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垲哥活到101岁 附《我的回忆》
来源：互联网 发布：手机概率分析软件 编辑：程序博客网 时间：2024/05/18 01:06
嘉兴新塍吴润昭后代中现年最大者
吴 祖 垲 去 世
，
享年101岁
，
祖垲哥，安息！
下面先提供介绍祖垲哥的两篇文章，后为有关他一生的一些照片及政府为他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会场面，最后为祖垲哥89岁时写的自己一生的回忆文章《我的回忆》
（一）先看一段来自网上公开发布的材料
目录
1个人简历编辑
2生平
家庭背景
教育背景
研发试验
赴美深造
密歇根大学
归国效力
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旧址
取得成绩
3
制造日光灯
日光灯大量投产
赴苏考察
黑白显像管
显像管原理
黑白显像管的离子斑问题
彩色显像管的试制
电压穿透式多色显示管
直视式高亮度储存管
摄像管
咸阳彩色显像管厂
退居二线
显像管生产
实事求是
爱国主义的教育
淡泊名利
6主要论著
《电世界》
TCL高级副总裁贺成明记述传奇人物吴祖垲二三事
吴祖垲院士是一位传奇人物，是中国电真空技术及真空显示器件的奠基人，今年已97岁高龄。吴祖垲院士和孙鉴教授是我的导师，吴院士长期在企业工作，大家习惯称他为吴总。今年3月，我和日本旭硝子的西健副社长专程赴咸阳去为吴总祝寿。
“蜗牛事件”
“只要自己没干错事，放宽心。”
由于“蜗牛事件”，中国的彩管事业向后延了若干年，这是非常遗憾的。
电子工业的老员工没有不知道蜗牛事件的。起因是：上世纪70年代初，四川成都773厂和南京741工厂分别研制出彩色显像管，但是彩管的玻壳却无法自己生产。当时的电子工业部派团去美国康宁玻璃公司访问，探讨能否引入玻璃生产技术，吴总是技术副团长。访问结束临别时，康宁公司向中方人员赠送了玻璃做的蜗牛工艺品。回国后，一位代表团成员(原电子部某设计院翻译人员)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说美国人侮辱中国人，送给代表团人员蜗牛就是说中国走爬行主义。江青看过信非常兴奋，亲自到设计院看望了这位“告密者”，并派人到成都和南京把代表团的领导抓了起来，并成立了专案组调查。现在的人员很难理解文革期间大家的压力，尤其又是江青亲自抓的案件。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人敢说话。只有吴总在调查时说了康宁公司是资本家，他想赚我们的钱，怎么会侮辱我们呢?而且蜗牛在国外也不是代表爬行主义。在当时，面对江青的举动，能说出这样的话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事后，周恩来总理指派外交部调查，向政治局汇报。在政治局会议上，周总理认为蜗牛在欧美代表坚强快乐，而不是爬行主义。最后由周总理决定将吴总他们放了出来。可惜的是由于蜗牛事件，中国的彩管事业向后延了若干年，直到粉碎“四人帮”才又开始。
2010年初，我作为华星的CEO访问了康宁公司。康宁公司平板事业部总裁丽萨女士向我说起了蜗牛事件。她说她入职时，蜗牛事件被作为一个教材，康宁公司的想法是：无意中送给别人的礼物，生意没做成，却使人成为阶下囚。因此，以后一定要多了解别国的文化。
我在以前的工作中也遇到不少困难，其中也遇到个别领导“整”我的。那时我30多岁，用心于技术，成绩也突出，但却得到个别领导的“关照”，我的心情非常郁闷，我向吴总表达了自己的苦衷。吴总用蜗牛事件来劝慰我：“江青现在都死了。只要自己没干错事，放宽心。”
南京华飞
只要对国家发展彩管事业有利，便将个人利益置于身后。
“如果全国只引进日本一家技术，对中国的彩管业后续发展没有好处。”
1987年，国家决定在咸阳(二期)、北京、南京、上海引进四条彩管生产线。当时的电子部领导已经和日本一家企业(T公司)签署了技术引进意向书，决定国内四条线同时引入T公司技术并成立合资公司。引入一条彩管生产线和配套大约需要2亿美元，在80年代后期，这样一笔钱对于任何一个省都是非常重要的。鉴于北京的特殊地位，北京市表面同意引进T公司技术，实际上他选择了松下，当时的电子部并没有实际干预。而江苏省南京市已和荷兰Philips谈了几年，希望国家允许江苏省和Philips合资。但部领导已和日本T公司签约，想改变非常难。如果全国只引进日本技术，对中国的彩管业后续发展没有好处;再加上南京在抗日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江苏省希望和荷兰Philips公司合资。当时江苏省的主要领导找吴总帮助。吴总是专家组的组长，他以电子专家和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给中央最高领导写信，表明引入荷兰Philips公司技术对中国彩管业的发展更有利。中央最高领导同时收到了电子部报告(只和日本T公司合作)和吴总的来信。最后，中央领导在吴总的信上批示：同意吴总意见，同意江苏省和Philips合资。
那时吴总还在电子部的4400厂工作，他写信表达和部领导不同的意见并直接给中央最高领导，只要对国家彩管事业有利，他就不顾个人得失，完全达到了无私无畏的境界。
我是那时知道的南京要上马彩管项目，1988年毕业时就选择了离家较近的南京，加入这一项目的筹备办，后转入南京华飞彩色显示技术有限公司。那时的华飞公司是江苏省最大的合资项目(近2亿美元)，也是原电子工业部和欧洲合资的最大项目。江苏省的主要领导经常来华飞访问，他们知道我是吴总的学生，就告诉我：以后吴总来南京，一定告诉省里，我们要感谢吴总。在以后的岁月中，吴总至少十来次来到南京。一次也没有告诉江苏省领导，他每次来都是住在华东电子管厂的招待所中。他说：他的朋友年龄都大了，在招待所，他们方便见面、聚会。如果住在宾馆，这些老人不方便去看他。
吴总帮助了江苏省，但从来就没有想到别人感谢，只要对于国家发展彩管事业有利，便将个人利益置于身后。
为吴总祝寿
“自主创新要以企业为主体。”
吴总的教诲和无私无畏的品格，常常启发和感染我们，在工作中克服困难不断创新。
今年3月12日，日本旭硝子公司(全球第二大平板玻璃制造商)西健副社长专程从日本去咸阳看望吴总，和我一起为吴总祝寿(97岁)。吴总见到我们立即询问日本地震的影响(3月11日日本地震)，玻璃熔炉受影响没有?西建副社长及日本朋友的家人还平安吧?后来，吴总又询问了平板玻璃气泡的规格及无砷玻璃气泡的控制，以及平板玻璃平整度的要求等。一位近百岁的老人，还是关心技术的进步，让我非常感动。我想我的年龄连吴总年龄的一半还不到，有时却认为自己老了，不愿意学习新的技术，真是惭愧。吴总还介绍了去年他写的的文章“自主创新要以企业为主体”，发表在中国工程院有关刊物上。吴总从他60余年的科研，企业管理经验上提出自主创新的主体应该是企业，我读后感触很多。西建副社长一行看到吴总身体，精力还是这么好，还在关心新技术，关心中国的创新体系，感到由衷的高兴和钦佩。
我读研究生时，指导我的课题实际是孙鉴教授。工作以后和吴总的接触才多起来，他的品格感染着我。我工作中总会遇到不少困难，尤其现在担任华星光电的CEO，每每想起吴总的教诲，想到吴总无私无畏的品格，我常常从中得到启发。
(本文作者贺成明为 TCL集团高级副总裁、深圳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CEO、东南大学兼职教授)
15. 家庭照片：前排：养女、老伴与祖垲，后排：儿子与孙子
（四）下面是祖垲哥2001年88岁时自己在电脑上写的个人回忆录
我 的 回 忆
吴祖垲
我想把过去在家庭、学校和在社会上工作中值得回忆的事如实地记录下来，但是这些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对现在来说是否有参考的价值，令我犹豫不决，不敢动笔。尽管我有这些顾虑，我再三考虑还是鼓着勇气写，如实地写，但讲真话恐怕要得罪一些人。我想分三部分，第一是我童年的家庭和现在的家庭；第二部分是我受的教育；第三部分是我的工作。
(一)我的家庭，尤其是童年时的家庭
(a)童年时的家庭
我想一个人在生活成长过程中受童年时的家庭环境影响是最大的。我1914年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县新塍镇的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我家是一个大家庭，上有曾祖母，五世同堂，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合家团聚，为她祝寿，约30人，她和蔼可亲，94岁故亡。祖父早亡，但有一个叔祖父，他是前清秀才和贡生，是镇上有名的书法家，他常要我们小辈替他磨墨扶纸，他大笔一挥写对联和条幅。他还教我们弟妹辨四声、讲故事，亦谈论一些国家大事。我有一个亲祖母，她一次讲给我们清朝时一书生写的一首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酿成大祸的故事，那时我觉得专制的可怕。我的父母文化程度不高，父亲早年随祖父在上海经商做财务工作，长年在外，我们兄妹三人全仗慈母家中一点薄产和她辛苦的劳动把我们抚养成人。她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她深明大义，待人接物又好，我们镇上都说她是一个贤妻良母。我受母爱最深，父爱不多。 我的父亲北伐前在广东省海陆丰县政府主管财务工作，北伐时组织上要他随军北上，他说他是近视眼，离不开眼镜，如果随军北上，一旦在战场上眼镜掉了，就等于瞎子，所以他在1926年回归故乡。1927年北伐成功，他就到杭州笕桥农事试验场做财务工作，后来又到宁波县政府做财务工作，母亲和弟妹亦随同前往。解放后，镇反运动开始我认为他是国民党员，要他去主动登记，他对我说“我不是国民党员，而且是共产党员，在广东海陆丰政府机关工作必须加入共产党。北伐时组织上派我到故乡工作，我途径上海，当时孙传芳的宪兵在上海北火车站检查共产党员很严，我持有中国共产党党证一纸，忙到厕所把党证撕了。我后来到杭州笕桥农事试验场工作时任国民党支部书记，清党时组织上认为我有共党嫌疑，被开除国民党党籍，从此就不问政治了。”我才恍然大悟。
我有两个亲叔，一个堂叔。三叔因祖父早亡，未能上大学，四叔到北农大求学，还是变卖祖产而完成学业的。他对我的影响很大。还有位堂叔叫九叔，他是考浙江的公费到日本帝国大学学习应用化学的。这二位叔叔寒暑假回家，总是教导我要好好学习数理化、国文和外文，尤其是英文。比我大的还有二个堂兄，一位堂兄名祖坻，他在嘉兴二中求学时锻炼身体，冬天还是冷水澡，他经常对我们说，我们国家受到列强侵略，我们要雪耻必须奋发图强，必须从自身做起，学习好，还要把身体锻炼好，后来他经辛亥革命的元老褚辅成先生的介绍到上海应黄埔军校秘密招生，被录取了，他后来是黄埔军官学校二期的毕业生，时值陈炯明叛变，他泡在水中苦战了七天七夜，得了重病，在医院治疗、抢救，但回家不久，病死在故乡。还有一位堂哥，是上海政法大学毕业的。
在此我要特别一提的就是我的四叔吴乃燮，在“五·四运动”时，他是嘉兴学生代表，去北京参加请愿的。他不仅在经济上支援我上学，还关心我未来的事业。我记得一次在我高中暑假时，带我到嘉兴浙大钱宝忠教授家，请教他我升大学应该学哪个专业为好。钱宝忠先生对我们说：“我早年留学英国，学土木工程，归国后找不到适当工作，不得已只好当教师匠，如果你要做官最好学法科，因为治淮委员会的总工程师历来都是学法科的。要做些工作，那么学地质亦很好，因为全世界如果中国的地质没有研究清楚，全世界的地质要搞清楚，缺乏中国的地质是不行的。还有对中药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亦大有可为。如果你要出国深造，要公费出国，考虑清华或南洋大学”。他这一番话，对我立志进南洋大学(即上海交通大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b)成年后的家庭
1932年在杭高认识了同乡女同学徐慧玉女士，她随父在东北沈阳，“九·一八事变”她随父南返故里嘉兴市王店镇。我俩相识于1932年杭高，1933年冬在上海一品香饭店订婚，1937年毕业前在上海青年会九楼结婚。我们有三个男孩，都是在抗战时期出生的。前妻于1954年患心脏病病逝南京。我的父亲在1956年患食道癌亦病故于南京。1955年我经同学介绍，认识在上海外贸部职工医院主治大夫杨影波女士，1955年在上海结婚，1958年同到成都工作。她不仅为我牺牲了她的事业，还在经济上支持我抚养三个孩子，使他们先后在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及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毕业。改革开放，我的三个孩子都靠自己的努力分别得到公费留学于英、美、法。长子宗鑫归国后在清华执教，后任能源研究院长；二子宗森去美国纽约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先后在美国及加拿大工作，在我的影响下，1995年回母校任教，但因孩子关系，2000年又回加拿大University of waterloo任教；三子宗焱赴法留学，归国两年又去法国，在法国邮电学院任教。我还有一养女，因文化大革命未能大学毕业，现在深圳工作。我有二个孙女，分别在加拿大及法国大学，毕业后就地工作。一个孙子在北京理工大学毕业，亦随父母在北京工作。三个儿媳，一个在清华任教，其余两个是工程师，先后去加拿大和法国。
我最亲爱的老母亲在1984年病逝于咸阳，享年94岁。她在世时，我因工作忙未能陪她到临潼华清池游玩，是我终身的憾事。如今我身边没有子女，我和老伴商量，养一条小狗做伴，取名“西西”，它很聪明可爱，我们讲的话，它都能领会，可惜它不能讲话。
现在我们除了以小狗做伴，与子女全靠电话联系，经常能与子女通话，就成为我们的一种特殊的享受和安慰了。
(二)我受的教育
我自豪的是我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名牌。小学是新塍县第一完全小学，教师的思想都很先进，几个是共产党员。我进的中学是嘉兴县的浙江省立第二中学，是全省有名的中学(2002年将是她百年校庆)。我进高中是杭州浙江省立高级中学(1999年是她百年校庆)，不仅全省有名，而且全国有名，最初的校长是由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兼任的。我进的大学是上海交通大学，成立迄今已105年了，不仅全国有名，在全世界亦有声望，但我在美留学进的是州立的Michigan大学，在美国不及MIT和Havard、princeton，只能算是二流的大学，那里中国留学生特别多，1945-1946年时大约有300多人。
1926年，我考取嘉兴县浙江省立第二中学，它是全省有名的中学，现在改名为嘉兴一中，到2002年将举行百年校庆。当时的校长徐绵伯是日本留学生，老师大都是北大毕业的，还有东南大学毕业的。当时的情况，上中学亦不易，既考入了中学，我想就应该好好学习，我对我的同乡同学说，我力争每门功课都在80分以上，他们对我说你每门课都能在70分以上就不错了。初中时，英文、国文、物理化学、数学(代数与几何)，还有中外历史和地理。一年级结束我在全班、全级成绩名列前茅，恰巧浙江省颁发了对中学生品学兼优的学生执行奖学金制度，从二年级起我就依靠奖学金上学至毕业。在初中的三年里，我对数理化、外语产生了兴趣，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英文课本选的是原版的Beaconreaders，其中一课名为A Bunde ofsticks，讲的是一个父亲在病危时叫儿子们到床前，他拿出一把筷子，先分给每人一根，要他们把它折断，儿子们很快就将筷子折断了，父亲又把一捆筷子也交给了他们，要他们把它们折断，可是儿子们没有做到，接着父亲对儿子们说：“你们可以把一根筷子很容易地折断，但是不能把一捆筷子折断，就是说团结才有力量，我去世后，你们兄弟要团结，你们就不会受人欺侮了”。老师接着说：“在军阀时期，各据一方，列强要瓜分中国，就是不团结的缘故”。二是有一堂国文课，我记得是董仲舒的一篇文章，有这样一段话：“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乎道矣”。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说我们无论做什么事，要分轻重缓急，不能眉毛胡须一把抓，只有这样做，才是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我觉得这大段话很有道理，以后我把它作为我的座佑铭了。
1926年初中毕业后，就报考杭州省立高级中学，简称杭高，男女同学。当时国民党的元老邹鲁说“男女同学是禽兽教育”，反对男女同学，所以有的人不敢来当校长，当时就由教育部长蒋梦麟兼任，设校务主任，由林晓先生担任，他是北大蒋梦麟的学生。杭高有理科、文科、商科及师范科。一般来说，数理化成绩好的读理科，理科的教师不少是北大毕业生，校务主任是后来为校长的林晓先生，他就是北大物理系毕业的，也有浙大的讲师来上课。数理化的课本都采用国外的原版书，大代数Fine的colledge Algebra，实际上为国外大学一年级课本，解析几何亦是一样，为国外的大学一年级的课本。物理化学课本是Colledgephylcs, colledge chemistry都是英文课本。总的来说，功课很多，每晚自修熄灯以后，我们还得开夜车。现在想起来，我的身体没跨下来，是不可思义的事。
在杭高的三年，亦是刻苦学习的三年，在此值得回忆有下列几件事：
在一年级时有一堂英文课用的书本是“Thinkers& Doers”即思想家和实践家。老师叫沈昭文，二战前他考取了英庚款，先到英国后来到美国，1945年冬我们师生得在Michigan相见，是一件意外的事。他用的课本讲的是从ArchimedesNewton，Galileo,Volta Stephenson, Fulton, Madame curie, Bell, Macron一直到Wright兄弟发明的故事。从中我得到启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要有科学的情操，要日以继夜地工作，才能有所创造，有所发明；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必须坚持真理，不应人云亦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必须实事求是，脚踏实地，更不应该弄虚作假，盗名窃誉。
我们在杭高时，文科学生学逻辑学，而理科生不学。我认为这样不以为然，就从文科的同学处借到课本好好自学，觉得很有兴趣，我从中学到了三段论法、因果律、归纳法、演绎法、比较法、替代法、消去法等思想方法和科研方法，这对我不仅以后做科研、试制开发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对我日常生活亦有很大的帮助。我有一段时间，经常肚泻，但一出差就好了，我要找原因，用了因果律、比较法、消去法，不仅不用吃药，而且根治了。原来在家早餐，常以酱油拌豆腐，出差在外，无法吃到这道菜，后来我怀疑酱油有问题，就改用宴会酱油，肚泻就根治了。在这小小的问题上，我用上比较法，出差与在家早餐食物不一样，用了烹饪酱油是原因，肚泻是结果，用上了因果律。以宴会酱油替代了烹饪酱油，用上了替代法，实际亦运用上了消去法。如果去看医生，最多吃黄连素或诺氟沙星胶囊，治标而不治本。我用上逻辑学，不仅不吃药而根治好了。也许人们说我在说笑话。 我在杭高时还学了法律大意一门课。了解道德和法律的关系。道德是自己约束自己，法律是外部约束人的，法律不足之处，由道德来补充，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他还说只有行动才能构成犯法，言论和思想不能构成犯法的根据。我连想到祖母告诉我“清风不识字，何必乱读书”的故事，封建专制的可怕。这门课对青年人守法的教育意义是很大的，从中我们懂得广大人民守法的重要性，这对我以后在任何岗位工作，总能严格要求自己，奉公守法，公私分明，亦是我在杭高一大收获。 我还要一提的是，我们理科学生大多死读书，而不问政治。但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我们理科生亦不甘落后，亦去上街游行，到日本领事馆示威，掷石子到院内，并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还到西湖断桥旁的“树德堂杜界”的大流氓杜月笙的别墅去打倒贪官污吏汪伯群，把沙发、家具都砸了，因为我们在民国日报上看到一则消息，在那年中秋节晚上交通部部长汪伯群和大厦大学的“皇后”结了婚，在那所别墅做道场放鞭炮庆贺，贪官不知亡国恨。我们回到学校，省长和教育厅厅长打电话给学校“你们杭高学生闯了大祸，打倒汪伯群，却去打了杜公馆”。事后不久，杜月笙派两位律师到杭州交涉，结果省长和教育厅长及校长叶溯中一同到上海向杜月笙道歉，还从同学膳余中拿出2000元赔了了事。我还记得不久浙大工学院发起要到南京请愿，教育厅张道藩勾结校长叶溯中在母校大礼堂对上街游行声援的大专院校赴京请愿的杭高同学进行恫吓和训斥。我们理科甲班同学首先对他怒目相视，同声嘶嘘，弄得张叶二人狼狈不堪。原来叶是张的嫡系，使叶更下不了台，叶溯中急忙把张道藩送走，要我们全体留下，要每一个班长保证没有嘶嘘的不可以离去。独有我们理科甲班的班长不敢担保，结果下一天训导处出了一个布告，把我们全班同学记大过一次，布告一出来，马上被撕了。那是近70年前的事，但留给我的印象很深，给我又受了一次爱国主义的教育。
我在杭高的三年，品学兼优，每学期都得奖学金和品学兼优的银盾。我以杭高首届理科毕业生第一名破例免试保送进浙大工学院。
我虽然已被保送进浙大，但我们杭高理科的同学心中向往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它不仅是全国最闻名的一所学府，而且闻名国外。科学救国要读工科，要读工科，首推上海交大，要进交大，首推交大的电机系。1932年夏，大学招考，浙大与唐山交大几乎同时进行，我已保送浙大，我决定先试考唐山交大，一显身手，接着再报考上海交大。两个交大的考场都设在上海。我记得唐山交大的主考是朱物华先生，他穿着白纺绸的长袍，手持折扇，是一个翩翩少年，解放后他曾任上海交大校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记得考试第一门是数学，第一道题是四个未知数的三个联立方程式的求解，并给5组正数的答案。我一下就答上了。过了10天，上海交大招考，我们同班同学10余人报考。大约过了二周，唐山交大在上海申报上发榜，我名列第一，前四名中杭高同学有三位，除我外，还有姚诵尧和曹桢二位学长。据说原杭高校长林晓先生见到上海申报发榜的告示，异常高兴，从此浙江的杭高闻名全国。我对林晓校长异常敬佩，他不但教育深入浅出，教我们物理实验还亲自动手，更可贵的是对家境清寒的同学尤为关心。在他离任的告别会上说，在本届奖学金尚未发放，我先将膳余款垫发。我们很受感动。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一夜未入眠。以后我再亦没有见到他，据说，他后来病逝于北京。
不久上海交大发榜，凡是考取唐山交大的，报考上海交大一律不再录取，未被唐山交大录取的却都被上海交大录取了。这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得已就到杭州浙大肄业，决定下年再考上海交大。
1933年夏天，我和姚诵尧兄在嘉兴秀州中学温习功课，决心再考上海交大。我自知考试成绩很好，尤其在口试时，主考是马就云教授，他指着一个立体几何模型问我是什么，我说是“Hyperbliod”，他惊讶地说“你太熟悉了”。那年，北洋政府的财政部长梁士诒先生于4月8日病逝，他的亲属决定从他遗产中拿出20万银元作为奖学基金，在上海交大、南开大学和岭南大学各设梁士诒奖学金，每校两名，每年每人400银元。我考上海交大亦申报该项奖学金，接着又报考了吴蕴初先生奖学金。上海交大发榜，我名列前茅，同时又得梁士诒先生奖学金，又考取了吴蕴初先生奖学金，那一年，是我非凡的一年，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大事。我进交大后，就决心放弃吴蕴初先生的奖学金，我的同乡交大的助教褚应璜先生说“吴祖垲是个傻瓜，奖学金是考取的，不是贪污来的”。我的女友徐慧玉的父母得知她有这样的男朋友，也很高兴，就在那年的冬天，经过双方家长的同意在上海一品香饭店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
我在交大的四年，在学习、生活、物质和精神上是最丰富多彩的，最令我满意的。上海交大有悠久的历史，成立迄今已有105年了，比清华和北大还早。有良好的传统，考取的学生都是全国拔尖的，如浙江杭高、江苏的扬中、苏州的苏中以及上海的南洋师范，此其一。交大的基础课老师好，如大学物理有裘维裕教授、化学有徐名材教授、数学有胡光复教授、直流电机有马就云教授、交流电路及交流电机有钟兆琳教授，尤其是二年级教我们应用力学的杜光祖教授，他教我们的应用力学物理概念最最清楚，例如他讲等速(Uniformspced)的圆运动时，用牛顿第二定律F=ma和自由物体图(Farce body diagram)来讲解。他说物体做等速圆运动是靠绳子的水平分量(Horizmtalcomponent)拉引力(Tension)的作用。等速圆运动其速度(Velocity)是一个矢量(Vector quantity)，虽然速率(spced)不变，但其方向是在变化的，是一个变量，要有一个向心的加速度α=v2/R(v是速率，R是圆运动的半径)，亦即需要一个向心力F=mv2/R。我们在初中和高中学物理时，什么是向心力和离心力，概念是很模糊的。交大基础课老师的素质高，此其二。上海交大重视基础课。例如大学物理有两年的课程，而其他大学只有一年；化学除大学化学外，还有应用化学一年；数学除微积分和微分方程外，还有电工数学，此其三。交大的考试制度很严格，我回忆大学一年级力学的期中考试，学生答卷的时间是严格限制的，用秒表来计时，一到时间就收卷。那次考试有一个题目是电子的一定入射角向均匀的电场运动，求其轨迹。这道题目是要用微分方程来求解的，一年级的同学还没学过微分方程，大家答不出来，都不及格。老师就用开方乘10的方法计分，这样得100分的还是100分，得36分的就得60分，及格了。有的考试亦有加分的，一次化学考试，我得了105分，因为我对一个题目氯气的制造方法有几种，要求能答上三种方法就可以了，我答上了5种方法，超过要求就加分，这样我就得了105分，这亦是破例的。我记得还有一次应用力学考试时，一位同学解一个考题时，小数点点错一位数，老师批卷时给他个零分，学生问杜老师，教师说虽然你答题的有效数字是全对的，但小数点错了一位，答数差了10倍，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如果毕业后当了个工程师，这样的错误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给你这道题零分。可见交大的考试制度是很严格的。我离开交大已有64年了，但有时做梦，还有在紧张地考试，心在砰砰地跳着，此其四。
此外，还有几件事回忆起。我记得一年国文考试题为论管子。原来老师刚教我们一课《史记》中管宴列传，我没有带讲义，我的作文把管子论成了宴子。老师对我评价为“张冠李戴，荒唐已极”，这样要我补读国文半年，而实际上后来要我另写一篇文章，就不了了之。这可说是一个笑话，因为对我印象很深，所以我在此重提一下。 在交大，同学们都讲究吃。上海有四个大学，以嫖赌吃着出名，××大学以嫖妓出名，××大学以赌博出名，交大则以讲究吃出名，沪江大学则以穿着出名。我想沪江大学学生都是富家子弟的缘故。交大附近菜馆林立，西菜则有白色大菜和俄式大菜，还有适中楼的川菜、回锅肉和酸辣汤。当时我父亲有较好的工作，所以我除奖学金外，还可以向家中要钱，这在我的一生中，是生活的比较富裕的一段时期。那时，未婚妻来到上海求学，我们有时候在周末到大光明或国泰电影院去看电影，或到大东酒家就餐。所以我在交大的四年，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在1937年夏，我们同学都将毕业各奔前途，所以我想在毕业前夕结婚。经双方家长同意，1937年5月在上海青年会九楼举行了婚礼，除交大同学和老师外，还有双方的亲戚，由交大电机工程学院院长张贡九教授为证婚人，当时钟兆琳、马就云、庄智焕等教授亦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很是热闹。
毕业后，我和诵尧仍然准备报考清华留美考试。不料“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爆发如箭在弦上。清华留美考试宣布停止举行。我们留沪的同学在5月7日上海香花楼举行一个告别宴会，在宴会上，突然看到一份时事晚报，红色头条标题是“日本佐世保舰队抵达吴淞口”， 8月12日国民革命军88师已抵达上海北火车站。我和姚诵尧兄就不得不从上海南站乘火车到嘉兴。时已傍晚，我们就留宿在车站附近的旅馆，到半夜，闻得在马路上从上海到嘉兴的旅客说中日战争已爆发。
(三)我的工作
(a)抗战八年
在我毕业前，我有三个就业的机会，一是上海的STC(上海电话公司)，待遇很高，但做的是日常维护工作，没有什么前途，是洋奴，我不愿去；二是建设委员会的工作，在上海江湾制造电池和电机的一个工厂，我亦不愿去；三是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厂，这工作有出国的机会，我选了这个工作。我从上海回家后，得与老祖母、慈母和爱妻相聚。知道中日战争已爆发，且还闻敌机对附近机场的轰炸声。我认为战争时间不会太长，还是让我一人先到南京报到再说，我就在1937年8月26日告别了祖母、母亲和爱妻，到嘉兴沿铁路经苏州到南京，深夜到了尧化门，南京已有空袭警报，火车就熄火停止前进，我们全体乘客都下车躲警报，那时只闻得敌机的轰炸声和我军的高射炮声。后来警报解除，我们到南京下关车站已是27日凌晨，随即到南京水晶台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厂筹备处报到，遇到了交大同学沈家桢、魏重庆几位学长。他们告诉我前边的建设委员会晚上就挨了一枚炸弹，我听到这个消息，我想还是回家，他们说，我们每天躲警报，这里有地下室，不要怕，我们躲警报习以为常，如果不拉警报，我们倒觉得不习惯了。这样我就办了正式入厂手续。我们在南京一方面做工厂的筹备工作，一方面习以为常天天躲警报进地下室。这样的生活大约过了三个多月，那时候日军已临江阴附近。中央电工厂总经理恽震就决定提前迁居湖南湘潭下摄司工作。原来资源委员会在摄司有一个庞大的规划，预备建造一个大的工业区。那里占地9000亩，钢铁厂与德国合作占地6000亩，一个中央电工厂，下设电缆厂与英国合作，一个电子管和灯泡厂与美国Arcturus厂合作，一个电话机厂与德国西门子合作，还有一个电机厂后来与西屋公司合作，占地1500亩，还有一个中央机器厂占地1500亩。由于战争爆发，计划改变，6000亩的钢铁厂改建军用机场，中央机器厂和中央电工厂除电子管灯泡厂(简称二厂)外，全都迁到昆明，二厂则仍在下摄司依原计划执行，到1938年夏，工厂虽已开工并且在那里批量生产我国第一只#80真空整流管，但是当时日军已逼近武汉，工厂不得不再迁移到广西桂林，在将军桥象鼻山附近建筑了简易的厂房，安装设备试车，不料简易煤气设备发生故障，厂房全部火焚，幸设备损伤不多，这样工厂只得另选厂址在野狗山，总经理恽震把它改名为雁歌山。工厂领导吸取教训，工厂厂房不能简易而必须坚固可靠。在1940年又开工生产，除有白炽灯外，还有收信电子管及发射管。1941年时我在桂林看到上海的一本刊物登载着交大教授裘维裕先生的一篇文章，报道了美国发明了荧光灯的消息，它的发光功率是白炽发光功率是白炽灯的5-6倍，寿命为白炽灯的6倍。我对它发生了兴趣，用我在交大的化学基础私下设法试制一些荧光粉，如Zn2sio4:Mn，Cd2B4O7:Mn，CaWO4[W]，分别涂在866汞汽整流管内，由管内发射的2537A°，激发荧光粉而分别发射出绿、红、兰的荧光来，当时我采用的原材料是不符合要求的，那时荧光粉是把配好的粉材料装在耐高温的容器内，在熔化玻璃坩埚炉内进行锻烧的。在1942年，我写了一篇题为“Phosphors Under UV excitation”发表在中国工程师学会兰州年会的论文集。老实说这篇论文水平不高，但这是我大学毕业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这亦是我国有关发光材料最原始的一篇论文。1942年冬，工厂在重庆支厂，简称渝二支厂生产的灯泡的质量发生了大问题，总经理把那里的厂长和副厂长都撤职了，要我到重庆黄桷垭渝二支厂担任厂长，整顿产品质量。其实这个灯泡寿命短的问题，出于原来的厂长和副厂长是学化学的，他们想节约钨丝的原材料，把灯丝缩短了10%，这等于工作电压增加了10%，寿命就从1000小时缩短为300小时，质量问题很快解决了。我就回过头来放手试制荧光灯了。渝二支厂占地仅30亩，职工300余人，有玻璃车间和灯泡车间，还有动力车间。我先把两间单身宿舍改建为两个试验室，一个荧光粉试制室，一个荧光灯试验室。我有两个助手，一个是化学的钱辅臣工程师，一个是灯泡制造的甘源涵工程师，分别负责荧光粉和荧光灯的试制工作。根据RCAReview等资料，焙烧荧光粉要有1200℃的电炉，白金坩埚和玛瑙研钵。当时1200℃的电炉买不到，我和钱工程师说在桂林荧光粉是在熔化玻璃坩埚内煅烧的，虽然可制出发光的荧光粉，但是要正规化，要有一个可以控制的高温电炉怎么办？他说工厂只有900℃的Muffle电炉，可以升温到1200℃，但寿命大大缩短了。我说试制要争取时间，买不到1200℃高温电炉，为了争取时间，就用Muffle电炉，得出成果再说。制造日光色荧光灯，当时是用(ZnBe)2SiO4:Mn和CaWO4(W)二种按一定的比例配合才能发出日光色。当时要制造发橙红色的(ZnBe)2SiO4:Mn找不到氧化铍(BeO)时，中央电工器材厂的总经理非常支持我的工作，从昆明中央研究院取得了30克的硝酸铍。我们就试制。1943年冬我们试制出我国第一只日光色荧光灯的雏型，但寿命不长。不久我们又试制成功发各种颜色的荧光灯。我在1944年中国工程师重庆年会上做了演示。我还发表了一篇“荧光粉发光的机理”的论文，得推荐论文奖。
不久经济部举行留美出国考试，我被录取了，我做了一些出国准备，值得回忆的有两件事。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凡出国留学生必须经过中央训练团训练一个月。我和交大同班同学俞炳元都在重庆，他告诉我，我们在重庆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既然已考取了出国留学，乘早受训，就可比人家早走一步出国，这样我们通过资源委员会到中央训练团受训了一个月。国民党政府要员都来讲课，蒋介石每周都训一次话，当然他们所讲的都是反共言论，受训一个月，每人发一党证，限期出团后两星期之内必须到所在地区的国民党支部报到，否则作废。待我们受训毕业时，美国政府向中国提出抗议反对出国受训，也许在美国政府看来，蒋介石派了一批留学生到美国去搞特务工作。美国的抗议书中说“Animal needs Training, Human being needs education”。这样国民党政府就屈服于这一抗议书并取消了出国必须受训的规定。那时我们认为我们的受训倒了霉，所以也没有到所在地国民党支部去报到，国民党党证就成了一张废纸而已。
还有一件事，我们已决定在1945年8月15日动身从重庆出发去印度加尔各答。我和爱妻及三个小孩子于1945年8月14日从黄桷垭渡江到重庆市，吃了顿饭看一场电影“碧血黄砂”(The blood & sand)，并摄影作为临别的留念。我的爱妻和三个儿子在下午五时就渡江返黄桷垭了。晚上我到交大老师经济部一位司长庄智焕家告别。我对老师说“看来美国在日本掷了原子弹，你们都可以回上海过春节了”，他说“恐怕还要三年”。我和老师告别后，刚出门，闻得大街上到处放鞭炮，红字标题“日本天皇投降了”。国共合作，八年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喜出望外，飞机经喜马拉雅山而到了印度的Calcuta，宿Ivory hotel，在印度我们逗留了近两周后，乘U.S.S General Greely的军舰经印度洋、地中海、大西洋而到达美国的纽约。
(b)在美国的三年
我去美国的目的是想到GE公司或Sylvania公司学习荧光灯制造技术的，但是他们把电光源看得很重要，认为电光源是公司的“黄油和面包”，对参观和实习是一律谢绝的。当时国民党的达官要人去美国GE公司总部Schenectady参观时，电光源的生产车间不得进入而只能到照明展览室浏览一下。我得到交大同学设法以代理商的身份到Sylvania在Salem地方的工厂和研究开发试验连续参观一周之久，这亦算是一个破例难得的机会，使我对荧光灯制造的关键有所启发。因为我得不到实习和工作的机会，我只好进大学求学，这样我在1945年10月初到Michigan州的Ann Arbor小城的Michigan大学进修一年，攻读电子工程，得硕士学位。在那里我选读了电子工程学的有关课程外，还选读了数学、如傅氏级数、复变函数、高等微积分。由于美国在日本掷了原子弹，我想对原子物理要有所了解，这样我选择了原子光谱学、核子物理等课程，以扩大我的知识面。我慕ProofUhlen beck之名，在1946年夏又去旁听了他的Advanced Nuclear Physics的课程，他在26岁时已提出原子的外层电子自旋的学说，从而对原子光谱多重线的现象得到圆满的解释。我在美国大学得了一个学位后到外国公司求职就容易了。但进电光源工厂还是困难的，我想荧光灯和电子束管都用上了发光材料，虽然两者的发光机理不一样，但发光材料的合成是大同小异，所以我设法请ProfDow的介绍到RCA公司在宾州的Lancaster城工厂的开发试验部的CRT试验室从事投影CRT的工作，这个工厂是在二次世界大战时由政府海军部出资2000万美金(相当于现2亿美元)兴建的，由RCA公司管理。当时来说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现代化工厂，主要为战争服务，如微波管、大功率管、雷达指示管、微光摄像管、红外线幻象管等。开发试验部下设CRT试验室、微波管试验室、大功率发射管试验室、摄像管试验室、材料和工艺试验室、发光材料试验室、外有试制车间。这些试验室都从事新品开发和质量不断的改进工作。
我在CRT试验近两年的时间里，主要从事投影或CRT工作。我的课题先后有三个：第一是投影管玻屏变黄致光衰减的问题。原来高能量电子束轰击荧光屏时，玻屏获得电子，在化学上就是一个还原作用。此外，高能量电子轰击玻屏有X射线，亦是另一个玻屏变色的原因。我们与Corning等公司协作，得到了12种不同成份的小片玻璃样品，我把它们排列在一个金属框架内装在玻屏上，蒸上了一层铝，作为一个靶，制成一个投影管，在30kv电压和1ma电流下做了200小时的寿命试验，发现了含铅量最高的样品，屏变色(Browning)最严重，而一个不含铅而含钡和锶及少量氧化铈的玻璃样品，变色的程度最小。而且用了这种成份做成玻屏的X辐射剂量又符合要求。我通过这个试验课题感到这是采用了最精彩的逻辑学中的比较法。如果不这样做，我们亦可以用12种玻璃成份的玻璃压制成屏，再做12个投影管进行寿命试验。那么，试验的条件不可能绝对一样，第二试验的费用增加，第三试验的周期大大地延长了。从中我学到了试验的方法、思维的方法。我做第二个课题是投影管在高压大电流下工作时，由屏温度的提高，发光效率下降，我就采取风冷方式使屏温下降，保持了发光效率和亮度。我写了一篇报告，题为“TheTemperature dependence of the Luminous Efficacy of phosphors under high Volhgeelectron beam bombardment”。第三个课题是投影管的主透镜采用了管颈上涂了高阻抗材料的替代金属电极形成的电子枪的主透镜。这样透镜的直径增大了，球差减少，屏四角的分辨得以提高。但当时没有正式投入生产。我在去年SID的期刊上见到日本松下就是采用同样的原理制成了投影管，使分辨率得以提高。此外，我经常与发光材料试验室合作，做了测量荧光屏发射光谱的能量分布曲线，从而计算出发光颜色坐标(X、Y)等工作。我还经常到公司的工程图书馆阅读资料，偶然发现了一份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专家到德国Osram厂对荧光灯用的发光材料生产情况的调查报告。我就设法向美国商务部买到这份报告，这是我归国后试制荧光灯主要的依据。
宾州的Lancaster距纽约不远，每周末我经常到纽约渡周末，得与出国的朋友相聚，并阅读一些中文报刊。在纽约主要的中文报纸有两种：一是《三民日报》，它是国民党的喉舌；二是《华侨日报》，它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我把两份报纸对照以后，我预料到国民党将要跨台，亦得知在共产党的解放区，干部都是供给制，每人每月仅五块大洋的津贴。当时我想抗战八年，我仅与父母弟妹会过一次面，爱妻和三个孩子已由重庆回到上海。如果我不及时归国，什么时候可以和双亲、弟妹、爱妻和小孩见面是个大问题。当然我亦可把爱妻和小孩接到国外，但不能与父母弟妹相聚，我更想念着抗战胜利的祖国。虽然在国外物质生活要比国内好得多，但精神生活是很不愉快的。在国外我是在替人家工作，是被雇佣者employer。回到祖国，我是主人翁。在美国还有种族歧视的问题，中国人和黑人都是有色人种，尤其在大城市，美国人心目中中国人都是厨师或者是洗衣的，但在小城市情况是不一样的。而且在法律上亦有歧视中国人的，譬如交纳所得税，法律明文规定，单身华人要纳工资的30%的所得税；加拿大和瑞士人缴11%，多余部分待归国一年后归还。这项规定是为华人犯法罚款的保证金。再三考虑，我作了一些精神和物质准备，决定于1948年4月从美国旧金山乘Wilson总统号邮船归国。
(c)归国的一年中
邮船由旧金山出发，大约经过近一个月的时间到了上海。我的爱妻及三个孩子都在码头摇手示意迎接着我。我们一起到了岳父母家，久别重逢，高兴万分。我在上海一周访问了亲戚和朋友，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怎么你现在回国？人家都在千方百计地设法到美国去，我们不理解，”我说：“抗战八年，留美三年，我离开上海已经十一年了，我想念家，想念抗战胜利的祖国。在国外物质生活当然要好一些，这是有限的。可是一个人在国外，精神生活太枯燥了，精神上的损失那是无限的。”接着我到浙江定去探望双亲和弟妹。合家团叙，真是欢天喜地。但我老母说“祖垲，你回国我当然很高兴，现在国内局势不好，有办法的人都在千方百计设法去国外，你放弃在国外很好的工作，那是很可惜的。”我对老母说“我归国看到你们都很健康，这是对我最大的安慰。我在国外日日夜夜都想念着你们，接不到家信，心中好苦，归国了，这种思家之苦就永远消失了，这种精神上的安慰，是无价之宝”。 探亲后就到南京迈皋桥正在筹建的南京电照厂工作，它是原中央电工器材厂二分厂，从内地迁移的基础上筹建的，征地300亩，那时土建厂房仅2000平方米，制造灯泡和电子管的设备是美援的物资，是全新的。我那时由出国前副工程师提升到正工程师，不久又兼任副厂长的职务。到1948年秋，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役中大败，反动政府发生动摇，当时有一位由资源委员直接推荐到厂工作的周天翔工程师，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硕士，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的女婿。他看到了电照厂的美援制造电子管和灯泡的设备都很完好，他就向俞济时汇报，建议将南京电照厂迁到台湾。但资源委员会的领导认为它在南京有五个厂，除南京电照厂外，还有南京无线电厂、南京有线电厂、南京电瓷厂和马鞍山机器厂，如果要迁厂，不能拆迁一个南京电照厂，要五个厂同迁台。1948年12月底，蒋介石亲自召见资源委员会委员会长孙越琦，下令并拨款132亿台币要五个厂都迁台湾。当时在上海的资源委员会租了新华专轮到下关准备把五个厂的设备和职工全部迁台。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已与中共地下党联系，停止迁台，我们就将在下关的设备全部运到迈皋桥，拆箱安装准备开工生产。这段历史事实在电视剧《潘汉年》中亦有所提及。蒋介石在奉化得悉此事，要南京卫戌司令部派特务到迈皋桥视察调查。1949年4月初，南京卫戌司令万赞绪下令要厂长沈良骅先生去孝陵卫卫戌司令部谈话，汇报拆迁情况。我记得大约在4月8日，我主动陪沈厂长乘吉普车同往孝陵卫，他在车上将手表、钢笔都交给我，他说万一他被捕，要我乘车向资委会驻京办事处汇报，设法营救。车到孝陵卫卫戌司令部，他就由勤务兵陪同上楼见万赞绪司令，万问他南京五厂为何还未迁台？他说因为没有交通工具。万说如果交通工具有问题，南京五厂的南京电照厂一定要迁，其余四厂可以不迁，要多少车皮？沈说大概要20个车皮。沈下楼后，我们就安全地回到南京水晶台五厂迁台的办事处。当时我们知道前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我们亦故意拖延，不到两周，南京解放了，当时我们把蒋介石拨给我们拆迁费兑换成黄金、美钞和银元，分别储存在上海四行储蓄保险库和南京。有人主张把在南京的黄金美钞和银元分了，我坚决反对而要把收入和支出详细记帐，以待解放军来接收。1949年4月24日南京解放了，我们亲眼看到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是历来少有的好部队。不久南京军管会派军队代表到迈皋桥接管南京电照厂，我们把财物交清，当时存在上海储蓄库的金银和美钞由上海军管会接收，南京军管会对南京电照厂的接管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接管南京各工厂和机关时库存如洗，一无所有。
(d)1949—1986年归国后的工作
1978年我又奉命筹建陕西彩色显像管厂(我国第一个彩色显像管厂)，全面负责生产和技术工作，它是电子部一个重点项目，当时称“北有彩管，南有宝钢”。从中央到地方，口径完全一致，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土地有土地，成套引进，包括彩管、零部件、荫罩、玻壳及荧光粉制造、动力站(包括气氮氧站、压缩空气站)，还包括彩管研究开发试验室的仪器和设备，占地120万平方米，总投资为7.5亿人民币(包括外汇1.55亿美元)。但当时国内外同行对这个项目能否顺利建成都打了问号，在国外彩管技术引进，一般先从后工序到前工序，零部件和材料都是进口的。我们这样全面出击，风险太大，尤其是美国RCA在波兰建厂失败、日立公司在芬兰建厂失败。他们认为一个公司在海外建厂未知数太多，不知道会遇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而且人情风俗又不一样。日立公司的专家告诉我说在芬兰遇到严寒的问题，而新加坡遇到了湿度太高的问题，还有当地政府的各项政策问题。国内有人反对在陕西咸阳建设这样现代化的工厂，有的地方打报告给党中央建议停建，当时胡耀邦总书记没有同意。我们历经种种困难，终于在1982年12月4日经国家顺利验收。国内外传媒向全世界报导了这个消息，尤其是日本东京NHK向全世界广播了这一消息震动了全世界同行。美国RCA特派一个专家代表团到日本东京访问了日立公司的总部，日立公司对他们说，要了解详细的情况，最好到新加坡找HEDS公司的总经理横井昭夫先生，他曾是日立公司在咸阳彩色管厂的专家组长。哪知道横井先生很简单而概括地说“咸阳建厂成功的关键，因为对手是内行”。1983年秋，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来厂视察，他看到工厂全面有序地进行着生产而且新品还试制成功，他感慨地说“我看到你们生产正常，而且工厂原规划内的产品都已达到设计的要求，而且，我从没有看到一个新厂已从事新品的开发，山东有个人造皮革厂，产品有两种，一种是黄色的，一种是黑色的，到现在只生产出一种产品，对比之下，有天地之别”。
(e)我亲自重点抓的几件事
上面是一个概述，在此我想把我在近四十年第一线工作中，有几个划时代的产品试制经过或作简要的介绍，或做详述的叙述。第一，1952年在南京741厂日光荧光灯试制成功，并不久大量生产，对我国国民经济起了一定的作用，一是个自力更生成功的典范，我要做一个详细的叙述。其次是黑白显像管在1958年南京741厂试制成功，亦是土法上马，玻壳模具是苏联进口的，压制和屏锥封接亦是土法上马的。压玻壳的屏和锥要用到气压机，我们没有。我和梅副总工程师把配好的钡锂粉料带到上海工玻六厂熔化，而在那里用人工压制成功，在临时砌的小电炉内退火，屏锥出炉都很完好。工玻六厂的员工看到那样大的玻璃制品完好无损感到惊奇，其秘密是我们用了#713的钡锂玻璃。我们然后把屏锥带到南京土法用人工封接的涂屏，封口排气都是土设备来完成的我国第一只35cm黑白显像管，在1958年4月27日呱呱落地了，及时派人将35cm黑白显像管送到天津712厂装成电视机，以迎接中央电视台5·1开播。但大量生产是在1962年成都773厂开始的。在下边不再作详细的介绍。第三，电视广播用的超正析像管Imageorthicon，它是由幻象管、储存管、电子束管和光电倍增管四种管子组合而成，工艺和材料很复杂，当时我们称它为电真空器件的氢弹。当我1946—1948年在RCA时，它的成品率仅3—4%，其售价相当于一部Ford汽车的价格。我们经过4—5年的时间试制成功，但有一个缺点就是光电面有几点斑点。这个问题是能在大量生产时在洁净厂房内进行完全可以解决的。但使用部门坚持要用进口的管子，这样一个新生的婴儿就被扼死了。这个问题说明了我们对自力更生、精益求精、提倡用国货在认识上有严重的分歧，在此不再作详细的说明。第四，我们花了3—4年的时间在1965年成都773厂试制成功了φ5″高亮度直观工储存管，当时成都电子工业部10所提出要我们在三年内拿出工作样管，为歼—7雷达配套用的。在我们三年试制中解决了φ5″500目铜网、真空涂介质及电子枪等一系列的问题，在10所提出要求后，不到三个月就试制出工作样管大大促进了歼—7雷达的进度。在这个问题上，说明我们能有远见，早在三年前已开始工作，所以不到三个月就能拿出工作样管来，在此不再作详细的介绍。其次是彩色管当时我们称它的电真空器件为“原子弹”，我们第一只19″彩色显像管是在1970年成都773厂试制成功，但大量生产是在陕西咸阳4400厂1982年开始的，在下面我要作详细的叙述。这件事说明了领导的重视，自力更生和技术引进的关系，又说明了我敢于打破框框，排除当时的极左思潮而取得成功的经验。最后我要说一下在1976年成都773厂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只φ43电压穿透式多色显示管的经验，它是为银河一号电子计算机的显示器配套用的，它在不同的阻极电压工作下能显示红、橙、黄、绿四种颜色的文字和图像。在我国发射第一颗洲际导弹时，就在远洋军舰上的跟踪雷达上用上了国产的管子。试制速度之快，主要由于773厂有了完整的试制开发机构，在开发试验部下有荧光粉、理化、彩色显示管等试验室之外，还有一个玻璃试制车间。这说明了我们有了完整的试制条件和技术队伍，就能及时地试制出新产品来。
(1)荧光灯试制成功的经过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先知所，先后则近乎道矣”。很有哲理。这是我在嘉兴二中初中二年级时国文董仲舒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语。我认为他说得很有理，就作为我终生的座佑铭。我在荧光灯研究开发试制、批量生产到大量生产实际上就是按着这条古训进行的。
日光灯在我国50年代初尤如彩电在我国80年代初一样的稀奇。我国日光灯的试制要追溯到1942年，第一只日光灯的雏型在1943年重庆问世，这一段历史在上边已经提过，不再赘述。
我这里要谈的是南京741厂试制荧光灯的经过。建国初期，南京市市长柯广施很重视工厂的新品开发，永利宁厂在1950年试制成功钒触媒剂，741厂试制成功nonex玻璃用于电影放映灯都得到市上的奖励。我们对日光灯的试制开始于1950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我们先组织两个试验室，一个是荧光粉试验室，另一个是荧光灯试验室。荧光粉试验室试制日光色荧光粉，要首先试制发橙红色光的矽酸锌铍：Mn(Zn,Be)2SiO4:Mn及发蓝色的钨酸镁MgWO4[W]，以适当的比例配合就能发射出日光色来。试制这两种荧光粉要用到40多种高纯度(荧光纯)的原材料，其中主要的是BeO和WO3。我们先从地质部调查含铍的矿石，得知湖南绿柱石矿含有铍，江西的钨我们在40年代已经用过。制造荧光粉要有高温电炉，我们从南京齿科医院借到一个1kw高温电炉，从上海买到一只白金坩埚和玛瑙研钵，还要测量荧光粉发射光谱的单色光仪，没有买到，我们在市场上买到一支杀菌灯，它能发射2537A°的紫外光激发荧光粉而发光，这样我们可以将试制的样品与标准粉作比较，这种方法在我由美国带回的一份荧光粉制造的报告(二次大战后美国专家到德国考察)中用的方法相同。我们对荧光粉的试制自1951年正式开始，从湖南绿柱石中提炼出了氧化铍，从江西的钨矿中提纯出WO3，然后是粉的合成。我们煅烧矽酸锌铍：锰的过程中，做了几十次的试验，按照煅烧温度1240℃的要求，荧光粉已经烧成玻璃了。二位工程师经过数十次的失败，已经丧失了信心。我在1943年重庆时用30克的硝酸铍在Muffle炉中曾经试制出矽酸锌铍荧光粉而制造出日光灯来；1942年桂林在玻璃炉中烧出荧光粉来。为什么我们用高温电炉反而烧不出荧光粉来呢？我想，我直接插手，要妨碍两位工程师的积极性。我就设法要他们到上海出差去采购材料和仪器。在他们出差期间，我亲自把他们已配制的粉料放在白金坩埚内，用铁匙将白金坩埚放到熔化玻璃的坩埚内，坩埚内各个部位的温度是不同的，当我看到白金坩埚在适当的区域内，荧光粉料由黑色变为白色时，就将白金坩埚取出来，待冷却后，我再用玛瑙研钵磨细，在杀菌灯下它就发射出橙红色的荧光来，我恍然大悟，那高温电炉的温度指示不正确，荧光粉烧成玻璃，显然煅烧温度太高了。数日后二位化学工程师出差回厂，我和他们讨论了电炉温度指示有问题，这样我们就从玻璃车间借来了一个光学高温到opliontpgvomten，对电炉的指示进行校正，电炉指示1240℃，实际上是1340℃以上了。经过校正，按照规定煅烧的温度和时间，矽酸锌铍：锰荧光粉就从那个1kw的电炉中试制成功了。接着Mgwo4[w]发射菁白色的荧光粉亦试制成功了。有了荧光粉，我们就开始试制日光色荧光灯，果然它发出日光色的荧光来。这个消息就向全国传开了，不少单位伸出了援助之手，如高温电炉，山东就有硅炭棒箱式电炉，开始生产可以供应，煅烧荧光粉的容器可由氧化铝的坩埚替代。中国科学院东北的应化研究所柳大润同志和电子所的毛正宗同志亦闻讯前来访问我们试制成功的经过，并表示祝贺，后来谈到矽酸锌铍荧光粉成人中有铍易中毒，建议改用卤磷酸钙，并且由应用研究所研究开发成功后，我们向他们学习改用了卤磷酸钙。 荧光粉试制初步成功，接着就是荧光灯的试制。它包括涂粉、熔烧、排氧、老练一系列的工艺，其中最主要的是排气工艺。排气工艺包括抽真空，灯管两端阴极碳酸盐的分解(亦名激活)，将分解的CO2排出，再充一定压力的氩气，注入定量的水银等一系列工序。这一系列的工艺都要经过多次的试验，在最佳的条件下得到最满意的结果，例如充氩气的压力，使灯管启点最容易，同时使灯管的寿命最长。还有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阴极激活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激活的电流大了，灯管两端发黄，甚至不能放电启点；电流小了，荧光灯启点后有螺旋形的氯体在管内活动着，甚至熄灭。后来我们将灯管两端的荧光粉擦掉，观看灯丝激活的过程。我们看到灯丝两端温度较低，灯丝中央温度最高。原来灯丝两端与导丝接触热量传导引起的，我叫它为两端热导效应。因此，灯丝中央的碳酸盐得到完全分解了，两端温度较低，还没有得到充分分解，如果两端能得到充分分解，则灯丝中央的碳酸盐受到过份分解，造成两端发黄，寿命不长。我回忆到在salem的sylvania荧光灯排氧台上有一道交错放电的工序。于是我们就试用这种方式在排气过程中加上交错放电的工艺。这个工艺使放电电流只经过灯丝两端而放电电流不流经灯丝中央。这样，只要先将灯丝中央的碳酸盐得到充分分解，两端欠分解的状态下，充氩氧进行对灯管上下两端的灯丝左右进行交差放电，经过对灯管放电、放电电流等无数的试验得到了最佳的工艺。这样使荧光灯的寿命能达到一定的标准。此外还有荧光灯流明衰退等问题亦相继解决。到1953年时，华电电子管厂荧光灯已能正常生产，但当时，玻管是手工拉的，效率太低，自制的排氧台，效率太低，产品的一致性还有问题。后来工厂从国外引进了拉管机，使灯管的直径和产量得到提高，后来他们又从匈牙利引进了排氧台和老练设备，使荧光灯性能的一致性得以进一步提高，产量成倍增长。这是我国荧光灯发展的历史，主要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切从实际出发，先创造条件，土法上马，主要解决产品的基本性能，设备从土到洋，产品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改进，精益求精，这是自力更生成功的典型。当时得到一机部的嘉奖。1957年我奉命赴苏联出席国际电工会议后，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苏联国家科学院的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和天线电工学部的研究所及莫斯科灯泡电子管厂进行学习和技术交流。我到苏联首先注意的是它们荧光灯水平，我发现在莫斯科地下铁道车站上的日光灯两端都是发黑的，后来我到莫斯科灯泡厂的日光灯车间参观，看到在老练包装时，日光灯两端已经发黄或发黑了。我深深感到，他们的排氧工艺有问题。后来我到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参观访问它们的几个发光材料试验室，我到一个光致发光材料试验室时，遇到一位名叫康靳坦丁的女博士，她问我：“莫斯科灯泡厂认为日光灯两端发黑是荧光粉的问题，您的看法如何？”我说“我们在中国亦曾遇到过灯管发黄和发黑的问题。发黑的灯管寿命将阴极溅散的问题，这主要是排氧灯丝的激活引起的，这决不是荧光粉有问题，而是由于排氧和老练的不成熟的工序而造成的。”她说“你下次到莫斯科灯泡厂的OKБ时希望你能和他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交流一下”。不久，我回到莫斯科灯泡厂的OKБ日光灯试验室时对他们灯管两端发黑发黄问题进行了交流，并且把我们排氧和老练的工艺详细地介绍给他们，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时值1957年10月苏联在全世界第一个人造卫星上天，但是他们在日光灯两端发黑这个问题上，技术比美国至少落后了20年，比中国落后了5年。在1958年春，莫斯科灯泡厂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专程来南京741厂考察日光灯制造技术，一方面到每一个工序抄数据，最后还通过双方政府索取日光灯全部技术文件，包括设计、工艺文件、材料规格等。我想当时苏联向中国索取技术文件，日光灯制造文件，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事。亦是值得自豪的事。
在1957年我开始总结长达五年的对荧光灯在我国成长的经过，做一个技术总结，写了一本“荧光灯制造基础”的专著，由上海科技卫生出版社出版，后又增加一些内容，1962年再版。对我国荧光灯的发展起了一个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在1958年后脱离了电光源工厂，没有机会做精益求精的工作，没能对我国电光源能做更多的贡献。
(2)我国第一只彩色显像管在成都773厂试制成功
第一个彩管厂(4400厂)在陕西咸阳建成
我们把彩色显像管喻为电真空的“原子弹”，在我国的研究开发起始于1959年，它经过几上几下的历程，我国第一只彩色显像管在1970年成都773厂试制成功。这个结论亦是电子工业部确认的。当时全国彩电大会战，有南京741厂、成都773厂、上海电子管三厂、北京电子管厂，还有石家庄、陕西宝鸡灯泡厂都在试制。773厂所以能试制出我国第一只性能较好的彩色管，是因为技术队伍完整，试制条件较好，有荧光粉试验室、彩色管试验室，还有玻璃试验生产线，有27吨和5吨的气压机。虽然当时全国都试制出彩管的样管，但只有773厂首先在涂屏曝光设备上用了校正透镜，大大地增加了色纯余量，使显示彩色图像质量是最好的。
(2.1)彩管试制完整的技术队伍
虽然773厂在国内首先试制成功了19寸的单枪三束彩色管，但要大量生产限于当时国内工业基础，确有困难。在1973年时中央决定引进一条彩色管的生产线，经过与RCA的谈判和考察，由于“四人帮”掀起了举国皆知的“蜗牛事件”而搁浅。“四人帮”倒台以后，1977年党中央又旧事重提，要在陕西咸阳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彩色管厂。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大力支持，提供了各种必须的条件，还加上我们一支完整的彩色管试制的队伍，他们在试制中遇到的困难，对彩色管、玻壳、荫罩和荧光粉存在的问题，非常清楚，因此，从技术介绍、技术考察到合同谈判，都能顺利进行，避免了捉迷藏式的持久战的合同谈判。提出问题能打中要害，回答问题能对答如流，我们没有提出外行话，而使对方避免了啼笑皆非的局面，我们能尊重科学，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建立了真诚的友谊，不到几个月四个合同全部顺利签订。在履行合同中有几件事是值得回忆的。
(2.2)硬件和软件同样重要
在合同谈判中，我们特别注意两件事。一是硬件，即生产设备和科研试制设备及仪器。如荧光粉分厂既有原材料分析，又有成品物理性能的测试仪器，又有涂屏的工艺试验设备、荫罩试生产线、玻璃物理性能测试的试验室等。总装分厂的试验室就更完善了。有产品设计室、工艺试验室、应用试验室和理化试验室等。总之，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的总体设计的蓝图描绘得比较完善。 二是软件。在谈判中，我们不仅对硬件了解很清楚，对软件(各分厂的技术资料、产品设计文件、工艺文件)也了解得非常清楚，而且对原材料的购买规格和技术规格、产品的检验文件和内控规格的分门别类也很清楚。这就使对方认为我们对国外工厂的技术文件是熟悉的。所以他们就毫无保留地如期把资料交给了我们。有了可靠的硬件和软件，对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顺利投产起了决定性作用。要知道外行的谈判往往只重硬件，而不知软件的重要性。我国轻工业引进21条的节能灯生产线，是从节能灯设备制造厂引进的，没有相应的软件就等于废铜烂铁。
(3)打破框框，原材料的国产化
我在基层工作，深深体会到要做好一件事必须打破框框，那些违反科学和不合理的框框。
美国RCA公司创造彩色显像管的历程生动地说明了打破框框的重要性。1949年，RCA公司的领导人组织了6个有才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对他们说：“你们要在6个月内拿出彩色显像管的工作样品，不管花多少钱，摒弃一切条条框框的约束，不要听各种权威的话”，这段原文的话是“Forget about money, forget about redtapes, and forget about line of authority”。结果他们如期拿出了全世界第一只彩色显示管的样品，到华盛顿去演示，获得了好评。
1977年我到日本去考察他们的荧光粉制造技术并进行谈判时，回忆到我在1970年试制彩色显像管时，遇到的问题，即彩色显像管的亮度不如日本同类产品。我们采用了从日本购买的荧光粉，制成彩色显像管，亮度就提高了。那么，国产荧光粉亮度低的原因何在？我们分析影响因素不外乎两个：一是原材料问题；二是工艺问题。1973年我去美国RCA的Marion工厂考察时，偶然看到一袋ZnO原材料，包装袋上写着FluorescentPure,Lead Free,Pb<2.0ppm。受此启发，我想到先从原材料着手。后来1977年冬我出访日本时带了3个小瓶子，各装有Y2O3、Eu2O3及ZnO，利用国外技术加以检验。当时就有人告诫我说：“你在‘文革’中的教训还不够吗？你这样做是泄露国家机密，你不怕承担里通外国的罪名吗？”我想，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国家利益，丝毫不为个人，所以毅然决定这样做了。我到大日本涂料公司谈判时，在谈到荧光粉原材料的技术标准时，日方对我说：“吴先生，你下次来日本时最好带几瓶样品来。”于是我当即从公文包中取出了3小瓶样品，他们感到惊讶，当即同意协助检验。我们的Y2O3含钙(Ca)为210ppm，而他们的内控技术标准Ca<7.0ppm；我们的Y2O3没有杂质Tb(铽)，而按他们的内控技术标准规定，应有15-30ppm的Tb，这是有益的杂质，是增强剂，有了它可使Y2O3S:Eu的亮度提高5-10%。我们的Eu2OS中Zn含量达6000ppm，他们认为是冶炼过程中用锌作为还原剂的原因，也须改进。至于ZnO，我们带去的样品是工业纯度(99.0%)，可以通过改进工序以提高纯度。我归国后就按照在日本检验的结果和大日本涂料公司技术标准请国内的原材料厂研制，经过几次反复，终于在1981年用国产原材料研制成功国产荧光粉，并于同年批量生产，按当时的产量，不仅每年节约外汇250万美元，而且又降低了成本。
为了解决玻璃和金属零件的原材料，我又如法炮制，在1980年去日本时，我要带的样品共有21种，由于量大，必须要有主管部门的证明才能出海关，可是电子部、化工部、冶金工业部等主管部门都怕负责任，不同意出证明文件。最后还是我要本单位驻北京办事处出了个证明才带出国。我敢于这样做，除了我懂得要做成一件事，必须勇于承担责任，突破既定模式外，还受一件事例的启发。马鞍山钢铁厂在炼钢的废渣中发现有贵重金属，他们想从日本引进一条生产线，在钢渣中提取这种金属。日方索要铁矿石的样品，为了保密，中方不愿提供。日方不得已就请求给一个矿石化验的成份。中方为了保密，就虚拟了一个成份。后来引进的生产线提炼不出贵重金属来，查到最后才得知中方的矿石化验成份不真实，经改造工艺流程，增加设备后，才从废渣中提炼出了贵重金属。据说，这条生产线成了废铜烂铁。我到了日本，就将玻璃用原材料如PbO、SiO2、SrCO3、ZrO2及Na2CO3、K2CO3等交给旭硝子公司，将超低炭铝镇静钢带及不锈钢带等原材料交给日立公司。化验分析的结果是我们的玻璃原材料存在的问题：一是含铁量高，高于0.1%(旭硝子内控技术标准为小于0.05%)，从而影响了玻璃的颜色；二是我们的原材料颗粒度分布不合格，从而影响了熔化。我们将化验的结果和要求告诉了国内各厂家，设法改进。到1981年彩色管玻壳厂投产时就全部用上国产的原材料，按当时产量，每年节约外汇550万美元，同时又降低了成本。至于金属原料，日立公司化验后，给了我们一份完整的报告。就荫罩用的超低碳钢来说，有五个要求：一是化学成份；二是在真空中放气；三是金属结晶颗粒尺度；四是带料厚度公差及同卷公差和表面粗糙度；可是拉应力和压应力。我们带去的样品都不合格。这份报告给冶金工业部的同志看了，他们说：“老实说，我们目前的材料研究单位写不出这样完整而具体的报告，你把样品带到国外去检验是完全正确的。”五是由于种种原因，如今我们用的荫罩网带和电子枪用的无磁不锈钢带还是进口的。当然，这里要说明一点，对于涉及国家科研机密，如新产品新技术的关键技术成份，无可争议的要遵守国家保密制度。
(4)排除极左思潮，在建厂中的技术协同工作
加速合同的执行和建厂的速度，要协调中日双方和日方四个公司的技术问题及进度问题。我们规定每周末与四个公司的总代表分别开碰头会。会上能处理的就处理，不能处理的就及时向领导汇报。有时来不及请示的，就先处理，再向上级备案。当时我想：只要秉公办事，没有半点私心杂念，什么都不怕。不少事就这样办了。下面举两个例子：
1981年，我们自己设计的煤气站因有些技术问题未解决，未能及时供应，将影响建厂试车进度，日方多次提出要及时供应，以便按照日程计划进行试车。与此同时，日方提供的氮氧站亦发生了些问题，按合同规定氮氧站的氮气产量应为350m3/小时，而当时仅能产生320m3/小时氮氧，质量完全达到要求。按计划，氮气需要在先，煤气供应略后。日方当时又提出按时供应氮气，每小时为70m3。当时我方基建技术干部因煤气无法按计划供应，就向我提出因氮气产量未达合同指标拒绝供应氮气，其目的是想以氮氧产量指标来掩盖自己的煤气问题。我认为日方要求提供氮气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事，以便按计划进行试车。氮气站的合同可以推迟验收，氮气可以及时供应，使彩管厂可以按时进行试车，这样当时基建人员，尤其负责煤气站设计和安装的干部对我有意见，但我就这样决定了。这样彩管厂试车得以顺利进行，同时又促进了煤气站技术问题的解决，而且不久氮气产量亦达到指标而通过了验收。这样两全俱美，相互促进，何乐而不为？一次我到北京刘寅部长家里谈及此事，他说：“卡是促退的办法，不送氮气实质是自己卡自己，真是岂有此理！”
还有一件事，关于荫罩分厂的三氯化铁的再生问题。1981年，荫罩分厂已能生产出品质优良而且成品率很高的荫罩来。可当时我们用的三氯化铁是从市上采购的，用了自己再生的三氯化铁就做不出合格的荫罩来。大日本网版公司没有三氯化铁再生的经验。我仔细思量用市场上买来的三氯化铁，本来就是一个“KnowNow”。我算了一笔帐，从市场采购三氯化铁能够制造出合格的荫罩，每年要多花36万元，但可以生产出价值500万美金的荫罩，以36万人民币换取500万美金，当然可取。然而，当时有同志却坚持按合同办事，向对方索赔。即使能索赔，也只能索合同总价的5-6%。为了从工厂利益出发，我决定用买来的三氯化铁先生产，再解决三氯化铁生产工艺。我们可以先验收产品，再进行合同验收，这样合格的荫罩就生产出来了。不久，我方的三氯化铁经过HCL稀释沉淀过滤后完全可以使用了，我就向日方说，要求无偿增加一个36吨的溶液储存槽罐，问题终于解决。这不是使双方“僵”下去，而是用疏通的方法，岂不是皆大欢喜吗？
最后值得一提的有两件事：一是日本NHK广播公司，对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曾三次广播。最后一次广播中说：“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是中日技术合作的产物，像这样综合性技术复杂的大厂，按国际惯例，应由日本一个大公司来承包。但这个工厂却由中国人自己抓总，并成功地建成投产，是很不容易的。”这是外国人对咸阳4400厂顺利建成的评价。二是在1983年工厂顺利投产以后，我到北京机组卫胡同2号的刘寅部长家向他汇报4400厂投产以后的情况，他很高兴地说：“在我未见马克思前能看到我国第一个彩管厂顺利投产是很高兴的事。老吴，今天我要告诉你过去有一段时间部里有些领导对你在咸阳的做法是有意见的，但今天咸阳建厂成功顺利投产以后，部里的领导都异口同声地说你老吴的做法是正确的，成功的。”这是国内领导干部对4400厂建厂成功的一种看法。
吴祖垲 2001年10月19日
附录：中国工程院的百岁贺信
尊敬的吴祖垲院士：
在您百岁寿辰之际，我谨代表中国工程院，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祝贺，向您和您的家人表示最诚挚的祝福!
您是我国著名的真空电子技术专家、我国日光灯技术研制的先驱者和电子束管产业的奠基人。您长期从事真空电子技术领域的研究工作，在组织开发和生产彩色显像管方面做出了杰出的成就，直接领导和参与研制了我国第一只日光灯、第一只黑白显像管、第一只5英寸直观式储存管、第一只超正析像管、第一只19英寸彩色显像管、第一只43cm电压穿透式多色显示管，多次获得国家奖励。早年的专著《日光灯制造基础》被视为发展中国日光灯工业的奠基之作，为我国微光夜视行业由仿制走上自行设计研制、自主开发开辟了道路。
您历经沧桑一百载，您的生命，不仅在年富力强时熠熠生辉，也在壮志暮年中流霞溢彩。一百年的岁月，跨越世纪的征程，您用坚强和执着向我们展示了生命的辉煌。您大胆创新、勇于探索，为提高相关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发挥了卓越的引领和示范作用。您在鲐背之年依然关心着我国信息与电子工业的发展，积极为我国真空电子技术的发展建言献策。您十分关心工程院的工作，为工程院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您热爱祖国、淡泊名利、尊重科学、坚持真理；您敬业奉献的高尚品德，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是我国工程科技界的楷模和学习的榜样。
衷心祝愿您幸福、安康。伫望为国珍摄！
中国工程院
二〇一三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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