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教科书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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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共产党率领的八路军1937年开进武乡县时，他们的一名指挥官要求看一下村里学堂的课本。当时只有9岁的肖江河（音译）依稀记得，那位指挥官对他读的书不太赞同。如今87岁高龄、又高又瘦而且左眼患有白内障的肖江河回忆起那位军官的结论：“他说：‘这些都是老书。你们应该读一些关于抗日的新书，唱抗日歌曲。’”

八路军火速挺进位于华北山西省的武乡县，是为了袭扰一支行进中的日军部队，后来这支部队在平型关战役(Battle of Pingxing Pass)中被八路军击溃。八路军指挥官抽时间视察肖江河所在的学校，这表明中共很重视教科书的力量。同任何其他地方的胜利者一样，直至今日，中共一直在编写自己版本的历史——同时抹去对手的表述。

教科书与爱国纪念活动，仍是日本与中韩两国相互对立的民族主义之间新冲突的中心话题。在日本20世纪上半叶发动的军事扩张中，中国和朝鲜半岛深受其害。

虽然许多日本教科书承认日本帝国陆军二战期间所犯下的种种暴行，但它们通常只做简述或者把关键细节隐藏在脚注里。然而，尽管这些教科书存在种种缺陷，至少日本右翼民族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之间还在激烈而持续地争论这些问题。

在中国，没有这样的争论，执政的中共对历史及其解释保持了垄断。“中国当局需要民众憎恨日本，”异见历史学家章立凡说。“像我们这类的政权必须有一个假想敌，”他补充道。“他们利用它将民众团结在执政党周围，好像敌人可能随时入侵我们一样。”

而韩国的民族主义被深切的受害者意识驱动，而且朝鲜半岛的持续分裂（受中国支持、信奉共产主义的朝鲜，以及受美国保护、实行资本主义的韩国）也使这种民族主义更加复杂化。朝鲜和韩国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曾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先名朝鲜国，后名大韩帝国），这个国家就像是亚洲的波兰，周围比它大得多的强国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将其当作附庸国，甚至完全吞并。

这些复杂的动向以及中国经济的崛起让人们感觉到，随着相互敌对的民族主义以有害的方式相互助推，如今这一地区的历史变得比过去数年更鲜活，也更危险。“中日韩三国都处在民族主义的高潮期，”首尔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教授Sohn Yeol说。

尖阁列岛(Senkaku)——中国称钓鱼岛——处于日本控制之下，但中国也主张对其拥有主权，这是两国间最大的潜在冲突点。当2012年日本政府从私人所有者手中购买钓鱼岛、将其“国有化”时，中国各地都爆发了激烈的抗议活动。

现在，中韩两国官员正在警惕地等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在纪念日本二战投降70周年发表演讲时会作何言论，他的演讲将吸引广泛的报道。安倍希望日本成为一个骄傲且“正常的”国家，不再受投降历史的羁绊，因此中韩官员并不相信这位民族主义首相会“明确而毫不含糊地”重申之前政府对日本战时行为作出的道歉。而做不到这一点至少将使日本与邻国双边关系缓和的进程受挫。

安倍的幕僚圈发出的信号是，他将重述过去日本道歉中的关键词语，包括提及日本的“侵略”，但会试图将其放在时代背景之下，以一种更有利于民族主义表述的方式表达。“（安倍）一直非常不情愿，支支吾吾不愿提及日本的错误，”韩国执政党新国家党(New Frontier Party)的金宗埙(Kim Jong-hoon)说，“他试图粉饰罪行。我们对安倍改变自己的观点几乎不抱希望。”

最近日本国内关于修改教科书、淡化战时历史的争论，在北京和首尔都引起了警惕。中韩两国还照惯例谴责日本政客参拜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Yasukuni shrine)，后者供奉着日本的战争死难者，包括一些被判犯有战争罪的战犯。

2013年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

“教科书的问题是我们之间更广泛历史问题中的一个，这一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Sohn Yeol教授说，“我们铭记着日本的压迫，中国人也是如此。但日本人倾向于将那段历史美化为（他们的）现代化时期。三个国家对同一段历史各有不同的解释。”

不论是否合理，中国和韩国不断的批评都使普通日本人厌倦了为日本的战时暴行道歉。

“日本已经道过歉，”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亚洲问题专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说，“最重要的一次是时任首相村山富市(Tomiichi Murayama) 1994年8月作出的，那是真正的道歉。但问题在于他们（政客）继续参拜靖国神社。所以，问题远未解决。”

日本年轻一代正渐渐变得更加倾向民族主义，他们感觉自己不应再因为祖辈所犯罪行而受到恫吓，这种感觉可以理解。中国年轻人中同样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表明，亚洲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正被牢牢地卡在一条可能会导致冲突的轨道上。

但对于这样的预测有一条重要的补充提示：很多日本人仍将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视为强大自豪感的来源。今年夏天，他们抗议安倍重新解释宪法以允许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些抗议就体现了他们的信念。

日本学者、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退休教授入江昭(Akira Iriye)表示：“无论未来如何，都必须建立在忠实于过去的基础之上。1945年后的日本比1945年前的日本一直要好得多。这是它可以自豪的事情。但现在它能否保持这一点是个大问题。”

在中国，中共长期自称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按照它的宣传，中共在二战期间的英雄角色是其66年执政的重要合法性源泉，同时民众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重获经济和军事“复兴”感。但中共的批评者相信，正如异见历史学家章立凡所言，这个历史版本更多地与习近平的“当前政治需要”有关。

中国二战纪念活动的高潮将是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阅兵仪式。这是中国首次以阅兵来纪念二战结束——通常中国只有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每满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才会举行阅兵仪式。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汉学家拉纳•米特(Rana Mitter)表示：“阅兵与国内政治有关。它是利用二战的又一个要素，是为了在中国创造这种民族认同感。”

除了将举行阅兵之外，中国各地还在上映一系列爱国影片和电视系列短片，举办爱国音乐会和展览。在位于天安门广场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个名为“复兴之路”的展览毫无保留地讲述了中国的“屈辱世纪”——从1839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打败清王朝，直至日本侵华，其中1937年南京大屠杀作为日本最严重的单一暴行呈现。北京方面坚称，日本士兵在南京屠杀了约30万人，并且强奸妇女，连女孩都不放过。

日本国民在靖国神社

展览开篇说道：“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蜂拥而至，掠夺财富、屠杀人民。”展览中有一些图片，许多父母会认为不适合孩子们观看，比如在南京的一名日本士兵目露淫光地盯着一名下半身裸露的中国妇女。

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的朝鲜半岛问题专家欧文•米勒(Owen Miller)表示：“（日本的表述）从某种意义上是努力使对读者的影响最小化。而中国的做法正好相反，它努力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来最大化影响。”

尽管内容是限制级的，但“复兴之路”展览受中国学生、老师和家长的欢迎程度，不亚于史密森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Smithsonian’s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中国学生从该展览和教科书中会学到什么，是可以预料的。

来自四川省的13岁学生温鹏志（音译）在和同学看完展览后表示：“我可以原谅英国，但不会原谅日本。日本不仅没有道歉，而且还篡改历史……（但）我们将继续奋斗，并将超过他们。”

中国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在不远处，一位中国中年男子向他年幼的女儿讲解着一幅图片，上面是1894年至1895年第一次中日战争期间一名日本士兵向中国人的尸体挥舞着刺刀——明治天皇统治的日本在此次战争中击败了中国清王朝。他告诉自己的女儿：“日本鬼子是最坏的。”

东京靖国神社的博物馆却敦促游客重点关注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在此次战争中，一个亚洲国家首次全面击败欧洲竞争对手。

在靖国神社的最后一间房间内挂着印度的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和缅甸的昂山(Aung San)等领导人的肖像，肖像正上方写着：“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激励其他受压迫的人民，尤其是亚洲人民，梦想实现独立。”它将日本帝国时代描述为是为了让亚洲摆脱西方帝国主义的奴役。“直至日本在大东亚战争（二战）初期取得惊人的胜利，独立思想才进入现实领域。一旦对独立的渴望在日本占领期间被点燃，它就没有消退过，即便日本最终战败。”

日俄战争确实启发了许多亚洲人。米特表示：“举例来说，在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一直在想：‘我们能从哪里寻找与英国作战的启发呢？’日本打败俄国绝对启发了他。”

但这种被日本民族主义者钟爱的历史观没有得到中国和韩国民族主义者的认同，对后者来说，二战实际上是摆脱日本压迫的解放战争。他们倾向于将日本作为威胁而非救世主的出场，追溯至第一次中日战争。

韩国和中国政府还各自建成了安重根(Ahn Jung-geun)纪念馆，成功引起了日本政府的不满。1909年，安重根在中国东北部的哈尔滨刺杀了日本政客伊藤博文(Hirobumi Ito)。

在首尔市中心一个崎岖山坡的顶部，有一座纪念安重根的博物馆，它在展览中暗示，由于伊藤博文在日本1910年吞并大韩帝国前夕犯下的诸多罪行，刺杀是合理的。在这些暴行中包括伊藤博文下令焚烧大韩帝国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