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金融机构:新力量、新格局、新希望

来源:互联网 发布:青云志收视率数据 编辑:程序博客网 时间:2024/04/28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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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erg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new power,new pattern and new hope

  ■ 孙海泳

  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显示,历次全球或区域性经济格局的重大变迁,都将催生新兴的国际金融机构。同时,一国在国际金融制度领域的影响力及其货币的国际化程度直接影响其国际地位。在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进程中,中国推动和倡议建立金砖  国际经济格局的变迁催生新兴金融机构

  21世纪初,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实力此消彼长的过程中,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增强。金砖银行、亚投行与相关国际金融安排的筹建,不仅体现了新兴大国的崛起态势,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也符合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现实需要。具体而言,这一发展态势主要由以下几方面因素推动:

  第一,改善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是1944年创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衍生版,虽然该体系于20世纪70年代崩溃,但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创建的两大支柱性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仍主导着国际金融话语权,其代表的是以美欧为主的发达国家的利益。随着新兴市场国家整体实力的上升,旧有国际金融制度无法体现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以“金砖五国”为例,五国的人口总量约30亿,约占全球总人口的41%。根据IMF数据库的资料显示,2013年“金砖五国”的GDP总量约为16万亿美元,其中中国为9.多多万亿美元,俄罗斯为2.1万亿美元,巴西为2.25万亿美元,印度为1.88万亿美元,南非为0.35万亿美元,可见五国的经济总量已与欧盟或美国相当。但在全球金融制度领域,“金砖五国”的地位却仍然有限。在世界银行中,“金砖五国”的投票权总和仅为13%,而美国就占了15%的投票权;在IMF中,“金砖五国”表决权总和仅为11%,而美国拥有近17%,英法两国各自拥有的表决权也均大于金砖国家中的任何一国。

  这一权力格局与当前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分量大相径庭。而且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既暴露出IMF在维护国际货币与金融稳定职能上的严重不足,也凸显出其内部治理结构的诸多缺陷,这成为了IMF改革的推动力。在新兴经济体的推动下,2010年10月,在韩国庆州举行的G20财长和日本主导,日美两国是最大股东,其中日本的投票权约等于中国的两倍,亚行行长也一直由日本人担任。由于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制度变革方面存在惰性,中国协同新兴大国创设金砖银行,并倡议建立了亚投行,反映了新兴市场国家试图改革国际金融制度、维护自身发展权益的诉求。

  第二,适应世界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目前,亚洲很多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起步或加速阶段,对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需求很大,但面临建设资金短缺、技术和经验缺乏的困境。2011年3月,麦肯锡公司的研究指出,包括中国、印度以及东盟等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不足。其中印度由于投资不足和设施维护不力,该国在用电  据亚行于2009年公布的研究报告,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亚洲的基础设施项目将需要投入八万亿美元,大致相当于这10年间该地区国家GDP总量的4%;这些资金将用以弥补历史欠账和适应迅速增长的基础设施需求,其中的80%将投入能源和交通领域,以强化对整体经济的带动作用。IMF公布的研究报告认为, 亚洲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对远期的经济增长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当前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如能占到GDP的1%,则远期的经济增长率将会由此提高2%至3%。因此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成为亚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此基础上有利于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由于世行和亚行的贷款能力有限、限制较多,亚投行将为亚洲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提供更多的融资选择。

  第三,降低西方国家经济动荡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效应。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金融政策的变动往往导致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基于美元霸权,美联储俨然成为全球央行,其历次实施量化宽松或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均对全球各国,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造成冲击,此间俄  金砖银行与应急储备基金:新兴国家的发展助推器

  2013年3月下旬,在南非德班召开的第五次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决定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2014年7月15日,在巴西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峰会上,“金砖五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发表《福塔莱萨宣言》,宣布成立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即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启动资金为500亿美元。金砖银行总部设在上海。行长采取轮值制度,任期五年,首任行长将来自印度。“金砖五国”都将派出自己的财长或央行行长担任银行的董事代表。同时,在中国的提议下,此次会议还建立了规模为1000亿美元的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基金。根据该安排,当有关金砖国家出现国际收支困难时,其它成员国将向其提供流动性支持,助其纾困。在应急储备中,成员国投票权与承诺出资额挂钩,除设立5%基本投票权均分给金砖五国外,剩余95%投票权根据承诺出资额按比例分配。目前,中国拥有最大互换金额,额度为410亿美元,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各为180亿美元,南非为50亿美元。

  金砖银行的设立具有重要意义。首先,金砖银行的建立将简化金砖国家间的相互结算与贷款业务,由此减少对美元、欧元的依赖,保障成员国之间的资金流通和贸易往来。其次,金砖银行将向金砖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产业升级等方面提供融资便利。如俄罗斯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存在严重资金缺口,特别是地广人稀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基础设施水平更为低下。金砖银行将有助于俄国获得中国投资,并分享中国的经济技术和发展经验。再次,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基金的设立有助于解决可能出现的金砖国家短期性金融危机,如果说金砖银行相当于新兴市场的世界银行,那么,应急储备安排则相当于新兴市场的IMF。由于IMF的救助往往存在进度滞后、力度不足、条件苛刻等问题。相关国家一旦出现金融动荡,可以借助金砖银行或应急储备基金来解决外汇资金支持等应急需要。因此,金砖银行这一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金融领域最重大的事件。

  对于中国而言,推动设立金砖银行的意义主要在于:一是为国际金融领域提供公共产品的战略性举措,并由此彰显了中国大国责任;二是有助于促进其它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也与中国“走出去”战略相符;三是金砖国家推行“去美元化”,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契机。

  当然,金砖银行及相关金融安排的发展也面临一些不容忽视的挑战。近期,西方国家不时发出唱衰“金砖”的论调,乃至有西方学者认为,在德班会议之后,金砖国家的光泽已开始逐渐消退;认为金砖国家经济增长率开始出现下滑,且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由于组织结构存在问题,金砖国家在最繁荣的时期都未能将其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有效的外交影响力;尽管存在反对美国单极霸权等共同的目标,但金砖国家里利益聚合程度实际上被夸大了;对于全球问题,金砖国家内部往往持有不同的观点。同时,在全球经济衰退风险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不利因素不断发酵滋长的背景下,部分金砖国家的国内经济形势堪忧。如在2014年3月克里米亚事件发生之后,俄罗斯面临西方经济制裁以及国际油价大跌的严峻形势,近期陷入卢布大幅贬值的金融危机之中,其国际收支及经济增长面临巨大困难。

  西方唱衰“金砖国家”及其合作前景的现象,往往反映了西方国家对“金砖”崛起的复杂心态,但亦需正视金砖国家合作面临的挑战。当前,除了中国和其余四国均有较为密切的经济联系之外,其余四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不紧密,甚至同为资源出口国的俄罗斯和巴西还存在竞争关系,而印度也将中国视为潜在对手。同时,金砖五国在政治制度、安全战略等方面的利益诉求也并不一致,互相之间的信赖基础较为薄弱。因此,金砖国家需要在金砖银行及应急储备基金的运营过程中,妥善协调各国的利益诉求,不断强化这一合作平台的生命力。

  亚投行与丝路基金:亚太可持续发展的加速器

  自2013年底中国推出“一路一带”战略后,为推动亚洲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亚投行、丝路基金等金融安排应运而生。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在先后出访东南亚时,提出建立亚投行,以满足亚洲地区基础设施融资的巨大需求。此后亚投行的筹建工作进展迅速。2014年10月24日,筹建“亚投行”的备忘录在北京正式签署,包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蒙古、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阿曼、科威特、卡塔尔和以及除印尼之外的东盟所有成员国等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参与签约,此举标志着这一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洲区域新多边开发机构的筹建工作迈出了关键一步。11月25日,印尼也成为亚投行的第22个意向创始成员。《筹建亚投行备忘录》显示,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实缴资本为认缴资本的20%。中国财长  相比之下,丝路基金的投资范围更广。2014年11月8日,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丝路基金是开放的,欢迎亚洲域内外的投资者积极参与。在11月9日召开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丝路基金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

  亚投行及丝路基金的创设,将为亚洲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第一,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将为东盟国家的铁路、铁路、油气管网、电网、通信网络甚至市政设施等基建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为亚洲各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强后盾。亚投行成立以后,将通过联合融资等方式加强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合作,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将引入PPP(公私合作关系)模式,通过亚投行和所在国政府出资,与私营部门合理分担风险和回报,动员主权财富基金、养老金以及私营部门等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模式为满足亚洲地区的发展需要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形成了涵盖政府、企业和私人投资者的全方位的投融资框架,更大限度地激活各种资源参与亚洲的互联互通。

  第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将有助于促进亚洲政府与金融机构的投资效益。长期以来,东亚经济体的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低收益的政府债券,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又将这些低成本资金的一部分投资于亚洲的实体经济,从而获得更高收益。这种东亚经济体对发达国家“反向援助”式的资金“倒流”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亚洲国家的发展收益,并使亚洲在金融领域依附于美国。亚投行作为政府间的地区多边投资合作平台,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便利的融资渠道,既能够解决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难的问题,也能提高资金的利用率,有利于亚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亚投行以及丝路基金的设立,有利于深化亚太地区国际合作,促进地区国家间良性互动,加深和巩固利益纽带,由此有利于缓解东亚区域的地缘政治紧张,为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对中国而言,有利于拓展中国的国际经济空间,突破增长瓶颈,优化本国在国际经济大循环中的地位。第一,当前中国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以往的以要素和投资驱动为主的发展方式面临严峻挑战。因此,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实现资源配置全球化已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当前中国外汇储备居高不下、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形势下,对外投资及工程输出的需求也日益迫切。目前,中国在高铁、机场、港口等许多领域的规划设计、施工都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还具备海外工程建设的丰富经验。中国可以发挥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海外工程建设,并带动中国国内的建材、交通与通信设备的出口,从而支持中国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将从以往偏重出口贸易和吸引外资为主,转变为进出口贸易并重、“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以对外投资构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生产网络,从而优化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第二,亚投行与丝路基金的筹建,将对人民币的国际化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在亚投行的资本构成中,人民币应是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便于使用人民币对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贷款和投资,由此将提高人民币跨境存款规模,增加离岸人民币的供应,促进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从而形成一个以实体经济为后盾支持人民币“走出去”,又以人民币“走出去”为杠杆拉动需求的良性循环。因此,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创设,既是中国经济模式的向外延展,也顺应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趋势,同时又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环。

  第三,中国主推亚投行建设与设立丝路基金,有助于培养和积累国际化的高级金融管理人才。在世界银行以及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中,由于权力格局的影响,来自中国的高级管理人员的数量远低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新兴金融机构的建立有利于中国积累参与国际金融制度的人才储备,为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制度领域的话语权夯实基础。

  第四,亚投行与丝路基金的创设,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目前,不仅IMF等全球性的金融机构由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掌控,而且像亚行这样的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也由日本所主导。在此形势下,相对于同美欧日等发达在现有的国际金融平台上争夺话语权,协同亚太国家建立更加符合本地区利益的新金融机构堪为事半功倍之举,由此不仅可以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秩序中的地位,而且可以深化对新兴市场国家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这也是中国成为区域乃至全球负责任大国必不可少的一步。

  新兴国际金融机构与传统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互补竞争关系

  无论是金砖还是亚投行及相关金融安排的拟议与出台,都引起了国际舆论关于中国另起炉灶、挑战现有国际金融制度的揣测和热议。西方舆论认为,中国将利用新兴金融机构来扩展影响力,而美日在亚洲的影响力将相应下降;中国决定建立新的多边金融机构,而并非向现有国际金融机构提供更多资源,反映了中国对全球金融制度改革的不满。同时,金砖银行和亚投行由中国倡议筹办,且根据注资额,中国在亚投行具有绝对的话语权;中国推动新型国际金融机构的建立,将增强中国对相关国家的影响力,也反映了全球经济重心持续向亚洲倾斜的发展趋势。这不免会引起美国对于权力转移的警惕。因此,在金砖银行和亚投行的筹建过程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要么危言耸听,要么暗中掣肘。

  以亚投行的筹建过程为例,据澳大利亚媒体《财经评论》报道,美国总统  一方面,中国推动或主导创设的新兴国际金融机构和相关安排,并非意在颠覆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正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章玉贵教授所言,金砖银行与及应急储备基金的建立,本质上是经济与金融实力显著提升的“金砖五国”,为保护本国经济发展成果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与金融支持的一种制度化探索,也是试图填补世界银行与IMF等旧有国际金融机构行为空间的一种机制性安排;短期内,新兴国际金融机构无法边缘化世界银行和IMF,也难以削弱美元霸权。目前金砖银行最重要的任务并非打破由世行和IMF主宰的国际金融体系,而是如何尽快在金砖国家中达成对金砖银行的运转原则的共识,因为只要金砖国家的货币尚未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其具体运营就很难摆脱美元霸权的钳制。

  另一方面,目前中国推动或主导创设的新兴国际金融机构和相关安排,其规模、影响力尚难以与传统国际金融机构相提并论,因此,也没有能力打破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金融秩序。金砖银行和亚投行不仅规模远小于世界银行和IMF,且业务范围较为局限,在功能上更多的是对现有机制进行必要、有益的补充。同时,在管理经验方面,筹建中的金砖银行、亚投行与世行或IMF也存在明显差距。因此,新兴金融机构仍然要在现行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下运行,与既有的国际金融安排共存合作。2014年11月初,习近平曾在中央财经小组第八次会议上强调,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同其它全球和区域多边开发银行的关系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将在现行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下运行。此前,筹建亚投行备忘录签署后,中国财长楼继伟也曾指出,亚投行成立以后,将通过联合融资等方式加强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合作;亚投行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是互补而非竞争关系,亚投行侧重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而现有的世行、亚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则强调以减贫为主要宗旨。

  虽然金砖银行以及亚投行将在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下运作,但这些新兴国际金融机构不可避免地将和旧有国际金融机构产生竞争,如何协调与旧有国际金融机构的关系,形成优势互补、合作共生的格局,将是对新兴国际金融机构的一大考验。同时,由于诸多发展中国家尚未实现现代化的转型,其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法治水平、商业环境甚至政治局势都差强人意,这就要求在新兴金融机构和相关金融安排的运营过程中,不仅是输出资金和技术等硬性资源,还要输出管理、制度等软性资源,由此才能保障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的利益以及新兴国际金融机构的长远发展,才能提高新兴(300098,股吧)市场国家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金融制度改革的能力,才能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发展收益的公平分配点燃希望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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