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南科大 何须尽责朱清时

谁对谁错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随着争议的升级，南科大正陷入困境中。这对热切期待南科大的千千万万公众而言，显然是始料未及的。包括我自己也始料未及。

这场争议，在我看来，其实是改革者之间的争议。无论争议一方即南科大校长朱清时，还是争议另一方即援建南科大之港大三教授，在我看来，他们对教育改革的真诚和勇气，都是无可置辩的，都是可敬的。他们本来属于一个战壕，为什么会走到几乎亲痛仇快这一步呢？

我想是因为神秘的幕后，有一只幽灵般的手，拆散了他们，阻隔着他们，在他们中播种猜疑和怨恨。

这幽灵之手不是任何具体的人或任何具体的机构，而是一种环境。说到这里，不妨拿80年代的蛇口改革做个对比。袁庚领军的蛇口改革，跟当今的南科大一样孤军深入，却铁流滚滚，几乎不可阻挡，最终将传统体制的铁幕撕开了一个缺口。今天的南科大不复有蛇口改革之赫赫战绩，应非朱清时之技穷，而主要是他生不逢时、不复有袁庚所处的改革大时代吧。

80年代之为改革大时代，几乎无须论证。可以犯错误，不可以不改革，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改革者是那个时代最可爱的人。这就给了改革者强大的自信。袁庚的豪迈大气，从容镇定，固然是他与生俱来的个人气质，但那个时代又何尝不是强化着他的个人气质呢？

但不幸，朱清时很难有那样的气质了。我读完南方周末记者傅剑锋跟朱清时就南科大问题的对话，最深刻的印象，是老先生那无可掩饰的焦虑。这跟我的记忆完全不对应。毕竟我跟老先生有过几次交道，记忆中，他本是温文平和的。

袁庚跟当下朱清时的这种差异，毋宁说，是两个时代的差异。当下的时代潮流跟80年代几乎是反向的，可以不改革，不可犯错误；改革者往往没有好下场，众所周知都已经成了潜规则。

这尤其表现于教育领域。教育是中国计划体制最后也最顽固的堡垒之一，改革的险阻因而最大。朱清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接手的南科大。其在四面楚歌中步履维艰，动辄得咎，就都不难想象。以至于历时两年之久，朱清时几乎仍是单打独斗，而无法像当年袁庚那样，登高一呼即应者云集，中国最优秀的青年才俊任他挑选，他马上可以有一支精兵强将组成的强大军团。

这已非改革时代，更谈不上大时代，而毋宁说是负时代。种种时代条件的限制，总的作用，是对正常心态的破坏。他总是被环境压迫，这刺激着他对环境的不信任，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所以他才反复强调：大变革时期，机遇最重要。他所说的机遇，倒不如说是运气的代名词。所谓抓住机遇，无非就是碰运气。

政策的天，娃娃的脸，说变就变。不按常理出牌的人治逻辑，其本身没有规律可言。偶尔的开明不过是奇迹。机会稍纵即逝，所以才要只争朝夕。错过了一秒钟，很可能就错过了一万年。朱清时举的例就很典型：“比如像自主招生、自授文凭，部长同意，省委领导也批示，我们以为没有问题了。但他们没有下文件，后来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对不确定性的莫名恐惧，让朱清时等不起，拖不起，碰到每一根稻草都想拼命抓住。

不是以自信面对未来，而是以侥幸面对未来。所谓改革，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朱清时一个人同命运的搏击。一个人再怎么英明神武，在命运的漩涡中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孤独乃至孤愤，他失望乃至濒临绝望，并因濒临绝望而常常乱了阵脚，这一切就都可以理解。

至于港大三教授，他们的主张确实很好。在一个稳态社会，大学的创办确实应该像他们主张的那样有条不紊。就像生孩子，自由生育条件下，当然一切好说，不愁自己的国家不承认，也不愁自己的国家不保障，应有尽有，完全不必着急。但可惜，我们实行的是所谓计划生育，且计划的风向变幻莫测。如果朱清时预知必须某分某秒生下的孩子才有户口，过时不候。则他宁可早产十天半月，又怎能忍心厚责于他呢？

不仅不能厚责于他，至少就我而言，我对他反而怀有某种程度的愧疚。像我这样年富力强的人多了去了，为教育改革拉纤的却不是我，不是我们，只有那个年近七旬的老人、本来应该颐养天年的老人。现在，南科大终于遇到问题，终于引爆争议了。他终于不能不向我们恳求对改革和改革者的宽容，这恳求多么悲凉。

问题不能回避，争议必须继续。但无论如何，不能把责任都推给那个孤独的老人。争议应该更多推动我们对自己的反思，看清自己的责任。否则，对社会，我们枉为公民；对自己的孩子，我们更枉为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