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王小波逝世十年祭

        2007年4月11日是王小波的十周年忌辰。对于这位特立独行，与文坛主流格格不入的北方汉子，来自各方的争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游离于文坛之外的边缘人物，有人认为他是堪与鲁迅相比的呐喊者，他所代表的是这个娱乐泛滥的时代中思考着的极少数。 

自得其乐的局外人

记者：王小波以所谓的“边缘作家”的身份在文坛中显得“格格不入”，是什么使他的视角和态度与大众截然不同？

梁永安：他“特立独行”的作风源自其跨文化生存状态。跨文化生存，指的是他在美国与中国，文科与理科之间生存，并由此造成了第三方的视角和独立性的写作方式。大多数人的写作都很具体，而王小波对十五的看法具有人类普遍性，甚至用很强的哲学眼光去发现梦想与现实之间差距的荒诞和不协调。他的视角是外来的，跨文化的，不代表国内任何一个流派。他引证的材料和典故，判断食物的逻辑和价值观，体现了古罗马时期和启蒙时期人们的思维方式。一言以蔽之，王小波是一个成功的跨文化后进行知识更新和视角转移，并用另一种文化来反视自身文化的人。

        在中国，入世的生活存在着残酷的挤压。中国社会的文化全力结构都是固定的，既没有宗教信仰领域可供活动，有没有社会化的自治体共同体，生存目标高度集中。大多数人在体制和金字塔上不断攀爬，一生充满焦虑和危机感，无法享受生命的过程。而王小波通过跨文化的生存跳出了这个社会系统，他能过360度环顾这个社会。排除了功利性的理性，摆脱了死板的逻辑，看出社会生活里面的无意义。王小波一直主张的关电视“人应该展开自己的真实生命”。他的写作随意没有羁绊，笔触和思维几乎透明，创作里的伦理墙对他来说如同无物之地，轻易就超过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和中国文学创作的氛围和语境处于两个不同的向度上。

        和很多人抱着虚无主义态度游戏性的“戏说”不同，王小波“局外人”的身份具有很强的主动性和价值感，他是主动的快乐地游离于文化圈外的。他的快乐首先在于看到世界上有那么多滑稽的事情，觉得很可笑，其次视因为作为能够看到荒诞和戏剧的少数，总是有点得意的。

小波◎鲁迅

记者：作为同样具有独特锋芒的作家，王小波和鲁迅常被放在一起作比较。您能针对他们两者的异同谈谈自己的看法吗？

梁永安：在启蒙性上，王小波具有智者的特点，体现出一种现代感；而鲁迅带着贤者的特点，更有一种道德感。智者看人，既介入又超出，而贤者则是纯入。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很多。

        首先，鲁迅在那个时代承受着双重压力。民族弱势的屈辱感，促使他寻求救国之道，即从民族精神和社会个体角度来探讨各种病症，以期振兴一国之民。同时家庭衰败的经历使鲁迅对社会的黑暗和大众的麻木深有感触。这样双重压力下的鲁迅既带有启蒙性，在人物的塑造上又带有浓重的抒情性，通过极端的方式来表现一个不争的可悲的病态的时代。而在王小波的时代，作为民族弱者的屈辱感要淡的多。他接触过外来的新兴的文化，把视角集中在更现代化的层面上，因此他的作品带有更高的启蒙性。

        如果说王小波是在阳光下写作，鲁迅就是在月光下写作。阳光下看任何事务都要它本来的面目，即使有些地方在暗缺里面，也要把那些暗缺照亮，而鲁迅则是在黑暗里看不到亮光而寻找亮光。

        其次，鲁迅有很强的孤独感，因此它比较道德理想主义化，总是从社会的“善”和“合理性”去看问题，在写作多种有很多愤懑之言。王小波则没有很强的孤独感，国际化的生存背景和幸福的个人生活使他身上存在着更多的作为人的自然本性和自由主义者的特征，对于什么东西都追求其合理性和科学性。因此王小波的“火气”没有鲁迅大，他比较静僻和理性，是一个现代的历史乐观主义者，有着对历史进步的基本信任。相反鲁迅已经理想主义到从来不停止对自我的批判，并带有那么一点的虚无主义——虽然革命，但内心不觉得有什么真正的希望。

娱乐的大多数，思维的极少数

记者：在当下娱乐风潮盛行的情况下，很多人认为王小波的作品只是读过笑笑的东西。那么您怎么理解王小波所推崇的思维“乐趣”和娱乐“乐趣”之间的区别？

梁永安：王小波的东西不是大众化的。一定是平常生活中存有焦虑的人，才能对王小波的东西会心一笑。娱乐是大众文化的产品，芸芸众生，笑从何而来？为何而笑？目前来说，整个人类处在精神瘫痪的状态，娱乐就成了自我调侃，自我解释，甚至是自我防御。它造成了某种堕落，而人在下坠的时候是最畅快的。王小波当时恐怕也没有看到现在的状况，如果它活到现在会感到失望，会写不出那样的东西。他会发现它的理想和意识完全不起作用，依然是社会本身集合起来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在推动整个社会，决定整个社会朝哪个方向移动。

记者：王小波的东西不是大众化的，单现在有为数不少的人竭力推崇王小波，自诩为他门下走狗。这样的现象又应该怎样解读呢？

梁永安：后现代社会常见的一个现象是把一个原来非常孤独的一个东西变成流行时尚，把它演变成一个品牌。新的东西和社会文化有一种对立性，因此一开始总是处在隔绝的状态下，但后来往往被社会“麦当劳”化，成为一种标识。如果标识王小波为一个特立独行、具有自由精神的人，人们就很容易以他自比，以致东施效颦。其实王小波的真正意义在于每个人都按照真实的生命去发出自己的声音，遗忘社会的毁誉和公议，获得真实的宽广的文化存在。后人的悲哀就在于，前人本来是一种自由体，后人反倒把他作为一个模式跳进去。另一方面，王小波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体现了一种价值。如果你肯定它，那么它就在话语的圈子里挤掉了其他的一些东西，获得了一种放大效应。如果它能够挤掉流行中庸俗的成分，就获得了它的意义，对文化的提升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如果把它作为克隆原体的话，那就麻烦了。

        另外，不是每个阶层都适合阅读王小波的东西的。这些东西的文化折扣非常大，有的人读了根本不知道它说的是什么，因此并不适合大众化。我认为，大学校园文化里的部分人以及城市里的人们，尤其是白领阶层特别需要了解王小波的东西。王小波用反讽怀疑的眼光审视知识体系里的逻辑扭曲，能够帮助我们在精神展开的时候忠实于生命本质的内在需求和与我那个各方面表现出一种“停”的特点，呼吁人们在看世界的时候要停下来看一看，想一想，这种生存合不合理。

        其实，王小波会走红也是一种大悲哀。他说的原是一些很朴实的话，放在正常的环境里根本就不用写，而在我们时代，却振聋发聩。

充满争议的十年祭

记者：王小波的十周年忌辰在即。关于裸体雕像的争论未休，李银河又发起了“重走小波路”的活动。这些活动意义何在？

梁永安：雕塑其实雕的满好的，展现了一个原真赤子的形象——王小波原本就是以最真实的面目最真实的语调最真实的状态去生活合写作的。这个雕塑的含义很好，只不过和我们的大传统不太一致。关于“重走小波路”，我们则应客观看待。王小波不是一个旗帜，他走过的地方也不能在意识形态上给人去朝拜。李银河是一个在中国社会里很有勇气的人，但是王小波如此素淡之人，作为他的妻子也应该沉稳一些，在王小波这个事情上由世人去评说，无须人为去组织活动。

        根本上说王小波还不是一个能被我们这个时代真正接受的人。他说的一些话，他想表达的一些东西，如果再过二十年再看更好。因为现在我们没有这种从容——柏拉图所讲的沉思者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