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五华之名人

 

实况系列中被遗忘的球王-李惠堂

　 　  　 　

 

 

 

　  

 

 

 

    李惠堂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1923年，他作为南华队主力前锋，随队远征澳大利亚。赛前，澳首都墨尔本除报载中澳足球赛消息外，竟附登一幅形容枯槁，骨瘦如柴的中国足球运动员漫画，题曰“东亚病夫”，藐视和污辱中国队，极大地激发了李惠堂和全体球员的怒火，次日两国球队交锋，中国足球队员同仇敌忾，气势如虹，一举击败澳队，轰动一时，大长了华人志气。

 

    这次访澳共踢球10多场，每次进球都有李惠堂的功劳。抗日战争期间，李惠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保持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正气凛然的气节。1941年12月25日，香港被日本军侵占。日军首领要李惠堂踢球比赛，以壮日本军威，李惠堂断然拒绝。1942年春，南京汪伪政府请李惠堂出任体育要职，并派专机迎接，李惠堂亦坚决拒绝。李惠堂说：“我李惠堂一介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岂能当亡国奴，要我卖国求荣，做伤天害理的事更办不到!”为了避免日军和汪伪汉奸爪牙的暗害，李惠堂在热心体育的侨商梅文鼎(曾任新四军副官，后任香港《文汇报》董事长)帮助下，通过其在澳门新豪运输公司朋友的关系，在长洲用快扒(走私艇)逃离虎口，辗转月余回到老家梅州市五华县锡坑乡。

 

 

 

 

    在老家，李惠堂先担任五华粮仓主任，后出任闽粤赣边区总司令部上校参议，兼任兴宁公路站站长，生活淡泊。此后一段时间，李惠堂在家乡组织球队，积极开展足球运动。1943年李惠堂和南华会部分队员在韶关重逢，在他带动下，重建了足球队，开始了“体育救国”的历程，在广东、广西、四川、云南等省区举行了130多场义赛，全部门票收入支援抗日战争。李惠堂的爱国行动，受到了全国上下的广泛赞扬。

 

　　李惠堂故居五华县锡坑镇老楼村四角楼，名为“联庆楼”，是其父李浩如于光绪十八年 (1892年)所建，现已成为五华推动旅游与足球运动发展有机结合的一个富有特色的景点。故居为客家地区常见的“四点金”式建筑，面宽五间、三进深四合院布局，左右各置一幢横屋，四角分置四层炮楼，背后筑一层围屋，门前设晒谷坪、照墙、左右转斗门和半月形水池。

 

    墙体用灰沙夯筑，顶为悬山式木桁桷瓦顶。总占地面积约44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3590平方米。故居上、中、下厅檐柱均为八角梅花石柱，左右横屋底屋檐柱为圆石柱二层为圆木柱。门窗框均用石制，正门、侧门、转斗门均有楷书题刻，上、中、下厅和左右横屋所置屏风梁架等构件，均刻有狮、凤、鳌鱼、花草、人物故事等金木雕工艺品。

 

    故居中栋右廊房为李惠堂幼年时住房，右横屋门侧狗洞是李惠堂幼年时练射的“球门”。右横屋第一间为李惠堂抗日战争时期回乡组建足球队时的住房。1994年9月，五华县人民政府为方便人们缅怀球王，把球王故居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里面办有《球王李惠堂》小型展览，每年均有不少华侨、港澳台同胞和社会各界人士前往参观考察，缅怀球王的光辉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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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报前总编严俊君在1986年撰文指出：在中国人被讥笑为“东亚病夫”的旧中国，能够给国民带来一点安慰的惟一项目就是足球。在体育竞技项目里，足球是最早接受外国先进技术的。中国足球运动员的足迹，最早跨出亚洲，向全世界人民介绍中国人民的文明。应该说，足球是我国各项体育运动的“长子”，也是最早为中华民族争光的“长子”。

 

 

　　中国足球曾对日本17年不败

 

　　有记载的中外足球最早的一场比赛是在1906年。由中国协和书院队对阵英国驻中国的英兵队，电影《京都球侠》就是根据这场比赛拍摄的。比赛结果协和书院队以2比0战胜了对手，并获得为优胜者设立的“九龙杯”。不过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时的清政府不相信自己的球队会获胜，赛后，居然特意派人将“九龙杯”送到英军驻地。

 

　　新中国成立前，足球开展比较好的地区主要是香港、上海、北平、天津、大连等地。原因在于当地有外国驻军和外国侨民踢球。而恰恰是这些外国球队在中国的耀武扬威，激起了中国足球爱好者的奋发之心。他们自发地苦练技术，自组球队抗衡洋人球队，这样就涌现出了香港“南华”、上海“乐群”、“乐华”、“东华”、北京“三育”、“利华”、天津“北宁”、大连“东北风”等著名球队，它们都曾多次击败所在城市的西洋球队，从他们手里抢到各项锦标，为中国人出了气。这些球队还曾出访东南亚、日本、澳洲等地，比赛胜多负少，弘扬了中国足球的威风。这其中也涌现出了当时家喻户晓的“亚洲球王”李惠堂、“铁腿”孙锦顺、“飞将军”戴麟经、“无畏将军”叶北华等名将。

 

　　而当时的中国队从1913年起出1战10届远东运动会足球赛，拿到9个冠军。对日本队保持17年不败。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管不顾的情况下，中国队转战东南亚一个多月打了27场比赛，靠比赛筹钱才得以参加1936年奥运会足球赛，而恰恰是因体力不支才在最后10分钟丢了两个球，以0比2输给强队英国队，遭淘汰。

 

　　应该说当时通过中国足球志士百般努力，中国足球的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已不是很大。

 

 

老革命家古大存

 

 

　　古大存（1896-1966）原名古永鑫。广东五华人。 他是深受人们爱戴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一生刚正不阿，光明磊落 ，不畏强暴，不避险恶，忠诚于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从本世纪初的大革命战争年代起，他就和他的战友们一道， 迎着漫天的腥风血雨，一次再次地与反动势力作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累累战功，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岭南 大地上一直经久不衰地流传着他无数感人至深的故事。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革命家，在革命战争年代，却遭到了来自 革命队伍内部的错误路线的迫害，差点被打成“AB团分子”；在全国解放后的1957年，又被打成“广东地方主义反党 集团”的头目，撤销了他的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的职务，长期受到冷落，无论在精神上、肉体上都遭到了极 度痛苦的摧残。直到1983年2月9日，中央正式给他平反，这一个铁骨铮铮的老革命家，才得以洗除冤屈。然而，这时 候，古大存已长眠于地下多年了！本书系中共广东党史人物传记系列丛书之一。作者怀着对革命先辈崇敬的心情，以 大量翔实的史料，凝重的文笔，再现漫长岁月无数曲折生动的历史场景，和所谓“古、冯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真相 ，塑造了古大存“这一个”典型，是一本催人泪下又教人奋发的好书。

　　1925年，古大存以省农民协会特派员的身份回到五华，推动农民运动，组织群众武装，配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从此，掀开了他在东江地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生涯。他和战友们一起组织广大农民在五华全境建立农会，组建农民自卫这军，开展“二五”减租和反地主豪坤强勒收租斗争。一时间，五华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禁止米谷出口，智取张谷山，活捉李寿眉，打击张九华，年关大暴动等故事至今还在五华大地传扬。

　　1928年，革命转入低潮，古大存审时度势带领幸存的战士走进八乡山继续革命斗争，在八乡山根据地10多年的革命战争中，古大存和战友们转战丰顺五华，紫金等县，足迹遍布莲花山、大南山、八乡山。期间，由于左倾路线，内部肃反，敌人的围剿等原因，革命屡受挫折，古大存还因受极左路线的迫害险遭不测，但他仍不折不挠地率领部队坚持斗争，成为东江地区一面不倒的红旗，为东江革命史写下雄奇而悲壮的不朽篇章。

　　1939年，古大存作为“七大”代表率领南方代表团赴延安。在延安，古大存参加了整风运动，因他敢于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被毛泽东同志誉称为“带剌的玫瑰花”。此后，他继续奔忙在革命事业的各条战线，为革命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革命家，在1957年被打成“广东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头目，撤销了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的职务，长期受到冷落，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遭到极度的摧残。1966年11月4日古大存含冤在广州病逝，终年六十九岁。

　　记得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得”。的确，为人民的人，党和人民将永远把他铭记。1983年中央正为古大存平反，并再度肯定古大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对党和人民有着重大贡献”。

 

 

 

 

五叶神老总温纯青

  

 

 

　　温纯青 　广东五华县龙村人，五华外出乡贤、广东五叶神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温纯青的事迹：

　　投资了 1000多万元，在龙村镇铺筑了一条全长28公里的水泥公路，使山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大 大改善。捐资60万元支持五华兴建两间希望学校。捐款10万元 救治乙脑病人捐资35万元兴建的五华县龙村镇龙村洞口中学科学馆 。

 

 

 

影视家张凤铸

 

　　张凤铸 1952年至1957年6月担任广东五华县董河中心小学校长，1961年8月至1979年3月在内蒙古电台、电视台任记者、编辑、文艺组组长、电视摄影组组长等，1979年8月到北京广播学院担任文艺编辑系主任、研究所所长等职。

　　著有《文艺广播初探》、《影视基础理论和技巧》、《音响美学》、《电影电视艺术导论》、《影视剧论》、《电视声画艺术》等；主编过《广播电视文艺论集》、《中国广播文艺学》、《中国电视文艺学》《影视艺术前沿》《影视艺术新论》等；担任过《电视艺术词典》、《中外影视名作大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大百科全书》《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等大型图书的编委及《中国电影名片鉴赏辞典》副主编，发表过《声音探讨》、《发掘音响潜力》、《现代主义艺术与现代派电影》、《电视剧的理论与实践管窥》、《方兴未艾的中国广播剧》、《中国广播艺术发展的文化轨迹》等100多篇论文。

　　《影视基础理论和技巧》获北京广播学院1991年第二届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1991年度优秀教材二等奖；《中国广播文艺学》获北京广播学院1996年优秀著作二等奖、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著作二等奖；《电视声画艺术》获北京广播学院1999年优秀著作一等奖、1999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优秀著作一等奖、1999年中国高等院校电影电视学会第二届“学会奖”一等奖；论文《中国广播艺术发展的文化轨迹》获2001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优秀论文二等奖。

　　 现为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电视剧委员会常委、中国高等院校电影电视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