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yond：二十年摇滚之累

         二十世纪80年代的香港见证了亚洲经济的调整发展的奇迹阶段，文化上却在后来很长一阵子被大陆同胞讥为“文化沙漠”。——这并不妨碍少男少女们日益嚣张地大看港剧听港歌爱港星。香港这地方确也不少闪闪发光的人物，可是“闪光的未必是金子”，许多内地的文化人以至老百姓就是这么认为的。
        此时崛起于此间的Beyond乐队大约也作如是观。其灵魂人物黄家驹一语中的：香港只有乐手，没有乐坛。他直观地指出了香港音乐文化中存在的问题，没有真正的音乐。他要的音乐，是能够直面港人生际遭遇的强劲音符，而非当时单一流行的粤语小调、中文情曲。一开始，这支地地道道的四人组合就立志超出同侪，希望以英式摇滚的直白坦荡说话甚或呐喊，将草根一族的哀痛之情悉形之于 声，不平则鸣，一鸣惊人。
         Beyond这个英文字音就近于“不一样的”。他们与众不同，但却并不是说一声吉他的电音就给纤弱委靡的香港音乐带来了革命的曙光。事实上，在他们之前的七十年代，许冠杰就已经成功地将视角切入到港人的日常生活场景，以温文多变的曲风发布其本土情怀。1974年的《鬼马双星》就是这样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Beyond承继了许氏的开拓之功，给原生态的粤语流行歌带来了一副摇滚面容，那么它的意义就更多的是在音乐的形式上，而非精神。从现实情况来说，Beyond自然并未能给香港乐坛注入一针强心剂，未能改变香港音乐的基本面貌。它成了一个成功的名牌商标，却也只是众多乐手中的一个单位，只是一个alternative。有人说这个词为“另类”，可另类的意思不过是众多可选择之物中的一个而已。尽管Beyond是优秀的，连风光无限好的尼古拉斯谢霆锋也心悦诚服地说它是香港几代音乐人的骄傲，是他惟一愿意给予尊重的乐队。
       胸怀理想的Beyond可不想如此而已。他们的首张大碟就名为《再见理想》：再见理想者，令理想再现也，而非say goodbye。他们不要做一支仅仅被目为另类的可选择的支项。黄家驹直言：“我们是一支地地道道的香港乐团，但我们并不仅仅想做一支香港乐团”。因此之故，他们想要的就并非“六十年代乐队的复兴”，而是一次“革命”。他们不愿接受在一个商业经济足以笑傲地球的城市中甘为被人随意选择的文化代码之一的命运；他们要的是改变。而革命历来不是易事，不流泪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可从来就不是家常便饭。于是我们也就从他们的乐声中听到了日渐铿锵的吉他，家驹的粤语吟咏也遍布了孤苦与悲号。
       因此Beyond注定成为孤单的一群。这也许可以解释他们为何要离开生长于斯歌哭于斯的香港而赴日本发展。他们梦想超越，超越当然可以意味着远离。稍稍回顾一下，就不难发现一个事实：并非很多听者都领悟了Beyond作为超越的意义。当年港人称之为B安乐队，这是个毫无意义的代号罢了。该称号的汉化版“别安”也许有几分道理，因为企求超越渴望革命的人怎能安之若素心安理得下来呢？他们自然要承受起分裂的痛楚，因为没有任何的超越可以在一夕完成，在现实的世界中它只能是每一次的流泪风干与不眠的永夜孤寂。东瀛的一场噩梦，更是无情地扼杀了他们的超越之梦。一个Beyond结束了，再回首已十年之远。
     Beyond的日本计划最遭人诟病。最常见的理由是日本无摇滚，与香港同样糟糕。在香港时的Beyond就曾经坦白，称“我们现在必须要改变自己，成为一支流行乐队”，因为没有乐迷的支持乐队无法生存下去。于是有人说，他们屈服了，妥协了，未能将绝望的摇滚进行到底。而我却宁愿认为，他们心中存着大的计划，他们或许想的是更亲近地思悟东方的文化历史，或者进行更多样的音乐元素的实验。换言之，日本之行只是超越之途的一步。无论如何，起于英式摇滚而终于日本的Beyond走的是一条满是困惑的路，他们的困惑也可以说正是香港音乐困惑中不能回避的一个。而正是这一困惑，为这支香港制造却曾远赴他乡的乐队添了悲壮的颜色。
       但是又一个Beyond也开始了。与许多人不同，我还喜欢如今的这个Beyond——而且程度不亚于对其前身的喜欢。我很乐意看到他们回到家乡，听到他们又唱起愤懑又偶而暧昧的香港之歌。他们实验，一如既往；多了本色狂放，少了犹豫感伤。若是家驹仍在，他也会这样回来，这样做下去。对此我深信不疑。诗歌是一片土地中长出的花朵，音乐又何尝不然。若香港真是文化沙漠，Beyond就是生命不息超越不止的仙人掌。我又从这个新的旧乐队的声音中听到了“乐与怒”：在粤语中，“乐与怒”的发音就是英文的Rock n’ Roll——这是一个曾为殖民城市的文化里的一个奇妙暗合。这种声音并不强大，却足够摇撼青春那仍愿颤抖的心灵。不错，有音乐，能愤怒，这就是Beyond的音乐心灵。值得高兴的是，抗战二十年的它终于高高地扬起了“超越”的旗号：他们无愧于这两个汉字，从中我们可以读到一段文化时光，感受一段真切的困惑与惆怅。也正是这支乐队，令香港这个城市的文化地图更加完全、清晰。
       我们也高兴地看到，还有那么多的人喜爱着这个乐队，在大陆，在香港。只是，但愿Beyond的超越之旅不要单纯变成新闻纸上的所谓万人大卡拉OK或大规模的集体怀旧而已。你若热爱摇滚，你若视Beyond为一支摇滚乐队，就当明了音乐并非专为怀旧而设：怀旧只是对过去的无望追谥，是干枯的独自偷欢。此刻我们也许应该牢记，Beyond也有一个“彼岸”之意，而一切彼岸世界都只能求索于今生今世。这是此支音乐组合的信念，也应是给听者们的最真实赠礼。
       并非没有批评的声音。有人说，在大陆的透镜之下，这支香港的名牌文化产品被放大的失了真。他们此行的目的，仅仅只是几个过气的老男人拿一个已经离世的昔日英雄开涮，趁大众怀旧之机，以摇滚之名而大行捞取铜板之实。可尽管如此，我们以上的“赋予意义行为”又有何不可！惟愿人人都有音乐升自心底，宣之于口，心花怒放。如此，相信许多时日以后你就都能记得：
有个Beyond，来自香港。

 

Beyond：二十年摇滚之累

懂得乐理的人可心关心诸如黄家驹的吉他在全亚洲或全中国的圈内排行老几之类的问题，可以思考他与乔沙翠雅尼或爱力克·约翰逊的差距到底有多少──Beyond的fans内部与非fans之间经常有这样的争论，结论当然是没有结论。攻击者最有力的武器是指斥Beyond根本就是伪摇滚，真的摇滚是要去大听齐柏林飞船或Who的。若你想接近Beyond，肯定会半路跳出一只眼放凶光的拦路虎，厉声问你是否怀了对“摇滚”的爱戴与忠诚：对Beyond的fans最恶毒的打击莫过于说它不摇滚，仿佛如果这一处受了攻击，遭受破坏，Beyond历经光辉岁月建设起来的文化瑰宝就会落得个香消玉殒，沦为众多逝去日子中的一个气泡。无可否认，如此众多的人们喜爱这支乐队，首先是他们以为其代表着一种进步的方向；他们是摇滚乐手，而非人尽可唱可传可玩的张学友。
而面对非fans的恶毒进攻，Beyond的崇拜者们能运用的最后一枪就是大声宣布：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未有人能令所有人信服地界定清楚何种音乐为摇滚何者非为摇滚。既然如此，我自然可以说我的乐队是摇滚，你说不是又有何用！于是大家就只好各自说说，弄得这支乐队与摇滚的真切的关系却少有人问询了。
其实，我们不妨留意一下Beyond他们对此的态度。虽说“作者已死”，他们的态度却总有些参考价值。据我所知，黄家驹就从未说过Beyond是一支摇滚乐队，更不消说“香港只有这支摇滚乐队”的豪言壮语了。直至今天，Beyond三人都已经完成了他们所说的每个人都是音乐人的超越之梦之时，我也未在他们的言谈中发现他们将自己目为摇滚精神香港惟一代理人的角色意识；尽管他们在那些言必称我是你们的歌迷的众多娱记热狂的诱导式提问之下不免变得言辞暧昧，虽然他们仍然坚持认为香港没有音乐。注意，他们并没有说“摇滚”两字──“摇滚”并不等于音乐。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在众多的fans眼中，摇滚可并不仅仅是音乐而已。这点大伙其实都明白着呢。
因此，我大有理由认为，家驹以及如今的Beyond都是诚实的音乐人，他们不崇拜概念，他们并未只是想放大自己，来一味利用摇滚这个文化领域中的大词儿。他们做的是只是音乐，他人的喧嚣──其中自然也包括那些鼓噪呐喊的fans──与商业机器的轰鸣就与他们终于有一道不可忽略的裂缝。我宁愿相信，这正是可以称为“伟大”的音乐人的一项不得遗漏的指标。
有人告诉我们，Beyond是香港摇滚文化的代表人物，既然如此，若是我等还不赶快对其顶礼膜拜就要成为无文化的现代野人了，这还了得。文化这个字你岂能掉以轻心。然而想起fans对非fans攻击的答语，即没有人能清楚地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摇滚，没有人能给我一块屡试不爽的文化试金石，我们的敬意便不免打了三分折扣。于是我这样的怀疑却无助的孩子就只好走向《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脑中闪烁着符合论的火光，我只想相信一支乐队是摇滚乐队。然而──
我失败了！Beatles产地出版的伟大的百科全书的解释严重地打击了我的信仰：他居然说摇滚其实只是流行音乐的一种，摇滚乐手也同样并非永远是电吉他的翻江倒海，他们宛如战士，挥戈上阵。更可气的是，它竟然说摇滚乐手们经常歌颂小汽车！──你发现Beyond经常歌颂一辆Benz吗？《早班火车》自然不属此列。步出西方文化的伟大宝库，我这渴望摇滚精神的人儿仍然是一头雾水。
我们糊涂了，糊涂到非得让Beyond去摇滚：他胆敢不摇滚，他就是对不起全国人民，对不起香港的父老乡亲啊。只有摇滚令Beyond拥有意义。
这简直是一定的。
于是我们也就有可能明白了一些事实：早在1988年Beyond刚刚开始站住之际，不少的香港地下乐队与著名乐评人就开始了口诛笔伐。罪名？自然是你不够摇滚，或者能摇滚却不摇不滚。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在其演唱会上大喝倒彩，讥其缺乏摇滚精神，没有意义云云。这种指责其实一直追随着这支乐队，台湾，日本，到如今的大陆。与之恰成对立的，是今年北京演唱会的狂热之极──原因？因为他们是摇滚战士或曾是摇滚战士。您瞧，多么有趣的两面一体！
也许我们忘了，Beyond是他们自己。他们的歌里唱着“要听Rock n’ Roll”，莫非就非得边摇边滚？我承认，他们是有理想的音乐人，有理想是说他们不愿屈服：可这并非专指不屈服于商业机制的淫威，它还指他们并不屈服于我们众多听者野蛮地强加于其身的意义、情绪或理想；他们自由自我，他们高唱我歌，这才是音乐人的真相与本色。后家驹时的三个人创作了《蚊》这样的作品，立即被讽刺为靡靡之音，然则为何Beyond就不能视自己为大千世界中一只小小的蚊蚋甚或忽如白驹过隙的蜉蝣？
于是，二十年的光辉岁月中抗战的又何尝未有太多的摇滚之累。这累，只乐人独享。
也许，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时代乃是“后摇滚时代”的现实，虽然你尽管可以信仰摇滚存在于这个地球之上。也许我们已经应该亲耳倾听音乐，让百科全书也帮不上忙的头脑放个假，让无可替代的经验之河冲刷一下我们渐已疲弱的感官──如果真的有摇滚精神这种东西，就让它且自飞翔，任他花落谁家。因为信仰摇滚的人可以接受不摇滚，自己或别人。也许此刻我们更应该将一些自由交还乐人们。自由或许是不可交还的，但它至少该得到尊重。
Beyond可摇滚，Beyond可不摇滚；Beyond可有时摇滚，Beyond可有时不摇滚；Beyond可既摇滚又不摇滚。
二十年摇滚之累，终该有到头的时候。

Beyond放回原处

摇滚精神，如果真的有这种东西，也只是让你忠于自己。这样说应该无甚大谬。我们的确常常听到这几个字眼，其出现频率绝对能叫那个感慨哲学精神衰微的德国人黑格尔大跌眼镜不已。就连中国的先贤王充听了也不免生疑：若有这精神在，那摇滚的形体又在何方呢？Fans紧跟着Beyond不放，不就是视之为“打不死”的摇滚圣斗士？
毫无疑问，Beyond早已成为了一个文化现象。我们若要探究其文化意义，就不能再固守于他们的个人。如果坚称他们正是摇滚精神的具体化，我们就会令黑格尔颔首，却叫法兰西思想者皮埃尔·布尔迪厄皱眉。
依照文化大师布尔迪厄的思路，我们应该将提供社会的整个文化活动视为旨在满足社会需求的一个供给，Beyond也就自然成为了文化产品；然后，我们就要来探讨，若大家都认为beyong是流行音乐中的一支摇滚文化，我们就应考察人们是如何获得摇滚的口味并因此而偏爱这种摇滚而非其他；而且更为重要的，人们感兴趣的到底是一种作为能动者行为活动的摇滚，还是作为表演的摇滚呢？惟因如此，我们才要将Beyond放回原处，即放置回它萌芽生长的中国香港。而想到Beyond还是一支在香港本地十分热火的乐团，这种放置就尤为不可缺少了。简而言之，Beyond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意义必须在其本来的语境中才能得以平实地考察。
抓住一个小小事实：Beyond的上海演唱定于11月21日。而在三百多年前的1695年的这一天，公认的英国最伟大的作曲家亨利·普策尔（Henry Purcell）去世。我将如此跨度的事件联系起来并非因为音乐──据说黄家驹不识简谱，这点连张学友也比不过──而是有个极为时髦的词组蹦进我的思想：后殖民主义。香港毕竟是中国第一个被割让的殖民地。
根据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德里克的说法，“后殖民”一语至少意指“对前殖民地社会现实状况的一种真切描绘，在这种情况下，它有着明确的指称对象，比如后殖民社会或后殖民知识分子”。这样，我们大可以说，批判现实主义的乐队Beyond也肩负了同殖民主义斗争的大任。他们也自然成了文化领域的战士。按照时髦的说法，他们从事的文化活动属于“反文化”范畴。而在其敌人中，最强大的当非商业主义莫属。
文化是一个战场。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是最为典型的中西文化的交汇之所。而在理论家弗朗兹·法侬看来，反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建立起本民族的的文化。在香港，中国文化中的重头自然是广东文化。Beyond也正是在这一大潮中拿起了自己的文化武器，开始了自己的作为“人们唤醒者”（法侬语）的工作。听过他们作品的读者相信自有体会。
前文已经述及，这一文化行动在香港并非由Beyond所倡导。先行者是那位曾唱过Beyond为其创作的《交织千颗心》的许冠杰。许氏于1992年2月到4月于红馆举行其名为“铁塔凌云”的告别演唱会，连演四十一场，盛况空前。据说当时几乎全港的当红歌手悉数到场，向这位开了粤语流行曲新风的先辈致敬，令许氏本人也大为惊诧。其实，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并没有什么难理解之处，它反映的是港人自身文化地位确立之后的自信与骄傲。历经一百多的风雨，它出现在因经济腾飞而被全球目为奇迹的“香港现象”之后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可以轻松地说，Beyond为许氏开创的曲风赋予了阳刚的外形与深厚的家国之思。的确如此。可是我们不要因此忽略以下的事实：他们对粤语流行曲的执着、他们此种类作品的质量与数量迄今在香港乐坛都罕有其匹。在这方面，Beyond比达明一派更有资格“代表”香港流行音乐。
也正在歌神许冠杰出离风光地告别舞台这时期，粤语流行曲也度过了她并不漫长的黄金时代。世界政治格局与经济形势的变化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改变了香港的流行音乐。张学友一曲国语歌《吻别》温柔地送别了这个阶段，成为新一代华人歌王。而也正是这个时候，我们的Beyond毅然决定离开香港赴日本，甚至宣称欲在日本终身发展。不能否认这些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的。
我总是坚持以为，黄家驹的这种说法只是向日本的Amuse公司表白诚意。他们终将返回，回归香港。因为这里才是他们的家园，是他们的原位。你可以跨越大陆，可以脱离地球，但是你不能超越你自身文化的边界。
他们果然回来。也许失去黄家驹的Beyond更需要香港。
我们将Beyond置于香港文化的上下文中进行考察，就会看出他们的意义所在：在“文化抵抗”也即“解殖民主义”时期，他们的音乐可以是斗争的炮火；而在香港回归祖国怀抱各项交流日趋繁密的今天，他们的作品仍然能在建构香港本土民众文化认同方面作出巨大的贡献。早在1990年，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就在《大公报》上撰文，称香港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本体文化”。而在这种本体文化当中，粤语流行曲的作用也自不可忽视。值得关注的是，近来香港的粤语流行曲似有回潮的趋势：大热的“左麟右李”演唱会就是个显例，不少老的粤语歌手的复出更可为佐证。而总体来看，Beyond在家驹离队后的发展仍属成功，这当然并不是仅仅由于怀旧之故。
以上的简单分析并未否认Beyond超越本土的意义，或有资格享有更大的荣誉。我们要揭明的是，只有在香港这一文化混杂的语境之中，Beyond作为一支富有个性与原生性的音乐形象才会更加得以彰显。而较之于深刻、反叛等传统意义上的摇滚价值标准，也许其直朴、生鲜和浅白的音乐元素更能带给我们文化上的启示吧。
卸去二十载摇滚之累、返回其原初位置的Beyond更有理由获得人们的注目与欢呼。赫拉克利特曾言时光是顽童手中的骰子，轻轻一掷，鬓已星星也。然而时光并非仅是能给娱乐圈提供廉价的怀旧牌味素的商贾，它还让一支乐队握紧了理想、音乐、家园和一个真切的名字。
 

作者：胡不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