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肩而过的兄弟聚会

得知哥哥在缅甸后，边哭边喊哥哥的名字，盼此生能再见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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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0月，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李锡全回家，引起媒体广泛关注。我也因此接到了很多寻亲的信息，其中一位山东章丘的人打来电话，说他的伯父在抗战期间参加了中国远征军，直到2005年5月，家人收到了伯父从缅甸曼德勒写来的信，还寄回了照片。他们照着地址回信过去，但再也没有回音。

 

 

打电话的人说，他的伯父名叫刘权，是父亲的亲哥哥。父亲已近八旬，得知哥哥在缅甸的消息后，整日看着哥哥的照片，边哭边喊着哥哥的名字，期盼此生能再见上一面。

“我的父亲年龄很大了，这一辈子最牵挂的就是这位打仗一去不复返的哥哥，没想到哥哥还活着，希望能帮我父亲完成这个心愿，死而无憾。”对方在电话里说。

带着这份嘱托，2009年3月，我再次前往缅甸曼德勒。曼德勒是缅甸的第二大城市，又名瓦城。抗战结束后，这里滞留了很多的中国远征军士兵，他们被集中在难民营，生死由天。

刚刚抵达曼德勒机场，我就向前来接机的曼德勒明德学校副校长番体惠打听刘权的消息。番体惠说，刘权可能还活着。大约在一年前，他还见到过刘权，身体很硬朗。番体惠的话让我很激动，我想如果刘权还真活着，而且身体允许的话，我这次回国就可以带他回去，让他和离别70多载的弟弟相见了。

遗憾的是，见到和老兵比较熟悉的华侨王荣森时，得知刘权大约在半年前去世。我不愿意相信，一再地问王先生，是不是真的。王先生确切地说，刘权去世的时候，他还代表旅缅远征军联谊会前去吊唁，但是被其家属拒绝。

我不解地问，家属为什么会拒绝？王先生叹了一口气，说：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有好多生活过得很惨。当年留下时，因为一无所有，成家时，娶的都是当地一些少数民族或者家庭状况不是很好的人。到后来，缅甸排华，因为这些老兵的身份，子女也受到了很多歧视和牵连，所以很多子女对自己的中国爸爸充满了怨气，也不愿意和其他华侨有来往。

王先生和刘权较为熟悉。他说，2005年5月，刘权给家里写的那一封信是他执笔。那年9月，刘权受到中国驻缅甸大使馆邀请，将前往北京参加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座谈会。刘权希望能趁此机会和家人取得联系，并顺道回家探亲。但遗憾的是，直到刘权从北京回到缅甸，他才收到家人从山东寄来的回信，由此错过了与失散70年的弟弟的聚会。

王先生说，刘权曾多次向他表示过希望回山东老家探亲的愿意，但始终得不到子女的支持。

在王先生的带领下，我去了刘权的家里。一位30岁左右的小伙子前来开门，面对我们的造访显得异常警惕。王先生介绍说，那是刘权的孙子，不会说汉语。王先生翻译了我的一些关于刘权的询问，这位小伙子吱吱唔唔，什么也不清楚。这个流淌着一个远征军战士血统的家庭，随着刘权的离去，已完全和中国、和这段历史没有了关系。

刘权的家是一幢二层小楼，从屋里的摆设来看，在当地算是中等经济水平。按理说，他们完全有能力支付刘权回家探亲的费用。但刘权在接到家人的回信后，不仅没能成行，也没有再回信联系。其中的原因，已不得而知了。

《远征路上话令昔——中国远征军老兵在缅甸》一书中，曾对刘权有一段记载。刘权1935年考入南京炮兵学校干部培训班，历经淞沪战役、长沙会战、九江战役、昆仑关战役等，1943年编入中国远征军，从昆明乘坐飞机到印度兰木枷受训，由炮兵转为汽车驾驶员，1944年参加反攻密支那。

一个参加了抗战史上多个重大战役的老兵，就这样在异域寂寥而去。至今，我都没有勇气将这份死亡的讯息告知他在山东的亲人。

刘权赴北京参加抗战胜利60周年座谈会，是因为中国驻缅甸曼德勒总领馆的努力。2002年，总领馆曾组织9位老兵到云南旅游；2004年，又有几位老兵参加了在腾冲举办的中缅印战区滇西战役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刘权和杨伯方两位老兵代表，参加了在北京的抗战胜利60周年座谈会。

由旅游始，到学术研讨，再到中国的首都参加官方的座谈会，这段历史就这么一步步地走上前台。

正是因为大使馆和总领馆的努力，流落缅甸的大部分老兵领到了2005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而在国内，很少有国民党的老兵能领到这个纪念章。

后来我一直在想，已经抵达北京的刘权，为什么没有去山东寻找家人。是因为行程紧促，还是他们本身仅仅被当作了政治的标签，而忽视了他们的个体需求。

一个国家把应该有的国家荣誉已经给了这位原国民党的抗战老兵，但他却在离家乡只有几百公里时止步，最终回返异域，与失散70年的弟弟阴阳两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