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好歌曲与病毒

“我梦见你死了。”——面色苍白的肖邦俯在琴盖上，对着匆匆回到家的乔治·桑抽泣着说。窗外，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1838年冬季，钢琴诗人、欧洲贵妇人的偶像——肖邦来到西班牙的马洛卡。作为一位肺结核患者，他患病之后的身体之差，以至于让当时跟他在一起的乔治·桑戏谑地称呼他：“我亲爱的尸体。”

在持续不断的坏天气里，肖邦忧郁的待在修道院别墅里，只能和琴交流。这天，配合着窗外的一场暴风雨，在乔治·桑的注视中，肖邦在钢琴边弹着琶音，乐声中满是哀伤和绝望，——这首诞生于雨声中的曲子就是肖邦的前奏曲之15“雨滴”。

肺结核在工业革命以后的欧洲是一种非常流行的疾病。英国大诗人济慈为结核病取了一个绰号：“人类死亡的队长。”而法国的一位肺病专家则表示“肺结核是19世纪是文化的一部分，在浪漫思想的表达上占有优先地位，痨病是发高烧的罗曼蒂克” 。

在一本名为《飘零的秋叶——肺结核文化史》的书里，作者曾对著名的肺结核患者作过梳理。除了肖邦、济慈之外，诗人雪莱、《金银岛》的作者斯蒂文森及小提琴家帕格尼尼等知名的文艺人士都得了肺结核。这些人大多都才华横溢，而且多情善感，尤其是感情特别炽烈而纤细，甚至到了过于敏感或濒临疯狂的地步。

在个人风貌上，大部分时候结核病人的肌肤很苍白，但身体的高热有时又使他们脸色泛起潮红。事实上，这种病态的美甚至让拜伦说：“我真期望自己死于肺病”，而大仲马则试图假装患有肺病。

美国著名作家苏珊·桑塔格在其《作为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曾专门考察了从《鸽翼》《魔山》《死于威尼斯》等多部文学作品。她发现，许多作品都展现出了对于肺结核魔术般的文学意象转化。在这些文学作品中，这种可怕的疾病被转化成某种反常的浪漫事物。

她提到的这种情况，国人比较熟悉的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在第三十四回中，宝玉挨打之后，让晴雯以送黛玉两条旧绢子为借口，去看看林妹妹。黛玉体贴出绢子的意思之后，掌灯写了三首情诗，结果“那黛玉还要往下写时，觉得浑身火热，面上作烧，走至镜台前，揭起锦袱一照，只见腮上通红，真合压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起”。说的正是病症表现。 同样类似的还有小仲马的《茶花女》。小仲马写到，茶花女脸颊呈深红的“玫瑰色”，还因发烧而使得她的鼻子“鼻翼微鼓，像是对性欲生活的强烈渴望”。

在肺结核之外，另一种病毒也曾与音乐等艺术创作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那就是梅毒。

从医学上说，梅毒是由苍白螺旋体所导致的一种慢性性传染病。这种病菌通常在皮肤或黏膜破损处入侵人体，然后可以陆续侵犯全身几乎所有的器官及组织。梅毒对神经系统的侵袭尤为严重，最终可导致麻痹性痴呆。但在痴呆之前，会出现不受约束与不寻常的行为。这种行为与躁郁症症状非常相似，特点是躁狂期与忧郁期的交替循环。

奥地利著名作曲家沃尔夫是一名梅毒患者，他的创作历程就鲜明的体现了这种躁郁症的周期性特点。根据统计，在1888 年，仅仅从2 月16 日到5 月18 日这三个月时间内，沃尔夫就完成了43 首歌曲的创作。这样不寻常的创作速度，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以一千马力的速度在工作，从清晨到深夜”。

就像许多处在躁狂期的患者一样，沃尔夫超级自信，毫不保留地称赞自己的作品。在完成了《健行》这部作品之后说“这比之前的歌曲还好上百万倍，你听到此曲后只会有一个愿望：死”。而完成了《火焰骑士》之后则说“这是会让听众的头发竖起来的歌”。沃尔夫曾经在信中描述他此时的状态：

灵感，亲爱的朋友，那真是可怕！我感觉到它们，我的双颊因为兴奋而燃烧，一如熔化的铁，这种充满灵感的状况，对我而言是一种甜蜜的折磨，并非纯粹的喜乐。

不幸的是，从1891 年开始，沃尔夫进入了忧郁期。从1892 年到1894 年，沃尔夫完全停止了创作。沃尔夫在描述这段时期的心情说，“我真想在花朵盛开的樱桃树上，找一根最近的树枝上吊自杀”。好在忧郁期过后，沃尔夫在1895 至1896 年似乎又进入了躁狂的状态，他“像个疯子般”投入歌剧的写作，曾在短短五周内完成了24 首歌曲。但在次年，沃尔夫首度出现梅毒导致的麻痹性痴呆症状，最终，他在精神病院中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

在躁郁症之外，梅毒还可以造成癫痫发作。癫痫通常表现为抽搐或意识障碍，但也可造成一种特有的灵魂出窍感，也称自我透视，即患者发病时会看到另一个“我”，而这个“我”通常是半透明的，会模仿本人的动作。

海涅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梅毒患者之一，他写过一首诗叫做《化身者》，全诗如下（蔡振家翻译）：

静夜街道沉寂/在这屋子里曾住着我的爱人/她离开此城已久/而这屋子仍然矗立在同一个地方/屋里站着一个人向上凝望/扭绞着双手因为伤痛/我恐惧了/当我看到他的脸/月光照出我自己的身形/你化身者苍白的伴侣/为什么要模仿爱情的痛苦/在同一个地方折磨我/在这么多个晚上这么多年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首诗似乎是在描写一种失恋的痛苦，然而从医学角度来看，这无疑是“自我透视”症状的再现。事实上，另一位著名作曲家舒伯特 （也是一位梅毒患者）后来专门选择可这首诗来谱曲，并收入了他的“天鹅之歌”歌曲集。研究者认为，两者很可能因为梅毒体会到了同一种感觉。

话说回来，这种关联分析看似有其道理，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梅毒与欧洲好歌曲之间的联系有多大目前还不好定论。此前，也有一些人分析梅毒与希特勒、斯大林等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同样也是如此。以上梅毒患者的两个例子都来自台湾大学音乐学研究所蔡振家教授的一篇论文（《疾病与作曲：以斯美塔那、沃尔夫、舒伯特的梅毒为例》）。蔡教授虽然以此为题写了一篇颇为另类的学术论文，但也提醒说，这其中存在“过度诠释的危险”。

回到肖邦，有人说，他的早逝除了肺结核，还因为身边有个感情过于炽热的女人。但事实是，他与乔治·桑共同生活的九年是肖邦一生中最重要的艺术创作阶段。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说：“我真想见她一面。”

或许，比所谓疾病刺激更靠谱的理由，还是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