毫无问题，他知道应当派他到什么地方去学；〔甚至有人还说，如果有任何人要使他的马和牛受到正确的训练的话〕会训练的人也到处皆是。奇怪的是，当一个人自己或使他的儿子或家奴去学习正义的时候，却不知道到哪里去学。
　　当希皮阿斯听到这话的时候，就似乎开玩笑地说道：“苏格拉底，你还是在讲我老早以前就听过的那老一套吗？”
　　苏格拉底回答道，“是的，希皮阿斯，我讲的不仅是老一套，比这更奇怪的是，我还是讲的同一个题目哩！但也许由于你是见多识广的人，你是不会对同一题目作同样讲述的”。
　　“的确”，希皮阿斯回答，“我总是企图讲点新鲜的东西”。
　　“是不是对于你所确实知道的事情，例如，关于字母，如果有人问你（苏格拉底）这个词里有多少和哪些字母，你现在的回答也是和从前不一样呢？或者关于算术，如果有人问你二五是否得十，你现在的回答也和从前不一样吗？”
　　“苏格拉底”，希皮阿斯回答道，“关于这些，我也和你一样，总是讲一样的话，但是关于正义，我准知道我现在所能说的是你或任何别的人所无法反驳的”。
　　“的确”，苏格拉底说道，“你所发现的是一件很大的好事，这么一来，法官们再也不会作出相反的判断，公民们再也不会争执什么是正义，也不会打官司，不会争吵了，国与国之间再也不会为权利而引起纠纷并进行战争了；在我还未听到你这么一个伟大的发明之前，我真不知道怎么能够和你分手”。
　　“可是，我说老实话”，希皮阿斯说道，“在你没有把自己对于正义的看法讲出之前，你是听不到的；你总是在嘲笑着别人，质问、驳斥着每一个人，这已经够了，而你自己却不肯把理由告诉任何人，无论关于什么事都不肯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
　　“怎么？希皮阿斯！”苏格拉底说道，“我从来也没有停止表示过我自己对于正义的看法，难道你没有觉察到吗？”
　　“你这算是什么一种理由呢？”
　　“如果说”，苏格拉底回答道，“我没有借着言论，至少我已借着行为把我的看法表示出来了，难道你不认为，行为比言论更有凭信的价值吗？”
　　“当然行为比言论更可凭信得多”，希皮阿斯回答，“因为有许多讲论正义的人，所做的却是非正义的事；而一个躬行正义的人则决不可能是个不义的人”。
　　“那末，你在任何时候觉察到我做过假见证、或诽谤过什么人，或在朋友或同胞之间挑起争论，或做过任何其他不义的事吗？”
　　“没有”，希皮阿斯回答。
　　“难道你不认为，不行不义就是正义吗？”
　　“很显然，苏格拉底”，希皮阿斯说道，“就连现在，你仍在规避着把自己对于正义的看法表示出来；因为你所说的，并不是正义的人做什么，而是他们不做什么”。苏格拉底回答道，“我认为，不愿行不义的事就足以证明其为正义。不过，如果你认为这还不够，那末，看看下面所说的是不是会使你更满意些：我说守法就是正义”。
　　“苏格拉底，你的意思是说，守法与正义是同一回事吗？”
　　“我是这个意思”，苏格拉底回答。
　　“我不懂你所说的守法是什么意思，也不懂你所说的正义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城邦的律法’吗？”苏格拉底问。
　　“我知道”，希皮阿斯回答。
　　“你认为它们有什么意义呢？”
　　“它们是公民们一致制定的协议，规定他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
　　“那末”，苏格拉底说道，“那些按照这些律法行事为人的人品不就是守法的，而那些不按照这些律法做的人就是违法的吗？”
　　“完全正确”，希皮阿斯回答。
　　“那末，守法的人岂不就是行正义，而违法的人岂不就是行不义吗？”
　　“的确是这样。”
　　“那末，这岂不是行正义的人就是正义，行不义的人就是不义吗？”
　　“怎么能不是这样呢？”
　　“这样看来，守法的人就是正义，而违法的人就是不义了。”
　　“但是，苏格拉底”，希皮阿斯反问道，“既然制定这些法律的人们自身就常常废弃或修改法律，人们又怎能把这些法律或把遵守这些法律看得具有真正的重要性呢？”
　　“可是”，苏格拉底说道，“城邦在进行战争之后，也是常常讲和的啊！”
　　“那当然”，希皮阿斯回答。
　　“既然如此，那末，因法律可能被废弃而轻看那些遵守法律的人和因和平可能恢复而责怪那些英勇作战的人，你以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吗？难道你当真想谴责那些为支援祖国而投身于战斗中的人们吗？”
　　“当然不是”，希皮阿斯回答。
　　“你考虑过没有”，苏格拉底问道，“拉开代莫尼人卢库格斯如果不是在斯巴达最牢固地建立了守法精神，他就不可能使斯巴达和别的城邦有什么不同吗？你难道不知道，那些最能使人民守法的城邦领导人是最好的领导人，那些拥有最守法的人民的城邦，在和平时期生活得最幸福，在战争时期是不可抵抗的吗？而且，对城邦来说，同心协力是最大的幸福！这样的城邦的议会和首长们经常劝导他们的人民要同心协力。在希腊到处都有要求人民立誓同心协力的律法，而到处人们也都在立誓这样做。但我认为，其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既不是为了让人民选择同一歌咏队，也不是为了让他们赞赏同一个笛子吹奏者，也不是为了使他们都欢喜同一个诗人，也不是为了使他们都欣赏同一种事物，而是为了使他们都遵守律法；因为凡人民遵守律法的城邦就最强大，最幸福，但如果没有同心协力，任何城邦也治理不好，任何家庭也管理不好。作为一个人民，除了遵守律法，还有什么方法能够使自己少受城邦的惩罚、多得到国人的尊敬呢？还有什么方法能够使自己在法庭上少遭失败、多获得胜利呢？人们愿意信任并把自己的钱财或子女托付给谁呢？除了按法律行事的人以外，全城邦的人还能认谁是更值得信任的呢？父母、亲属、家奴、朋友、同胞或异乡人能够从谁的手里更可靠地得到公正的待遇呢？敌人在停战、缔约或和谈时宁愿信任谁呢？除了遵守律法的人以外，人们会愿意做谁的同盟者呢？同盟者又宁愿信任谁为领袖、为要塞或城镇的统帅呢？除了遵守律法的人以外，人们还能指望谁更会受恩必报呢？除了那些被认为会报恩的人以外，人们又宁愿向谁施恩呢？除了这样的人以外，人们还宁愿做谁的朋友，不做谁的敌人呢？除了自己所渴望缔交、避免结仇和那些极大多数人都愿做他的朋友和同盟者，只有极少数反对者和敌人以外，人们还能更不愿对谁作战呢？
　　“因此，希皮阿斯，我说守法和正义是同一回事；如果你有什么相反的意见，那就请指教吧！”
　　“说实话，苏格拉底”，希皮阿斯回答道，“对你所谈关于正义的话，我并没有什么相反的意见”。
　　“希皮阿斯”，苏格拉底问道，“你知道什么是不成文法吗？”
　　“那是到处都一致遵守的律法。”
　　“那末”，苏格拉底问道，“你能说这些律法是人类为自己制定的吗？”
　　“那怎么能呢？”希皮阿斯回答道，“因为人类是不可能都聚集到一起的，而且也不是都说同一种语言啊”。
　　“那末，你想这些律法是谁制定的呢？”苏格拉底问。
　　“我想”，希皮阿斯回答道，“这些律法是神明为人类制定的，因为所有的人类都以敬畏神为第一条律法”。
　　“到处岂不是也有一条孝敬父母的律法吗？”
　　“是这样。”
　　“父母不可与子女结婚，子女也不可与父母结婚岂不也是一条吗？”
　　“苏格拉底”，希皮阿斯回答道，“我还看不出这是神所制定的一条律法”。
　　“为什么呢？”苏格拉底问。
　　“因为我注意到有些人违犯了这条律法”，希皮阿斯回答。
　　“他们还违犯许多别的律法哩”，苏格拉底说，“不过，违犯神所制定的律法的人是无法逃避刑罚的；不像有些人违背了人所制定的律法，却能利用藏躲或暴力，逃避刑罚”。
　　“但是，苏格拉底”，希皮阿斯问道，“父母与子女，子女与父母结婚，所不能逃避的是什么样的刑罚呢？”
　　“当然是最大的刑罚了”，苏格拉底回答，“因为对生育子女的人来说，有什么刑罚比生育不好的子女更大呢？”
　　“他们为什么必然生不好的子女呢？”希皮阿斯问道，“如果任何阻碍没有——他们自己是好人，生子女的对方也是好人？”
　　“因为”，苏格拉底回答道，“不仅生子女的双方都须是好人，他们还必须都是体力旺盛的人；难道你以为体力旺盛的人的子孙和那些还未到体力旺盛年龄或者已经过了体力旺盛年龄的人的子孙都是一样的吗？”
　　“当然不会是一样的”，希皮阿斯回答。
　　“那末，哪一个是更好呢？”苏格拉底问。
　　“显然是体力旺盛的人的子女”，希皮阿斯回答。
　　“那末，体力不旺盛的人的子女精神一定不会饱满了？”
　　“的确，大有可能”，希皮阿斯回答。
　　“那末，这样的人是不应该有子女的了？”
　　“是不应该”，希皮阿斯回答。
　　“那末，这样生出的子女是他们不应该生的了？”
　　“我看是这样”，希皮阿斯回答。
　　“既然如此，如果不是这些人有不好的子女，还会是什么别人呢？”
　　“在这一点上我也同意你的意见”，希皮阿斯说。
　　“还有，以德报德，岂不也是到处都承认的一条律法吗？”
　　“是的，不过这条律法人们也违犯了”，希皮阿斯说。
　　“那些违犯这条律法的人，岂不是遭受丧失好的朋友和不得不求告那些恨自己的人的刑罚吗？那些善待熟人的人岂不就是好的朋友、那些受恩不报的人岂不是因为忘恩负义而被人所恨吗？但是，由于和善待自己的人结交对他们有极大的好处，他们岂不是仍然会竭尽全力追求这样的人吗？”
　　“的确，苏格拉底”，希皮阿斯说道，“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由神来的，因为在我看来，凡是其本身就给违犯的人带来刑罚的律法，一定是由比人更好的立法者所制定的”。
　　“那末，希皮阿斯，你以为正义的律法和非正义的律法哪一个是由神所制定的呢？”
　　“非正义的律法当然不是由神所制定的”，希皮阿斯回答，
　　“因为如果神不制定正义的律法就很难有什么别的人制定这样的律法”。
　　“这样看来，神也是喜欢把正义和守法看为是同一回事了。”
就是这样，通过言论和实践，苏格拉底使得那些到他跟前的人成了比较正义的人。　

『第　五　章』

　　苏格拉底使他的门人更有实践能力。自制的必要性，第１、２节。不自制的坏处，第３—７节。自制的好处，第８—１０节。自制的人的行为，第１１、１２节。
　　我现在要进一步叙述苏格拉底如何使那些和他交游的人更有实践能力。他认为，对于任何希望有高尚成就的人来说，自制都是必要的，因此，首先他使那些和他交游的人清楚地看出，在一切人当中，他自己对这方面是躬行实践的。然后，他又借着他的言论劝勉他的门人，要他们把自制看得比什么都更重要。他既经常不断地把那些有助于德行的事记在自己心中，又以此提醒他的一切门人。我知道有一次他曾和尤苏戴莫斯作过关于自制的如下的谈话：
　　“尤苏戴莫斯，请告诉我”，苏格拉底说道，“你以为自由对于个人和城邦都是高贵而且美好的财产吗？”
　　“我以为确实是这样”，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末，你以为那受身体的情欲支配，因而不能做那最好的事情的人是自由的人吗？”
　　“决不是”，尤苏戴莫斯回答。
　　“也许，在你看来，能够做最好的事情就是自由，从而受到阻碍，不能去做这类事情，就是没有自由了？”
　　“的确是这样”，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末，在你看来，凡不能自制的人，的确就是没有自由的吗？”
　　“自然如此。”
　　“可是，你以为，那些不能自制的人是仅仅受阻挡不去做最好的事呢，还是也被迫去做那些最无耻的事呢？”
　　“在我看来”，尤苏戴莫斯回答道，“他们既受阻不去做最好的事，也被迫去做那些最无耻的事”。
　　“你以为，那阻挡人去做最好的事，同时还强迫人去做最坏的事的是什么样的主人呢？”
　　“当然是最坏的主人了”，尤苏戴莫斯回答。
　　“你以为什么样的奴隶是最坏的奴隶呢？”
　　“我以为那些受制于最坏的主人的人就是最坏的奴隶”，尤苏戴莫斯说。
　　“这样看来，那不能自制的人就是最坏的奴隶了？”
　　“我想是如此”，尤苏戴莫斯回答。
　　“智慧就是最大的善，你岂不认为，不能自制就使智慧和人远离，并驱使人走向其相反的方向吗？你岂不认为，由于不能自制使人对于快乐留连忘返，常常使那些本来能分辩好坏的人感觉迟钝，以致他们不但不去选择较好的事，反而选择较坏的事，从而就阻碍了人们对于有用事物的注意和学习吗？”
　　“是有这样的情况”，尤苏戴莫斯回答。
　　“尤苏戴莫斯，我们试想一想，有什么比不能自制的人对于健全理智更不相称的呢？因我以为健全理智和不能自制两者的行为是恰好相反的。”
　　“这我也同意”，尤苏戴莫斯回答。
　　“你想还有什么比不能自制更能拦阻人对于正当事物的注意呢？”
　　“我想没有了”，尤苏戴莫斯回答。
　　“令人宁愿选择有害的事而不愿选择有益的事，宁愿忽略有益的事反而注意有害的事，并且还迫使人去做和健全理智相违反的事，你想有什么比这对人更不好的事吗？”
　　“没有”，尤苏戴莫斯回答。
　　“自制给人产生的效果和不自制的效果正相反，岂不是很自然的事吗？”
　　“当然是这样”，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末，产生这种相反效果的原因，对人来说，就是一大好事了？”
　　“确是如此”，尤苏戴莫斯回答。
　　“这样看来，尤苏戴莫斯，自制对于人就是一件大好事了？”
　　“很可以这样说，苏格拉底”，尤苏戴莫斯回答。
　　“尤苏戴莫斯，你曾经考虑过没有……？”
　　“考虑什么？”
　　“就是，尽管人们认为，不自制给人带来的唯一东西就是快乐，其实，它并不能做到这一点，惟有自制才能给人带来最大的快乐。”
　　“这是怎么讲呢？”尤苏戴莫斯问。
　　“因为，不能自制就不能忍饥、耐渴、克制情欲、忍受瞌睡，而这一切正是吃、喝、性交、休息，睡眠之所以有乐趣的原因；在经过了一段期待和克制之后，这些事才能给人以最大的快乐，而不能自制则恰恰阻碍了人们对于这种值得称道的最必要和最经常的乐趣的享受。惟有自制能使人忍受我所讲的这一切，因此，惟有自制才能使人享受我所提到的这些值得称道的快乐。”
　　“你说的这一切都是实话”，尤苏戴莫斯说。
　　“在另一方面，学习高尚和美好的事情，研究那些能以使人维护好自己的身体、治理好自己的家庭、有益于朋友和城邦，并且有制服敌人的本领——这一切不仅有益，而且还能产生最大的快乐——能自制的人在实践这一切的同时，也就享受了其中的乐趣，但不能自制的人却什么也分享不着。我们试想一想，有谁会比那些由于一心一意追求眼前的快乐，因而最少把这些付诸实践的人，更不适于享受它们呢？”
　　“苏格拉底”，尤苏戴莫斯说道，“我以为你好象在说，那些贪图身体的快乐的人，对于任何德行都是无分的”。
　　“尤苏戴莫斯”，苏格拉底回答道，“一个不能自制的人和最愚蠢的牲畜有什么分别呢？那不重视最美好的事情，只是竭尽全力追求最大快感的人，和最蠢笨的牲畜有什么不同呢？只有能自制的人才会重视实际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对事物进行甄别，并且通过言语和行为，选择好的，避免坏的”。
苏格拉底说，必须这样，才能成为最高尚的、最幸福的和最有推理能力的人。他还说，διαKH’[HDθαι（推理）这个词就是由于人们聚在一起，共同讨论，按着事物的性质进行διαKH’[αJAαι（甄别）而得来的。因此，有必要作最大的努力使自己准备好，对这进行充分的研究；因为这会使人成为最高尚的、最能领导人的和最能推理的人。　

『第　六　章』

　　熟练论证和定义的价值，第１节。虔诚的定义，第２—４节。正义的定义，第５、６节。智慧的定义，第７节。善与美的定义，第８、９节。勇敢的定义，第１０、１１节。几个其它的定义，第１２节。对苏格拉底论证方法的评述，第１３—１５节。
　　苏格拉底如何使他的门人更善于推理，我将试图加以论述。苏格拉底认为，凡懂得各种事物的不同性质的人，一定也能够把它们向别人说明。至于那些不懂得事物的不同性质的人，他认为这些人自己失败，并且使别人失败都是不足怪的。因此，他总是永不止息地和他的门人一同考察事物的不同性质。
　　详细论述他所下的一切定义工作量太大了，我将把我所认为足以说明他考虑事情的方法的事例尽量加以阐述。首先，关于虔诚（HI’σHβHι’α），他的看法大致如下：
　　“尤苏戴莫斯”，他说，“请告诉我，你以为虔诚是一种什么样的事情呢？”
　　“当然是最美好的事情”，尤苏戴莫斯回答。
　　“你能说出什么样的人是虔诚的人吗？”
　　“我以为”，尤苏戴莫斯回答道，“就是那敬神的人”。
　　“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随便敬神吗？”
　　“不可以，必须按照一定的律法来敬神。”
　　“那末，那些知道这些律法的人就知道怎样敬神了？”
　　“我想是这样”，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末，那些知道应当怎样敬神的人，岂不是也知道他不应当以不同于自己所知道的方法来敬神吗？”
　　“当然他知道不应当这样”，尤苏戴莫斯回答。
　　“但是，是不是有人以不同于他自己所知道应该的方式敬神呢？”
　　“我想没有”，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末，知道什么对于神是合法的人，是不是按合法的方式敬神呢？”
　　“当然。”
　　“那末，按照合法的方式敬神的人就是按照应该的方式敬神了？”
　　“怎能不是这样呢？”
　　“按照应该的方式敬神的人就是虔诚的人？”
　　“当然。”
　　“那末，我们可以把虔诚的人正确地定义为凡知道什么对于神是合法的人了？”
　　“我想是这样”，尤苏戴莫斯回答。
　　“在对待人这一方面，是不是可以随着自己所愿意的那样做呢？”
　　“不可以，因为在这方面也有合法（与否）的问题。”
　　“那末，那些按照律法彼此对待的人，是不是就是按照他们应该做的做了呢？”
　　“怎能不是呢？”
　　“按照应该做的去做的人岂不是做得好吗？”
　　“当然是做得好”，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些在对待别人方面做得好的人，岂不是在人类事务方面也做得好吗？”
　　“大概会如此”，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些遵守律法的人所做的事岂不是正义的吗？”
　　“当然”，尤苏戴莫斯回答。
　　“什么性质的事情叫做正义，你知道吗？”苏格拉底问。
　　“律法所吩咐的事情”，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末，那些遵行律法的吩咐的人所做的就是正义的和应该的了？”
　　“怎能不是这样呢？”
　　“那些行正义之事的人难道不就是正义的人吗？”
　　“我想是如此”，尤苏戴莫斯回答。
　　“你想有什么遵守律法的人却不知道律法所吩咐的是什么吗？”
　　“我想没有”，尤苏戴莫斯回答。
　　“你想那些明知应该做什么的人，却会认为不应该做那些事吗？”
　　“我想不会这样”，尤苏戴莫斯回答。
　　“你知道有什么人不做他们明知应该做的事，反倒去做别的事吗？”
　　“我不知道”，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末，那些知道对于人什么是合法的人，所做的一定是正义的了？”
　　“当然”，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样，做正义之事的人岂不就是正义的人吗？”
　　“还有什么别的人会是正义的人呢？”尤苏戴莫斯反问道。
　　“那末，我们把那些知道对于人什么是合法的人，定义为正义的人，岂不就是个正确的定义了吗？”
　　“我想是这样”，尤苏戴莫斯回答。
　　“我们试想一想，智慧是什么呢？请告诉我，你以为人们有智慧是因为他们知道事情呢，还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呢？”
　　“显然是因为他们知道事情”，尤苏戴莫斯回答，“因为不知道事情的人怎么能算是有智慧呢？”
　　“那末，人之所以有智慧，是因为他们有知识了？”
　　“人有智慧如果不是因有知识，还能因为什么别的呢？”尤苏戴莫斯回答。
　　“你以为除了使人智慧的事以外，智慧还会是什么别的吗？”
　　“我以为不会是什么别的。”
　　“那末，知识就是智慧了？”
　　“我想是这样。”
　　“不过，你以为一个人能知道所有的事情吗？”
　　“当然不能，连一极小的部分都做不到。”
　　“这样看来，对凡事都有智慧的人是没有了？”
　　“当然没有”，尤苏戴莫斯回答。
　　“这样看来，每一个人只是在其有知识的事上才是有智慧了？”
　　“我想是这样。”
　　“尤苏戴莫斯，用这样的方法来研究善是不是可以呢？”
　　“怎样研究呀？”尤苏戴莫斯问。
　　“你以为同一样东西对所有的人都是有用的吗？”
　　“我看不是。”
　　“你是不是以为：对某些人有益的东西有时候对另一些人却是有害呢？”
　　“的确如此”，尤苏戴莫斯回答。
　　“除了有益的东西以外，你是不是也把另一些东西叫做善呢？”
　　“不”，尤苏戴莫斯回答。
　　“这样看来，对于任何人有益的东西，对他来说，就是善了？”
　　“我想如此”，尤苏戴莫斯回答。
　　“再拿美来说，我们还能按什么别的方法来下定义吗？难道我们能把一个身体、工具或你所知道的任何其他东西，因其对于一切都是美好的才称它为美吗？”
　　“当然不能”，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末，任何一件事物，它对于什么有用处，就把它用在什么上，那就是美了？”
　　“的确是这样”，尤苏戴莫斯回答。
　　“任何一件事物，如果把它用在它所对之有用的事以外的什么别的事上，它还会是美的吗？”
　　“对于任何一件别的事都不能是美”，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末，有用的东西，对于它所有用的任何事来说，就是美的了？”
　　“我以为是这样”，尤苏戴莫斯回答。
　　“再说勇敢，尤苏戴莫斯，你以为它也是美好的事物之一吗？”
　　“我以为它是最美好的事物之一”，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末，你以为勇敢是对最微不足道的事有用吗？”
　　“当然不是，而是对重大的事有用”，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末，你以为处于可怕和危险的事物之前毫无知觉，这是有用吗？”
　　“决不是”，尤苏戴莫斯回答。
　　“这样看来，那些由于对于这一类事物性质的无知而不害怕的人，就不是勇敢的人了？”
　　“当然不是，因为如果是的话，许多疯子和懦夫就都是勇敢的人了。”
　　“那些对于本不可怕的事物反而害怕的人怎么样呢？”
　　“那就更不是勇敢的人了”，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末，你以为那些在可怕和危险的事物面前能够临危不惧的人就是勇敢的人，而那些惊慌失措的人就是懦夫了？”
　　“的确是这样”，尤苏戴莫斯回答。
　　“你以为在大难临头的情况下，除了那些善于应付的人以外，还有什么别的人能够临危不惧吗？”
　　“除了这些人以外没有别人”，尤苏戴莫斯回答。
　　“除了那些不善于应付的人以外，还有什么别的人会惊慌失措呢？”
　　“还有什么别的人呢？”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末，双方岂不都是按照自己所认为应该的那样应付了吗？”
　　“怎能是别样呢？”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末，那些不善于应付的人是不是知道他们应该怎样应付呢？”
　　“毫无疑问不知道”，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末，那些知道应该怎样应付的人，只是那些能够应付的人了？”
　　“只是他们”，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些并非完全错误的人怎样呢，难道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也惊慌失措吗？”
　　“我想不是”，尤苏戴莫斯回答。
　　“这样看来，那些惊慌失措的人都是完全错误的人了？”
　　“很可能是这样”，尤苏戴莫斯说。
　　“这样看来，那些知道怎样应付可怕和危险情况的人就是勇敢的人，而那些完全错误的人都是懦夫了？”
　　“我看是这样”，尤苏戴莫斯回答。在苏格拉底看来，君主制和僭主制是两种政体，但它们彼此很不相同。征得人民同意并按照城邦律法而治理城邦，他认为这是君主制；违反人民意志且不按照律法，而只是根据统治者的意愿治理城邦，是僭主制。凡官吏是从合乎法律规定的人们中间选出来的地方，他认为是贵族政治；凡是根据财产价值而指派官吏的地方，是富豪政治；凡是所有的人都有资格被选为官吏的地方，是民主政治。当有人在某一点上和苏格拉底有争论，但不能把自己的意思说明白，只是断言，他所说的某人，（比苏格拉底所说的）更聪明，更有政治才能，更勇敢，等等，却拿不出证明的时候，苏格拉底就会按照以下方式，把整个讨论，引回到原则性问题上去：
　　“你是说你所推崇的人比我所推崇的，是更好的公民吗？”
　　“我是这么说。”
　　“那样，我们为什么不首先考虑一下，一个好公民的本分是什么呢？”
　　“我们就这样做好了。”
　　“从财政方面来说，岂不是那能使城邦更富裕的人是更好的公民吗？”
　　“当然。”
　　“从战争方面来说，岂不是那能使城邦比敌人更强大的人是更好的公民吗？”
　　“怎能不是呢？”
　　“作为一个使节，岂不是那能化敌为友的人是更好的公民吗？”
　　“大概是。”
　　“在议会发言方面，岂不是那能止息纷争，创造和谐的人是更好的公民吗？”
　　“我想是。”
　　通过这种把讨论引回到原则性问题上去的办法，他就使那些和他争论的人清楚地看到了真理。
当他和人讨论某一问题已有所进展的时候，他总是从已取得一致同意的论点逐步前进，认为这是讨论问题的一个可靠的方法；因此，每当他发表言论的时候，在我所知道的人中，他是最容易获得听众同意的人。他说，荷马称俄底修斯为“稳健的雄辩家”，就是因为他能够把议论从人们公认的论点向前引进。　

『第　七　章』

　　苏格拉底如何使他的门人有独创精神，适于管理事务；他的坦率和真挚，第１节。他认为应把量地学学到什么程度，第２、３节。他建议把天文学学到什么程度，第４—７节。应避免虚有其表的研究，第８节。应注意健康，第９节。向神求问，第１０节。
　　从我以上所说的可以明显地看出，苏格拉底总是把自己的心意真诚地向他的门人表示出来的，现在我还要说一说他如何关心他们在其所适合的工作中有独立自主的工作能力。在我所认识的一切人中，他是一个最渴望发现他的门人们知道些什么的人。凡是一个善良和高尚的人所应该知道的事，只要他自己知道，他总是非常乐意地教导他们；如果他自己不熟悉的话，他就把他们带到那些知道的人那里去。他还教导他们，一个受了良好教育的人对于各门实际学问应该熟悉到什么程度。
　　例如，他说，一个人学习量地学，只须学到在必要时、能够对于买进、让出或分配的土地进行正确的丈量、或者对于劳动量进行正确的计算，这是很容易学会的。任何专心研究过测量学的人，都会知道一块地有多大以及它是怎样测量出来的。他不赞成为了研究复杂难解的图形而学习量地学；因他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用处，尽管他自己并非不懂这一套。他认为这样做会使人把毕生的精力都消耗在上面，以致许多别的有用的东西都无法学习了。
　　他也劝人要熟习天文学，但这只是为了能够知道夜间的时辰、月份节令、为了作水陆旅行、值夜班和其他必须按节令、月份或夜间工作的方便，以便利用征象来分辩上述时间。他认为这一切知识也是很容易从那些在夜间行猎、掌舵和许多其他职业上有必要知道这些事的人那里学到的。至于为了分辩那些不在同一轨道上旋转的天体、行星和彗星、为了计算它们和大地的距离、他们旋转的周期和原因而消耗精力，这一切他都非常不赞成，他说，他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用处。其实他自己对于这些并非不懂，不过他认为这样做会消耗人的毕生精力，以致不能够学习许多别的有用的东西。
　　关于天空的事情，一般说来，他劝人不必去探究神明是怎样操纵每一个天体的：他认为这些都是人所不能发现的，并且认为，那些求神喜欢的人不应该去探究神所不愿意显明的事情。他还说，那些胆敢探究这些事的人，和阿拿萨哥拉斯一样，都有丧失神智的危险；阿拿萨哥拉斯以能解释神明的造化而夸耀，因而丧失了神智。
　　当阿拿萨哥拉斯说火和太阳是同一个东西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人们很容易看火，却不能凝视太阳，太阳光一晒，人的皮肤就发黑，被火光照皮肤却不会发黑；他也没有想到，没有太阳光的照耀，地里所出产的一切不能生长得好，但经火一烤，一切就都枯萎了。当他说太阳是块火热的石头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这一事实；如果把石头放在火里，它既不会发光也不能长久抵抗火的威力，但太阳却永远是个最辉煌的天体。
　　苏格拉底也劝人学习算术，但对于这，也像对于其他事情一样，他劝人避免作无意义的劳动。无论什么有用处的事，他总是亲自和他的门人一同研究，一同进行考察。
　　苏格拉底竭力劝勉他的门人，要注意身体健康。一方面要尽量向那些知道怎样保持健康的人学习，另一方面各人自己也要一生一世注意：什么食物、什么饮料和什么样的运动对自己有益处，以及怎样利用他们自己获得最好的健康。他说，一个这样关心自己健康的人将会发现，关于对健康有利的事情，他所晓得的比一个医生所晓得的还要多。
当任何人希望获得人类智慧所不能提供的帮助时，苏格拉底就劝他去研究占卜术，因为他说，那些知道神明如何通过朕兆把事情显示出来的人，任何时候都不会缺少神明的指点。　

『第　八　章』

　　苏格拉底虽被处死刑，但这并不证明他的守护神是假的。他决心一死。他的无辜，鼓舞了他的勇气。他认为死了反有好处，因为他可以避免老年的痛苦。本书论证的总结。
　　如果有人认为，尽管苏格拉底曾说他的守护神预先提醒他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但他既被法官判处死刑，这就证明他所说关于守护神的事是假的，这样的人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当时苏格拉底年事已高，即使那时不死，以后不久，他的生命仍然是要了结的；其次，他所失掉的只是所有的人都感到智力衰退的人生中最累赘的一段时期，而他所获得的则是：他显示了自己的精神力量；而且胜似任何人，他通过对于自己的案件所作的最真诚，最坦率和最正直的申诉赢得了光荣；并且最镇定、最勇敢地忍受了所判处的死刑。人们一致承认，直到目前为止，还想不起有任何比他更好地忍受了死的人。由于那个月正逢德利阿节，按法律规定，在朝圣团未从德拉斯回来之前，不得处死犯人，苏格拉底就不得不在判刑以后又活了三十天。在这一段时期中，所有和他在一起的人都清楚地看出，苏格拉底生活得和以前的时候没有一点两样，其实，在这以前，人们对于他比任何人都生活得愉快而恬静就已经非常赞叹了。任何人怎么能死得比这更好？有什么样的死比这样最英勇地死去更高尚呢？有什么样的死比这样最英勇地死去更幸福呢？有什么样的死比最幸福的死更为神所喜爱呢？
　　我还要把我从希帕尼卡斯的儿子海尔莫盖尼斯听到的关于他的事说一说。海尔莫盖尼斯说，米利托斯缮就了控诉状控诉苏格拉底以后，他听苏格拉底还是讲到很多事情，但却没有提到他被控诉这件事，他对苏格拉底说，应该考虑一下怎样辩护了。但苏格拉底的第一句话却是，“难道你不认为我一辈子就在进行着这件事吗？”当海尔莫盖尼斯问他怎样进行的时候，苏格拉底说他一辈子除了考虑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并且实行正义和避免非正义以外，任何别的事都没有做，他认为这就是他为自己所作的最好的辩护。但海尔莫盖尼斯又说道：“苏格拉底，你难道看不出雅典法官们由于受到言辞的影响已经把许多无辜的人判处死刑，但同时却把许多有罪的人释放了吗？”“可是，海尔莫盖尼斯”，苏格拉底回答道，“我本想考虑一下我在法官前的申辩辞的，但（我的）守护神却不许”。海尔莫盖尼斯说道：“你的话真怪”。“如果神明以为最好我现在就了结此生，你以为奇怪吗？”苏格拉底问道，“难道你不知道，到目前为止，我不承认有任何人生活得比我更好或更幸福吗？因我认为，生活得最好的人是那些最好地努力研究如何能生活得最好的人；最幸福的人是那些最意识到自己是在越过越好的人。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自己的情况正是这样，当我和别人在一起并把自己和别人比较的时候，对于我自己我也一直是这样看法；不仅我自己是这样，我的朋友们对我也一直抱有这样的看法，这并不是由于他们爱我（因为那些爱别人的人对于他们所爱的人是会有这样看法的），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常和我在一起，他们自己也会成为很好的人。但如果我活得更长久一些，很可能我就不得不忍受老年的痛苦，目力减退哪，听觉不灵哪，思想迟钝哪，学习越来越缓慢哪，记忆力越来越衰退哪，以致那些我曾经比别人强的事情，反倒变得不如别人了。如果我不感觉到这些，生活就毫无价值，如果我感觉到的话，生活岂不就必然越来越坏而且越来越不幸了吗？”
　　“但如果我不义地死去，这乃是那些不义地处死我的人的耻辱，因为，不义既是可耻的，不义地做任何事岂不都是可耻的吗？但对我来说，别人对我不能作正义的判决或行为，有什么可耻呢？我看，后人对前人的看法，是随着他们生前受不义的待遇或者行不义的事而不同的。我也知道，如果我现在死去，人们对我的看法，也会和他们对那些处死我的人的看法不同，我知道他们会永远给我作证，我从来没有不义地待过任何人或者使任何人变坏，而总是在努力使那些和我在一起的人变得好些。”
　　苏格拉底就是这样和海尔莫盖尼斯以及其他的人谈话的。那些知道苏格拉底为人并羡慕德行的人们，直到今天，仍然在胜似怀念任何人地怀念着他，把他看作是对于培养德行最有帮助的人。对我来说，他就是像我在上面所描述的，是那样地虔诚，以致在没有得到神明的意见以前，什么事都不做；是那样地正义，即使在很微小的事上，也不会伤害任何人，反而将最大的帮助给予那些和他交往的人们；是那样地自制，以致任何时候他都不会宁愿选择快乐而不要德行，是那样地智慧，以致在分辩好歹上从来没有错误过，而且不需要别人的忠告，单凭自己就能分辩它们；是那样地有才干，能够说明并决定这一类事情；是那样地有才干，能够考验别人，指出他们的错误，劝勉他们追求德行和善良高尚的事情。在我看来，一个最善良、最快乐的人应该怎样，他就是那样的人。如果有任何人对这些描述还感到不满，那就让他把别人的品格和这些来比较一下，并加以判断吧。　苏格拉底在法官前的申辩苏格拉底在被起诉以后，他关于自己的申辩和生命的终结所作的考虑，我以为都是值得回忆的。虽然别人已经论述了这些事，而且都不谋而合地提到了他的崇高的言论（这说明了苏格拉底的确是这样说的），不过，至于苏格拉底这时已经认为，对他来说，死比生更为可取，这一点他们并没有说明，因此，他的这些崇高的言论就显得是没有意义的了。但希帕尼卡斯的儿子海尔莫盖尼斯是他的亲密朋友，他曾作过这样的报导，显示了苏格拉底的这些崇高的言论和他当时的心情是正相符合的。海尔莫盖尼斯说，他看到苏格拉底当时什么事都讲到了，可是没有提到自己将要受审的事，他就问他：“苏格拉底，难道不需要为自己的申辩考虑一下吗？”对此，苏格拉底首先的答复是：“难道你不认为我一辈子都是在申辩着吗？”海尔莫盖尼斯问道，“你是怎样申辩的呢？”“我一生一世没有做过不义的事，我以为这或许就是最好的申辩了”。海尔莫盖尼斯又对他说道：“难道你看不出雅典人的法庭由于受到言辞的影响常常把无辜的人处死，而在另一方面，由于言辞所引起的恻隐之心或由于申辩的人话说得中听，也常把有罪的人释放了吗？”苏格拉底回答道：“的确是这样；我曾有两次想着手考虑关于申辩的事，但我的守护神一直反对我这样做。”海尔莫盖尼斯对他说道：“你讲话很奇怪”。苏格拉底说道，“难道你以为，即使在神明看来，我现在死去更好，也是奇怪的事吗？难道你不知道，到目前为止，我不承认有任何人比我生活得更好吗？我以为，那意识到自己一辈子度着虔诚和正义生活的人就是最幸福的人，因而，当我发现自己是这样的时候，我对于自己是感到非常快慰的，而且那些和我在一起的人对于我也是抱有同样的意见。现在，如果我还继续活下去，我知道龙钟老态就是不可避免的：目力变坏了；听觉减弱了；学习也越来越困难了；而且学过的东西也记不住了。当我感觉到自己精力不逮而怨天尤人的时候，怎么还能说我是在幸福地生活着呢？”“因此，也许”，苏格拉底继续说道，“正是由于神明恩待我，照顾我，他才不仅使我在适当的年龄死去，而且还是用最容易的方法。因为，如果我现在被判罪，很明显，那些判处我的人会让我考虑一种最容易的、使朋友最少感受痛苦、使死者最多被怀念的方式来结束我的生命。当一个人不给朋友的心上留下任何可耻和不愉快的回忆、身体还保持着健康、心灵还能表现友爱的时候就安静地死去，这样的人又怎能不被怀念呢？当我们认为务必用一切方法寻找理由来逃避一死的时候，神明反对我们完全是正当的，因为很明显，这种方法如果成功了，就不仅不能像现在这样结束生命，反而要准备饱尝疾病痛苦、在充满着各种不堪忍受的灾难而且毫无乐趣的晚年中死去”。“海尔莫盖尼斯”，苏格拉底继续说道，“无论如何我是不愿意这样死去的。但如果因为我阐述我从神和人所受的恩遇以及我对于我自己的看法而激惹了法官们，那我将宁愿选择死也不愿奴颜卑膝地祈求比死还坏得多的苟且偷生”。
　　海尔莫盖尼斯接着说，苏格拉底既然这样下了决心，在对方指控他不尊重城邦所尊重的神、反而引进另一些神和败坏青年以后，他就进前说道：“诸位，我首先感到惊奇的是，米利托斯怎么能说我不尊重城邦所尊重的神。因为其他凡是碰巧在场的人——连米利托斯本人，如果他愿意的话——都曾看见了我在公共节日在民众祭坛上献过祭。至于说到新神，我只是说神明的声音向我显明，指示我应该做的事罢了，这怎么能说是引进新神呢？而且，那些根据飞鸟的鸣声和人们的语言来求得神的启示的人，毫无疑问，也都是凭声音来判断的呀。难道还有人会争论打雷是否发出响声或者它是否最大的预兆吗？难道守候在三足鼎旁的普骚女祭司本人不也是通过声音来传达神明旨意的吗？此外，神明预知未来的事，并把它指示给他所愿意指示的人，肯定也是如此；我所说的和众人所说、所想，完全一样。只是他们把那预示未来的事物叫做灵鸟、神谕、兆头、先知，而我则是把它叫做守护神罢了。我以为我这样称呼比那些把神的权力归之于鸟类的人更为真实也更为虔敬。至于我在这件事上并未说谎得罪神，有以下的事足以证明：尽管我多次把神指示我的事告诉我的朋友们，从来没有一次证明过我所说的是假的。
　　法官们听了这些话就吵嚷起来，有的不相信苏格拉底所说的，有的则因苏格拉底从神那里受到比他们更大的恩典而起了嫉妒的心，苏格拉底接着又说道：“好吧，现在你们再听一些别的，你们当中那些不愿相信的人将会更加不信神是怎样重看我了。哈赖丰有一回在德尔非当着许多人的面向神求问关于我的事的时候，阿波罗的回答是：没有比我更自由、更正义、更能自制的人了。
　　法官们听了这些话，很自然地吵嚷得更加厉害起来，苏格拉底进一步说道：“诸君，神明在关于拉开代莫尼人立法者卢库格斯的神谕中论到他的话比论到我的还要伟大呢！因为据说，当卢库格斯跨进神庙的时候神明对他说：“我正在考虑着该把你称做神还是称做人”。阿波罗并没有把我和神相比，但他的确认为我比别人强得多。然而，在这方面你们也不应当盲目地相信神，而是应当把神所说的话仔细地加以研究。你们知道有谁比我更少受情欲的奴役呢？有谁比我更自由——从来不接受任何人的礼物或酬劳呢？你们能够合理地把谁看为比那安于自己的所有、不向任何别人有所求的人更正义呢？怎能不合理地把那自从懂话以来，就不止息地尽力寻求学习善的人不称之为聪明人呢？难道你们不认为，许多追求德行的本国同胞和从各处来的外国人，都宁愿和我交游，这就是我的劳苦没有白费的证明吗？尽管明知我是个不能用金钱回报他们的人，许多人还是渴想对我有所馈赠，我们应该说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要求我向他报恩，反倒有许多人异口同声地说他们欠我的恩情呢？为什么当围城的时候，别人都自叹命苦，而我却能毫无困难地和城市最兴旺的时候同样地生活呢？为什么别人的享受是从市场上花大量金钱买来的，而我却能不用花钱，从自己的心灵里获得更甜蜜的享受呢？既然没有人能够证明我所说关于自己的话是假的，我受到神明和人们的赞扬岂不就是很合理了吗？然而，米利托斯，我这样地追求德行，你倒说我是败坏青年吗？我想我们一定懂得败坏青年是怎么一回事，你说一说你知道究竟有谁由于受到我的影响从虔诚变成邪恶、从自制变成放肆、从节俭变成浪费、从节酒变成狂饮、从爱劳动变成贪玩耍或者变成贪图其他罪恶的享受呢？”
　　“但我确实知道”，米利托斯回答道，“你已经引诱了许多人服从你而不服从自己的父母”。
　　“在教育问题上”，苏格拉底回答道，“我承认这一点，因为人们都知道这是我关心的对象。在健康问题上，人们都宁愿听从医生而不听从父母；而且毫无疑问，所有的雅典人，在立法会议上，都是听从那些最明智的发言者而不是听从他们自己的亲戚，在选择将领的时候，你们难道不是选择那些最精通军事的人，而不是选择自己的父母、兄弟或者甚至自己本人吗？
　　“苏格拉底”，米利托斯回答道，“这是因为这样做有好处，而且这也是一般的做法”。
　　“因此”，苏格拉底反问道，“在别的事上人们这样做，不仅受到一般的待遇，而且还受到极大的尊敬，而我，因为被有些人认为在对于人类有最大好处的教育方面很精通，反而被你们判处死刑，你难道不以为这是件奇怪的事吗？”
　　很显然，苏格拉底本人和那些为他申辩的朋友们所说的话要比我所记述的多得多，但我并不打算讲述他的全部受审经过，而是认为只指出这一点就够了；苏格拉底的用意只是要证明他所做的一切，既没有对神不虔敬，也没有对人不正义；他不但不想祈求免死，反而认为自己现在死去，正是时候。他的这种想法，在他被判刑以后，就越发清楚了。首先，当法官们吩咐他提出自己所认为的合适的刑罚时，他不但自己不提，还不让他的朋友们代提。他说，提出这样的处刑就是承认自己有罪。后来，当他的同伴们想把他偷偷带出监牢时他也不肯跟他们走，反而似乎开玩笑地问他们是不是知道在亚底该以外，有什么死亡不会临到的地方。
　　当审问完结的时候苏格拉底说道：“诸位，那些教唆见证人作假见证诬陷我的人和那些被他们说服而听从他们的话的人总会感觉到自己是多么不虔诚和不正义的；至于我，既然没有人能证明我犯了所指控的罪，我又怎能认为自己现在比我被判罪以前有什么不如呢？因为并没有人能指出我不向宙斯、赫拉以及他们一夥的神献祭而反倒向新神献祭，也没有人能指出我指着什么别的神起誓或提到什么别的神的名字。我一直是在劝导青年要坚忍不拔，朴素节约，难道这能说是败坏青年吗？至于那些按法律规定应处死刑的罪过——抢劫庙宇、挖墙偷盗、卖人为奴、背叛祖国，连那些控告我的人也没有说我犯过这些罪。因此，你们怎么能够竟然认为我应被判处死刑。这是我大惑不解的”。
　　“不过，无论如何，别人不义地把我处死，我自己是没有理由因此而自惭形秽的。因为不光彩的不是我，而是那些定我罪的人。在这方面，那和我处于仿佛情况而被处死的帕拉梅代斯也鼓舞了我。直到现在，帕拉梅代斯所提供给我们的美妙颂歌的题材也不是比那不义地处死他的俄底修斯所提供的要多得多。我知道，未来的时候，将如在过去的时候一样，证明我从未损害过任何人或者使任何人变得坏些，与此相反，我总是使那些和我交谈的人得到好处，尽我所能地把好的事情白白地教给他们”。
　　苏格拉底讲了这些话以后就离开了，他的眼光、容貌和姿态，都表现出非常快乐的样子，和他所说的话完全符合一致。当他觉察出跟随他的人们在哭泣的时候，就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现在就哭起来了吗？你们岂不知道我从一生下来按本性老早就注定是要死的吗？的确，如果当百般福气正在倾注在我身上的时候而我突然死去，很显然这对于我自己和那些祝愿我幸福的人都是必然会带来痛苦的，但如果当难以忍受的祸患快要来到时而能了此一生，我以为这对于我既然是一件好事，你们大家也就应该高兴才是”。
　　这时在场的阿帕拉多拉斯是一个非常热爱苏格拉底的人，但在其他方面头脑却很简单，就说道：“可是，苏格拉底，看到他们这样不公正地把你处死，这是令我最难忍受的”。据说苏格拉底用手抚摸着他的头，同时微笑地问道：“亲爱的阿帕拉多拉斯，难道你希望看到我公正地而不是不公正地被处死吗？”
　　据说，当苏格拉底看到安奴托斯走过时说道：“这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我因看到城邦给予他一些很高的职位，曾对他说，‘不必再使你的儿子学做硝皮匠了’，就因为这个缘故，他竟以为如果把我处死，就是做了一件伟大而高尚的事情”。“看来这个恶棍并不知道”，苏格拉底接下去说道，“我们两人中谁做出了在永恒意义上的更有益、更高尚的事情，谁才是真正的胜利者”。苏格拉底接下去又说道，“荷马曾把预知未来的能力归之于那些快要死的人，我现在也想预言一点未来的事情。我曾有一度和安奴托斯的儿子在一起，看出他并不是一个缺乏精力的人。因此，我说他一定不会长久把时光消磨在他父亲给他准备的那样卑屈的职业上。但因为没有人认真照顾他的缘故，他就难免会染上某种可耻的嗜好而深深地陷在罪恶之中”。
　　苏格拉底这话并没有说错。这个青年人酷爱喝酒，他无论白天或黑夜总是在不停地饮酒，结果把自己弄得无论对城邦、对朋友或对自己都毫无价值。安奴托斯由于没有把自己的儿子教育好，同时也由于他的狂妄无耻，尽管自己已经死去，仍然留着恶名。
　　另一方面，由于苏格拉底在法庭上高抬自己，也招惹了法官们对他的忌恨，并使他们越发想要定他的罪，但我以为，苏格拉底所遭遇的，正是神所钟爱之人的命运：他避免了人生的最难忍受的部分，而且他的死法，也是一种最容易的死法。他表现了英勇不屈的精神；因为自从他认定了，对他来说，死比继续活下去更好以来，他就一直坚定不移地面向着死亡迎上前去，即使是对别的美好的事情也没有这样坚定，他从来没有对于死亡表示过任何软弱，而是极其高兴地、耐心地等待着，终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当我考虑到这个人的智慧和高尚品格的时候，我就不能不想念他，而在想念他的同时，更不能不赞扬他。如果在那些追求德行的人们中间有谁会遇到比苏格拉底更有益的人，我认为这个人就是最幸福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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