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品位和文化的品格

 

经典诵读高层研讨会上的发言

文化的品位和文化的品格

 

经典诵读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人的素质，提高人的文化品位，这一点无疑是对的正确的。但是仅仅提高人的文化品位还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还是应该注重于文化品格的培养和提升。因为品位要解决的是高低雅俗的问题，标明水平；品格要解决的是正邪曲直的问题，标明是非。经典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确实模塑并记录了传统文化精神的品位与品格。张岱年先生指出《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两语，足以概括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非常精确。但还须进一步指出中国文化的特有品格。我认为，最能体现中国文化品格的一句话，是《易传》中“知微知著，知柔知刚，万夫之望”一语。孔子有许多提高人们文化品格的论述，但大多比较抽象，如智仁勇三达德以及君子人格等；到孟子那里则比较具体了。孟子提倡：“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滕文公下）；“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尽心下）“吾何畏彼哉！”的大丈夫精神。主张养成一种配义与道，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公孙丑上）以及“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者的风度。儒家反对的是专门“逢君之欲”的阴柔小人行径。

一般而言，品位高当然比品位低要好，但品格是更为重要的品质。如果品位高而品格不正，其危害性和欺骗性就更大。举两个例子：一，宋代有两位状元宰相，状元而且兼宰相，文化品位之高，恐怕是举世公认古今共仰的了。先说第一位：靖康之难，徽钦北狩，十年之后，岳飞被害，和议达成，金朝发还高宗母亲的遗体。宋朝举行国丧，须要替高宗起草一篇迎接和祭奠太后灵柩的耒文。耒文一般不能太长，而满朝能文之士，那么多的承制待诏，二百多字表达不清这段辛酸历史。这位状元宰相只用八个字就把问题解决了，这八个字是：“十年生别，万里丧归”。文字之简古，举重若轻，举世罕匹。他的一首诗甚至被邓广铭先生误收入《辛弃疾诗文辑存》之中。今天我们通用的宋体字也是由他创造的，可见其文化品位之高。可是他的名字却令人言之齿冷，他就是秦檜。

另一位状元宰相是文天祥，今天也听了小学生诵读他的《正气歌》和《过零丁洋》诗，那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的精彩神魄，浩然正气，永远激励着后来人的奋起。文天祥还有一首诗也很能代表他坚毅不拔的意志和节操：诗题《扬子江》“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读来令人回肠荡气，感奋不已。文天祥就义时，人们发现他所写的《衣带铭》：“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给我们指出了读书提高品位的方向性问题。文天祥达到了文化品位和文化品格的高度统一，他是民族的脊梁，是我们永远的榜样。

第二个例子说两个暴君。一个是殷纣王，史书上说他：“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标明其文化品位肯定是不低的。这两句话概括得太准确了，可说是抓住了历代暴君的共性。另一个是隋炀帝，其文采风流，虽不能说倾压一世，所作诗文，却也凄婉动人。就因为其疾贤妒能，饰非拒谏，身死名辱固所应得，给国家民族带来的苦难却永难消除。所以，对历代君王更不能只重其才能、品位甚至贡献，还要考察他的文化品格，“察其言而观其行”。因为他们身居高位，握有无限的权力，如果品格不正，越有才能，越有品位，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就会越大。反之，那些具有雄才大略（才略属于品位）的历代明君（贤明属于品格），则不仅造福当代，而且泽被后世。

同是状元宰相，同是封建帝王，有的遗臭万年，有的万古流芳。区别或曰造成其霄壤之别的，不是其文化品位的高下而是文化品格的差异。品位是技艺性的，品格是道德性的，两者都很重要，但是两相比较，明确地说，是在一定品位基础上的两相比较，品格处于更为重要的、主导性和决定性的地位。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儒家强调“德成于上，艺成于下”。不能断章取义认为儒家是一般性的或普遍性的只重道德轻视技艺。

以上所举都是些典型的极端的例证，其实在社会普通的企事业部门中，决定其成败兴衰正邪荣枯的因素，也不仅仅是其上下成员文化品位高低的问题，往往还是文化品格的高下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人们厌倦了粗鄙低俗，向慕文明高雅的时候，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引导如果仅仅停留在宣传层面而不能在制度层面落实，或者改变其实质内容，则应视为误导。）社会风气迅速地向另一极端反弹。如今“只会做事，不会做人”已成为严重的社会现象，其原因就是因为只重技艺知识而轻忽道德品格的导向所致。所以在今后推行素质教育提高文化品位的同时，一定不可忽略对文化品格（不独道德，而是包括知情意在内的全方位人生境界）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