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叔敖之为官三怨

孙叔敖是楚国期思县人（期思县治在今淮滨县期思镇，邻固始县西北境，解放前亦属固始），楚庄王时期曾经任令尹，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列其为第一人。

年幼的孙叔敖是一个好孩子，他勤奋好学，尊敬长辈，孝敬母亲，很受邻里的喜爱。有一次，孙叔敖外出玩耍，忽然看到路上爬着一条双头蛇。他以前听别人说，谁要是看见两头蛇，谁就会死去。孙叔敖乍一见这条蛇，心中不免一惊。他决定马上把这条双头蛇打死，不能再让别人看见。于是他拾起路边的大石块，打死了双头蛇，并把它深深地埋起来。回到家里，孙叔敖闷闷不乐，饭也不吃，一个人坐在油灯前看书发呆。

他母亲看到便问他道：“孩子，你今天是怎么啦？”

孙叔敖抬头看了看母亲，摇摇头说：“没什么。”然后低下头去，依然无精打采。

母亲伸出手，摸了摸他的额头说：“是不是生病了？” 孙叔敖再也憋不住了，一下扯住母亲的衣袖伤心地哭起来。

孙叔敖边哭边说：“今天我在外面看到了一条双头蛇。听人说，看见这种蛇的人会死去的，要是我死了，我就再也见不到您了……”

母亲边安慰他边问道：“那条蛇现在在哪里呢？”

孙叔敖边擦眼泪边回答说：“我怕再有人看见它也会死去，就把它打死后，埋起来了。”

听了孙叔敖的话，母亲很感动的说：“好孩子，你做得对。你的心眼这么好，你一定不会死的。好人总是有好报的。”在孙叔敖成为楚国丞相之前，他仁爱的品德就已经深入人心，广为流传。

孙叔敖是古代为官清正廉洁的典范。孙叔敖在任令尹期间，三上三下，升迁和恢复职位时不沾沾自喜；失去权势时不悔恨不叹息。孙叔敖作为宰相，权力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他轻车简从，吃穿简朴，妻儿不衣帛，连马都不食粟。成为《吕氏春秋》、《苟子·非相》中记载的圣人。

楚庄王二十年前后（约公元前594年），孙叔敖患疽病去世。作为一位令尹，家里竟穷得徒有四壁，连棺木也未准备。他死后，儿子穷得穿粗布破衣，靠打柴度日。

《列子·说符》记载：一位名叫狐丘丈人的隐士曾对孙叔敖说：“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孙叔敖问他何谓“三怨”，这位隐士回答说：“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逮之。”孙叔敖告诉他：“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于三怨，可乎？”

爵位、权力和俸禄是一个人做官的三种伴生物，并且一般与官职的高低成正比，一个人希望获得更高的官职，也正因为伴随这种官职而来的，是更高的爵位、更大的权力和更厚的俸禄，他个人的尊严、价值和享受由是也会得到更大的满足或更充分的实现。然而，事情也有另外一个方面：首先，愈高的爵位位数愈少。一个人获得了更高的爵位，表明他占据了更多的人所觊觎获得的目标，堵塞了众人企图逐层晋升、获取尊荣的狭窄之路，必然招致众人的嫉妒。其次，一种政权机构能够施予社会的总权力具有一个客观的限度，其中的一个人拥有了更大的权力，必使主上的权力减少，而且更大的权力也构成了对主上地位的威胁，因而他很可能招致主上的憎恶。另外，丰厚的俸禄会使一个人拉大他与众人生活水平的差距，也极易促成他骄奢淫逸的生活习气，从而招致众人的怨恨：孙叔敖是当时楚王手下官职最高的人物，狐丘丈人告诉他高职位可能招致的嫉妒、憎恶和怨恨，这一诚恳的提醒包含着他对社会生活的全面观察和深沉的思考。

孙叔敖并没有否认这三怨的存在，他也不愿蒙受三怨；作为一代名相，他向狐丘丈人阐明了自己居处高位而避免三怨的基该方法：首先，他的爵位越高，他的心气越是卑下。低爵位和无爵位是高爵位存在的基础，一个人占据了荣耀显贵的高爵之位，其显贵本质上是以不曾显贵的广大民众为存在基础的，因而他绝不能对居处下位的民众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而应当愈怀卑谦之心，常持尊崇之情，把生自于民众的荣耀最大程度地还给民众本身。孙叔敖正是保持了这种卑下心态，才在受妒的地位上免除了一些嫉妒。其次，他的权力越大，他处事就越是谨慎小心。在一定的权力位置上，他明白自己的权力界限，把自己的行为谨慎地控制于该界限之中，对于涉界的事情绝不擅权用事，留给上峰发挥意志的充分余地，彻底免除其受威胁之感；与此同时，他也明白自己权力的分量，慎重地按照一定的礼仪规范和各种现实要求去处事，力求处政的平稳和妥善。孙叔敖以这种谨慎小心的处事风格，在最高的权力位置上避免了主上的憎恶。另外，他的俸禄越厚，他对民众的施予就越广博。丰厚的俸禄在他手中不是自己安逸享乐的本钱，而是他周济贫寒、施惠于民的资本，借此他显示了自己做官为民和厚施博爱的无私的高尚情操，民众已失去了怨恨于他的基本理由。

孙叔敖以自己的为相三方打破了狐丘丈人关于高位三怨的世态断言，表现了一位名相高超的处事方式。

当官能当到孙叔敖那么大的人可谓凤毛麟角，尽管一般人没有那样的地位，但是孙叔敖的为官的精神实在是值得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