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发父亲的苏联“少年英雄”

 帕夫利克是一位俄国少年的名字，姓莫罗佐夫。在俄国和现已独立的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五十岁以上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因为他们当年加入少先队的时候，必须在莫罗佐夫的铜像、水泥像或石膏像前宣誓，然后齐声高唱队歌，队歌中有句歌词便是“向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看齐”。
　　苏联对
莫罗佐夫的宣传超过任何人。不知有多少街道、学校、图书馆、集体农庄、轮船和飞机以莫罗佐夫的名字命名，有多少作家为他树碑立传，多少诗人为他唱赞歌，多少画家为他作画，就连明信片、邮票和火柴盒上都印着他的像。

　　1932年，乌拉尔农业集体化的那年，帕夫利克12岁，告发了父亲特罗菲姆，说父亲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告发三四天后特罗菲姆被捕，消失在极北地区的劳改营中。后来，帕夫利克和他8岁的弟弟费佳被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杀死在森林中，帕夫利克被宣布为英雄。从此，苏联儿童便在课堂上学习帕夫利克英勇的斗争精神，以他为榜样，也向苏维埃政权告发家里的人。

　　真实的情况是帕夫利克的父母闹翻了，特罗菲姆一怒之下，离家出走。50年后，当年的乡村女教师卡宾娜回忆道：“母亲怂恿儿子告密。她是个愚昧的女人，整天惹丈夫生气，结果丈夫把她抛弃了。她唆使儿子告密，她想，特罗菲姆一害怕，就会回家。”可当时不能这样写。

　　帕夫利克告发父亲什么呢？乌克兰和库班农业集体化后，大批“富农”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乌拉尔，也有人流放到格拉西莫夫卡。这里紧靠西伯利亚，气候异常寒冷，南方人受不了，他们想返回故土或到气候温和的地方去，但没有村苏维埃的证件寸步难行。作为村苏维埃主席的特罗菲姆便偷偷给他们开证件，帮他们离开。特罗菲姆这样做势必受到惩处。但帕夫利克和费佳为什么又被杀害了呢？是谁杀害了这两个孩子？

　　区苏维埃派法官来到格拉西莫夫卡村，未经调查便在村里召开公审大会，审判帕夫利克的祖父、祖母和舅舅，宣判他们是杀人凶手，并对他们立即执行枪决。然而，俄国有位专门研究帕夫利克的学者德卢尼科夫，研究了14年，仍找不到凶手，但断定凶手不是被处决的那三个人。他提出凶手是“执行者”，即为了造成一种声势浩大的社会舆论，把儿子告发老子的审讯宣传得耸人听闻，必须把儿子杀死，然后把他变成英雄，所以必须有个执行者。

　　经过战乱，苏联粮食的产量远远低于沙皇时代的1913年。斯大林认为是地方领导人推行农业集体化不力，派他的亲信到各地督战。格拉西莫夫卡位于乌拉尔，是农业集体化进展最慢的地区。农民就是不交出他们赖以为生的口粮（根本没有余粮）。格拉西莫夫卡处于原始林中，农民藏匿的粮食，征粮队很难找到。向农民施加暴力，他们不开口仍找不到粮食。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必须从家庭突破，而儿童正是突破口。

　　从1932年起，宣传机构铺天盖地宣传告密小英雄帕夫利克，并及时提出相应的政策。新政策规定，揭发藏匿粮食的富农，揭发者获得被没收富农财产的25%。于是，没有财产的农民也学帕夫利克的样，把告密当成一种致富的捷径，踊跃揭发富农。但过于积极的农民，一连揭发4个富农，便获得足够的富农财产，自己也变成富农，只好去充实劳动大军了。

　　告密行为从儿童培养起，他们长大成人后，告密便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为个人利益诬告他人是一种卑鄙的行为，在哪个社会都为正派人所不齿。

      但在那个时期，认为人道主义、平等和博爱都是资本主义虚假的宣传，苏共不需要这些骗人的把戏。（《随笔》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