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的“入轨”与“入道”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一定意义上说，如何处理生活中的各种关系，体现着人们为人处世的能力与水平。做人如此，做学问也是这样。关于治学中应处理好的关系，往圣先贤总结了不少，如学与思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关系，等等。本文想要探讨的是“入轨”与“入道”的关系。

      在现代汉语中，“轨”与“道”二字常常被合成一个词来使用。实际上，分开来看，这两个字各自具有丰富的内涵，颇值得玩味。先来看“轨”：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轨”字有四种含义，其中的一种，系指规则和规矩。从这个角度说，“轨”与“规”基本同义。治学过程中的“入轨”，就是掌握和遵循一些基本的学术规范和法则。

文无定法。读书、为文、做学问，本来是一种个性很强的活动。因此有人戏言，一千个读者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作者笔下，或许就有一千个孔子的形象。但这是就理解与诠释的角度和方式而言，对于写作本身，还是有一些共性的要求存在的。文章和学问如果不是纯粹以自娱为目的，而旨在与他人交流和切磋，就得尊重一些约定俗成的词语用法、句法结构和逻辑关系，讲究思路清晰、文从字顺、逻辑周延，让读者看得清楚、想得明白。这就是治学的一个基本之“轨”或基本之“规”。

      此外，我们今天强调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规范，就是规范用“注”：在文章中分清哪些是自己的观点与方法，哪些是他人的观点与方法，将后者通过注释的形式，准确、清楚地体现出来，否则就会有“贪天功为己物”的嫌疑。这本是治学的一条基本之规或常识性要求，但从近年来学术界暴露的一些弊案来看，一些颇具知名度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也有意无意地犯了错误。这说明“入轨”虽为基本要求，但攸关学者素养甚至名节，切不可等闲视之。

      与“入轨”相比较，“入道”是治学过程中一个更高的要求和境界。对治学而言，“入道”有两种含义：一为寻找到研究问题的方法和进路，一为领悟到所研究对象的本真意义和规律性。

      学海无涯，要找到合适的研究路径和方法，殊为不易。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王国维概括了古今成大学问者所经历的“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系指学问之难，每每使人上下求索、不得其门而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系指学问之苦，常常令人形容瘦削、身心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系指治学虽难虽苦，而一旦找到合适的路径与方法，人们往往就会收获“柳暗花明”、“茅塞顿开”、“迎刃而解”的惊喜。治学路径与方法之难寻、之重要，于这“三种境界”说中已经尽显。

      作为事物本真意义或规律性的“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超越了器物功用与形象层面、甚至是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某种东西。因而《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德经》言“道，可道，非常道”。这些话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也许有些玄远，但也启示我们：探寻学问之“道”尤其是人文科学中的意义与规律性，常常需要人们保持对功利的某种距离，培养对“道”本身的“终极关怀”。换言之，“道”本身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只有“为学问而学问”、拳拳服膺于“道”者，才可以领悟“道”的真谛。而那些以问“道”为手段，对荣誉、地位、职务、职称等名利孜孜以求的人，即使可以达到自身目的，但离“道”的距离往往会越来越远。由此，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孔子的两句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人能弘道，非道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