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代表包惠僧de离奇经历

“一大”代表包惠僧de离奇经历

      1921年7月23日，13个衣着各异、口音不同的异乡人，先在上海、后转嘉兴南湖秘密集会，召开中共一大，在此会上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而这13个年轻人，此后分别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作家徐新撰文《“一大”代表包惠僧的遭遇》讲述包惠僧鲜为人知的离奇经历，在文中作者透露，1966年开始的文革，令包惠僧精神崩溃，吓得连夜将珍藏40年的陈独秀写给他的100多封信塞进火炉中焚毁，而这些信件竟然价值百万美金！

柯高马路一怪人
       澳门高士德马路和姑娘街交界处有一幢破旧的二层小楼房，门牌号：88。这一类楼房是30年代流行的样式，楼下沿马路的铺面作商业用途、二楼可以作住宅。几十年前，在当时经济不发达的澳门是很实惠的商住两用的楼房。近10年来，澳门经济起飞，这一类楼宇已经落伍，大部分都被拆除，建起了新楼。可是，88号仍像一位驼背的老流浪汉，蓬首垢面，衣衫褴褛，可怜兮兮地站在那里，与周围的新楼大厦相比，它显得那么寒酸、落魄、潦倒……
      1948年时，澳门高士德马路又称为柯高马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柯高马路88号二楼租给了一家从中国大陆来的住户，当时中国大陆内战局势十分混乱，许多商人和官僚举家南迁。搬进柯高马路88号那家的男主人，年过半百，满口湖北话，举止谈吐不像商人，也不像官僚，倒像是一个贫穷的教书先生。他深居简出，即使偶然出外，行踪也十分神秘、戴着一顶礼帽，帽檐压得低低的，遮住眼眉，周围的邻居始终没有看清楚他的“庐山真面目”。

      88号二楼的男人一不做生意，二不打工，每天早上到附近的“三盏灯”买一叠报纸就回家，楼下的人只听到他在楼上来回的踱步声……

给周恩来发出一份电报

       1949年10月初，住在柯高马路88号二楼的神秘男人作出惊人之举，他在澳门向北京发出一份电报，电文如下：

北京人民政府周总理

      恩来兄鉴：兄等以廿余年之坚苦奋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胜利争取和平，以和平与民更始，吊民伐罪，天下归仁也。南天引领，曷胜钦迟、一有便船，当来晤教。弟包惠僧叩。”

       包惠僧，何许人也？居然与周恩来称兄道弟！当时受理这份电报的小姐肯定吓了一跳，难怪有人说：“澳门街藏龙卧虎。”

果然是藏龙卧虎之地！
    “包惠僧”这个名字怪怪地，像是一个出家人的名字，对于小城澳门的市民来说实在是太陌生了。
       包惠僧，何许人也？
       笔者曾经问过一些澳门的青年人，他们回答是：“不知道”、“没听说过”、“算命先生”、“包惠僧大概是一个和尚吧”。
       也有的反问道：“是不是武侠小说里的人物？”
       当年住在柯高马路88号附近的邻居们，许多已搬走，剩下的也把包惠僧遗忘了。
       谁也没有想到，包惠僧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既在共产党也在国民政府中做过高官，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非等闲之辈。
       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1894年生，原名道亨；曾用过包晦生、包一宇、包一德、亦愚等笔名和化名。1917年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教了半年书，就到武汉当记者，给《汉口新闻报》、《大汉报》、《中西日报》撰稿。后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参加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同年在北京大学肄业后，仍回武汉当“无冕皇帝”—记者。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是骂湖北人的话，但是也反映了湖北人的精明能干。包惠僧年轻时精力旺盛，就像一双充满活力的“九头鸟”。



参加筹建中国共产党
       1920年秋，包惠僧和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在武汉发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当时的名称叫武汉共产党临时支部，包惠僧被推选为临时支部书记。
       1921年1月，包惠僧由武汉到上海，准备赴苏联学习。到上海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汉俊留他在上海工作，请包惠僧任共产党教育委员会主任，负责选派优秀青年赴莫斯科留学的工作。4月份挑选了刘少奇、萧劲光等一批青年，由上海坐船到海参崴，再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去莫斯科留学。30年后，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萧劲光任海军司令员，这是后话。
       1921年5月，包惠僧到广州，与陈独秀一起参加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活动，并在《新青年》杂志和“群众”社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筹备期间，包惠僧做了大量实际工作。


他曾和毛泽东平起平坐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市望志路106号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有7个地区13名代表，包惠僧和陈公博、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张国焘、刘仁静、王烬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还有两名外国人：第三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李克诺斯基。一共15人。在这次会上，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身在广州的陈独秀被选为中共总书记。在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包惠僧和毛泽东地位相同，表现各异。27岁的包惠僧发言活跃，28岁的毛泽东则沉默寡言。

       中共“一大”结束后，包惠僧回到武汉，担任湖北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回到长沙，主持湖南共产党的工作，两人为了党务也常有书信来往。

       1922年春，毛泽东遭湖南警方通缉，避居武昌黄土坡包惠僧的办公室，他们同住了十余天，朝夕相处十分融洽，工作之余，包惠僧陪同毛泽东游览逛街，包惠僧还请毛泽东下馆子吃饭。给当穷教书匠的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直到30年后，毛泽东对武昌的鱼和豆皮还是念念不忘，赞不绝口。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众所周知，在历史上，周恩来曾经担任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副主任，可是包惠僧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却鲜为人知。
        1925年2月，蒋中正、周恩来率黄埔军校教导团和部分学生参加第一次东征。留下校本部的学生无人管理，其间，廖仲恺曾给蒋中正发了电报，要周恩来回黄埔，蒋覆电报说前方工作重要，周恩来不能回来，于是廖仲恺任命包惠僧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前方主任周恩来，后方主任包惠僧，6月，派军校留校学生参加粉碎“杨刘叛乱”。平定“杨刘叛乱”后，军校学生全部回校复课，周恩来调任党军第一师党代表。于是，整个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全部由包惠僧负责，那时他才31岁。
       黄埔军校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中共十大元帅中四位：叶剑英、徐向前、林彪和聂荣臻，在黄埔军校都工作和学习过，当时他们都是包惠僧的部下和学生。

脱离了共产党
       包惠僧当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后，官运亨通，历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1927年1月，出任独立第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可是好景不长，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变”、5月“夏斗寅叛变”。跟着“马日事变”、国民党“清党”，包惠僧被“清”了出来，先后到湖北老家黄冈、江苏高邮、上海等地避难，当时，他看不到共产党在中国前途，不久就脱离了共产党。
       为了生活，包惠僧在上海帮助贺耀组办《现代中国》杂志；后到国民党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幕下任参议。1931年，借助他与蒋中正在黄埔军校时共事过的关系，任蒋中正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参议。“九•一八事变”后，蒋中正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任命包惠僧为军委会秘书，兼任中央军校政治教官。
       因为包惠僧过去曾经是共产党员，所以国民党并不信任他。包惠僧在国民革命军内官阶为中将，也算高级将领，但没有什么实权，只担当幕僚的角色。


急流勇退　栖身澳门
       1936年，包惠僧由军界退役，转任文官，先任内政部参事，后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1947年改任内政部人口局局长。
       人口局是一个清水衙门，没有油水，也没有权势，每月领官饷混日子。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包惠僧做中国的人口局长，掌握四万万人口的花名册，尽管资料不全，统计不准确，但是名义上，这个局长还是很威风的。
       虽然做了人口局局长，但是包惠僧对人口问题没有什么研究，政绩平平。他当然做梦也没有想到40年后，中国“人口大爆炸”，达到近12亿人口的天文数字。
       1948年国共内战激烈，局势急转直下，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撤往广州，包惠僧见势下妙，申请遣散，带着家眷逃到澳门避难。栖身于柯高马路88号二楼，静观国内政局变化，有时闷得发慌，包惠僧就到新马路中央酒店的赌场里转一圈玩两铺。那时候还没有葡京赌场，当时澳门最大的赌场就在中央酒店。


冤家路窄　赌场巧遇
       包惠僧到中央酒店里的赌场碰运气，可是他的手气不佳，输多赢少。一天他刚玩完，离开赌台站起来想走，抬头看到一张熟悉的圆脸—许克祥，真是“冤家路窄”，当年共产党的死对头、发动长沙“马日事变”的许克祥团长原来也在这里赌钱。
       许克祥原是军阀唐生智的部下，“马日事变”之后投靠了蒋中正，在北伐军中，许克祥是“右派”；包惠僧是左派，21年前兵戎相见，21年之后赌场相聚，当年在战场上拚个死活，今天在赌桌上决一雌雄。北伐路上的“左派”和“右派”在澳门都变成了“逍遥派”，这种戏剧性的转变是对中国现代政治最大的讽刺和嘲弄。
       中国现代史上有不少自封的“政治家”，他们把战场当作赌场，把人民和士兵当作赌注，他们的政治资本一旦输尽，就逃到澳门继续搏杀，赌城澳门成为中国社会的缩影。
       许克祥投靠蒋中正后，从团长升为师长、副军长、总指挥，后来他的军队打光了，就收拾细软，带着老婆儿女到澳门买了房子，置了产业当寓公，日子仍然过得十分舒服，在赌桌上一掷千金。相比之下，包惠僧益发显得穷困潦到，为此，包惠僧深受刺激，感到忿忿不平。
其实这不算什么，更大的刺激接踵而来。


他原来可以登上天安门
        收音机传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的声音，报纸了登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的照片，包惠僧百感交集、彻夜不寐。
        28年前，和包惠僧一起创建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的朋友、同事、部下和学生，居然当上了全中国的主席、总理、部长、司令……大权在握，呼风唤雨。
        而眼下栖身于赌城—澳门的包惠僧，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真是像俗话所说：“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


一念之差押错了宝
       凭包惠僧的资格和才能，他原本是可以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扶着栏杆检阅三军。可是命运居然和他开了这么大的玩笑，唉！阴差阳错，一失足成千古恨，谁让他在1928年“一念之差押错了宝”？如今他只能心惊胆战地躲在澳门柯高马路88号这破旧的小楼上，他从大陆带出来的钱不多，坐吃山空，捉襟见肘，整天为全家柴、米、油、酱、醋、茶而操心，惶惶不可终日。台北他不想去，北京他不敢去。落到这般地步，他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但是残酷的现实使他不得不吞下这口气。包惠僧左思右想，终于提笔起草了给“恩来兄”的电报。


大陆出现了一个“栖梧老人”
        自从包惠僧在1949年10月给“恩来兄”发了一份电报之后，11月份包惠僧全家从澳门柯高马路88号二楼悄悄搬走了。
        邻居不知他们去了哪里，日子一久，邻居们逐渐把这一家人淡忘了，包惠僧似乎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但是，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和专家并没有忘记包惠僧，他们不断地搜寻包惠僧的踪迹。1957年，北京出版的《新观察》杂志上刊登了一篇署名“栖梧老人”的文章，题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这篇文章和作者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经过海外专家的分析、判断和考证，确认“栖梧老人”是包惠僧的笔名。
       西方专家的判断没有错，“栖梧老人”就是包惠僧。


忍痛烧毁陈独秀来信
       包惠僧回到大陆后，先安排他做内务部参事，后任国务院参事，都是没有权闲职，主要工作是写回忆录。因为他年轻时当过记者，参与了中共筹建工作，又参加过中共“一大”以及1927年7月之前中共上层的重要活动。因此他的回忆录具有历史价值。
       回大陆后，周恩来和董必武看在老朋友的面子上，还请他吃饭叙旧，可是包惠僧一直有自卑心理，甚至于不敢提笔写作，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直到1957年才用“栖梧老人”的笔名第一次发表回忆文章。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包惠僧受到很大的冲击，“革命派”不仅贴了他的大字报，还用拐棍将他打了一顿。从此他一蹶不振，精神崩溃，吓得连夜将珍藏40年的陈独秀写给他的100多封信塞进火炉中焚毁，这一批重要的历史资料顷刻之间烧成灰烬，化作一缕青烟。

       自1920年以来，包惠僧40年中几乎走遍了中国各地，历经变幻沧桑，但他始终把陈独秀的信带在身边，精心装裱好作为传家之宝，没想到“文革”之初竟毁于一旦。

岂止烧掉一百万美金
       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和包惠僧私交甚笃，20年间书信来往不断，陈独秀被中共开除党籍之后，晚年隐居在四川江津县，门庭冷落，贫病交加，临死前，包惠僧是唯一去探望他的老朋友。
       陈独秀不但是创建中共的元勋，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著名的学者、教授，还是精通日、英、法三国语言的大学问家。陈独秀的墨宝传世不多，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在目前的国际文物市场上，陈独秀的100封亲笔信，至少值100万美元。
       包惠僧在“文革”中烧掉的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文物和物质财富，实质上是将他年轻时代的理想、事业、友谊和精神财富全部付之一炬。包惠僧就像“红楼梦”尾声中的林黛玉，“焚了诗稿，断了痴情；泪哭干了，债还完了”，真正到了“人去梁空巢已倾”的时候，他不想，不怨，不恨，不忿，完全是失魂落魄的样子，眼光呆呆的，恍惚若梦……在他身上再也找不到35年前那个“无冕皇帝”的一丝气息。
       包惠僧在“文革”中大难不死，居然熬过了十年浩劫，但已经是元气殆尽，只剩下一个多病的躯壳。


“老不死的，你瞎了眼”
       大约是1978年的夏天，我和学生时代的挚友在北京新街口大街散步，看到一位年迈的男人穿越马路时因为动作缓慢差一点被汽车撞死，汽车司机急煞车后，探出脑袋大声咒骂那位老人“老不死的，你瞎了眼…你找死啊，你活腻了趁早去八宝山……”
       老人默不作声，承受着年轻司机刻毒的污言秽语，头也不回，仿佛没有听到。
       我和挚友以同情的目光注视着这位默默远去的老人。良久，挚友回头对我说：
    “你知道这个老头是谁吗？”
    “谁？”
    “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包惠僧。”
    “什么？他就是包惠僧……可怜的老头！”
      由于匆忙，包惠僧的五官我都没有看清楚，记记中只留下一个抖抖索索的背影，消失在芸芸众生的一片灰蓝色尘埃之中……
      一年之后，听说包惠僧因病去世，终年85岁。成为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第12位离世者。
      我离开北京时，在新街口和挚友告别，无意中提起包惠僧，我的挚友说：
    “包惠僧曾经在澳门住过两年，那两年是他的人生道路上的低谷和转折点。你在澳门不妨找一找他住过的地方，去亲身体验和感受一下，也许能写出一篇有意思的文章。”挚友很认真地向我提了一个建议。
   “几十年前的房还在么？可能都折掉了，试试看，也许时光能倒流。”我没有把握地回答。


小楼的启示
       几年前，我在报社当记者的时候，曾经为寻觅、考证包惠僧在澳门的住所奔波了一阵。今天，当我找到这所陈旧的小楼，欣喜之余，突然又感到十分悲哀，因为包惠僧不是孙中山；也不是蒋中正；更不是毛泽东，包惠僧住过的小楼不会被当作文物保存下来。他死的时候，既没有华丽的悼辞；也没有降重的葬礼，没有人为他树立纪念碑。
       我曾经问自己，这样辛辛苦苦的考证包惠僧在澳门的足迹，究竟有多少价值？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总是为英雄树碑立传，我认为包惠僧虽然不是英雄，但他是一个特殊的人，有必要为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写一篇文章，立此存照。
       经过40多年的风风雨雨，虽然柯高马路88号这幢楼房依然存在，但是他的寿命也屈指可数，迟早会被推土机铲除。在尚未夷为平地之前，它能不断地提醒路过这里的澳门居民，特别是年轻一代，温故知新，应该更多的了解中国历史和澳门历史。
       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就像黄河东流，经历了无数曲折，走了许多弯路。千千万万热血青年成为黄河神坛的祭品，为此失去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中华民族为了认识一些简单的道理，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沉重太昂贵了！

       柯高马路88号二楼的一位神秘人物—包惠僧，他坎坷的一生，不仅为笔者提供了一充满离奇情节、带有悲剧色彩的报告文学素材，还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

包惠僧生平简介

包惠僧，男，1894年生，湖北黄冈人。又名晦生，别名鲍一德、包生，号栖梧。1921年7月，受陈独秀委派与陈公博代表广州区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八一起义后，与中共脱离组织关系。1950年12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研究员、参事。1957年4月起任国务院参事。1979年7月2日病逝于北京。

包惠僧1894年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今黄冈市团风县但店镇溢流河拱桥铺村）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毕业于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先后在两所小学当过近一年的教师，但都因故被迫离职。由于工作没有着落，他曾苦闷彷徨之极。一个偶然的机会，包惠僧碰到了从事新闻工作的伍力，就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了伍力。伍力劝说并鼓励他从事新闻工作当记者。包惠僧尽管有顾虑，但在走投无路之际，这不失为一条谋生之道，从此包惠僧进入了新闻出版业。包惠僧试着向几家报馆投稿，半个月后，竟然获得几家报馆的特约外勤记者证。这几家报馆分别是《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后来，他又兼写外埠各报的通讯稿。就这样，包惠僧在武汉落了脚，靠赚稿费得以衣食无忧。

1920年2月初，包惠僧返回武汉重操旧业，应邀当上了江汉通讯社的编辑。一个星期后，他发现这个通讯社是一帮人竞选议员的宣传工具。虽然在这个通讯社里待遇很高，但他不愿昧着良心为反动军阀作嫁衣，于是当即向社长提出辞呈，决计不干。辞职后，包惠僧开始利用新闻记者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一直到1921年底参与组织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同盟罢工，他都是以新闻记者的面貌出现的。与陈独秀的结识也缘于他的记者身份。那是五四运动以后，湖北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和妇女联合会等团体邀请陈独秀到武汉演讲，包惠僧先后两次以记者身份专访了陈独秀，从而结识了陈独秀，并和他建立了通讯联系。

1927年，南昌起义后，包惠僧到南昌，被周恩来任命为《前敌日报》主编，但该报因形势变化未能成立。其后不久，包惠僧在白色恐怖下，因苦闷、失望、灰心，退出了中国共产党。退党后，包惠僧疏远了革命，到了上海，为生活计，他又重操旧业，舞文弄墨，卖文为生。期间，他曾主编《现代中国》杂志至1931年，并用“亦愚”的笔名撰写文章，也曾在国民党政府内担任过一些不大不小的职务。1948年夏，包惠僧携家小前往澳门。1949年9月，包惠僧回到人民的怀抱。

（田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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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大全部代表的结局如下：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