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公信力为何下降（二）

        二、反省过分“世俗化”倾向
　　
　　北京大学1993年的拆南墙，以及2001年的重建南墙，都曾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为什么？前者象征着北大走出象牙塔，从注重政治与学术，转向强调市场与社会。至于后者，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整治大学周边环境”，而是意识到此举确实冲击到北大的教学及科研水平，使得原本以学理深厚、思想自由见长的北大，也逐渐变得急功近利起来。十几年间，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大学，左冲右突，上下求索，努力在精神价值与世俗利益的巨大张力中，寻求尽可能稳妥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要说中国大学之过分“世俗化”，有几个观察角度：第一，强大的资本力量，凭借大笔捐款而影响大学的具体决策乃至办学宗旨，这样的例子，在中国还很少见。第二，大学为了“生产自救”，主动走向市场，筹办大小公司以及各种名目的培训班（如“董事长国学研修班”等），这方面，各大学各显神通，多少都有斩获。第三，教育行政力量强力介入，使得各大学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自主”。这是中国大学的特色，摆在面子上，谁都无法回避。第四，隐约存在着的学术与权力之间的相互交换，比如大学送现任官员博士头衔或教授职称（通过合法手段），敦请有魄力且有资源的退休官员出任院长或校长。后者现在很时髦，不说投桃报李，就算全都出于公心，此举在为大学带来丰厚人脉，使得其日后“好办事”的同时，也带进了某些官场气象，让大学里“行政主导”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正所谓“有样学样”，今天中国的大学，变得越来越像官场了。　　
　　前面提到的美国密歇根大学，因是公立大学，必须接受政府的检查与指导，校长及教授们抱怨“行政权力过度约束”，因此，杜德斯达在《21世纪的大学》第一章绪论中，专门讨论“政治力量对大学管理和使命的过分干预”。可他说的那些事，比起中国的大学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行政力量的过度干预，以及大学中人的曲意逢迎，导致今日中国一些大学混同于官场。风气陡变的结果是，大学校园再也不是清净之地，更谈不上“圣洁”二字。过于世俗化的，除了办学理念，还有教授、学生的精神面貌。大学中人，本应追求独立人格以及自由表达的权利，但在商业以及行政的双重压力下，这种“声音”已逐渐消失了。　　
　　这就说到人们常常议论的大学是否需要“围墙”。在我看来，围墙分有形的与无形的两种。有形的围墙，欧美各著名大学或根本没有，或不很明显；可不管置身于中小城市（如哈佛大学、海德堡大学），还是大都会（如哥伦比亚大学或巴黎四大），人家的校园都很幽静。而今日中国大学校园之“热闹”，让人叹为观止。我们的校园，有高大完整的围墙，但根本挡不住商业大潮以及世俗口号铺天盖地，以至你想“躲进小楼成一统”，都很难做到。大学与社会的“零距离接触”，以及高校的过分世俗化，使得围墙里头的教授与学生，都很难再有一颗平静的心，踏踏实实地做学问。　　
　　今年3月，我在《瞭望周刊》发表《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批评当今中国的大学“太实际了”，没有超越职业训练的想象力。校长如此，教授如此，学生也不例外。“大楼”不能取代“大师”，这是目前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我想补充的是，“学问”不等于“精神”，办大学，必须有超越技术层面的考虑。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记得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这样开篇的：“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请允许我套用：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
　　
　　三、警惕“标准化”迷思
　　
　　大凡办教育的，都会承认，大学办得好不好，关键在于有没有个性。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标准的大学”。在流行“与国际接轨”口号的今日中国，办大学需要向西方学习，这已经是共识，可还必须记得：第一，大学要接地气；第二，大学要千姿百态。在我看来，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找准属于自己的位置与路向，比什么都重要。　　
　　其实校长们都很聪明，也很有事业心，但为何大学办得越来越没特色？在我看来，很大程度是被各种标准化的评估体系给逼出来的。从评个人到评群体，从评学问到评道德，无所不有。说句不中听的话，如何应付评估，已经成为一种“专业技能”。对此，学界有很多尖刻的嘲讽，我就不说了。　　
　　2007年7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的《学术不是评出来的》，那其实是一则旧文，两年前刊在一个杂志上，不知怎么被“发掘”出来了。我在文章中称：“我承认‘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但不太相信评审之举能长学问。对于人文学者来说，独立思考的权利、淡定读书的心境以及从容研究的时间，是最为重要的。印象里，评奖最多的，是那些容易作假的行业。不信，你走进超市，随手拿起日用必需的油盐酱醋烟酒茶，包装袋上保准密密麻麻写着本产品荣获某某金奖银奖。越是不自信，越是质量没保证，越需要各种奖项来‘保驾护航’。”重刊旧文时，编辑删去了最后一段，那是一则逸事，著名哲学史家汤用彤得知其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大奖，竟很不领情，说：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的书要谁来评审！当代中国，还有这样极为自信、自尊、自重的学者吗？今天，我想追问的是，即便还有汤先生这样自信、自尊、自重的学者，他所在的大学会高兴吗？会不会动员他顾全大局，帮学校在评委面前说几句好话——起码不说坏话和怪话。　　
　　不是说中国的大学是独立王国，无须监督，也不能评估，而是目前没完没了的“评估”，以及越来越细的“指标”，使得各大学都紧盯着教育部的相关规定办学，不敢越雷池半步。其结果必定是，大学之间面貌迅速趋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种“标准化建设”，其背后的理念是“大一统教育模式”。以如此整齐划一的评估标准，去裁断五花八门的有着各种不同历史传统的大学，焉能不截长补短？我曾经提出，教育部管大学，不该“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应“抓小放大”——跟政府管国有企业的思路“抓大放小”恰好相反。对水平较高的一流大学，不再做例行评估，而是给予足够的自我发展空间；而对于一些教学及科研水平不高的大学，则有必要通过制定统一标准，不时加以考核，促使其提升。　　
　　在我看来，目前让各大学应接不暇的评比，好处是大大改善了办学条件（因评估标准中有对于校舍、图书、设备等的具体要求），提升了若干原本不太合格的大学的办学水平；缺点则是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大学的雷同化倾向。不是每回都要求总结“办学特色”吗，怎么还会雷同呢？道理很简单，既然有了“标准答案”，谁都不敢怠慢，不造假已经很不错了，没有一所大学敢“另辟蹊径”的。于是，戏越演越认真，大家都逐渐进入了角色，久而久之，丧失了自我反省能力，全都对照各种评估标准来办大学——你要什么，我给什么；什么好看，就上什么。　　
　　所谓“大学传统”，都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往往利弊参半。如今为了总结提升，必须“去芜存精”，且“上纲上线”。抹去了真正有价值的需要认真体贴的特性，拿得上台面的，往往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宏论”。我有点担心，各大学关于“办学特色”的总结，很可能越说越离谱。原因是：第一，谁都希望政治正确且立意高远，这么一来，很容易“大而化之”。第二，集体讨论，力保万无一失，结果是磨平了所有的棱角。第三，各大学相互借鉴，挖空心思做文章，反而丧失了自家的特点。　　
　　就拿各校的校训来说吧，就是这么变得越来越雷同的。五四时期蔡元培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言简意赅，确实能体现北大的特点。上世纪80年代,我们改为“勤奋、严谨、求实、创新”，什么都有了，就是没特点。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又改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下子更好了，政治上特正确，可就是放在什么地方都合适。记得我当时略表异议，校长于是谆谆告诫：还是要“爱国”呀……　　
　　阅读网上广泛流传的“中国著名大学校训大全”，你不能不感慨：中国人的词汇以及想象力，实在太贫乏了。说来说去，就那么几句话。记得已故北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小说家吴组缃先生曾说过，宁愿被人说成是“司机”而不是“人”，因为，前者虽不准确，但还努力在抓特点，后者则几乎是不动脑筋。如此妙解，值得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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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处: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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