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杂谈]十八大后的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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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中国经济所处的位置

　　要谈论中国经济，必须要认清目前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位置，就得从全球经济状况的大背景来定位。我认为现在的历史背景是：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全球化下全球贫富失衡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全面爆发的过程之中。眼下中国的改革只能看作应对这场大危机所做出的一次非常被动的自救行动，而不是一次谋发展的主动性的改革。本来中国是有机会主动改革的，在10多年前，中国刚刚加入WTO的时候主动改革的机会是存在的。当时，就因为国内的体制问题，社会分配的不公已经开始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导致内需开始不足，但加入WTO成功缓解了这个矛盾，同时也将这个矛盾掩盖了10多年，致使社会没有及时的做出应有的改变。中国利用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使自己迅速成为了世界工厂，如果当时同时开始社会财富分配改革，实现居民收入的倍增，把内需市场迅速提升起来，中国很快就能够从一个世界工厂成功转型为一个强大的世界市场。可惜这个世上没有如果，事实是新政并没有出现，社会财富迅速被少数人掠夺，内需消费在GDP中的比例不但没有增加，而在快速下滑。同时我们看全球，这个世界的消费市场能支撑得了一个拥有10多亿人口的世界工厂的冲击吗？显然不行，这个工厂实在太庞大了，借着这个工厂，国际国内资本剥夺10多亿人的劳动，同时掠夺全球市场的财富，制造出了巨大的贫富分化，消费市场国家借钱消费的债务危机终于爆发。但债务危机只是全球经济危机的一面，当我们把这一面翻过来，我们就会发现全球经济危机的另一面却是在中国，中国没有成为消费市场，是这场危机的另一面。出口出问题了，内需又因为贫富分化导致缺乏购买力的增长作为支撑，集中社会财富所制造出来的大型基础建设投资因为购买力的不足不能产生带动效应，经济只能陷入死胡同，而钱却还牢牢抓在极少数人的手里。

　　我们从商品价格构成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我们把商品的价格分成5个组成部分---资源的价格、资本的价格、劳动力的价格、税收和经营获取的利润。本轮经济危机的特点是：资源和资本的价格在商品价格组成的结构中占比过高，致使社会财富向拥有资源和资本的极少数人手里集中，同时压缩了劳动力价格和经营利润的占比。其最典型的特点是：资源输出国富得流油，金融行业暴利，固定资产价格攀升，直接面对普通消费者的实体经济陷入困境。另外，中国还有一个大问题：税收没有履行好社会二次分配的职能，非但没有缓解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反倒加剧了社会贫富的分化。这一系列的问题，最终导致了一个结果：购买力不足，商品交换的游戏玩不下去了，爆发需求的危机，即经济危机。

　　整个世界经济也好，国内的经济也罢，其实并不复杂，我们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两个小孩子在一起玩牌，其中一个孩子说他很聪明也好出老千也罢，总之把牌全都赢走了，另一个孩子没牌玩了。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还要不要继续玩？要玩，那个赢了牌的孩子必须把牌吐出来，就这么件简单的事情。手上拿着牌的小朋友把部分牌拿出来重玩，这就叫做改革；手头没有牌的小朋友火了跳起来抢牌，就叫做革命；手上拿着牌的小朋友好言相劝稳住没牌的小朋友，就叫做维稳；大家都不玩了，手上拿着牌的小朋友手里的牌成了废纸，这就叫做崩溃。如果你去观察玩游戏的小朋友们会怎么做，多数的孩子根本不用思考就会做出第一种选择。可悲的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一旦落到大人头上，却连孩子的智慧都没有了。所以中国历史上每隔一个时期都要出现农民起义，无非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洗牌重来，最近的一次土地革命也就是几十年前，但人们却都忘记了。

　　这就是眼下的历史背景，人类社会几千年的轮回说透了就是这么件简单的滑稽游戏。所幸，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依靠内需，已经成为了管理层乃至全社会的共识，这是08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近5年惨痛的教训取得的唯一收获。


二、收入倍增计划能否解决社会分配问题

　　解决内需购买力不足的问题，就必须谈收入倍增计划，必须承认，收入倍增确实能够解决购买力不足的问题，国人每年的工资获得7%的增长咋听起来似乎也不存在太大问题。所以国家提出收入倍增计划后，除了对于物价上涨的困惑以外，在社会上似乎并没有听到任何质疑。当然，所谓收入倍增，肯定指的是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的倍增，这点我丝毫不怀疑，对社会上那些质疑的声音我是呲之以鼻的，但我还是想表达我另外的一些疑虑。

　　首先，根据业界的普遍认识，美国人的劳动效率是中国人的4倍，现在美国人的普工工资在2000多接近3000美元的水平，中国现在普工的工资基本上也达到了3000人民币，也就是说美国普工的工资大约是中国人的6倍。假设，在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没有提高劳动效率的情况下，中国人的工资增加一倍，我们就会发现美国人的劳动效率是中国人的4倍，而工资仅仅为中国人的3倍，这就有问题了。要知道美国的资源、物流、税收、资金等企业成本要远低于中国，社会稳定性以及政策稳定性也比我们好，仅仅是劳动力价格比我们高，一旦我们的劳动力价格失去了优势，我们还有何优势可言？此时，中国的企业还有竞争力吗？以目前中国的工资水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已经在悄然丧失，一些美国有明显资源优势的行业正在迁回美国，更别提迁到东南亚的企业。可见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早已经越过了其应有的价值的临界点，至少已经没有被低估了，在没有提高劳动效率的前提下，盲目提高工资水平，一旦企业没了竞争力，企业倒闭了，谈何倍增？所以，收入倍增，绝不仅仅是单纯工资的倍增，工资想要增加，必须以劳动效率的提高作为前提条件。

　　问题还不仅如此，还有更严重的问题。美国人的人均GDP约47000美元，中国的人均GDP约6000美元。GDP就是社会财富，美国人人均创造的社会财富是中国人的将近8倍，而工资水平仅仅是中国人的6倍。这个现象可以解读为，每个美国人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是中国人的8倍，而他们只拿到中国人6倍的工资。从这个角度看，目前中国人的工资水准就已经令中国企业丧失竞争优势了，那么中国人的收入倍增计划如果仅仅是工资的倍增，这个思路是不是有些严重不靠谱了呢？

　　这里，大家会产生出两个疑问：1美国人是如何用4倍的劳动效率创造出8倍的社会财富的？2专家们明明算过，只要中国保持7%的GDP增长，我们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的确可以实现倍增啊，难道保持7%的增长是不可能的吗？

　　首先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同样的劳动效率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其品质乃至市场价格是不同的，也就是说美国生产的一双鞋子和中国生产的一双鞋子，市场上对它认可的价格不同，美国生产的同样一双鞋子可以卖到中国同类产品价格的2倍以上，这就造成了美国可以用4倍的劳动效率生产出8倍的社会财富。那么，为什么市场对同样的产品所接受的价格不同呢？我们喜欢用产业升级来解释这种现象，但是我认为国内对产业升级的理解存在误区，仅仅把眼光停留在技术的提高之上。其实，除了和技术、品质、品牌等因素以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购买力，当一个社会的购买力足够强大，其产品市场价格就能得到市场有效的支撑，其认可度自然也会得到提高，就比如说我们对进口产品更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所以我喜欢用“穷国无品牌”来表达社会购买力对劳动价值的影响。

　　问题远不止于此，再来看我们的GDP，我们的GDP不是靠消费来支撑的，基础投资占了大头。比如4万亿的基础投资，加上配套资金，自然就可以创造出大量的GDP，但基础投资是难以持续的，一旦基础建设投资的资金枯竭，那又该用什么制造出GDP来呢？再打个比方，比如一套房子原来卖20万元，经过炒作房子涨到了100万元，那么建设同样一套房子，所增加的GDP就是原来的5倍，一旦泡沫破裂房价下跌，7%的GDP增长又谈何容易？

　　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进入了一个死结，就是购买力不足难以支撑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企业的竞争力和萎缩的市场决定了企业没有能力持续的提高工人工资，如果无法提高工资的水平，也就没有办法提升购买力。要想打破这个死结，首先要有一笔资金提高民众的购买力，提高后的民众购买力才能实现产业的升级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从而真正实现收入的倍增，带动中国经济走向良性的循环。当年加入WTO，大量的外贸顺差提供了这第一笔的资金，为中国提供了一次绝佳的机遇，可以启动中国经济走向良性循环，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机会我们已经错过了。那么现在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呢？

　　看看我们现在的收入倍增计划，很令人担忧的是，现在的收入倍增计划，除了让我们的企业给工人提高工资目前还没有见到其它的任何举措，我想问，现在的国内企业还有足够的利润空间提高工资吗？成本的硬性上涨会不会令国内企业彻底丧失竞争力？这个问题只怕是不会很乐观吧！这条路我想根本走不通。

　　那么还有没有地方弄到这笔启动民众购买力的资金？其实还是有的，有两笔资金如果可以拿出来，就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这两块资金一块是每年13万亿以上的财政收入，一块是银行里的大量居民储蓄。

　　为什么这么说呢？13万亿的财政收入目前的使用无非是三个方向：基础建设投资、三公消费、各项政策补贴，直接用于民生的开支不到5%（这里强调直接两个字），这三个方向的开支如果能够像发达国家那样真正直接用于民生，那么这就是直接提高了民众的收入。中国的人均收入有两种说法，根据我们自己国家2011年的统计应该是1000美元/年，也就是6000多人民币每年；还有一种说法是3600美元，这个数据乘以13亿的人口，直接就是全年GDP了，显然后一个数据是错误的。那我们就按照国家统计的1000美元的人均年收入来计算，把13万亿的财政收入的一半直接发给老百姓，每个人就能分到800美元。也就是说国家把收入的一半还给老百姓，老百姓的收入直接就可以实现翻番啦！哪里还用得着规划什么10年规划，直接分了就完事了，收入倍增计划瞬间实现。如果国家不想这样分，也可以，那就按照美国的标准把财政收入的60%直接投入民生社会保障，建设福利社会，这也相当于民众收入的倍增。有些人担心直接投到民生的钱不能拉动消费，我在《中国经济大洗牌》一书中早就分析过了，假设国家把所有的孩子养起来，每年直接给每个孩子1万块钱，全国也就2.5亿个未成年人，难道这些孩子的父母会不舍得把钱花在孩子身上？你给老人钱，如果老人不花掉，国家征收遗产税，死了国家直接收回，你还怕老人不舍得花钱？你给大家看病的钱，难道大家会不看病，把钱攒起来？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这些都是借口。只要把财政收入这块用对了，中国实现收入倍增丝毫不存在困难。

　　还有一笔钱没花呢。那就是我们国家的40万亿居民储蓄，我在《产品滞销背后的市场逻辑》一文中已经分析过了，这40万亿的居民储蓄有一半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如果我们国家能对财产征税，将这些征收到的资金再以社会福利的形式分配给民众，那么我们的市场需求还需要担忧吗？

　　所以，要实现民众的收入倍增，盲目提高工资是不行的，必须首先将社会财富转移到民众。也就是前面那个例子里说的，要想玩下去，首先得利益阶层肯把前面赢走的牌吐出来才行。

 

三、转变思维，未来的发展不可由政府主导

　　中国的经济就像我们的长江，汹涌澎湃，有很强的自净功能，一点点污染可以很快的恶化掉一条小河的水质，但绝对不可能撼动长江。我们不妨逆向思维，研究下究竟该用何种办法才能彻底毁掉长江呢？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长江上建设堤坝，减缓江水的流速，降低其自净能力，然后抽走水用于其它领域，再排入污水，再抽掉江底的细沙。只有这个办法才可以彻底毁灭长江。我们中国的经济就像长江，想彻底毁掉它同样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这也是外媒拼命唱空中国而中国经济至今尚未崩溃的原因，但并不是没有办法。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的宏观调控就像长江上的大坝，截住了水流，令经济的运行放缓，起到了降低流速的作用；而垄断国企、基础建设投资、三公消费和各项财政扶持补贴政策等等就像一台台抽水机抽走了江水，地方债务就像注入的污水；规范市场、淘汰落后产能、提高产业集中度等种种举措令民营经济的毁灭，就相当于在长江里抽走细沙。当然，长江终究是流淌了上千万年，要毁掉它，即便经过多方的艰苦努力，也仍旧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这就像做股票，一个多头趋势要扭转是需要时间的。但毁掉中国经济，所需的时间会比毁掉长江所需要的时间更短些，毕竟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只延续了30多年。扭转30多年的趋势，几年时间还是需要的。现在条件快成熟了，毁掉它已经指日可待。

　　前面这段文字，其它问题可能比较好理解，但这里有两个问题可能很令人费解，一个是强大的中央集权为什么说会降低水流速度呢？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说规范市场、淘汰落后产能、提高产业集中度等种种举措会令民营经济毁灭？

　　先说第一个问题。我们在管理企业的时候不难发现，当一个企业慢慢做大以后，企业内部的管理效率会开始慢慢下降，公司的意图付出实施的过程中会被不断打折，层级越多折扣越严重。此时，为了贯彻企业的决策，会采用很多种方式，不断开会也好，惩处也罢，这些举措均都只能缓解问题，不可能根本解决在贯彻的过程中被打折扣的问题，结果只剩下上层和下层之间的互相抱怨。而这些举措的实施本身，就严重降低了企业的效率；越大的公司其体制越僵化，僵化的体制使得公司的变革变得异常艰难，很难出现新生的动力。一个国家更是如此，所以我说强化中央集权会降低水流的速度，而水的流速恰恰是一条河流生命的动力所在。

　　而且大企业有个问题，上层是少数人，在管理中是少数人去算计多数人，而下层是多数人算计少数人。少数人怎么可能算计得过多数人呢？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果：正确的决策因为底层的抵制而被削弱、抵消，而错误的决策很快会被利用，恶性的效果迅速被放大。所以大公司一旦崩塌，速度是很快的。

　　第二个问题实际上牵涉到政府职能泛滥的问题。管理的细化压制了市场本身的动能，令新的生产力根本无法诞生。在我的《中国经济大洗牌》中已经做了表述。最典型的案例是美国的车库文化，真正伟大的企业不是政府扶持出来的，而是在不起眼的地方诞生的。政府绝对不可能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未来是走出来的，而不是政府规划设计出来的。日本经济为什么会陷入停滞？原因之一是计划性太强了，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我们经常回顾历史或者看人物传记，书中描绘的成功者总是有雄才大略，经过他们的谋划，推进了历史的进程。所以我们的管理者总想着通过自己的意图来引领历史的潮流。我劝大家千万不要去相信那些成功者说他们的成功历程，我认为他们的成功只不过是人类进化历程中的一个偶然，复制他们的结果只能是失败，看名人传记的人不会成功。比这些成功者有规划、有雄才大略的人多的是，但你看不到他们的失败，你看到的只是成功者。这就像人类的进化史，有谁能想到爬树技术高超，能爬到树顶端的那只猴子最终仍然是猴子，而爬下树的猴子却成了统治世界的人呢？但是，如果换一只猴子，它也想爬下树成为人类，多半刚爬下树就被老虎吃了，爬下树且没有被吃掉的猴子是大自然的偶然，不管它后来用多少的理由证明下树的正确性。我认为成功者都仅仅是这个世界的偶然罢了。

　　这个社会也一样，其实谁都不可能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不可能知道爬上树会成功还是爬下树是正确的。但我们可以让大家自由的爬上爬下，反正总有人是爬对了的，这就是自由的力量。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就是如此，给社会机会去自由的发展。这个力量才是社会发展的最大动力。我们改革开放的设计师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认为他说错了，“市场才是第一生产力”，只要市场有需求，没有搞不出来的东西。

　　既然理论上政府不可能知道什么是人类的未来的发展趋势，那么政府是凭什么来指定什么产业该扶持，什么产业该淘汰呢？我们政府喜欢说淘汰落后产能，我很想问问，什么叫做落后产能？能说明白不？有标准不？说不明白的东西也敢指手划脚的实施，这不是乱政又是什么？政府打着规范市场的旗号对社会、对市场过度干预，遏制了新生产力的诞生；提高产业集中度，毁灭中小企业，这就像长江里沙子的减少，看似无足轻重，但最终毁掉的是一条大河。

 

四、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途径

　　这时候，有人会反问了：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充分证明了在政府的指导下，中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你现在有什么资格，有什么理由来否定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能说：被前面事实证明正确的东西，未必是永远正确的。比如，我认为房价涨了30年，不能证明未来也会涨，前面30年的经验绝不能作为未来发展的依据！用事实和经验说话，仅仅是感性思维，而我们要寻找事物的本质，找到未来发展的方向，必须依靠想象力和理性思维。

　　为什么以前政府可以指出国家的发展方向来呢？以前我们可以学习国外现成的经验，人家搞超市我们也搞超市；人家造汽车我们也造汽车；人家发展互联网我们也发展互联网。只要学习照搬别人的成功经验就行了，经济发展果然进入快车道。但是现在该学的都学了，不想学的坚持不学，问题就出现了，接下来该干嘛呢？人家试着搞新能源，我们赶紧跟上去也要搞，当把钱扑通扑通扔进去以后，人家说这样好像也不行，惨了，我们的钱全白扔了。于是我们听到一种声音：改革进入深水区，摸不着石头了。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接下来的情景是我个人比较龌龊的臆测了：实在找不到前进的方向，于是我们的管理者只好翻别人的老帐，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好倒腾的。翻来翻去，发现了------人家的城镇化水平还比我们高，国家想，得了，好歹还剩这玩意我们似乎没有玩透，还可以拿出来折腾一下，那就搞这个吧。当然，这个情节只是我个人的臆测，有些阴暗。

　　我们必须承认，城镇化的过程，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确实可以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激发出内需，乐观点估计，庞大的需求凑合着继续支撑10年经济的较高增长，完全可行。从一个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也确实是城市化的进程，这完全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这才是城镇化的真正最大的好处，而不是社会上所理解的房地产和基建投资。

　　这么好的设想，有没有问题呢？窃以为，还是有那么一点小小的问题：城镇化的确有很多好处，但从实际操作来说，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成因。因果关系好像有点颠倒了。所以，当我们听到城镇化的时候，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有些迷茫，就是这个原因了，只有结果和好处，偏偏缺少了城镇化实现的过程。

　　我们思考一个社会城镇化的形成，必须是城镇能够提供给人更多的机会、更大的利益、更优越的条件和更可靠的保障。农民之所以进城，无非是因为城市里能赚到更多的钱；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吸引人的商铺和娱乐设施；有更好的学校、医院；记得早期进城还因为城市户口可以吃商品粮，这应该算作城市拥有更可靠的生活保障。这些都是实现城镇化所需要的条件。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目前的形势：居高不下的城市基础生存费用和高涨的房地产价格，导致人们越来越难以在沿海城市中生存下去，已经阻止了城市化进程的延续。沿海地区的城市生存费用太高，那内地总还便宜吧，那就到内地去搞城市化呗，这两年西部不是发展的很好么，当沿海的经济增速出现下滑的时候，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还是在不断提高的。于是就出现了鼓励产业向内地的迁移和城镇化。

　　但是，我并不看好这个结果：这两年内地发展的好，这是有原因的，国家把社会财富集中到了中央，然后集中投放到西部，才有了西部的发展，也就是说这是钱砸出来的，其效率如何？砸一块钱，能拉动多少？这决定了能否持续砸下去，没回收一直砸是不可持续的。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再谈第二个问题：全世界你看哪个国家能够有效拉动内地经济的？没有先例。美国曾经有过西部开发，那是因为美国的西部也靠着大海；日本经济的核心也是集中在大阪到东京的一小块地区，他们不至于头脑发热到要来个北海道大开发；欧洲也是西部和地中海沿岸相对发达，内陆落后。这是经济大规律，市场自然形成的，如果我们真的要逆天而行，非要将大量资金投在西部，我不下结论，大家可以看到最后的下场。当然，钱扔下去了，总可以可以听到响动，这我们也不能过于悲观，我只是担心可持续性，可持续性是存在问题的。

　　有人会说了，难道只允许东部发展，西部就该落后下去吗？这不公平！我认为所谓公平，是要做到从城市到农村、从东部到西部的医疗、教育、养老等基本社会保障待遇的公平，而不应该是经济发展的绝对一致。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合适就好。

　　所以，要实现城镇化，必须根据城镇化形成的条件来布局：首先要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待遇的平等，确保进入城市的农民可以享受到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其次，还要降低城市的生存成本，比如房价等，让进城的人能够扎得下根来；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我认为城镇化还有赖于实体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创造了就业的机会，才有了城市的繁荣，单纯依托第三产业是不行的。比如美国的底特律，汽车工业垮了，这个城市的人口也就散了。道理都一样，第三产业是城镇化的结果，而不是起因，单纯靠第三产业支撑不起城镇化。一旦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城镇化只能是水中月和镜中花。

　　我很盼望在未来中国能够走出危机，迎来复苏。到时候沿海地区形成的城市带集中着中国60%以上的人口，由于人口的高度集中，人们依赖公共交通出行，用于公共交通的投资能够实现良性的循环，一切社会资源的利用都是高效的。在城市的周边中产阶级住在自己的单体住宅中，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尽情的修饰着属于自己的住宅；而在内地，每个城市都拥有自己独特的产业定位，人们的生活悠闲而自得；在农村，因为人口稀少，所以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农民不再是农民，而是农场主，他们的农田实现了滴灌，生产是机械化。这是我心目中对未来城镇化的幼稚想象。

 

五、如何把赢走的牌吐出来

　　我喜欢和人打赌，喜欢做一些预测，和不相信我的预测的人打赌。很不幸，我经常都能赢。我在《中国经济大洗牌》一书中就曾经作出过几个预测，现在很大一部分都已经初现端倪了，比如：我说全球变暖是大骗局；说国家扶持的新能源等产业统统都会倒闭；说基础农产品（不是农副产品）价格会上涨；说银行股很可能有投机的机会等等。这些都正在兑现之中，当然也有还没兑现的，比如我说中国会见到一元房；第三产业会先于商业地产出现崩溃。这些还没兑现，不急，会有机会兑现的。

　　现在，我想说：中国的经济萧条和通缩是必然的，不管有多好的政策，都无法阻止。这就像一个人生病，病已经进入五脏六腑，就算吃对了药，躺上一段时间是免不了的了。任何挣扎短期扭转局面的企图都会恶化病情，挣扎犹如抱薪救火，薪不尽则火不灭，等薪耗尽了火灭了，房子早都烧光了。吃错了药，错过最后一次机会，病入骨髓，就彻底没救了。如何判断病是否入了骨髓呢？我以财政收入的减少作为临界点，一旦财政收入开始急剧减少，就说明薪烧尽了，国家已经彻底丧失了分配社会财富进行自救的能力。这和经济下行的标志不同，判断经济下行的标志我认为是外汇储备的持续减少。

　　就算吃对了药，也是要经历一段艰苦的岁月，才能实现复苏，何谓吃对药呢？我认为：实现私有化的同时对富人征收财产税，遏制财产性收入和资本收入；建设覆盖全社会的，以养幼、扶老、救急不救穷（我坚决反对扶贫，贫穷绝对不能救）为宗旨的社会保障体系；打破垄断；最大限度的削弱政府权力，实现小政府大社会（我坚决反对反腐）。只要实现了这几个改革，我相信中国经济就能够实现复苏。

　　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首先，资源的价格居高不下，这是对人类劳动的掠夺，经济萧条可以打压资源的价格，修复人类劳动占商品价格构成比例；利益阶层不可能轻易放弃自己辛苦获取的社会财富，要他们主动放弃手中的牌，社会应该付出代价进行赎买。如何进行赎买呢？首先要承认既得利益的合法性，用法律保护利益阶层已经获取的财富，这就是私有化的确立。然后通过税收手段从利益阶层手中逐步剥夺多余的财富，是各方最容易获得妥协的一种方式。用法律手段遏制财产性收入和资本收入，可以避免人们为了不劳而获而囤积财富不肯用于消费，最大限度的保证消费；关于社会保障制度，为何要以扶老、养幼和救急为宗旨呢？社会保障制度的目的是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和解除人们对未知危险的顾虑，拉动消费。未成年人和老人不能劳动，不是自己的主观意愿所能决定的，社会必须承担起这个义务，而对于成年人社会所需要承担的只能是救急，救穷就是养懒人，是鼓励人们获取非劳动收入，我们不能步欧洲的后尘；打破垄断和小政府，是激发社会的创造力，政府所要做的不是培养新的生产方式，而是营造新的生产方式产生所需要的最佳环境。我相信，做到这四点，中国经济是能够逐步走出困境实现复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