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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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

日期：2008-02-24 作者：刘梦溪 来源：文汇报
                    

    ■刘梦溪
   
一
   
    距今80年前，也就是1927年6月2日，上午10时，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山、逊位皇帝溥仪的老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先生，在颐和园鱼藻轩投水自杀。
   
    死的时候，他只有51岁，正当学术的盛年。
   
    这一事件，震动了中国，震惊了世界。
   
    也给中国现代学术史增加了一个谜团。
   
    因为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对王的死因得出一致的看法。
   
    王国维死后，他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同事、故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孙儿、晚清大诗人陈三立的公子、中国现代史学的巨擘——陈寅恪，写了一首《挽诗》和一首《挽词》。
   
    陈寅恪在《挽词》的序言中，提出，王国维的死，不是“殉清”，也与罗振玉的“个人恩怨”无关，而是因为文化的苦痛，最终用自己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当1933年9月25日，荷兰莱顿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保耳·埃伦菲斯特自杀身亡后，他的友人——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莱顿大学生联合会年鉴》上发表文章，其中写道：“因为感到内心冲突无法容忍而了结自己的天然生命，即使在今天，在精神健全的人中间，也极少发生，这只有在那些最清高、道德最高尚的人才有可能。”（《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页324）
   
    王静安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最清高、道德最高尚的人”，他比荷兰那位物理学家离开人世的时间早出六年。
   
    现在“大师”的称号很流行。
   
    如果以名副其实、实至名归作为条件，并不是很多和学问沾边的人，都可以称做大师。
   
    流行与时尚，应该与人文学术大师无缘。
   
    但是，王国维和陈寅恪，那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实至名归的学术大师。如果称他们是国学大师，也可以。
   
    而且，我们从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身上，能够看到、感悟到中国现代学术的诸多传统。
   
    学术思想是文化的精髓，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
   
    王国维说：提倡最高的学术，是国家最大的荣誉。
   
    陈寅恪说：学术的兴替“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
   
    如果没有了王国维和陈寅恪，中国现代学术史会显得黯淡许多。
   
二
   
    中国现代学术这个概念，我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使用。我主持编纂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编例”写于1991年3月，已经正式使用并阐发这个概念，酝酿则在1989年底。
   
    我没有追溯，我之前，是不是有人使用过“中国现代学术”这个名称。但对这个概念作明确的界说，我应该是比较早的一个。
   
    现代学术是与传统学术相对应的概念。传统学术是指传统社会的学术。自先秦直到清朝末年，两千多年的中国学术，都可以看作是传统学术。它经历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的理学、明的心学、清中叶的朴学和晚清的新学等段落。
   
    每一历史段落，都有代表性的学术思潮，出现了大批学术精英，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学术文化。
   
    多元并立和互相融合，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
   
    儒释道三家的互补互动，体现了中国传统学术多元并立的特点。
   
    佛教的传入及其中国化的过程，最能见出学术思想之间的互相融合。儒家和佛、道二氏并非没有矛盾。佛教初入华夏，起而搏击最力者，不是儒家，而是天师道的信徒如王充，著《神灭论》而挞伐之。唐以后大体是“三教合一”的趋势，他们之间合作得很好。
   
    宋明理学的出现，是儒释道思想大合流的结果。没有禅宗、道教和道家思想的参与，何来理学？宋儒吸收了二氏，又辟二氏，马一浮不以为然。他说只有从释氏的义学和禅学翻过身来的人，才能真懂儒学。
   
    当历史的脚步走到了晚清，情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社会出现了“大变局”。学术方面，也开始了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
   
    “大变局”的主要标志，是西方人大规模进入中国。学术思想的转变，也与西潮汹涌有关。
   
    有三个方面的特点，可以把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区别开来：1，学者追求思想自由；2，开始了学术独立的诉求；3，吸收了新的学术观念和学术方法。
   
三
   
    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开始于1898至1905年这一段时间。它的繁荣期，从后五四时期，直到三十年代、四十年代。这是乾嘉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期，学术创获硕果累累，大师巨子层出不穷。
   
    我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写道：
   
     中国现代学术在后五四时期所创造的实绩，使我们相信，那是清中叶乾嘉之后中国学术的又一个繁盛期和高峰期。而当时的一批大师巨子，其人其学其绩其迹，足可以传之后世而不被忘记。他们撰写的学术著作，在知识建构上固然博大精深，同时闪现着时代的理性之光，其开辟意义、其精神价值，都可以作为现代学术的经典之作而当之无愧。甚至可以说，他们之中的第一流人物，既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就个人学养而言，又是空前绝后的。因为他们得之于时代的赐予，在学术观念上有机会吸收西方的新方法，这是乾嘉诸老所不具备的，所以可说是空前。而在传统学问的累积方面，也就是家学渊源和国学根底，后来者怕是无法与他们相比肩了。
   
    这最后一句话，已经含有“昔不至今”的意思在内。东晋的佛学大师僧肇，撰有《物不迁论》，里面有“昔物不至今”一语，我用来比喻中国现代学术的许多传统在今天所遇到的困境。
   
四
   
    中国现代学术不仅收获了实绩，而且建构了多方面的学术传统。
   
    概而言之，比如说应该包括——
   
    学术独立的传统；
   
    科学考据的传统；
   
    广为吸纳外域经验而又不忘记本来民族历史地位的传统；
   
    学者能诗的传统；
   
    重视现代学术分类的传统；
   
    重视通学通儒的传统；
   
    等等。
   
    就中尤其以学术独立的传统最为重要。
   
    梁启超说：“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
   
    王国维说：“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
   
    陈独秀说：“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
   
    萧公权说：“所谓学术独立，其基本意义不过就是尊重学术，认学术具有本身的价值，不准滥用它以为达到其它目的之工具。”
   
     朱光潜对学术的实用与不实用问题，作了更详尽的辨析：“学术原来有实用，以前人研究学术也大半因为它有实用，但人类思想逐渐发达，新机逐渐呈露，好奇心也一天强似一天，科学哲学都超过实用的目标，向求真理的路途走去了。真理固然有用，但纵使无用，科学家哲学家也决不会因此袖手吃闲饭。我们倘若要对学术有所贡献，我们要趁早培养爱真理的精神，把实用主义放在第二层上。”
   
    如果拿上述诸大家的话，与今天学术界的状况作一番比照，不难发现，我们今天的人文学术，未免过分强调实用，而忽略了为学术而学术的真理性和神圣性。
   
    文史哲人文学科如果单纯追求实用，将使人文学走向迷途。
   
五
   
    毕生都在为学术独立而诉求而抗争的，是大史学家陈寅恪。
   
    他的名言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29年，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最早提出这一思想。他在碑铭中写道：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事过24年之后，也就是1953年，陈寅恪在撰写《论再生缘》一书时，又提出：
   
    《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
   
    而1954年，通过《柳如是别传》一书的撰写，陈寅恪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升华到吾民族精神元质的高度。
   
    他在《别传》的《缘起》章里写道：
   
     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阕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婪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柳如是别传》一书的思想题旨，陈寅恪先生已秉笔直书，就是“借传修史”，“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论者或谓，寅老平生所作，竟无一部通史，未免为之遗憾。实则《别传》一书，其各方面的价值，绝不在一部通史之下。
   
    特别是1953年与汪籛的谈话，陈寅恪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义谛，表述得更加不容置疑。
   
    这就是有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
   
    他往昔的学生汪籛受命前来广州，试图说服老师不拒绝科学院的邀请，能够北上就任历史第二所所长之职。
   
    陈寅恪未能让弟子如愿，反而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
   
    他提出两项假设的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作为挡箭牌”。
   
    当然，毛公或刘公并没有给他写“允许证明书”。
   
    当然，他也就没有北上就职。
   
    他说——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
   
    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
   
    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他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通观五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思想学术界，在中国现代学人之中，没有第二人，能够像陈寅恪这样，把为学的这种精神义谛保持到如此的强度和纯度。
   
    毫无疑问，主张并坚持学术的独立地位和独立价值，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传统，许多学人的力量源泉即本于此。
   
六
   
    中国现代学术还有重视现代学术分类的传统。
   
    王国维说——
   
    “今之世界，分业之世界也。”
   
    “凡学问之事其可称科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系统者何？立一统以分类是矣。分类之法，以系统而异。有人种学上之分类，有地理学上之分类，有历史上之分类。”
   
    王氏对学术分类问题申之又申、一论再论，说明他对学术分类的重视。
   
    还有重视通学通儒的传统。
   
    中国现代学者中，很多都是通儒。比如严复、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钱宾四、张舜徽、钱钟书，等等，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字。
   
    中国学术史自古就有专家与通人的区别。
   
    专家精一艺，通人则能开廓风气，影响当时后世。
   
    比如汉代，列入《儒林传》的，是博士之学，即当日的经学专家。而太史公、刘向、杨雄等，《汉书》里各自有专传，享受的是通儒的规格。
   
    后汉的大儒许慎、郑玄，治经不专主一家，也是通人之学。
   
    通学、通人、通儒，在学术史上一向有更高的地位。
   
    古代的通儒，是通古今。
   
    现代的通儒，还要通中西。
   
    现代学者的所谓通，具体说包括三目：
   
    一是中西会通——这是20世纪大师的共同特征。
   
    二是四部兼通——可以钱穆、张舜徽为代表。
   
    三是文史打通——陈寅恪、钱钟书的学术理念堪称典要。
   
    陈寅恪的以诗文来证史，本身就是打通文史的一种方式。
   
    钱钟书为学的基本目标，是求打通。当然他打通的不止是文史之学，还包括中西学问。
   
    打通、会通、兼通，才能产生思想。
   
    通儒不仅是学者，而且是思想家。
   
    思想家和专门家的区别，在一个“通”字。
   
    还有通儒尚同。
   
     文化和文明是有其共相的。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求同”比“立异”重要得多。我们做学术研究虽然不能不区分出对象和方法的“异”来，但区分“异”的目标结果，是为了求其“同”。我历来认为，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异”来追求那个“同”。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和《谈艺录》，充满对各国文学与文化现象的比较，而比较的结果和目的，是尚同。“心同理同”、“貌异心同”一类字眼，反复出现在他的著作中。他的一句有名的话是：“东海西海，心里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真正的大学者，既不标新，也不立异，标新立异不是有学问的表现。
   
    这里我附带谈几句现在学术研究的课题制问题。课题制的好处，主要是一些规模大的课题，非此不足以完成。局限是不容易产生思想。它更多的时候只能产生思想的妥协，而不是思想的创生。课题制固然带动人才，也局限人才。
   
七
   
    中国现代学术还有学者能诗的传统。中国现代学者中，许多都能诗。有的不是一般的能诗、会写诗、喜欢写诗，而是擅长写诗。诗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是学之别体。
   
    他们是货真价实的学者兼诗人。
   
    他们之中如王国维、马一浮、陈寅恪、萧公权、钱钟书等，既是第一流的学人，又是第一流的诗人。
   
    马一浮的学问，主要在诗里。
   
    陈寅恪如果离开了诗，会增加生命的苦痛。
   
    当然这也是“昔不至今”的一个传统。
   
    学者能诗的问题，还涉及到晚清、五四以来白话与文言的语体转换问题。兹事体大。文言为白话所代替，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要成果，也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的文章和文学从此变成了白话文章和白话文学。我们重新检讨这一转变，我觉得文言亦未可全废。
   
    文言是古代学术文化典籍的主要载体。文言能体现文本的庄重、话语的凝重，以及表达的简练与含蓄。中国现代学者中，大师级的人物，他们的语体和文体方式，并不废弃文言。
   
    如严复，翻译亦用文言。
   
    章太炎，追求古奥。
   
    梁启超，新民体，但文言未全脱却。
   
    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基本上都是文言、半文言的写作。
   
    文言可以使文本更加庄严起来。即使在今天，如果国家的重要文告，或者外交文献，适当使用一些文言语词，也会增加礼敬、凝重、庄严。
   
    现代学者的古体诗歌写作，是对文体的白话与文言转换过程所付代价的一种补偿。
   
八
   
    至于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学界胜流为学精神的坚韧性和顽强性，则是时代风雨和学术理性双重铸造的结果。
   
    即使是战乱时期，他们也没有停止学问的探究。
   
    最明显的是西南联大所创造的逆境的辉煌。
   
    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马一浮的《泰和宜山会语》，钱穆的《国史大纲》，冯友兰的“贞元六书”，金岳霖的《知识论》，都写成于此一时期。
   
    钱钟书的《谈艺录》，也是“兵滹偷生”之作。
   
    金岳霖的遭遇更其悲惨，几十万字的《知识论》手稿，在昆明躲空袭时坐在上面，警报解除竟忘记了带走，等到去找，已渺无踪迹。只好重新写起，至1948年12月再次竣稿，但出版已经是三十五年后的1983年了。
   
    究竟是什么因缘给了现代学者以如此坚韧顽强的支撑力量？固然与民族精神的激发义愤著书不无关系，但归根结底还是学术本身的因素在起作用，诚如梁任公所说，公开的趣味的研究，是学术发达的必要条件。
   
    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致力于学术，而是受时代潮流的激荡，往往一个时期无意为学，有心问政。
   
    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黄侃、熊十力等莫不如是。
   
    章太炎曾经是声名显赫的革命家，世所共知。
   
    黄侃和熊十力年轻时也曾热衷政治活动，甚至一度成为地方上的群众领袖。
   
    但中年以后，他们渐悟政治之不可为，转而潜心学术，卓然立说成家。
   
    这种情况，使他们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增加了沉潜学问的深度。
   
    他们的学术历练和文化担当，与清初大儒有一脉相承之处。后来他们又能够渐次做到以学问本身为目的，其学术训练、学问兴趣和执著单纯之精神，又颇类乾嘉诸老。
   
    总之中国现代学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方面的学术传统。对我们今天而言，弥足珍贵。
   
    “昔不至今”是我的慨叹。我当然希望今天的学人能够有所承继。
   
九
   
    至于中国现代学者中，许多第一流人物的立身行事之逸出常格和流品之高，更多有令人感叹而可歌可泣者。
   
    如——
   
    章太炎被目为“疯子”；
   
    梁启超的“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
   
    王国维的自杀；
   
    蔡元培的出走；
   
    马一浮归隐；
   
    李叔同出家；
   
    黄侃拜师；
   
    辜鸿铭着前清装束执教于北京大学；
   
    胡适之讲课看见女生衣服单薄而走下讲台亲手关窗；
   
    梁漱溟和毛泽东吵架；
   
    钱钟书论学以手杖捅破睡觉的蚊帐。
   
    以及——
   
    傅斯年的雄霸；
   
    熊十力的傲岸；
   
    陈寅恪的哀伤；
   
    吴宓的浪漫；
   
    汤用彤的温良；
   
    等等。
   
    这样一些异事奇节、嘉德懿行，当时后世必有警世励人及启迪心智的作用。
   
    今天的学人要使自己学有宗基，取径有门，传承有绪，中国现代学者的具有经典意义的学术著作以及他们建立的学术传统，不只无法忽略或者绕行，而且将成为今天的学人获得灵感的重要源泉。
   
    （本文为作者在凤凰“世纪大讲堂”的演讲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