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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岚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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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一方面，明明白白地鼓励大家追求财富。甚至资本家赔本跑路，第一反应不是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而是忙着减税、增加贷款。甚至连缺乏技能的大学生，都鼓励他们辍学创业。
另一方面，对真正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专业人士百般刁难，死活不愿意给他们跟自己贡献相符的报酬。一宣传科学家和劳模，就是淡泊名利，安于清贫，生活俭朴，拿钱少，不顾家，积劳成疾，英年早逝……这都是什么导向！

举几个例子：
《大国工匠》第一集：38万公里，是“嫦娥三号”从地球到月球的距离；0.16毫米，是火箭发动机上一个焊点的宽度。0.1秒，是完成焊接允许的时间误差。在中国航天，53岁高凤林的工作没有几个人能做得了，他给火箭焊“心脏”，是发动机焊接的第一人。（《大国工匠》第一集开播：揭秘中国火箭）贡献这么大，待遇怎么样呢？“他的时间80%给工作，15%给学习，留给家庭的只有5%。”“很多企业试图用高薪聘请他，甚至有人开出几倍工资加两套北京住房的诱人条件。”这意思，为国家焊火箭就是要吃亏？给国家栋梁与市场平齐的待遇会死啊？整天喊着要提高劳动收入，为什么不从国家项目开始做起？是不是以为让好人吃亏很光荣啊？

《大国工匠》第三集：有了他，“蛟龙号”潜航员才放心。深海载人潜水器有十几万个零部件，组装起来最大的难度就是密封性，精密度要求达到了“丝”级。而在中国载人潜水器的组装中，能实现这个精密度的只有钳工顾秋亮。 （《大国工匠》第三集“两丝”钳工顾秋亮 “蛟龙号”潜航员以生命相托）“他原来所在的实验室一直希望他回去，收入能多一半，这对于他这个单职工、女儿上学急需用钱的家庭来说，能起不少作用。”“尤其是7000米海上试验，船刚刚启航，他就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当时妻子被查出怀疑恶性肿瘤，领导都来安慰他，后来查到不是恶性肿瘤，回来后他和妻子哭着抱成一团。”不把为国效力搞成最惨的事不罢休，没救了！

《大国工匠》第四集：中国商飞大飞机制造首席钳工胡双钱在35年里加工过数十万个飞机零件，没有一个次品。（《大国工匠》第四集：国产大飞机的首席钳工胡双钱）“私营企业的老板甚至为他开出了三倍工资的高薪，但是胡双钱拒绝了。”“现在，胡双钱一周有六天要泡在车间里，这张仅有的全家福还是2006年照的。一年多前，老胡一家从住了十几年的30平米老房子搬了出来，贷款买了上海宝山区的70平米新家。作为一个一线工人，老胡没有给家里挣来更多的钱，却带回了有一摞摞的奖状证书。”只给奖状不涨工资，不令人寒心？

有人总结得好：萱萱眼里，好工人停留在脏乱差穷不顾家，好干部停留在清廉绝症不要命，好受害者停留在原谅宽容倒贴钱，宣传效果停留在好人没好报祸害遗千年。

如何宣传劳动光荣？为萱萱提个建议。找一位技术工人，说他上学时如何勤奋，如何感谢师傅；在工作中解决了多少技术难题，多有成就感；工作条件多好，收入多高，房子多大；出去人人尊敬，个个敬酒；如何继续钻研，跟国外同行竞争。不是经常羡慕日本和德国的技工精神吗？那就好好学人家的宣传导向！

2016年4月5日增补：参见关于我国知识分子待遇问题该如何正确看待? - 袁岚峰的回答。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整个国家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7的背景下，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希望的并不是立即把待遇跟西方看齐，而是表现出在当前条件下的尊重。当然，我不是说现在过得很糟，跟文革时和八九十年代“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时相比自然好了太多。但是，杂七杂八窝心的事不少。管理者常常显得不是把知识分子看作知识的创造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而是看作潜在的腐败分子，最重要的不是帮助他们做出多少成果，而是盯着别让他们贪污了。于是乎，项目计划制定得钜细靡遗，一切经费的使用都要严格按照计划来，连哪年去哪里开多少会都提前几年定好了。问题是，科学发现的本质之一就是不可预测性，如果提前几年就能预测出来的，那还叫科研吗？种种刻舟求剑、胶柱鼓瑟的做法，就像第22条军规，充满黑色幽默。
当前条件下的尊重是什么样？要让专业人士凭自己的专业技能堂堂正正地拿到高收入，成为社会尊敬与羡慕的正面形象：科研工作者凭科研，教师凭教学，医生凭诊断，记者凭写稿……如果人为地压低专业技能的收入，把科研劳务费、课时费、挂号费、稿费定得很低，再八股式地宣传知识分子就应该“淡泊名利”、“安于清贫”（在物质匮乏、需要全民同甘共苦的时代，这种宣传是合理的、积极的；在物质丰裕、社会把富人视为英雄、成功学热销的时代，再这么宣传就充满了反讽效果，令人怀疑宣传部门是不是把脑子遗忘在了几十年前），就等于要么逼着他们跳槽，要么逼着他们从其他附加值渠道获取报酬：科研工作者凭材料费，教师凭补课，医生凭检查和卖药，记者凭有偿新闻……由此造成的弊端数不胜数：把需求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上去，专业人士内部劣币驱逐良币，公众觉得专业人士道德败坏……唯一的效果只是维持了“专业技能就该廉价”的社会固定印象。这种贻害无穷的老观念不除，“科教兴国”、“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就是口不应心的空话。让专业技能体现出高价值，才是尊重人才，尊重知识，才能从根子上消除反智主义、读书无用论的土壤。

两个回答的综合见袁岚峰：“国家的人”，就该少拿钱？。

2016年4月13日增补：《人民日报》2016年4月8日发表记者吴月辉的文章《崔院士的三个烦恼》（崔院士的三个烦恼（关注）[人民日报社），如下。

【内容摘要】作为主持建设这艘“天文光谱航母”的首席科学家，中科院院士崔向群这些年来见证着LAMOST的每一步成长。她在为LAMOST不断取得好成绩高兴的同时，也有一些对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现状的担忧和烦恼。

中国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LAMOST）全景。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供图

前不久，美国科学家发现引力波的消息，在中国引发科普热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大科学装置的关注。

大科学装置是指通过较大规模投入和工程建设，建成后以长期的稳定运行和持续的科学技术活动，实现重要科学技术目标的大型设施。可以说，现代科学技术诸多领域取得突破都离不开它。引力波的发现就是借助于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这项大科学装置。

近些年来，我国也先后建成和在建一系列大科学装置，LAMOST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LAMOST全称“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是我国上世纪90年代提出并开始建设的世界上口径最大的大视场光学望远镜，被称为中国自主创新研制的“天文光谱航母”。

作为主持建设这艘“天文光谱航母”的首席科学家，中科院院士崔向群这些年来见证着LAMOST的每一步成长。她在为LAMOST不断取得好成绩高兴的同时，也有一些对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现状的担忧和烦恼。

烦恼一

买得起马，配不起鞍

“买得起马，配不起鞍”，这是崔向群院士的第一个烦恼：“为啥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建设大科学装置，却没有配套的人员管理、薪资发放机制？”

崔向群说：“LAMOST建成后至今，国家每年都会给一笔运行费，但是却没有相应的人员经费，我们只好借钱来发薪。2014年，我们就已经欠了2000多万元，到现在只会更多。”

曾经在国外大科学装置长期工作过的崔向群告诉记者，国外的大科学装置建设经费中包括10%-50%的人员经费，人员管理机制也相对灵活，有课题时就拿出人员经费聘用科学家入驻科研，课题完成了仅保留少量的人员维持运转。但是，国内的大科学装置往往是只管建，不管聘人。

“现在在LAMOST工作的科研人员有60多人，从事运行、观测、数据分析等工作，但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没有编制。没有编制，也就意味着这部分人没有工资来源。”崔向群说，这样一来大家就必须腾出一部分精力到外面争取横向科研项目（企事业合作单位提供经费的科研项目）来发工资。“这不但影响科研人员正常的科研工作，同时对于基础研究人员来说，争取横向科研项目也较为困难。”

即使是体制内的那部分人，国家下拨的“人头费”也不足以全额发放工资。

目前，LAMOST每年从国家获得3000万元运行费，但是其使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比如备件更新、消耗品、水电费等，用于人员的只能是出差、开会，不能发工资，甚至不能用于大科学装置所在地工作出差。

“不仅LAMOST有这样的情况，大科学装置基本上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崔向群说，更让她担忧的是，由此造成科研队伍不稳定，高水平人才留不住。“科研工作的本质是高强度、高水平的人类脑力活动。即便再重大、再先进的科研装置，缺少了具体人员的设置、操作、维护乃至后续的数据采集和分析，就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对大科学装置不仅要重建设，还要进一步完善、优化人员管理和经费投入机制。”这些年来，崔向群一直为此呼吁。今年两会上，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她又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这次相关部门有了回应，说已经注意到这方面问题，去年出台了运行费可用于非在编人员的新规定，但对于在编人员不能全额发放工资的问题目前还是没有较好的办法。”崔向群说。

烦恼二

难以得到持续支持

LAMOST建成运行4年来，已经得到并发布了569万余条光谱数据，其中包括314万颗恒星光谱参数星表，相当于为浩瀚的太空做了一次普查，由此获悉天体的温度、密度、年龄和化学成分等。这些数据遥遥领先于国外同行。

尽管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但崔向群院士仍感到担忧，因为国外研究在步步紧追。“LAMOST做出来后在国际上有很大反响，欧美开始纷纷跟踪。目前国际上已经有十多个建设光纤光谱望远镜的计划，它们的思路与LAMOST一样，都是往大规模的光纤光谱方向发展，但是有的光纤数将超过LAMOST。例如，美国在2020年将完成5000根光纤的光谱巡天望远镜，日本口径8米的望远镜也开始试观测。虽然我们现在获得天体的光谱数是世界第一，但5年左右就可能被超越。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尽快再向前迈步，不能在原地踏步。”

崔向群团队对下一步的中国光学天文的建议是在LAMOST掌握了极大望远镜技术的基础上，尽快建设中国急需的大型精测光学望远镜。然而，这个想法提出来后，没被通过。“主管部门有压力，他们认为，LAMOST才做出来，还没有出什么重大科学成果，怎么能又花费几十亿元去建设新的装置？”

崔向群说，这种想法他们非常理解，毕竟国家的资金也很有限，很多地方都需要钱。但基础研究有其自身的规律，需要长期积累、坚持不懈，产出成果的周期也较长，成果的作用也并不是立马就可以显现的。比如，此次美国发现引力波的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项目，几十年间投入上百亿元人民币，直到3年前还没有产生任何重大意义的成果，而去年就有了震惊全世界的发现。国际经验一再证明，用重大科学装置换取重大成果的产出，需要长期稳定的政策、有前瞻和持续的项目和经费支持。

她也表示：“当然，建设大科学装置一般都花费巨大，国家在批准建设之前要严格筛选论证把关，不能随便上马，避免造成重复建设和浪费。”

烦恼三

我们还是缺自信

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中科院院士王绶琯、苏定强等人就开始设计这样一台拥有数千只“眼睛”的望远镜，他们在国际上率先开展了在一次观测中同时获取数千个天体光谱的前瞻性的研究课题，提出了LAMOST的设计构想。

构想中，LAMOST是要做成最大光学镜面6米多，视场5度，并配备4000根光纤的望远镜。当时，国内外专家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苏定强院士说，“搞LAMOST需要敢死队”，崔向群硬是接下了“敢死队长”的任务。

在一片怀疑声中，崔向群带着团队全身心投入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她说：“王绶琯先生曾说‘斗智不斗财’。钱少，逼着我们想出了一种新型的主动光学方法。”2008年10月16日，LAMOST成功那一刻，崔向群向世界证明这种新型主动光学方法是可行的：薄变形镜面和拼接镜面相结合的主动光学方法，成功实现了六角形变形子镜和在一个光学系统中同时采用两块大口径的拼接镜面。

这种新方法不仅使LAMOST这种非传统光学系统成为现实，也将我国望远镜研制水平推进到“世界最高水平的前沿”。主动光学发明人、欧洲南方天文台专家威尔森评价：“LAMOST的成功，不仅是中国科技界的胜利，也是整个国际天文界的胜利。”

然而，在国际上受到高度认可和尊重的LAMOST研制团队，这些年来在国内受到的质疑声却始终没能间断。每谈及此，崔向群就有点心烦。

“一些人总是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认为我们的技术和外国的差距很大，只要跟着国外做就可以了，自己做的肯定不行。比如，我国自主研制的望远镜稍微出点问题，他们就会立刻说看来还是不行。其实，国外的望远镜也会经常出问题，也需要不断维护升级。”

崔向群认为，有这种想法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们的自信心不够。

“缺乏自信，就会对我们的创新造成束缚。我们的科学家应该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我们不能永远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去大胆创新，并相信自己有能力干成。”

编辑于 2016-08-07 1184 条评论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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