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那些从未读经却反对读经的人

最近台湾王财贵博士在新加坡推广“儿童读经”法，这是件大好事。虽有个别人持异议：认为水土不服，小孩子不会感兴趣，这是“填鸭式”教学，不如多背其他有用的东西，包括英语单词等，但笔者对此持肯定态度。
　　
　　我是大陆极少数从儿时读经出身的中年知识分子。我今年45岁，按理说，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怎么会走上读经的道路呢？海外朋友可能不清楚，还以为大陆有读经土壤。事实上，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儒经已被批倒批臭，很多研究者都不读了，他们只是捡几句话来写“大批判”。
　　
　　我出身农家，远祖有什么辉煌已不得而知，从我曾祖开始，就是老老实实的农民。不过，我母亲的娘家却是书香门第，外公和舅舅都读过“大书”。我儿时在母亲的教诲下，能背诵《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的个别章节等，但由于母亲并没有上过学，外公家只准男孩读书，母亲是自己偷习的字，所以对这些经文她有的能说清含义，有的说不清。我那时读经是名副其实的囫囵吞枣。
　　
　　1966年，大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小学也停了课。我在家没事，表哥给我找了《诗经》、《尚书》、《左传》、《四书》等来读，虽然读不懂（表哥是医生，对经书只知皮毛，不能做我的老师），但觉得挺好玩，就自觉地一段一段地背，而且越背越多，越背越快，有时一篇几百字的文章，读三四遍就能背下来了，短的读两遍就能背了，当时也不知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劲。我背书完全出于兴趣，没有压力。
　　
　　我读经的第一个收获是险遭迫害。因为当时正值文革，“破四旧”、“立四新”，我读经就成了封建残滓余孽。我在学校虽然当了班干部，但从校长、老师到同学都认为我思想旧，甚至要到我家搜查古书（抄家）。幸亏我出身贫下中农，祖宗八代都没干过坏事，自已又头上没辫子，屁股上没尾巴，才做罢。不过这对我的前途还是有影响的。
　　
　　我读经的真正收获，是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我由东北农村，一举考上广州中山大学。文革后首届高考，虽然考题不难，但考中却极不易。因为从文革初的1966年，到文革后的1977年，社会上已积聚了十年的人才，考上的概率只有千分之几。
　　
　　我考上中山大学，在当地不逊于范进中举。不过，从儿时读经是我金榜题名的关键，因为经学对理解语文、历史、政治、地理均有帮助。至今还记得，我们吉林省语文考题的古文翻译是《左传·曹刿论战》，这段文字我早就能背下来，所以当时我只看了一眼，便刷刷刷地将其全部译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