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调查》第24期 提供“便利”的灰色地带 ——探访人大东门假学生证售卖集散地

提供“便利”的灰色地带

        ——探访人大东门假学生证售卖集散地

记者：郦美媛张威 隋晓萌卢宇凡  张晓宇

从十元一张“性价比高”的学生证到两百元一张却“徒有其表”的一卡通，在人大东门门口名声远扬的“假证一条街”上，每天都有二十个左右抱着婴儿或是怀有身孕的妇女向路人询问“要办证吗？”。这里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假证发源地，从制作到雇佣再到到销售每个环节都属违法违规。这里也是大量研究生和自考生不远万里来惠顾的地方，毕竟，一张假证意味着从旅游观光到餐饮娱乐乃至购买火车票等太多的优惠。

有人为了“生存”，有人为了“便利”，二者之间因为紧密的供给需求关系而稳定地存在——哪怕这“生存”之道和“便利”之门与法律法规产生了明显的矛盾。假证势力的辐射范围到底有多大？那些在大街上抱着孩子叫卖的妇女在这一产业链中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记者从人大东门“假证一条街”入手，对假证的情况展开了调查。

 

 

假证办理——“多快好省”

     周末午后，人大东门前的中关村大街上满是来来往往的行人。人行天桥底下尤为拥挤，一般情况下，这里总会聚集着三到五名女性假证贩子。

     李平（化名）是她们中的一个。她手中拿着一堆假学生证，其中有北外、人大、清华、北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以及中央财经大学, 样品种类多样。她说，手里拿的这些是“卖的比较好的”。

记者佯装前来办假证，亲历了假证出炉的全过程。李平跟这条街上的大多数同行一样，有着娴熟的制作技术。她迅速地掏出一本空白的北外学生证，将一寸照片粘上。随后，又拿出一个汽水瓶盖大小的圆形塑料模具，模具上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字样。她利索地在照片下方盖上钢印，最后拿出一个红色小印章，问记者“要几年级的？”，然后在注册那一页上盖上相应的红章。前后不到两分钟时间，一张北京外国语大学本科生学生证就做“新鲜出炉”了。

根据记者的了解，假证贩子可办理的“业务”可谓五花八门：有假学生证、假一卡通、假乘车优待磁条甚至假病条。

在这些假学生证中，北外的学生证的单价只需十元，而外经贸和中财等学校的假学生证却是二十元一张。对此，卖家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进货成本原因；也有人说是因为假的北外学生证容易被识别，没有中财的学生证“安全”。然而，李平表示，即使容易被识别，“去公园、看电影什么的也都够了”。

此外，学生证上的假期乘车优待磁条也是可以制作的。据介绍，磁条也有“真假之分”，假磁条十元一张，里面没有磁，只是“让假证看着像真的”；真磁条五十元一张，凭它可以在火车站上买到区间内的优惠车票，而具体区间完全“自己做主”“想去哪填哪”。“（这些磁条都是）从学校回收的，”李平说，“像你们学校（北外）啊，今年有的同学毕业了，然后就有回收的，回收以后再进行充磁，就又可以用了。”

除了“假证”以外，人大“假证一条街”上还有一件“明星产品”，即病假条。病假条的价格从三十到五十不等。记者沿路询问了许多兜售假证的妇女，得知这些病假条主要来自海淀医院和人民医院，她们都声称这些病假条来自医院内部，“绝对是真的”。

   相比于“性价比高”的假学生证，办理假一卡通的人要少许多。据李平估计，这条街上的二十来位妇女加起来，一个月办的假一卡通也不超过五张。“（假一卡通）一张两百（元），但是我们这边做的都刷不了磁，只能做个样子。”虽然无法刷磁，但只需提供一卡通上的相关信息，包括姓名学号院系以及相片，他们就可以做出足以以假乱真的清华北大人大的一卡通；其他学校的也可以做，只要提供一张模板卡和相关材料，假卡一天之内便能办好。    

一名人大的在读本科生小王（化名）还向记者表示，他们学校里面一些教学楼的外墙就贴着回收学生证或一卡通的广告。

“也不知道是转多少次手才转给我们的。”李平补充道。

然而，据记者了解，在包括上述三所高校和北外在内，主要的校园公共设施都需要刷卡使用。无法刷磁的假一卡通只能作为一个凭证，作用十分有限。

虽然假一卡通与假学生证的价格差异巨大，但二者在校园内的作用却基本重合——持证人可以进入一些凭证入内的教学楼，例如人大的明德楼；还可以享有某些学校体育馆的对内学生的优惠价，例如在人大和北理的体育馆，持证人可以得到多达原价三分之二的优惠。值得一提的是，北外体育馆对在校本科生的身份认定凭证是一卡通，而非学生证，因此，在某些项目上，如棋牌室，只需出示一卡通便可享受到相应的优惠。据记者了解，这可能是在北外假一卡通相比假学生证多出的唯一用法。

 

 

卖证妇女——“我们都不是自己做的”

     或许是因为怀有身孕，李平说话的时候跟其他兜售假证的妇女不一样，比她们稍慢，也更温和。她甚至不会冷落已经付了钱的人，或是着急招揽新的生意。用她自己的话说，“这个季节这样（生意冷清）也是正常……有时候一天能卖掉三五个，有时一天也没开张。昨天就一天也没开张，一个都没卖。”

     当记者问到如何办假一卡通时，出乎意料地，李平很自然地就提到了“老板”——“我们这只有那三个老板，做的时候都给他们嘛。”

     原来，几乎每天都会有人不定时地来给这些妇女“送货”，但送货人不负责兜售，而是“办完事”就走。因此，公安一般也只能抓到这些在街上叫卖的妇女。而她们不是抱着孩子就是怀有身孕，就算被抓走了，公安部门也无法进行严厉的惩处，最多只能将她们“留”至晚上。

“晚上就出来了，不过东西全部收走了，东西的钱就得自己赔了。”

关于被抓的风险问题，李平说：“它（抓人）不一定哪一天的。有时一天来抓好几次，有时两三天来。还有便衣呢，有时候那边一抓人这边看到了能走就走，走不了就被抓走了。”

 当被问到贩卖假证一个月的收入时，李平的回答有些迟疑：“说不好的，我们做这个基本上就是能顾上我们自己花就行了，也不图大钱。这样子在外面挣点，顾上自己花，最起码不问家里要钱，是不是？”她又补充道，“一个月怎么也能赚个一千多吧。”   

贩卖假证的“老板”企图利用妇女和小孩兜售，逃避严厉的处罚；带着孩子的妇女为了维持生计，“被利用”也属无奈之举。

李平现在暂居北京郊区，“房租一百多，贵了住不起”，大儿子已经在老家上学了，现在怀的是第二胎。她刚开始卖假证不久，“这个（对像我们这样怀孕的人）就是说自由一点，想什么时间来就什么时间来，不想来了就不用来，”她解释道，“过了哺乳期就干不了了。你说孩子如果说长过一岁，给家里带，自己找工作上。谁不愿意自己工作？一个月能赚个一两千都比干这个强。”

 

      

 

执法人员——“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据记者粗略统计，在中关村大街人大东门附近，共有二十多个卖假证的妇女，以及四到六名治安志愿者，不定数目的城管和公安。最常见的是治安志愿者，他们会在来回在街道上走动，并且协助公安部门的假证贩子进行规劝教育。

  城管的权力相对要大，记者就此问题的管理情况采访了一名城管。

 “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长期存在的问题。”接受记者询问时，这名城管执法人员对“假证贩子”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进行了着重强调。假证贩子们一无摊位，二无车辆，且手抱婴幼儿进行掩护，流动性极强，“驱散”只能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我们对她们也只能进行驱散，包括跟她们说，这么冷的天抱着孩子在外面，对孩子也不好。”

在这种情况下，城管与公安的联合整治不失为一种短期内的有力措施。然而这一措施实施的频率，“要看组织上面的安排，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权力。”这名城管执法人员将假证贩子的难题归咎于此，“我们不像公安，没有权力扣留、扣押她们。”

      那么公安是否可以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记者随后采访的一名民警说，当城管对假证贩子的驱散或批评教育无效时，可以向公安报告，巡逻警察便会抓人。然而，由于销售者群体的特殊性，警察就算抓了人也只能将其领去警察局，进行批评教育，12小时之后就得放人。“她们多数都不会听进去（批评教育），她们就是靠这碗饭为生的，有些为了干那行还不停地怀孕呢。

      许多时候，执法人员对假证贩子，也会“视而不见”。据观察，一些城管路过假证贩子时会既不规劝也不驱散，而是消极对待。

      “这是执法人员的心态问题。我们，包括城管在内，就算每次都管了又能怎样？她们能跑的跑了，抓起来的也一会儿又放出来了，解决不了问题的。她们跟打游击似的，就算是打游击，我们人手也不够啊。”该民警如是回答。

 

 

结语

     非法制造贩卖假证，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到底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影响？

     通过记者多天的观察，来办理假证的主要群体还是在读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预科生，自考生等没有稳定收入却被国家的优惠政策排除在外的群体。而各大高校为了最大程度上保证有限的校内资源不被非法利用，以及出于校园安全的考虑，都在饭堂、澡堂、体育馆、图书馆等地设立了电子卡消费或是电子卡身份辨析模式，这些措施基本上有效地保障了在校学生的利益。

     那么，到底是谁的利益遭到了触犯？是旅游景点、娱乐餐饮场所,还是交通部门？

 谁又是整个违法过程的主犯?

不应该是那些即将或已经成为母亲的街头叫卖的妇女,也不应该是那些为了享受一些便利而”自私”地去办假证的学生,甚至不是那条街上的“三个老板”。毕竟，在违法成本低、被惩处可能性小两个前提共同作用之下，法律本身的威慑力远不足以抵抗违法带来的丰厚利益的诱惑。因此，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从生产者到销售者再到消费者，每一个踏入这片假证灰色地带的人，都在知法犯法。如果说违法成本过低使人钻了制度的空子，那么个人诚信的缺失，谁来买单？

这不过是一些“老板”的谋生之道，不过一些社会底层人的生存之法。它不是有关部门需要立刻解决的当务之急，而只是有些人在谴责唐骏野鸡大学的假学历以及我们诚信缺失的社会的同时，仍旧忍不住要买的假证。

刊载日期：201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