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霍费尔牧师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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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清理多年前的日记，不经意看到自己读《随笔》上一篇关于朋霍费尔牧师的记述文章后的感想。他一直都深藏在我心里，我知道他其实总在悄悄地和我说话。

                                             朋霍费尔牧师小传（安希孟）

2006-1-17 0:25:00

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时，他是召人来为他死。
——朋霍费尔

60年前，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组织开始了他们对世界人民的疯狂行动；也是在那时，一个年轻的牧师成了基督教世界反对纳粹的最有力者。1945年4月9日，天刚破晓，东方布满鱼肚白，在德国佛罗森堡集中营里，一名年轻的囚犯被纳粹党以颠覆罪送上绞架。几天以后，盟军胜利了。然而，这位年轻囚犯的英灵却早已奉献在殉教者的祭坛上了。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朋霍费尔。他活着的时候，就以反对纳粹所做出的人格的与神学的贡献而闻名遐迩。自他死后，特别是由于《狱中书简》和《伦理学》的出版，他的荣名在基督教世界广为人知。
朋霍费尔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神学家，死时年方39岁。这个24岁就受聘在柏林大学担任讲师的优秀学者，以他的无畏的死难见证了一个卓越的真理：作基督的门徒，不是享受荣华富贵、青云直上，而是要担当民族、世人的苦难；不是要飞黄腾达，而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冒险犯难，令邪恶者难以得逞。这代价有时竟是生命。
朋霍费尔的神学绝不是象牙塔内的高雅玩物。他的神学是世俗的、生存论的。它重视的是人的此生、此世，是生命本身。它关怀国家、人民的物质利益，决不是脱离政治，与政治绝缘。他有着敏锐的目光，希特勒一上台，他就知道他的国家、民族和整个欧洲文化及基督教信仰都将受到致命威胁，因为希特勒的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带着地狱的血腥味。


神学家

朋霍费尔1906年2月4日生于德国的布列斯卢，父亲是大学教授，精神病理学及神经学权威。他的先祖中既有神学家和教授，也有律师和艺术家，他的母系还有贵族的血统。他的双亲性格出众，仪态万方，有眼力，有教养，在生活上一丝不苟。朋霍费尔从父系继承了善良、公正、自制与干练的性格；从母系继承了对人类的理解与同情、对被压迫者的热爱，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他有三个兄弟，五个姐妹，全家总是充满着基督教人道主义的和其乐融融的自由气氛。
朋霍费尔性格开朗。他为有父母、兄弟、姐妹、未婚妻和众多朋友的爱而感到幸福。他爱山峦、花卉、动物──举凡生活中伟大而单纯的事物他都爱。他性情和蔼，行侠仗义，喜欢音乐、艺术和文学。又由于他性格坚强、风度翩翩，乐意聆听别人说话，所以他能广交朋友。他最显著的优点是具有忘我精神，随时随地助人为乐，不惜牺牲自己。无论在什么时候，对于需要特别勇气的工作，在别人犹豫不决之时，他总是自告奋勇。
在他的血液中，有着神学的因子。就母系而论，朋霍费尔的外祖父哈斯曾做过皇帝的牧师，曾因政见不合而使皇上龙颜大怒，并因皇帝拒绝参加他主领的礼拜，被迫辞职。他的外曾祖父卡尔．哈斯是德国19世纪最优秀的教会史学家，于1830年在魏玛访问过歌德，并由于发表反对政府的意见而被捕入狱。他的父系属于旧斯瓦比亚家族，该家族从1450年起即居住在符腾堡，出了不少神学家。
朋霍费尔14岁的时候就决定攻读神学。他17岁进入杜平根大学，一年以后转入柏林大学，受教于哈那克、席伯格、李兹曼等名家。哈那克极为赞赏他的才干。虽然他从未师从过巴特，但他的第一本著作《圣徒的团契》却受到巴特危机神学的影响。1928年，他在巴塞罗纳作过一年副牧师，并于1930年就任柏林大学系统神学讲师，年仅24岁，被誉为“一个才华横溢、精通神学的青年”。在此之前，他在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学习一年，结识了尼布尔。他的著作使他在神学界获得崇高的声望，特别是《作门徒的代价》一书。这本书刚一面世，就轰动了各国神学界。
在希特勒执政以前，他就认识到，国家社会主义者企图摆脱上帝，单靠人类自身的力量来创造历史，是一项残忍的试验。1933年，希特勒刚一上台，他就决定放弃学术生涯，因为对他来说，这种生活似乎已经失去了其固有的意义。1933年2月，他在电台公然抨击那种以“元首”为偶像、以“元首”为上帝的制度，因为那种政治制度不仅破坏国家，而且也使国家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稍后，他发表了《教会与犹太问题》，号召教会顽强抵抗反犹政策──不仅在市民社会，而且在教会内部。他认识到世界和教会在20世纪30年代的处境：教会再也不能通过各自宣讲其古老的信条而得到益处。

与希特勒针峰相对的10年

1933年1月30日晚，柏林。大街上熙熙攘攘，到处都是穿黑色长裤、咖啡色衬衣的人。他们是纳粹党人。突然，人群中有人划了一根火柴，点燃了手中的火把。川流不息的人流把火种一个接一个地传下去，成千上万的火把把柏林照耀得如同白昼。高举火把的队伍浩浩荡荡地穿过勃兰登堡城门，进入首相府大街。当队伍经过首相府时，他们热烈地高呼着拥护希特勒的口号。“希特勒万岁”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声音。刚刚当选的新首相希特勒凭窗俯视，欣然微笑。多年的政治旷野生涯如今开花结果了。
1933年2月1日，也是在柏林。德国广播公司门外一辆黑色小轿车停下，从里面走出一个高挑个子、金黄头发的年轻人，步履轻松。他就是朋霍费尔。
“朋霍费尔博士！欢迎！欢迎！”前来迎接朋霍费尔的是他昔日的学生施密特。“老师，你的讲题令我惊讶，不像别的神学家那样道貌岸然。‘年轻一代对统治者的观点的变化’，多么应时！”
“我不相信希特勒的统治会长久！”朋霍费尔冷静地说：“人们对政治无疑十分厌倦，都希望像小孩子将困难交给父亲那样，把全权交给领袖。但我们不应将全权交给领袖，似乎自己没有任何责任了。这样做正中了希特勒的下怀。政府有限，不能取代神。”
朋霍费尔开始电台演说。他首先追溯希特勒“领袖原则”的来龙去脉。由于过去十几年里德国一直处于混乱状态。所以，德国青年便把“领袖至上原则”当作救国良方。“领袖原则”就是通过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领袖，恢复国家的纪律和尊严。在演说结束时，朋霍费尔发出掷地有声的警告，“盲目信任权威有极大危险！”
“民众有一种倾向，就是把领袖变成偶像。而领袖也往往乐于接受崇拜，久而久之，这种人越来越善于迷惑群众，把自己偶像化，夺取神的地位。”然而出乎意料，在播放时，电台竟将结尾处这段至关重要的讲话掐掉了。
1933年7月，德国所有教堂都悬挂纳粹党旗。教堂讲道宣读的是千篇一律的颂词。就在全国一片歌功颂德声中，教会内部却出现了一个反希特勒的组织，名为“青年革新运动”，朋霍费尔是其成员之一。这是一个非法组织，他们拒绝将德意志的国家信仰纳入基督的福音之内。
7月17日，是个星期一。一群秘密警察闯入“青年革新运动”的办公地址，将62万本印刷品作为非法出版物悉数查获没收。朋霍费尔以为此等违法行径必不为希特勒所知悉。他会见秘密警察总长，然而方知自己受骗上当。他已被视为“危险分子”。据称，这些反领袖、反政府的人理应送进集中营，查抄还算纳粹的宽大为怀呢！
1933年10月17日，伦敦。目睹“德意志基督徒”的胜利，朋霍费尔感到前景暗淡，在经过半年的思想斗争之后，他决定离开柏林去伦敦做牧师，试图向英国的朋友们说明德国教会奋斗的真正意义。
朋霍费尔来到英国。他此时有些心灰意冷，因为教会内有些朋友仍认为还可以和希特勒合作。这个时期他不断默想耶稣的“登山宝训”，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这些沉思冥想的结果，后来以《作门徒的代价》为题出版。
1934年，普世教会在丹麦开会。瑞典一位朋友问朋霍费尔：“如果战争爆发，你将怎样办？”朋霍费尔回答说：“我将祈求基督给我以力量，叫我不要拿起武器。”
同年5月29日，在德国巴门市。139位基督徒聚会巴门，代表德国18个宗派拟定反对纳粹的宪章，此即著名的“巴门宣言”。巴门大会的另一个成果是成立了“认主教会”以抵制教会的民族化。这是基督教反抗纳粹的中坚运动，朋霍费尔是其成员之一。
拥护“巴门宣言”的人以非法聚集罪被革职、流放、囚禁、处死。也有的人反戈一击，揭发巴门会议“内幕”而在电台作“现身说法”。全国到处是一片声讨巴门会议的浊浪。
1935年9月23日，朋霍费尔回到德国，担任新成立的“认主教会”的神学院的院长。12月，希特勒政府的宗教事务局局长宣布“认主教会”及其下属一切机构均为非法。报纸、电台轰炸式的新闻铺天盖地，谴责批判“认主教会”。不肯承认错误的人被歧视，薪金不予支付。“巴门会议”的参加者纷纷转变立场，朋霍费尔的神学院的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尽管他们很优秀。
1936年8月2日，朋霍费尔的一位学生要去汉堡做牧师。“这么说你要脱离‘认主教会’了？”朋霍费尔问。
“朋霍费尔博士，我们都非常尊敬您，但是如果不与官方一致，我们就找不到工作呀！”青年回答。“如果上错了船，即使在船上朝相反的方向走也无济于事。”朋霍费尔说。
第二天，朋霍费尔对同事说：“我们应当向教堂会众宣读给希特勒的公开信。我们既然有胆量上书希特勒，就不怕把它公之于众。”
由于朋霍费尔坚持反对纳粹，1936年他被剥夺在大学讲课资格，1938年被命令离开柏林，不得在首都居住和工作。
1938年11月11日，在一片排犹声中，同情犹太人的牧师和神父纷纷被捕、处死。朋霍费尔在《圣经》上批注：“我们看不到我们的标志，不再有先知。我们中间没有人知道这样的灾难还要延续到何时！”
1939年7月7日，纽约。朋霍费尔来到美国不到一个月，便急着要回国。当初尼布尔担心他会被捕，才设法把他接到美国并为他安排工作。但他到美国后却坐卧不宁，不断受到自责：“难道你到美国竟是为了逃避苦难吗？”
在下定决心重回世界上最黑暗的一角后，朋霍费尔心里稍稍得到安慰。直到这时，他才知道自己爱德国爱得有多深。他要与他的人民一道受难。他的坚定的信心与随时准备牺牲的决心，多次表露无遗。
1940年夏天，大多数反对纳粹政权的积极分子灰心丧气，有人建议暂缓发动进一步的运动以免造成希特勒装作殉国烈士，朋霍费尔坚决反对。他说：“假如我们要做基督徒，就不容许得过且过，有苟且行为。”
1942年5月，瑞典。在德国内外都深信纳粹将要成功的时候，他所领导的组织仍继续奋斗。有人提议通过齐切斯特的主教向英国政府报告德国人反希特勒运动的详情，朋霍费尔主动请缨，于1942年5月初，在妹夫杜南毅鼓励下，冒着生命的危险担负起这项任务，毅然出发，以争取英国政府的支持。
朋霍费尔在瑞典同英国齐切斯特主教会见，向英国政府转呈推翻纳粹政权的计划以及关于实现和平的建议。这一建议送达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手中，但被拒绝。同盟国的政策是：“无条件投降！”
1943年4月5日，朋霍费尔在父亲家中，和妹妹克丽丝黛及妹夫杜南毅一同被盖世太保逮捕，罪名是参加非法地下反抗组织。

在狱中

在监狱和集中营里，朋霍费尔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勇气。他的无私和友爱，感动了和他接触的一切人，甚至监狱看守也很尊敬他。有些看守偷偷地将他在狱中写成的诗文带出来，保存下来。看守在巡视以后常常因为不得不把他的房门锁上而向他道歉。
在被囚期间，他受到秘密警察的审讯。但他在行刑者面前巍然屹立、面不改色。他拒绝放弃自己的主张。他公然承认他反抗秘密警察组织，坦白地承认，作为一个基督徒，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与集权统治者的死敌。虽然他们用酷刑折磨他，并且威胁要逮捕他的双亲、妹妹及未婚妻，他还是公然地反抗。1944年10月，朋友们想设法营救他出狱，把他送到国外，但他却坚拒了，以免连累别人。
在狱中，他请求准许照顾病人和其他犯人。他安慰忧愁烦躁的人。甚至与朋霍费尔同坐牢的莫洛托夫的侄儿高可林，也深为基督的教训所感动。1943年到1944年间，军事法庭每周都要处决一二十人，在这期间，朋霍费尔的帮助对于狱中的犯人是非常重要的。有些被控从事破坏活动的人由于朋霍费尔的帮助而得免一死。那些与他同监的人看到他在最可怕的环境中仍镇静自若，深受感动。有一次，柏林受到最猛烈的空袭，爆炸声和犯人的呼号声混杂在一起。犯人们用拳头捶打监狱的大门，大声呼喊要求将他们转移到安全的防空洞，朋霍费尔却站在他们的面前，好像巨人一样，纹丝不动。
另一方面，朋霍费尔仍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爱这个世界。他在常人的面前是巨人，但在上帝的面前却是个孩子。当他活着的时候，肉体与灵性──亚当与基督的战争，也在心灵中进行着。有时候，他似乎不认识像是谜一般的他“自己”。他在监狱里写过一首诗，抒发心灵内部的这种挣扎，题目是：“我是谁？”
由于被发现同1944年7月20日谋刺希特勒的小组有联系，1944年10月5日，朋霍费尔从台格勒监狱被转移到柏林盖世太保总监狱。虽然他非常清楚在那里要发生什么事情，但他仍然保持镇静。他向朋友们告别时，若无其事。然而一位狱友说，“他的眼神是很不自然的”。从此，他和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完全被切断。他最后的信息之一是柏林受到猛烈空袭时他在秘密警察监狱里写的一首诗，题目是“迎接1945年”。然而他终于未能等到胜利之日。
在狱中，朋霍费尔以书信的方式写下自己的神学断想，提出一种“非宗教性解释”，其主题是“上帝之死”、“宗教的终结”和“世界长大成人”。
朋霍费尔死后，他的友人贝特格将这些零星断想编辑成册，于50年代出版，名为《狱中书简》。这部书连同《伦理学》在英美世界引起极大反响，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激进世俗神学运动。
1945年2月，柏林的盖世太保监狱遭炸毁，朋霍费尔被转到贝献瓦勒特集中营，以后辗转迁徙。1945年4月9日，就在盟军解放的前几天，在佛罗森堡集中营里，朋霍费尔被希姆莱下令处决。与此同时，他的哥哥克劳斯和妹夫杜南毅及士雷舍，也分别在柏林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被盖世太保处决。不久，盟军便解放了这几个集中营。
朋霍费尔就义前一天，最后一次在狱中布道。“所有人，不论其为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深深为他的诚恳所感动。”他正想安慰监狱里的一些孀妇（她们的丈夫因领导反抗希特勒的运动而被处死），以免她们过于沮丧与忧虑时，就被永远地带走了。朋霍费尔未经审判即受绞刑，死时从容、坚毅、高贵，令许多人钦佩不已。据回忆，他临终的遗言是：“这就是结局，但对我不过是生命的开始。”
1945年7月27日在伦敦圣三一教堂为朋霍费尔举行追思礼拜，大家都感到1945年4月9日朋霍费尔死于秘密警察手中，这是德国境内发生的不能以人类的标准来衡量的事。他们认为，上帝亲自干预世界这次空前可怕的斗争，因为神将一位最忠诚、最勇敢的孩子献出来，以赎魔鬼政权的罪恶，并将欧洲文化赖以重建的精神加以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